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关怀”视角下《金刚四拿》的人物形象分析

胡小凤

带着特有的乡土气息，从湘西农村向我们走来，这就是田耳。在小说《金刚四拿》里，他以真实细腻的笔法，剖析城市化背景下农民进城给社会带来方方面面巨大影响的宏大的历史命题。他从细处着手，呈现了湘西农村原生态的生活面貌，这一点与五四文学以来涌现的“进城”主题不同，也与近年来众多“返乡体”和“回乡记”不一样。田耳塑造了一个特殊的“金刚四拿”人设——一个特立于众多进城和返乡者之外的底层形象，以及一个面临“死后抬棺”问题的乡村底层群体。

一、旗帜鲜明的“底层关怀”

《金刚四拿》叙述了一个关于乡下人“进城”和“回乡”的故事。小说以浓郁的湘西味为底色，打着鲜明的乡村烙印，语言是湘西的，人物的思维是湘西的，风土人情是湘西的。某些场景、故事虽属于时代、属于命运，但同样也是湘西味的［1］。

从地域环境上讲，小说选取的场景和故事来源于湘西农村的底层角落“打狗坳”。湘西作为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远离现代文明与喧嚣，以纯朴的农村生活方式呈现，保留着古老的土葬习俗。这为故事展开提供了原始土壤，小说在对乡村解决因“进城”而引发的“抬棺”问题的平淡叙述中，关注的是乡村底层的生活细节和人物故事，直抵现实，直达人心。

从人物选取上看，小说对主人公四拿的用笔，着重于他出去闯荡不被接纳、回乡后克服乡人歧视而一步一步努力探索并终获成功的经历。对于他在城市期间的生活着墨不多，且多从侧面表达，以至于读者对他在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只能是一知半解。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除了不被城市接纳的进城者四拿，整个打狗坳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或许都能算得上“底层”中的一个。比如，怕死的爷爷、保守的父亲、瘸腿的田拐和他孤独的大爹，以及其他留守的村人等主要人物形象，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乡村的“底层”群体。

从发展方向上看，小说结局部分村长和村里的老人强烈要求四拿当村长助理。虽然他们之前不接受四拿，甚至对他有歧视和偏见，但有了“金刚创新”的经历，他们坚信只有四拿才能主持抬棺之事，才适合当村长助理，甚至将来的村长。与其说是四拿自己通过努力收获这一切，还不如说是作者有意安排村长“让位”于四拿，让他这样经历生活煎熬和历练的底层人物拥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

小说最后，在四拿的影响下，田拐也决定“出去看看”。同样，与其说是田拐自己选择，不如说是作者有意把田拐这样的身带残疾的底层小人物给“推”出去，推向大山之外的大城市，去闯荡、见世面，让他拥有一个美好亮丽的前程。

小说对那些出去“混世界”的年轻人及中年壮汉不着一墨，避开了四拿城市生活的描写、村长和外出壮汉等乡村中稍微“混得好一些”的人物描写，选取了矮小的四拿、瘸腿的田拐等弱势形象，希望他们作为乡村的接班人，不管留在乡下还是走出大山，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见，作者对底层的关怀是旗帜鲜明的。

二、卑微却依然努力的主人公四拿

小说关于四拿所经历的“城市生活”只寥寥几句，且“基本上是通过‘我’的转述、‘我’对别人转述的转述而完成的，也就是说，小说从侧面完成了对‘城市人’四拿的描写”［2］。没人知道他在城里干什么，只知道他打完电话就换一张卡。这种“城市人”的形象只是模糊的片断，虚无缥缈。他是城里的“游击队员”，“更像是一个城市的游荡者，四处张望，然而又无所事事”［3］。虽然在乡亲们看来，他还称得上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但他并没有过上人们心目中风光体面的城市生活。他南下去实现“理想”，可不被城市接纳，成了城市的弃儿。他只是出去晃荡了一圈，然后带着一些与乡村习俗和伦理道德格格不入的奇怪思想和言行回来了。

接下来，作者花大量篇幅讲述了四拿留在打狗坳，与传统习俗相抗争而付出的艰辛努力。他费尽心思去改变，却遭受了自己父亲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鄙视和诬陷，以及乡亲们怀疑的目光、田拐对他“当耳边风”的态度，还遭遇了几个被他骗到广东的同村人拦截、瞪脸、放狠话。他在劝爷爷“早点死”后，又遭遇了村里舆论“大逆不道”的道德评判。

