“天人合一”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展现与应用

岳 琳,王歌凝

(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1)

1 “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思想脉络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儒释道诸家各有阐述,但较早明确阐释这一哲学理念的当属道家[1]。《老子·二十五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表述,阐明了天地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对“天”的属性给予定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即自然之“天”没有仁与不仁之分,在自然面前万物皆为同等,一视同仁,强调了“天”的自然属性。

在此基础上,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庄子·齐物论》一开篇,就借南郭子綦之口论述了“人籁”“地籁”“天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天人本身就是合而为一的,“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在认识到“天人合一”后,庄子也看到了“天”与“人”的主从关系,“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庄子·在肴》)。因为有天才有人,而不是相反,所以“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庄子·山木》)。《庄子·达生》也说道:“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在认识到“天”与“人”的主从关系后,人类面对变化无穷的万物,需要“正而待之”,“一之间,无敢设也”(《庄子·山木》),指出了人类要敬畏自然,遵从自然规律,更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天人合一”的辩证关系和哲学内涵[2]。

总之,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作为主体的“天”与作为客体的“人”之间的紧密联系,重点谈论了代表万物自然本性的“天”,由此得出了“天人合一”的结论。概括其主要观点有:“天”包括自然界的一切内涵、变化模式及运行规律,“人”包括人的本体、思想及其开展的一切社会活动;“天”与“人”本来也应该是高度融合、辩证统一的;“天”处于主导地位,“人”处于从属地位;要永远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哲学状态。

有趣的是,《黄帝内经》虽然是一部中国传统医学著作,却也阐释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医学理念。《灵枢·邪客》利用黄帝与伯高的对话,从二十六个角度分析“天”的千变万化与“人”的身体构造之间的对应关系,完全是遥相呼应,彼此对称,最后得出了“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的结论。可见,“天人合一”这一哲学理念不仅在艺术上,甚至在传统医学方面也能够给予人们深刻启发。

2 “天人合一”哲学理念在中国传统优秀设计作品中的展现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历史长河中,人们对自然与人的哲学辩证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在传统艺术作品中,“天人合一”哲学理念展现在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不同的形式。

人类通过对诸多单体元素的描绘和写照,表现出对自然界的崇敬和膜拜,以期获得大自然对本体的眷顾。此类作品中表现的是人类对自然的朴素而原始的情感,是先民对温饱生活、安稳环境的渴望和向往。其表现形式常常是单一的或者单向的,对自然界某些元素的洗练、描绘、刻画,既朴实无华,又简单凝练,只是一种顶礼膜拜和情感宣泄,尚无法称之为标准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桃花村锦屏山南麓的将军崖岩画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距今约7 000至10 000年,刻画了鸟头、兽面等动物头像和头骨以及多达十三种的农作物。虽然其被誉为“东方天书”,但不难看出远古先民在祭祀活动中表达出更多地获得大自然恩赐的美好愿望,反映了从以狩猎为主获得食物到以农耕为主获得食物的全部过程,是他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之情的最朴素反映。

人类通过与自然的抗争以及与自然界中某些元素的搏斗,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收获或生活环境。此类艺术作品表面看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对抗形式,但对抗的结果或意图则表现出人类能够从自然界获得猎物或收获的美好愿景。通过“搏斗”,人类得以生存和繁衍,实现自然养育人类的目的。以甘肃省嘉峪关市黑山岩画为例,远古艺术家们已经开始把自然与人类并列处理了,以狩猎为主题的画面中表现出单人猎、双人猎、围猎等多种形式,按照是否骑马狩猎分为徒步射猎、骑马射猎,狩猎工具有投矛、长柄钩形武器等,还有利用兽夹、圈套获取猎物等更为高明的狩猎方法,到后来甚至出现了从狩猎到驯养和畜牧的惊人变迁,其过程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抗到哺育与反哺的良性过程,“天人合一”的思维初见端倪。

古拙而美好的想法通过硬性嫁接表达出“天人合一”的基本诉求,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初步和谐统一。尽管远古和先秦的艺术家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乏善可陈,但其通过拼凑和拼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意愿是显而易见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的《人面鱼纹盆》,所绘人物头上装饰着锥形饰物,双耳分别挂着一条鱼,口中衔着两条鱼,画面古朴、笔触简单、思想直接。盆中两个人面相对,中间分别各以一条鱼衔接,其表现出来的心理意识或许是人们对鱼的崇拜,或许是渴求捕鱼丰收,或许是希望像鱼一样多子多孙,或许是期望年年有鱼,总之人面形象与鱼的形象拼凑结合,形成了自然界某一元素与人类的初步统一[3]。再如湖南省长沙市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龙凤图》,把凤凰与贵妇硬性拼接在一起,表现出借助凤凰为死者祈福、渴望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题思想。这两部作品尽管笔调生涩、线条单一,但其表现“天人合一”的想法不言而喻,呼之欲出。

