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权衡协同关系分析

【摘" "要】 基于2011—2020年中部地区土地利用数据及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当量因子法及ESCI模型分析中部四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并使用ESTD模型分析各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显示： （1）从四省整体来看，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排序为水文调节、气候调节、气体调节、净化环境、水资源供给、维持生物多样性、土壤保持、美学景观、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维持养分循环，2011—2015年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均呈上升趋势，2015—2020年均呈下降趋势；（2）中部地区四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排名为湖北省gt;安徽省gt;山西省gt;河南省，价值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各省用地ESV均呈不同程度的增减；（3）中部四省整体呈协同关系，河南省和湖北省2011—2020年都呈协同关系，而山西省、安徽省权衡协同关系并存。

【关键词】 中部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权衡协同关系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8004（2023）04-0074-12

一、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和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1］。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划分，现阶段生态系统服务主要分为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四大类［2］。由于生态系统本质特性差异、空间异质性及人为介入因素，在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的干预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等多种关系［3］。权衡关系是指一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善或增加导致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减弱或减少，协同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增加或减少［4-5］。非平稳的经济发展状态、不科学的国土资源规划、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等因素加剧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民幸福指数降低等问题，最终导致生态失衡，威胁人类长久发展［6］。因此，理解并分析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优化各项服务的管理，提升生态环境的保护效率，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十分必要，有助于营造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双赢局面［7］。2005年MA成果发布后，生态系统服务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此后生态系统服务逐步成为国际生态学探讨的前沿问题和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8］。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倡导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9］。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热点，面向生命共同体治理的生态环境评价显得尤为重要［10］。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研究对于国家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Karimi等［11］通过贝叶斯网络研究了景观连通性对英国城市景观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和协同作用的影响，Kearney等［12］选取萨尔瓦多的农林复合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权衡协同关系，Dade等［13］创新性地提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的机械性评估方法，韦钧培等［14］运用双变量Moran指数探讨了南宁市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吴丹等［15］基于GIS技术对长江经济带碳固定、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的权衡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黎珍羽［16］基于CIPP评估模型对长三角大气污染协作治理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巩杰等［17］定量研究了甘肃白龙江流域的碳固定、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韩会庆等［18］选取喀斯特山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淡水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关系。

尽管目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研究成果较多，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指标的选取上多为单一指标及指标无法完全反映研究区域的整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二是对于省际协同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省际尺度具备指导意义。中部地区作为贯通国土南北的地区，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源储备及经济发展条件。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19］。目前对于中部地区的研究内容较少，且主要内容为经济生态的协同度分析，研究区域以江西省和湖南省居多。而对中部地区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各省之间良好的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互惠互利。基于以上因素，本文选取中部地区安徽、湖北、河南、山西四省作为研究对象，以当量因子法评估四省2011—2020年的供给、支持、调节、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其单项服务及整体价值变化，并采用ESTD模型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本研究可为中部地区各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我国中部地区地势西高东低，平原面积较为广阔，气候以温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地理位置优越，介于我国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地处连接东西部地区的重要位置，包括江西、湖南、河南、安徽、湖北、山西六个相邻省份，本文选取山西、河南、安徽、湖北作为研究对象。中部地区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中起着“承东启西”的作用，是我国的粮食种植基地、能源基地和高新产业基地［20］。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www.stats.gov.cn）显示，截至2020年底，区域常住人口约36 445万人，GDP达22.05万亿元，占全国GDP的21.93%，人均生产总值6.86万元，区域内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农业、生态、矿产等资源，区域农作物播种面积4 896.638万公顷，农业总产值3.62万亿元，森林面积达3 929.99万公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90个，拥有白鳍豚、扬子鳄、中华秋沙鸭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区域内拥有铜、铅、锌、铝等多种矿藏资源，截至2016年底，区域铜储量达889.94万吨。除此之外，境内也包含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包括贾家庄文化生态旅游区、黄河壶口瀑布、少林寺等多样的旅游风景区。因此，构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形成协调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1-24］。