四拿最早的理想，就是成为村里八大金刚之一。不仅因为金刚们吃酒吃肉还能赚钱的生活令人向往，还因为他们顾盼自雄、威风十足的汉子形象令人艳羡。可是，尽管他为了当金刚，“发狠地练身体”“霸蛮挑柴”，想把自己“一点点变成金刚”，但最终也没练就做金刚所需的高个儿。后来又提着整条香烟去“搞关系”，去找八大金刚中为首的石榜，最后不但没搞成关系，反而遭到石榜的挖苦。

在劝爷爷“早点死”这一事件上，四拿和大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四拿认为，人不但要活得长久，还要讲活的质量。他对生命与生活质量的深刻认识，似乎并不亚于现代城市人的认识水平。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四拿也沾了些城里人的习气。那位自己找上门白贴的“优秀”女人，被四拿轻而易举地撵走了，理由是“感情不和”，带着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城市”味道，为此遭遇了父亲的嗤之以鼻。

综上，作品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底层人物形象四拿。不过，与他爷爷沉浸在原始的乡村束缚中所不同的是，四拿曾经不断尝试超越原本的阶层待遇，以各种方式去探索“上行”之路，并打上了一些城市标记。从这一点上看，四拿是可敬可爱的，不管自己出身多么卑微，身材多么矮小，受到多少排斥和歧视，经历多少痛苦和失败，他仍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争取，努力向上生长。他一心为了自己和别人成为金刚的理想，也为了整个打狗坳乡亲能“好死”“善终”，他积极勇敢、善良坦荡、言而有信、办事踏实的高贵品质便不言自明。在四拿身上，正应了那句：即使看破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真正活成一个内心装满温暖春天的人。至此，四拿从一个吊儿郎当的城市归来者，蜕变成一个说话算数、敢于担责的抬棺总指挥，成为一个为村民付出、办实事的村长助理。可以说，作者馈赠给了我们一个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四拿形象。

三、各具特色的底层群像

（一）瘸腿的田拐

“在田耳的小说中，苦难经常和残疾联系在一起，对残疾人的命运有着执着的关注。”［4］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拐脚，作为四拿的同伴、小跟班，“我”是他人生经历最亲近的见证者。他似乎很信任“我”，只要他在村里，就总要找“我”闲扯。“我”俩处境类似。他是因为矮，同伴们都比他高半个头，村长老是夸他“长高了”，听在耳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我”是因为腿瘸，遭同伴们嫌弃，只有他不嫌弃。“我”俩还有相同的相亲遭遇，“相亲回回不中，瞄准了目标靶靶零环，每次拽着自己身影，灰溜溜滚回家”［5］，娶媳妇的事屡屡落空。所以，“我”俩亲如兄弟，一起喝酒，一起谈论人生理想。在他面前，“我”并不惮于说出自己的理想——进城，有间房，能上下班。四拿也情愿“狗一样蜷进我家鱼塘边的茅棚”，尽管那里幽暗、冬冷夏热且蚊子多。

“我”在四拿的帮助下，也当上金刚抬了一回死人，在村里“荣耀”了一回，但却是“一只脚穿自己的鞋，一只脚穿四拿借我的增高鞋”［6］。两只脚穿不同的鞋，一只平底鞋，一只增高鞋——这一画面难免有些滑稽与可笑，但我们却无法笑出来。因为在可笑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辛酸与无奈。往小里说，这是田拐这一生命个体的生活遭遇；往大里说，这是现代化背景下大量壮年劳力进城之后给乡村遗留下的凄凉与悲哀，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馈赠。说是馈赠，或许有些牵强——正是大量劳力的离开，才使田拐这样身患残疾的特殊人物有了用武之地，才给了乡村自我奋斗探索、自我抗争崛起的机会。可以说，这种“可笑”丝毫不亚于欧·亨利式的“含泪的微笑”。田耳此处的创作效果可谓是恰到好处。他“将喜剧形式和悲剧内涵有机糅合在一起，以夸张、幽默和荒诞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深刻的悲剧内涵，让读者在笑声中哭泣，在诙谐中沉郁，在忍俊不禁的同时，更多去体会文字背后的心酸沉重”。因为在笑的背后揭示了“一个瘸腿抬棺材”的荒诞现实，表现出田拐这一小人物所承受的世事艰辛，以及这个小乡村在残酷的进城问题下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同时对小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我”虽然腿瘸、家里贫穷，从小遭遇不公平待遇，找不到老婆，但毕竟“我”有理想、有志气，敢于挑战现实，对朋友重情重义、忠心耿耿。“我”对父亲和大爹极其孝顺，大爹在世时照顾他，死后为他拦棺、摔盆，充当孝子的角色。“我”虽然缺乏独自面对城市的底气和自信，但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大山，去迎接外面的世界。

