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的现代转型与历史使命
——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

尹科颖

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于1981年在茅盾先生的支持下成立。奖项的设立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所以也被称为中国长篇小说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在中国文学界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但近年来饱受争议：作品选择的偏颇、个人与理想主义的缺位以及评判标准的固化等都成为外界质疑的原因。本文我们更多探讨的是茅盾文学奖所承载的历史重量，以及它作为一个跨越时代的奖项如何在继承了当代文学标准的同时做出改变，并在今天传达了什么样的声音。

一、茅盾简介与茅盾文学奖面临的问题

提到茅盾文学奖，我们不得不简单了解茅盾先生。作为现当代著名作家，茅盾先生活跃于20 世纪60 年代至80 年代，其写作风格沿袭了时代特征，侧重于描绘历史的横截面以及史诗性的写作，代表作《子夜》则重点突出了这一特征——这部长篇小说以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了深刻的剖析，也因其现实主义深化和宏大历史时空叙述的写作享誉于世。茅盾的一生不仅仅与文学息息相关，更是与时代的洪流共进退，他时刻站在国家和时代的最前沿，先后担任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政治融于文学，文学反映时代政治——这种典型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意向可以说是深受时代影响（或者称之为主动靠拢）的作家无可避免走上的道路。

从茅盾先生创作的环境和风格来看，我们不难分析出需要将文学作为宣扬时代途径的文学家兼政治家，茅盾为何选择长篇小说这一能表现时代广阔面的文体作为他遗愿中提到的表彰对象；再加上当代文学致力于刻画英雄人物与工农阶级，力求体现当代政治导向，表现现实社会的现实主义叙事要求，茅盾文学奖的诞生可谓是对当代文学风格的一脉相承。但是诞生于1981 年的茅盾文学奖又处于文学转型发展的融合期：表现革命历史固然是时代的主流，但是因特殊时期文学创作的思想要求局限等原因，大批更偏重刻画个人内心波动、关注个体内心需求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在这期间涌现，更不用说后期发展起来的先锋文学与寻根文学中运用的“零度叙述”这种模糊视角的新型叙事手法对传统叙事的冲击——于是影响茅盾文学奖权威的“矛盾”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传统的标准正在众人的质疑下被动摇。

二、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分析其转型

仔细观察茅盾文学奖从开始到现在的得奖作品，不难发现“宏大叙事”“现实主义”“史诗性”的突出特点——相当于返回当代文学评价的标准中：从叙事角度出发，宏观上对时代和社会的宽度和广度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描绘；从叙事手法出发，讲求真实再现的现实主义风格；从篇幅长短出发，通过长篇的“史诗”进行深度刻画。

这三个评判指标无疑是评奖的重要原则，从浅层面解读可以说与先前并无不同，那么茅盾文学奖真的如部分学者所说的只是“冥顽不灵的老古董而不知时代进退”吗？这种判断当然是武断的，任何事物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更新与修改，现对茅盾文学奖诞生伊始及近年获奖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尝试找出它在固有的框架里做出的改变与尝试。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1977—1981）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历史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1975 年冬工作组来到四川农村开展整顿工作为背景，描写了老农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悲欢离合的故事，作品从许秀云的婚姻波折出发，反映出深广的时代内容。

《芙蓉镇》则描述了湘南一个偏僻乡村小镇上卖米豆腐的“芙蓉仙子”胡玉音的命运故事，同样是以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包罗万象——被评价为“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相类似，《芙蓉镇》主角胡玉音与秦书田两人从刚开始农村经济复苏时自力更生到“四清”时期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最终拨乱反正后回归生活的正轨，与此同时，批判他们的李国香和王秋赦却在起起伏伏后落得悲伤的下场，揭示了社会动乱对人民的伤害和社会恢复让人民重获新生与幸福。强烈的现实主义题材，以及将人物放置在大环境下进行叙事，最终又从人物的命运中提取出时代的变迁，这种深度与广度并存的宏大叙事早在“十七年文学”中就有所体现。我们不妨拿出任意一部革命历史小说来进行对比——柳青的《创业史》堪称“经典性的史诗之作”，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我们不难看出，茅盾文学奖初期的选择仍旧承载着历史交由的厚重使命感，透过具体形态去挖掘深层的内涵。

到了20 世纪90 年代，随着文学思潮的变化，茅盾文学奖在坚持宏大叙事原则的同时，也逐渐容纳了其他要素。洪治刚曾指出茅盾文学奖“对小说在人的精神层面上的探索缺乏关注”，这也是新的美学标准崛起后大部分质疑者所持的观点。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5—1998）获奖作品——王安忆的《长恨歌》同样是借上海弄堂小姐王琦瑶的一生来讲述上海这一城市的发展变化。但比起时代的变迁，很明显王安忆将更多的笔墨放置在王琦瑶人生故事的描写当中，其中不乏王琦瑶内心隐秘的波动与世俗的欲望，以及她作为一个“女性”对男女关系、女女关系的凝视与处置。《长恨歌》更像是一部以历史为基底，揭示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弄堂女性在家庭、朋友、爱情和金钱各种因素影响下走向宿命悲剧的通俗小说，女性作家对王琦瑶内心世界的细腻揭露也让这部小说显得更加“私密”，揭示了女性的精神层面。