鉴于本文采用的谢高地静态当量因子法具有直观易用、数据需求少的特点，且能较为客观地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25-26］，因此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数据两大类。中部六省2011—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中国标准行政地图统计武汉大学团队提供的30 m×30 m栅格数据，借助Arcgis将其分为农田、森林、灌木、草原、水域、裸地、不透水面；其他数据来自各省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统计年鉴，粮食价格来自中国农产品价格年鉴及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二）研究方法

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

中部地区四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采用谢高地的当量因子法。当量因子法是在区分不同种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基于可量化的标准构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各种服务功能的价值当量，然后结合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进行评估［25］，该方法适用于区域及全球尺度。首先，结合MA成果及谢高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将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四大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原材料生产、食物生产、水资源供给等11项服务［26］，如表1所示。其中，食物生产是将太阳能转化为能食用的植物和动物产品，原材料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给人类作建筑物或其他用途，其余服务具体定义见谢高地等［27］的研究。然后根据谢高地原始当量因子表对中部四省的各类用地因子进行修正，由于中部地区四省均包括原始当量因子表中的用地类型，因此，一类用地因子均采取二类用地因子均值，Xij表示经过修正后的因子。其次，结合谢高地的研究，得出单位面积农田食物生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个标准当量因子），其价值相当于全国平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1/7，计算出各类土地的各项服务价值。最后，将土地利用面积乘以各用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得到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而得到各类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总价值。模型计算公式为：

其中，Ea为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粮食生产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元/公顷），i为农作物种类（本文农作物种类包括稻谷、小麦和玉米），pi为第i种作物某年的全国平均价格（元/公斤），qi为第i种作物某年的单位面积产量（元/公顷），M为所有作物的种植面积（公顷）。

其中，Xij为第i类生态系统第 j 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当量因子，Vr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元/公顷）。参数中的不透水用地对应建设用地；林地对应森林、灌木；水域对应河流湖泊及湿地；裸地对应未利用地；耕地对应农田；草地对应草原。

其中，A为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公顷），Vr为年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Es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亿元）。

2.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一种能真实反映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程度的模型，通过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能量化某地区某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关系紧密，结合土地的变化情况，便于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原因，计算公式为：

其中，Lab表示研究区内某一用地类型的变化幅度，La和Lb分别表示研究期初及期末某一用地类型的面积，单位为公顷。

3.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模型

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情况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间变化模型（ESCI）［28］，而对各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则采用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度模型（ESTD）［29］进行计算。

其中， Cix表示第i种服务x时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Ciy表示第i种服务y时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Ii代表i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指数。

其中，Sia和Sib分别表示第 i种生态系统服务a、b时刻的变化量，Sja和Sjb分别表示第 j种生态系统服务a、b时刻的变化量，Tij表示第 i种和第j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度，该值表示某两类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影响力及影响程度。Tij值的正负代表不同关系，为正时，表示两者之间为协同关系；该值为负时，说明两种生态系统服务为权衡关系。绝对值代表相较于第 j 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第i种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程度。

三、结果分析

（一）中部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1.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

根据式（3）、式（5）计算得到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表2为2011—2020年间中部四省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情况。从整体看，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排序为水文调节gt;气候调节gt;气体调节gt;净化环境gt;水资源供给gt;维持生物多样性gt;土壤保持gt;美学景观gt;食物生产gt;原材料生产gt;维持养分循环。在2011—2020年各项服务基本呈上升趋势，并且在各项服务十年变化过程中，在2015年变化率出现最高值，尤其是水文调节服务和水资源供给服务的增长率均在80%以上，维持生物多样性、净化环境、美学景观服务的增长率也在50%以上，其余各项服务增长率相对这几项服务较低。在2015—2020年，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率开始逐渐减少，在这五年中，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水资源供给、水文调节及净化环境服务。