（二）怕死的四拿爷爷

四拿爷爷罗瞻先听闻羊掉进天坑的“凶兆”，便预测死期将到，得出“今晚要走，有人在耳边叫我”的荒谬论断。小说就是从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奄奄一息的乡村老头的“妄念”开始的。他长期生活在被迷信和邪怪思想笼罩的打狗坳，在生命的尽头，差点被农村长期信奉的吉凶之兆击垮。其生命中最后的一丝意志支撑多半来自“凶兆”的破除，直到他的死被人“替代”，这个关于“死”的凶兆才得以瓦解。

他知道“我”大爹很风光地死去，于是跟着去了，走之前特意交代让四拿主持抬棺。他是幸运的，四拿没让他失望，打狗坳也没让他失望，都给他抬了棺，给他举行了一场隆重气派的丧事。他作为封建迷信的代表，容易被邪怪迷惑，这是其可怜之处；但他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简单好哄，容易满足，相信“有人替他死”的谎言，也充分相信四拿为他主持抬棺。虽作为配角笔墨不多，但小说不能没有他，他的死成就了四拿主持抬棺的理想，也成就了“我”当金刚的梦想，成就了整个打狗坳凑齐金刚、轰轰烈烈办丧事的愿望。

（三）孤独的大爹

“我”的大爹是一位鳏夫，娶的女人跌死，小孩夭折，一个人孤独终老。大爹长期靠“我”爹照应，看人脸色生存。他平时住在养老院，只有年底才例行回家过年。以前，他抵挡不了失子的悲哀，哪怕喝醉了，也要拎着柴刀去给孩子坟头除草。他死后，也没有激起村里人悲悲戚戚的心情。他的坟地和那片孩子坟对山相望，仍然得面对失子之痛和思子之情。这是一位可怜的老人，无家、无妻、无儿女，住着茅棚和养老院，靠着弟弟和侄子照顾，最后抽风而死。但他乐观积极，热爱生活，希望死后有人将他风光地抬上山，平时乐意跟四拿喝酒聊天，闲扯天南海北的事，探讨生与死的话题……

（四）留守的村人

整个打狗坳，凡是能出门做事的人基本上都出去了，剩下来的全是老弱病残孕。以四拿和“我”为代表，各方面条件受限。只有过年大家都回家，才凑得齐八大金刚给人抬棺，要是死期过了这个点，就只好用郭小毛以前用来拖牛拖狗的拖拉机拖走，村人连死都得“赶”时间。所以，就有了四拿劝他爷爷“早点死”的不孝之举。后来“我”大爹也接受了他的这种看似“大逆不道”却又合乎情理的“理念”，果真“赶”着死了。因为留守的人手短缺，人死之后，能否找出八位像样的金刚将其抬上山，成为邻村之间互相攀比的“资本”。

小说呈现了一种真实的乡村底层生存状态。田耳曾说：“身边的乡下的人没有一个真正喜欢乡下的。”但这一次，他让四拿决绝地回到乡下，这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观的转型。新世纪乡土小说作家“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发展脉动中进城农民对现代性的积极追求，并传达出他们希冀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四拿利用多年外出所获经验，摒弃老旧传统的习俗和观念，巧妙地解决抬棺问题，找到了自己“被需要”的价值所在，也给乡村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领大家在面对问题和困难时齐心协力，积极应对，革新传统，接受新思想，共同演绎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乡村变革，在自我革新中开创出新气象。就连一向传统保守的罗代本最终也接受了儿子四拿的新思想和创新之举。

如此，小说在还原本真的乡村生活状态的同时，也为乡村的底层人物、底层角落找到了出路，让他们获得了生存的尊严，使这个底层群体变得可亲可敬可信，不靠神，不靠天，靠自我革新去面对时代带来的生活难题。他们勇敢、善良，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生命充满尊重，这是值得去学习、赞颂和传播的。这也许是田耳所希望的——通过文字给这个社会传播一种强大的正能量，为底层人物找到一条充满尊严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