中国山水画将自然与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了道家学派“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彻底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意识形态也变得丰富多元。政权频繁瓦解导致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的道家学派思想得到了更广泛认可。在这种思想流派影响下,中国山水画应运而生,出现张僧繇、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擅长山水画的名家,甚至出现了宗炳(375-443年)的《山水画序》--这篇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山水画论。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后代绘画产生了非凡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国山水画艺术屹立于世界美术史之林。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山水画中从来都没有人类的缺席,几乎每一幅山高水阔的画面中,或三五茅庐,或小桥流水,或踽踽独行的隐士,或箪食壶浆的市人,以较小篇幅点缀在辽阔幽深的山野林中,表达了人们寄情山水、归隐山林、回归自然的人生理想,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酣畅洒脱,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境界。

龙凤图腾形象成为中国古代设计史上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形象代表。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尔雅·翼》)。“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论衡》)。龙是多种动物的组合体,而且这些动物绝大多数生活在陆地或水中,但是古人在描绘龙的动态时,它从来都是在空中飞腾的,即使《周易》中有“见龙在田”一象,仍然有着“飞龙在天”的趋势,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飞”字。将地上动物赋予飞升在天的功能,表达了生于陆地、长于陆地的人类渴望自身能够汇聚多种功能强大的动物的身体元素,增强自身体魄,最后达到既能奔走于陆地,又能飞升至空中的理想状态和美好祈愿。古人对龙的期许和向往如此之深,以至于后来专门用龙来比拟天下至尊的皇帝、天子,例如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明万历皇帝朱翊钧金丝翼善冠,即以两条金龙作为装饰。而凤的形象则更为生动和直接,“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劲鱼尾,鹳颡怨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说文解字》),“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尔雅》郭璞注),同样集陆地动物之大成,凤也具有飞翔能力。可见,古人对飞行有着不可抑制的向往之情,空中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无疑成为他们十分好奇、崇拜的对象。

从龙凤图腾形象到古人对飞行的向往和崇拜,三星堆青铜器集中而异化地表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三星堆青铜器是古蜀地区先民在巫术文化背景下创造的人类与神灵沟通的独特方式,是古蜀先民祈望人神互通、天人合一的神话意识最形象化的表现。古蜀艺术家们从现实生活起步,寻找创作灵感,然后高明地进行了艺术提炼和升华。他们将自己的创作思想、图案初稿逐渐演变、提炼成为独具个性和很强识别度的形象,以抽象异化的形式达到了再创作、再创造的极高技术水准。他们赋予青铜器艺术作品极为鲜明的地域特色,与中国其他地区出土古代文物所展现的艺术特质迥然不同,成为我国古代艺术中一朵耀眼的奇葩。三星堆青铜器中直接或间接表现神鸟崇拜和飞翔向往的艺术作品包括,大量人身鸟爪、人首鸟身、人身鸟身青铜器,器物纹样则有凤鸟纹、鹤鸟纹、歧羽纹等多种纹样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古蜀先民对鸟类的崇拜和对飞翔的向往。也许在他们看来,鸟类高高地飞翔在空中,自然会“飞得高,看得远”,目极深山大川的尽头。正是因为巴蜀地区的崇山峻岭阻挡了先民们的视线,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和神秘莫测,所以他们总是在渴望能够望穿这个世界,看透这番天地。也因此,他们创造出诸如铜纵目面具、铜鸟、青铜大鸟头、铜眼形器、铜人头像等等此类过分夸张表现眼睛的艺术作品。不难发现,他们对眼睛的塑造和表现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鸟类的眼睛,是一种瞪大了的丹凤眼的形式,与鸟类眼睛极为相似,反映出先民们渴望获得像鸟类那样极佳极远的视力,望出深山大川,看透天地世界[4]。除了与鸟有关的青铜器外,还有众多与龙、动物、植物有关的艺术作品,同样毫无争议地反映着“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3 “天人合一”哲学理念在当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

如何将抽象的优秀传统哲学理念应用到形象的视觉传达设计中?多年来,设计艺术家们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尝试,这其中不乏经典且成功的案例。“天人合一”哲学理念内涵丰富,底蕴深厚,为设计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广阔的创作空间。本研究仅结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列举几个经典设计案例,以揭示“天人合一”哲学理念对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深刻影响和实践应用。