根据式（4）得出中部四省土地利用面积的变化情况，如表3所示。结合政策因素对中部地区土地面积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在中部地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林地占比最大，其次是草地、未利用地、水域，最后是建设用地。从各项用地变化速率来看，建设用地在2011—2020年整体变化速率最大，且一直呈递减趋势，其次是未利用地，两个时间段的增长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草地和林地也呈持续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其余两类用地的变化趋势相反，水域呈先增后减，耕地则呈先减后增。

具体来说，2011—2015年各项服务价值的增加是由于生态用地的面积增长所致，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较高。因此，水域面积的增长会引发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与水域密切相关的水文调节功能，增长速度达到83.28%，其次是水资源供给功能增速也达86.74%。两项与水资源密切相关服务价值的增长，一方面表明水域承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对水资源的调控取得了一定成效。2013年在《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突发水污染事件应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保持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并完善水源防污调度。2015—2020年各项服务呈下降趋势，根据用地面积变化来看，除未利用地、耕地两类用地呈增长态势外，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四类用地均不同程度地呈减少趋势，尽管国家实施了退耕还林及生态保护政策，但整体价值仍处于下降趋势。原因可能是在土地转型过程中，大部分生态用地及建设用地在转换过程中，少量转为了建设用地，大多数向未利用地转换。

2.中部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根据表4中各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统计，从整体来看，中部四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排序顺序为湖北省gt;安徽省gt;山西省gt;河南省，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四省之中，除河南省表现出价值增长趋势外，湖北省、安徽省、山西省三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不断降低的趋势，其中安徽省及湖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程度最显著，在2015—2020年，安徽省从424.4亿元减少到414.51亿元，降幅达2.33%，湖北省从775.44亿元减少到758.28亿元，降幅为2.21%；在增长方面，增速较快的省份有安徽、河南，二者从2011年到2015年五年间的增速分别为0.5%和0.42%。

表5为各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价值，安徽省除未利用地价值呈持续增加趋势外，其余用地价值呈逐年递减趋势，山西省除草地价值呈减少趋势外，其余各用地价值呈增加趋势，湖北省林地、未利用地价值总体为增加趋势，其余各用地均呈减少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的草地价值在2015—2020年呈现显著的减少趋势，河南省的林地及未利用地也呈增加趋势，其余各用地呈减少趋势，河南省的草地价值在2015—2020年同样呈现出较显著的下降趋势。

综合各省总价值变化及各省用地价值变化情况分析，2011—2015年各省总体价值及各类用地价值均表现出较好的增长态势，具体分析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东南部省份优越的区位要素及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其生态资源储备相较于西北部省份更为丰富，因此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更高，尤其是林地、水域具备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用地；二是各省对国家生态政策的积极响应，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中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生态文明的成果，就地方各省政府而言，山西省政府在《关于印发山西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中重点强调了山西省各部门要积极推进省内产业转型，鼓励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

（二）中部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权衡协同

依据式（6）计算出中部四省整体及各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权衡协同度，表6、表7分别为中部四省2011—2015年和2015—2020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权衡协同度。从表6及表7可以看出，计算得到的144组权衡协调值都为正，表明在中部四省整体层面上，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均呈协同关系，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均相互促进。具体而言，食物生产价值的提高可以较为显著地提高原材料及维持养分循环价值；原材料生产价值的提高可以较为显著地提高水资源供给及维持养分循环价值，水资源供给的提高可以较为显著地提高维持养分循环及美学景观价值，表明供给服务的提高对支持服务的价值具有正向影响。在2011—2015年，相互协同关系最显著的是水文调节和维持养分循环，其次是水文调节和食物生产，最后是气候调节和养分循环，可以看出水文调节服务对较多服务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2015—2020年，相互协调关系最显著的服务是水文调节和维持养分循环，其次是水文调节和原材料生产，最后是水文调节和食物生产。总体来看，水文调节服务的提高影响程度大并且影响范围广泛。

