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二元等级，探寻和谐生态
——《愤怒的葡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谢子欣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它认为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从男性对女性居高临下的掌控，到人类对生态的肆意操纵，都离不开一个内核——父权制世界观的征服色彩。在如此的西方价值体系之中，事物总是被割裂为二元对立的形态，并且一个处于优者地位，另一个处于劣者地位。例如，男性/女性、人类/自然、理性/情感、自我/他者、强者/弱者等，在以上的对立关系中，前者被视为优，后者被视为劣（陈厚诚，2000：449）。生态女性主义致力于反抗和打破这种二元等级价值体系，建立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平等的新生态（陈茂林，2006：109）。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描绘了美国20世纪30 年代大萧条和俄克拉荷马州干旱气候的背景下，农民因成为难民而纷纷举家逃往加州的艰难迁徙之路。小说中展现了各种形态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失衡现象，而这些现象的根源均可追溯至父权制度下的二元等级观念。本文将剖析这部小说中呈现的二元等级观念导致的生态失衡现象，以及女性价值对这种观念的反抗力量和对新的和谐生态的探索和重构，探析作者斯坦贝克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思考，解读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二、小说中的二元等级观念

（一）男性与女性

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元等级观念体现于男性被认为是优于女性的群体，两者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女性只能服从于男性。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女性价值基本局限于家庭。其中一个最饱含个性的女性角色，也是后期转变最大的人物——乔德妈，承担着家务、农活和繁衍后代等大多数女性的责任，遵守着男性设定的规矩和秩序。她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姓名，仅用“妈”这个称谓来指代。小说中描述了女性们“小心翼翼地从门里挪出来，朝她们的男人走去”（斯坦贝克，2019：46；本文中的引用均出自该版本，下文仅标注页码）。这表明女性们被男性创造的精神桎梏束缚，深信男性才是一家之主，自己不得惹恼男人，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男人的心情和态度。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她们知道，男人太伤心、太困惑的时候，可能会大发脾气。”（46）这种描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性对于男性权威的顺从，体现了当时女性的典型境遇。

（二）人类与自然

人类对待土地的观念在小说的一开始就有了清晰的展现，开篇就对故事开始的地方——俄克拉荷马州原野的环境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走路的人掀起齐腰高的飞尘，马车扬起的灰土飞到栅栏顶上，汽车开过后留下铺天盖地的黄云”，这时美国正在经历的沙尘暴不仅是由自然因素导致，人类社会的农业扩张对此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明知土地已显然不堪重负的情况下人们仍要抓紧再从地里赚一笔：“我们要趁这地还没有完蛋之前，赶快种出棉花来，然后就把地卖掉。”（132）作者这样描述农业机械：“土地在这铁的机器地下受苦受难，在机器底下渐渐的地死去。”（48）人类将土地视为他者，可以随意被摆布，只要自己当下能从中获利，而土地的好坏状况是不值一提的。

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在小说中有很多的体现，人类对其他生物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关心和怜悯。落在汽车仪表盘上的蚂蚱被人用手指把它坚硬的脑袋捏得粉碎，水泥路上的乌龟被卡车司机故意拐急转弯撞飞，家中唯一的一条护院狗被公路上的汽车拦腰碾压过去，骡子被当作在机器时代只能用来熬胶的廉价品，人类总是在不费吹灰之力地残害着自然界，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低自己一等的存在，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高在上。

（三）“强者”与“弱者”

