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志绎》中的明代山西人文地理与自然风貌

曾令尧

《广志绎》［1］为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所著，他自少年时便喜欢游历，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据《临海县志》载：“公盖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天下九州履其八。”［2］每到一地，王士性都会留意该区域的历史地理风貌和民间人文状况，并加以考证。《广志绎》记载的内容，正是他的亲身见闻，综合性强、见解独到，在人文地理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作为能够直接体现明朝时期不同省份独特风俗与自然环境的笔记型史料，许多前辈学人通过《广志绎》一书，对云南［3］、四川［4］、贵州［5］、广西［6］、江西［7］等地区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涉及华北地区的讨论则尚有余地。明代山西版图除了北部山西行都司属于内蒙古外，与今天山西版图差异不大。王士性在《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山西》中的记载，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山西民俗、社会、生产、文化与地域地区的组合情况。笔者不揣浅陋，力图从该书出发，梳理明代山西的人文地理与自然风貌，以求教于方家。

一、明代山西的人文地理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明以降，黄土高原环境日趋恶化，在深刻改变山西百姓生活方式的同时，晋北地区作为明蒙交界地带，也在双方交往中孕育出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在王士性的《广志绎》中都有所呈现。

（一）民风民俗

山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作为“表里山河”之地，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秀品德，正如王在《广志绎》中载“晋中俗俭朴，古称有唐、虞、夏之风”。这种俭朴的作风一方面是“山西土瘠”使然，更多的则在于山西人视勤俭为修身的必备素质。宋、明两代，许多晋籍文化大家都曾高度评价“俭”在道德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司马光说“有德者皆由俭来也”，文彦博认为“为国之要，在乎富民；富民之要，在乎节俭”，薛瑄更直接指出“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而《广志绎》中“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

节俭的生活方式加之以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使明代山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土窖”，即农民用来存放粮食的地下场所。“人家盖藏多以土窖，谷粟入窖，经年如新，盖土厚水深，不若江南过夕即浥烂。”通过这种方式，山西百姓得以将丰年的余粮储存起来，用于灾年备荒，也因此积蓄了更多物资，客观上推动了商贸发展。同时，土窖的产生还受边境局势影响，《广志绎》中载：“地有洞，故其虏至可避”“其窖地非但藏粟，亦以避虏，虏人遇窖不敢入”，为抵御敌人入侵，山西人“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长里余，尝与他家穿处相遇”，形成了强烈的团结意识和乡土观念，以至于“商有伴，故其居积能饶”，晋商开始走向历史舞台。

此外，王士性还记载了山西民间的一些奇闻异事，有男女性别转变的“大同右卫军马坤女年十七，将适人，化为男子，嘉靖戊申七月也”和“后隆庆间有李良雨者，又化为妇人，妇妆见客不羞”，也有神仙托胎于人的“今万历间又有仪宾生儿之异，比闻之，乃一神托胎于其腹中，临产辄自言欲破肋出，其人惧，求从谷道，神嫌秽不肯，再三求之，请以香水数斛澡之，乃从，澡毕，遂灭形，不知去向”等许多故事，这其中，有的已被科学证明是特殊生理现象，有的则体现出明代百姓对一些问题认识不足，只能解释为“鬼神”作用。［5］《广志绎》记载诸如此类的坊间传说，不仅体现出王士性考察之细、了解之广，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明代山西的民风民俗。

（二）经济贸易

明代，政府为给北方边镇部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军需粮、布换取盐引，再到指定盐场支盐贩运的“开中法”，为晋商崛起提供了契机。又因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便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壮大自身力量、维护现实利益，大型商业组织开始出现。如前所述，山西人节俭的习惯使其积累了丰厚的物资，团结的民风则进一步促进了商帮的形成，《广志绎》中所记载的“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就描述了这一现象。晋商商帮不仅在山西有一定势力，更在北京设立了诸多会馆，以至于“京师大贾数晋人”。

王士性不仅对晋人“善殖利于外”的现象进行了说明，更详细阐释了晋商经商致富的管理模式和创新手段，即“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这种模式后来逐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是晋商的一大创举。通过东伙制分红，明代山西“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财富分配逐步趋于平衡，社会稳定，王士性也不吝夸赞“其居室之法善也”。大幅增加的人口和庞大的商人集团带动了地方消费水平，晋中汾河谷地的百姓生活开始有奢侈化的倾向。