从省际层面分析，湖北省及河南省在2011—2015年、2015—2020年两个时间段内，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呈同向趋同关系，并且在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关系表现上，两省的水文调节服务均与其余各项服务表现出较强的协同度。而安徽省和山西省则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具体分析来看，2011—2015年安徽省表现出权衡协同关系并存的现状，共99组数据，其中74组数据为正值，协同关系占74.7%，25组数据为负值，权衡关系占25.3%，各类服务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权衡关系，其中水文调节服务除水资源供给服务外，与其他各项服务表现出强烈的权衡关系，尤其是与净化环境和维持养分服务，其余各项服务之间的权衡程度较低。在2015—2020年，安徽省整体呈现出协调关系，水文调节服务与其余各项服务均表现出较强的协调关系，尤其是与维持养分服务与原材料提供服务。就山西省而言，两个时间段均同时存在权衡协调关系。在2011—2015年，一共99组数据，其中74组数据为正值，协同关系占74.7%，25组数据为负值，权衡关系占25.3%。在协同关系中，气体调节服务与维持养分、水资源供给、原材料生产表现出显著的协同关系。此外，气候调节与维持养分、土壤保持与维持养分服务、维持生物多样性与维持养分服务也表现出较强的协同关系，其余各项服务间的协同关系相对较低。在2015—2020年，山西省协同关系占50.5%，权衡关系占49.5%。在协同关系中，协同关系表现较强的有气体调节与净化环境及美学景观，水文调节与原材料生产及水资源供给、维持养分服务，其余各项服务间协同关系相对较小。在权衡关系方面，气体调节服务与原材料生产、水资源供给及维持养分服务之间存在较强的权衡关系。

四、结论及建议

基于2011—2020年中部四省土地利用数据及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当量因子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采用ESCI模型分析各单项价值及整体价值的变化情况，结合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价值变化原因，并通过ESTD模型对中部四省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整体来看，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排序为水文调节gt;气候调节gt;气体调节gt;净化环境gt;水资源供给gt;维持生物多样性gt;土壤保持gt;美学景观gt;食物生产gt;原材料生产gt;维持养分循环，在2011—2015年，各单项服务价值变化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水资源供给及水文调节的增速在所有服务中最为显著，均达到80%以上，而在2015—2020年，各项服务均呈下降趋势，水资源供给及水文调节同样下降趋势明显，均在40%以上。水文调节在中部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中占比最大，也是最主要的服务。2）中部四省土地利用类型中，占比最大的是耕地及林地，其次为草地、未利用地、水域，建设用地占比最小，在2011—2015年，仅水域、未利用地两类用地面积扩大，其余各用地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建设用地减少程度最大，为22.5%；在2015—2020年，除未利用地及耕地增加外，其余各用地均呈减少趋势，未利用地增加程度最大。3）中部地区四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排名为湖北省gt;安徽省gt;山西省gt;河南省，价值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在2011—2015年，除山西省外，其余三省均呈上升趋势；在2015—2020年，除河南省外，其余三省均呈下降趋势。河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十年间呈上升趋势，安徽省、湖北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大体呈先增后减的S型趋势，山西省与安徽省、湖北省相反，呈先减后增的S型趋势。4）安徽省除未利用地ESV呈上升趋势外，其余各用地ESV均呈下降趋势；山西省除草地呈下降趋势外，其余用地均呈上升趋势；湖北省的林地、未利用地呈上升趋势，其余用地呈下降趋势；河南省的林地、水域、未利用地呈上升趋势，其余三类用地呈下降趋势。5）从四省整体来看，十年间中部地区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均呈现协同关系，就各省而言，湖北省及河南省在十年间均呈协同关系；安徽省在2011—2015年表现出权衡协同关系并存的现状，在2015—2020年则呈整体协同关系；山西省在2011—2015年、2015—2020年均同时存在协同权衡关系。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精准区域定位，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中部地区各省应科学合理地做好自身区位规划，划分好各省的城市建设区域、城镇化过渡区、农田耕作区及生态保护区，并明确各区具体分类及功能。各省市机关单位应紧密配合，合理配置各类区域发展空间，在保障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规划土地利用结构，推动土地结构优化发展。一是确保并推进耕地、农田等农用地的生产效率；二是保证生态用地的高效扩展，在土地转型过程中，将更多待转化土地类型转化为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避免在土地转型过程中，将其长时间转化为未利用地类型；三是在打造绿色低碳的生态型人类生活空间，保障生态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形成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局面。