小说中的银行家、地主、资本家是盛气凌人的“强者”角色，而像乔德一家这样的农民是只能由人宰割的“弱者”角色。乔德一家先是被地主和银行家赶出家门，夷平房屋，无家可归。作者对汤姆从监狱释放回到家时看到的场景如此描绘：荒芜的田地、破烂的房屋，爷爷柔弱的身躯爆发了脾气，性格温和的奶奶瑟瑟地打着寒战，爸爸妈妈匆忙地打包行李。但银行家和地主是不会因为农民可怜而手软的，无能为力的农民们为了生存只能去往加州，然而在加州却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被欺骗、压榨和剥削，那里的桃子泛滥，而他们却吃不上一颗，即便夜里也有值班员看守着那些多到腐烂的桃子，保护它们不会被这些可怜的人偷吃，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但压迫者不会在意农民的困难，他们轻而易举地毁掉别人的全部生活，并且不会因此有罪恶感或惭愧感，一个年轻男人这样骄傲地阐述自己的赚钱方法：“假如五分钱就能给他们的孩子买一点吃的东西了，而你面前有一百个这样的人。那么你就出五分钱的价吧——哎哟，他们就会为了那五分钱抢得你死我活。”（361）他们将自己与底层农民彻底地划分开并对立起来，绝不混为一谈，认为操控和摆弄弱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就是他们的“强者逻辑”。这样的二元等级观念造成了残酷的对立、征服和欺压，使得社会弱势群体苦不堪言，社会生态支离破碎。

三、二元对立的打破和对新生态的探索

（一）男性与女性的融合——超越性别对立

女性开始承担起往日里被视为男性专属的事情和责任，男性和女性之间坚硬的壁垒逐渐开始松动，男性也不再是那个耀武扬威、高高在上的角色。乔德妈的独立意识在去往加州的西行之路上逐渐形成，这让她取代乔德爸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在途中威尔逊家的卡车损坏，乔德爸提出几个人留下来修车，其他人先乘坐自己家的车离开时，母亲第一次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要求全家与威尔逊一家共进退。在此之前的夜晚，母亲烧掉了所有承载着过去记忆的难以舍弃的物件，这也预示着她将和过去告别，她将不再是一个受压迫的家庭妇女，她将在此后的日子里展现新的态度和品质。在那之后，遇到危难时，乔德妈成为冲在前面直面冲突的人、为家庭排除困难的人。“年头好像是变了，从前是男人家出主意，现在好像是要女人家出主意了。”（455）乔德爸这样感慨道。在乔德家中，男性不再是二元对立中的优者，不再拥有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家庭被女性支撑了起来。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在某一个体身上得以融合，共同形成一个人的性格和品质。在故事的后半部分，乔德妈不再是以前那个只会在家里听从男人的安排，死板地遵守规矩的妇女，她拥有了更加多元的品质和更加完整的人格，不仅保留了一如既往的善良、温暖、体贴等传统女性的美好品德，而且增加了一些男性气质，她变得更加勇敢、果断、敢担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她身上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融合和平衡，即理想中的“双性同体”，是一种理想社会的个体典型。乔德妈的视野也从以往的小家庭转向了大集体，她从家庭妇女转变为在社会群体中的领头人物，团结穷苦大众，号召人们互帮互助，并支持儿子投身工人运动，这些往往由一个家庭原本意义上的家长——父亲来承担，但面对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乔德爸，她没有陷入绝望和无助，反而挺身而出成为家庭的顶梁柱、社会团体的主心骨。在西行路上的一个晚上，奶奶在车上去世了，乔德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慌，为了不耽误行程，她向全家人隐瞒了这件事，在逝去的奶奶旁边躺了一整晚。当全家人都不敢直视奶奶的尸体想要逃避的时候，乔德妈表现出了绝对的勇敢、坚毅和镇静，这些品质往往被用来形容男性，也是男性气质的体现，而现在在乔德妈身上都有了痕迹。从乔德妈人物形象的转变上，我们可以看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对立也逐渐消解，不再有女性必须柔弱、男性必须刚强的界定和划分。此时，在家庭中和穷苦大众的群体中，已经形成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态观，那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二元等级观念不复存在，至少不应该存在，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论性别。