从申办标志到会徽的设计理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标志于2000年10月面世,它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师陈绍华先生主创设计的。该标志图由奥运五环色组成,相互环扣,是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民族体育学专家们一致认为,“练太极拳最终目的在于‘悟道’,以达到‘天人合一’。”“太极拳真意就是‘天人合一’。”从最普及的二十四式太极拳的“白鹤亮翅”“倒撵猴”“揽雀尾”等传统招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太极之道法于自然,外物之境与内心之境合二为一,心意相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境界。[5]“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具有悠久历史的“肖形印”,印模上显示着从“京”字幻化出来的奔跑的人形,代表着生命的美丽与灿烂。优美的曲线像龙的蜿蜒身躯,讲述着文明的过去与未来;像河流,承载着悠久的岁月与民族的荣耀;像血脉,彰显出中华民族血脉赓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这一块小小的会徽中得以完美表达,不得不说这是设计师智慧的充分体现。北京2008年残奥会会徽“天地人”则更加直接地阐释出以天、地、人和谐统一的主题思想,表达了人的自身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奖牌背面设计理念。自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奖牌开始沿用古罗马圆形竞技场背景图案以及意大利艺术家朱塞佩·卡西奥利设计的希腊神话胜利女神举着花环等图案之后,从1972年开始历届奥运会奖牌正面的设计图案就固定下来,而奖牌背面则由各届奥委会进行创意设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背面镶嵌玉璧,玉璧中央镶嵌会徽。设计学界普遍认为其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汉代的龙纹玉璧,彰显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玉璧在中国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距今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由于西汉时期玉璧制作工艺日臻成熟并达到顶峰,所以汉代玉璧成为中国古代玉璧工艺的集大成者,其中龙纹玉璧又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中国古代玉璧多有纹饰,而纹饰之中最多见龙纹,其次才有凤纹、鸟纹、人纹、鱼纹。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理念来源于龙纹玉璧,却没有囿于龙纹玉璧,而是出人意料地采取了素面玉璧的设计,进而更加突出会徽的显著地位,然后把龙图腾的形象隐含在奖牌挂钩之处,既彰显了中华民族内敛、含蓄的民族品格,又表达了“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拥抱世界的美好期许,不禁使人拍案叫绝!

奖牌挂钩设计理念。设计学界普遍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挂钩的设计是一大亮点,但对它的诠释却往往以“从中国传统玉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来”“双龙聚首”等简单描述,一笔带过,着实不妥。笔者认为,奖牌挂钩的设计灵感,首先来自于中国传统玉器的造型,特别是纹璜。纹璜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仍旧可以追溯到五千余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此处不再赘述。应该说明的是,奖牌挂钩的设计理念与蒲纹无关,同样是玉器设计和装饰手法,我们没有从奖牌挂钩纹饰上看出任何蒲纹装饰的影子。对于“双龙聚首”的设计形态,我们更应该将其诠释为“双龙蒲牢聚首”。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龙生九子”之说,蒲牢为龙的第四子。三国名儒薛综在《西京赋·注》中记载:“海中有大鱼曰鲸,海边又有兽名蒲牢,蒲牢素畏鲸,鲸鱼击蒲牢,(蒲牢)辄大鸣。凡钟欲令声大者,故作蒲牢于上,所以撞之为鲸鱼。”这样蒲牢就成为了钟上的一种装饰,用于悬挂钟体,寓意钟鸣之声宏大而远扬,而把用来撞击钟的木杵塑造成鲸鱼的形象。所以蒲牢有“牢固悬挂、名声远扬”的美好寓意。以蒲牢形象作为奥运奖牌挂钩的设计理念和诠释,既形象贴切又寓意美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所以说,奖牌挂钩的设计灵感来源于玉而超脱于玉,以金属(金银铜)铸之;来源于璜而超脱于璜,以纹璜饰之;来源于蒲牢而超脱于蒲牢,变传统的“双龙分首”为“双龙聚首”,实在是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作。从蒲牢的形象设计之中,我们更能看出作为“天人合一”哲学理念之集大成者--龙图腾在当代设计实践中的深远影响。

吉祥物设计理念。自1972年小狗瓦尔迪(Waldi)成为慕尼黑第20届夏季奥运会吉祥物之后,多年来各个主办国在吉祥物设计方面可谓煞费苦心。由韩美林先生主创设计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系列,别出心裁地启用了一组多样重复且相对独立的五个造型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五个吉祥物造型分别取自鱼、大熊猫、藏羚羊、燕子及奥林匹克圣火的形象,并且有其朗朗上口的名字:“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连起来谐音为“北京欢迎您”,同时还把奥运会会徽的五种颜色融入福娃的设计中。鱼儿遨游在江河湖海,大熊猫生活在崇山峻岭,藏羚羊奔跑在广袤草原,燕子翱翔在广阔天空,圣火燃遍五湖四海,这五个形象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同时设计师赋予它们人的面孔和形象,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个性化设计。我们可以从五个福娃的形象中读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读出既尊崇“人”又推崇“天”的哲学逻辑,五个福娃的形象设计寄托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对天地和谐、天人合一的美好期许。

4 结语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等工作已经写进国家发展战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视觉传达设计作为文化传播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要坚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以此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推动中国文化创新发展,可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广大设计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该秉承“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理念,在新时代描绘出更多、更出色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