2）强化各省联系，寻求跨区域合作。中部地区各省生态环境及经济特征不同，各有优势和劣势，各省市之间应该扬长补短，在出台差异化发展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合作。合作方式可以在省际，也可以在城市之间，形成中部地区多对多模式的合作方式，借此建立相对公平的区域内市场机制，以制度优势支持并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高效流转。同时，统筹整合各省市资源，根据中部地区自身优势及特色，与其他地区经济圈、经济带加强科技、经济等多方面合作。如西三角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之间的合作，西三角为长三角提供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长三角为西三角提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有效提升两者的要素流转效率。鼓励各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在跨区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一体化发展趋势。

3）注重生态建设，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规范化管理农田、森林、草地、水域、城市等生态系统，开展对生态系统的修复与保护，根据各类生态系统的特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对自然生态系统，政府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区划设置管理员对生态片区进行巡护，实时监控地区资源状况。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再生能力，在不超过该限度的条件下，可以适度开发使用生态产品，同时，可以在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上，在人类生活聚集区建设集经济与生态价值相匹配的生态产业园及生态农庄，推动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建立完备的环境资源交易机制、收益分配制度等，使市场在生态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以政府机构牵头，向公民大力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高公民自然保护意识，双管齐下，协同治理。

4）区域产业转型，助推企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是为提高地区企业的竞争力，可以从供给侧一端入手，助推地方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改造。针对污染严重的有色金属、化工企业等，或进行退市处理，或进行产业升级；对于转型过程中的各项规划及章程制度，相关机构应秉持公平公正合理的理念严格制定，做好企业退市后续处置，通过合理的经济方式引导退出，确保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引导企业转型向高端制造业及新兴产业发展，如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等产业，并在转型过程中给予适当合理的减税、补贴等经济补偿。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导地方高校与企业展开合作，打造示范型高科技产业园区，同时完善成果转换机制，推进成果变现效率，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供给效率，实现企业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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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 "强；校对：杨" "钊

Synergy Analysis of Value Assessment and Trade-offs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HU Yangcheng， WU Qingan， YAN Xiaoya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 use data and socio-economic data of the central region from 2011 to 2020，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four central provinces were analyzed by the equivalent factor method and the ESCI model， and the ESTD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The results show：（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ur central provinces as a whole， the value of each individual ecosystem service is ranked as hydrological regulation， climate regulation， gas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purification， water supply， biodiversity maintenance， soil conservation， aesthetic landscape， food production，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nutrient cycling， and all ecosystem services showed an upward trend from 2011 to 2015 and decreased from 2015 to 2020.（2）The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of the four provinc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ranked as Hubei provincegt; Anhui provincegt; Shanxi provincegt; Henan province， and the value distribution shows a clear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outheast and low in the northwest. The ESV of land use in each province showed different degrees of increase and decrease.（3）The four central provinces as a whole showed a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Henan province and Hubei province showed a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from 2011 to 2020， while Shanxi province and Anhui province weighed the synergy relationship and coexisted.

Key words： central regi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quivalent factor method; analysis of changes i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weigh synergies

收稿日期：2022-07-29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模式、绩效及其作用机理研究”（GJJ201919）；南昌工程学院研究生创新项目“南昌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评估——以艾溪湖湿地为例”（YJSCX202124）；南昌工程学院研究生创新项目“中部地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影响因素”（YJSCX202105）。

作者简介：胡杨成（1976— ），男，安徽淮北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吴庆安（1997— ），男，江西高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晏肖雅（1997— ），女，江西上高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