（二）人类与自然的融合——构建和谐生态

斯坦贝克尝试用女性与土地之间的共同点——母性，来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融合。土地被称为万物之母，有着孕育万物的宏伟价值，同样，母亲也有着孕育生命的伟大使命。在故事的最后，女儿罗撒香用自己的乳汁挽救了一名濒临饿死的陌生男人，她“把手伸到他脑袋后面扶着，她的手指伸进他的头发，温柔地抚摸着”，说道：“吃吧，你必须吃一点儿”（937）。这一段的书写充分展现了罗撒香的母性光辉，她从以前那个自私自利的女孩成长为一位善良、博爱，充满怜悯和慈爱的女性，像圣母一般关爱和抚慰这个世界，喂活了一个陌生男子，就像无私的大地母亲，孕育着千千万万的生命不求回报。乔德的母亲被称为大地的母亲，也表现出像大地一般博爱的母性，她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饿肚子就会把自己家吃的分享给他，即便自己家的食物也并不充足。她关照着周围所有的同行者，作者赋予她大地的母亲的称号，体现了对孕育生命的人类与自然的歌颂。

人与自然的融合也体现在牧师凯西身上，凯西在目睹难民们的不幸时，他开始反思“感召”和“圣灵”到底是什么，最终他得出了答案，那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这一体是神圣的。“中午我从山上望着起起伏伏的原野，傍晚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太阳落下去。”“我觉得山和我，在那里再也分不开了，我们是一体了。”（114）牧师凯西在小说中作为引领思想的角色，抒发了这样的一番感悟，可以看出作者斯坦贝克对人与自然和谐生态关系的希冀与愿景。

（三）“小我”与“大我”的融合——抗衡“强者”压迫

小说中的“弱者”，即穷苦大众，在艰难的生活中探索出了一条对抗“强者”压迫的出路，那就是所有的难民们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将关照与爱从自身、自己的家庭扩大到所有的同行者，将所有人视为一个整体，以对抗压迫者。乔德妈曾这样感慨：“我明白了一个很好的道理，总会体会到这个道理，每天都体会到这个道理。你要是有了麻烦，或者受了伤，或者有什么需要——那就去找穷人，只有穷人会帮你——只有他们。”（563）罗撒香在发洪水时恰逢生产，幸好得到了温莱特太太热情无私的帮助。威尔逊一家遇到困难时乔德一家也不离不弃，即使在最后不得不离开时还是给他们留下了钞票。可以看出，此时的劳苦大众之间已经不再清晰地界定你我，因为只有他们之间互相关照才能对抗压迫，才能在这残酷的世界活下去。汤姆也逐渐有了整体意识，他说如果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有东西吃，而另一个人在挨饿，那只有一种办法：一起吃。他越来越明白了“一个人离开了大伙儿是不中用的”（597）。这些将“小我”融入“大我”的意识在迁徙生活中的每一天里在穷苦大众的心里生根发芽，这也是为什么在小说的最后罗撒香能够放下自我的戒备把自己的乳汁喂给一个可怜的陌生男性，这时她内心关怀的已经是所有难民这个整体，所有有困难的人都应该得到帮助。正如牧师凯西所说，一个人身处荒野之时才更要为其找一个整体的归属。只有他们彼此之间不认为对方是“异己”，不把其他的穷苦人民和自己对立起来，才能对抗银行家、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内部的融合是他们对抗“强者”的唯一方式。在探索反抗方法的过程中，新的人际生态观形成了，那就是健康的社会应当是一个不允许个体间对立的整体。

四、结语

小说《愤怒的葡萄》展现了斯坦贝克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二元等级观念导致的生态失衡的不满，并借小说人物展现了对父权制二元对立导致的混沌形态的反抗，以及对自然生态、人类社会能够在和谐、平等、融合的氛围下发展的愿景。本文解读了作品中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二元等级对立现象，并分析了故事后半部分所体现的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对重构和谐生态的探索，诠释了斯坦贝克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启示意义，对解构父权主义、正确看待女性价值和地位有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