还有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出身于藏族的作家阿来以藏族历史为背景，从麦其土司家“傻瓜”儿子的独特视角出发，描绘出藏族地区康巴藏族土司制度下藏族人民的生活与历史画卷。只是看过《尘埃落定》的人很难将其完全归入“现实主义”的分类当中，虽说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进行创作的，但是所运用的描写手法可谓光怪陆离，再加上宗教制度的神秘莫测，更是为小说增添了一层超现实的魔幻主义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尘埃落定》在获奖时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强烈的非现实色彩与茅盾文学奖一直以来的标准格格不入，但换个角度出发，评委组在尽力将《尘埃落定》归于现实主义标准中时却不否认其同时兼用了表意手法，是否也可以理解为茅盾文学奖正在另一个角度为加入新的时代标准而努力呢？

和第一届获奖作品相比，茅盾文学奖在20 世纪90年代似乎做出了更多的让步，当然这也和90 年代大众文化的迅速兴起不无关系——文化商品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文学创作不再局限于宏大题材，作家对于个人内心世界的探讨需求同样不可忽视。到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03—2006），麦家的《暗算》中强烈的个人传奇色彩在获奖作品中显得格外突出，当时的授奖辞也承认了这一点：“《暗算》讲述了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首先是关于英雄形象的构造，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应当是像江姐等有着出色胆魄又一往无前的形象，可是在麦家笔下的“英雄”有着个人封闭的特点，这与传统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无论是奇丑无比，发现自己爱人偷情而偏激自杀的阿炳（《听风者》），还是风情万种、无法无天甚至不知羞耻的黄依依（《看风者》），他们的形象与传统背道而驰；结合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我们发现群众的审美取向确实发生了变化——对千篇一律的“英雄”产生了不可抗的审美疲劳，这时候麦家笔下的特工主角无疑带来新的感官刺激。选择《暗算》恰恰反映出茅盾文学奖寻求新突破所做出的尝试，并没有脱离最基本的现实主义方针。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不再只是所谓主流的、正确的“现实”，而是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真实的“现实”，于是才有反传统的新英雄形象得到了肯定，作家内心升华的思想也得到了更多表达的余地，对自我个体的探索也不再与描写宏观外部站在对立面。

三、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使命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茅盾文学奖对于“历史”的偏爱，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到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再到熊召政的《张居正》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历史题材小说一直占据着半壁江山。这种侧重当然有它的内涵与寓意——在新时代继续传达历史的声音。“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有许多经典作品在今天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相关题材的兴起必定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正如同现今大众文化于社会普遍流行。快餐式的文学泛滥于市场，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让写作变得更加简单。当下最流行的网络文学创作门槛低，吸引流量快，只要掌握了合适的故事结构，抓住大众的阅读口味，便能一炮而红，历史题材小说似乎已经从年轻一代消费者的视野中淡出。

可是历史积淀与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思想文化组成中最重要的一环，没有历史瑰宝和民族文化奠定的文化根基，就没有如今中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学界。为了防止民族历史文化的透明化，推出必要的巩固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谁来发挥这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一个极具影响力且同时在学术界和民间掀起波浪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所承担的使命，是让民族历史在中国文明社会中延续而不至于丢失根本。这一奖项虽然争议不断，却始终屹立不倒，恐怕也是文学界对于民族历史小说存在必要性的肯定。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需要通过文字传达，也需要人民群众的聆听方可传承不断，通过茅盾文学奖的影响力，通过作品，通过作家，通过阅读，让更多的人在唾手可得的快餐文化中与民族的过去面对面——这就是茅盾文学奖的意义所在。当人们翻阅张洁《沉重的翅膀》，他们能感受到中国那一代共产党人为突破时代瓶颈与挣脱旧有的泥泞所付出的心血；当人们进入路遥《平凡的世界》，他们能感受到中国人根植于泥土中的方刚血性；更不用说贾平凹《秦腔》中的西北风土人情和对故乡的深深眷恋。茅盾文学奖用它的影响力完成传达历史、联系民族的使命，不同作家笔下的中国社会逐渐拼凑出中国几百甚至几千年的厚重历史，每一部作品组合起来能让不同读者感知到中国那清晰的脉搏。

从1981 年到今天，茅盾文学奖走过的时代也经历了不同的文学思潮，在新的美学标准的要求下，更多的人提出修改意见。笔者认为拒绝固化是事物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之一，转型是必要且有利的，但也应保持茅盾文学奖中对历史的尊重与对民族文化的敬畏，让这美丽的中国大地作为孕育文化的肥沃土壤，结出更多美丽的文学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