《广志绎》中还对俺答封贡及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做了说明。1571 年（隆庆五年），鞑靼首领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与其祖父因家事产生争执而降明，在内阁大臣高拱和张居正的策划下，加上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的操作，明蒙之间结束了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达成了封贡及互市，并自此后百年基本杜绝了北边大规模战争。“必须许以市易，以有易无，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隆庆和议之后，晋北地区的蒙汉贸易得以合法化、制度化和长期化，王士性虽然对“承平既久，武备渐驰”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但同时也承认大同镇出现了“军民乐业，即唐虞之世”的安宁景象，“马市”作为明代山西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也为我们研究该区域经济贸易提供了一个窗口。

（三）边境防御

《广志绎》记载了明代山西行都指挥使司的政区设置及边境防御情况，对研究山西历史军事地理较为重要。王士性介绍了唐代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设置的三座受降城的近况：“东城在废东胜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汉云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东去东城三百里，汉九原县；西城在古丰东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张仁愿所筑，以受北虏之降人者也。”至明中后期，三受降城一带已经被鞑靼部占据，并且成为“虏寇之所必资也”。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王士性表达了他运用武力战胜敌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场。针对叛徒赵全的卖国行径，他也毫不讳言地道出了自己的愤恨与忧患，“（赵）全虽服上刑，他日边塞之祸，终溃于此”。

另外，针对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形势，王士性也在《广志绎》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边境的偏关、东胜和宁武“三关者，偏、老为边，而宁为腹也”，山西行都司“初守东胜，东胜失而后退守偏关，其后又退守宁武”极为不妥，没有吸收石州之败“虏欺偏、老无备以断其后耳”的教训，只有“移宁武大将以驻偏关”，形成“二关并峙、大将当居中调度”的指挥系统，才能够让山西北部的边境布防起到效果。这些记载不单是王士性根据个人经历得出的看法，也是时人一直议论、商讨的，山西特殊且关键的区位，决定了它在明代军事体系设计上的重要分量。

二、明代山西的自然风貌

除了人文地理信息，王士性还对明代山西的许多自然环境风貌进行了记载与描述，大致可以分为山川形势、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三个方面，这些资料在为我们勾勒出明代山西地理态势的同时，也体现了明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

（一）山川形势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华北平原以西，介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峡谷之间，东隔太行山与河北、河南为界，西邻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轮廓大体呈平行四边形，地处我国大陆三大阶梯状地形上第二阶梯中部的前缘地带，山地多，平地少，呈现出“八分山丘两分田”的地理特点，因此，自古就有“表里山河，四塞之区”之称。［8］在山西绵延的山地之间，存在众多河流，主要的河流有汾河、沁河、涑水河、滹沱河、桑乾河、漳河等，它们大都和山脉走势相同，南北向分布，全境呈现出“两山夹一川”的地形特征，这种山峪川原相间的特点，使得山西地区呈现出较强的封闭性特征。针对这样的地理状况，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也有所提及，在解释“河曲之地，取义于黄河一曲也”的同时，也说明了山西“皆山麓险阻”，并用诸葛亮的“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来强调山西地理形势的特殊性和山西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与清光绪《山西通志》中“夫山西，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皆吾门户也”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广志绎》对山西河流的流向、方位和分布也进行了记载，提到“沁水出沁州沁源绵山之东谷，经岳阳、泽州，穿太行出覃怀入黄河”，将沁河在明时的流域范围加以描绘，还指出“太行绵亘宠厚，非一水所能界，故桑乾、滹沱、清浊漳皆穿太行而东”，这与今天的形势并无不同，由此可见王士性对地理考察的真实、深入。此外，王士性还结合自己在河南为官的经历，就利用地势疏解水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黄、淮泛滥时……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势也……不能引而之卫，若沁可入卫，则河复禹故道当不难矣”，体现出明代地理研究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及“经世致用”的思想。另外，王士性还特别说明了山西一带曾经有过火山活动的情况，而这也是宋代在山西有“火山军”建置的原因，从他“岩石隙缝处烟气迸出，投之以竹皮木屑则焦……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的记录中可以推测，宋、明时期，山西地区的地质运动较为活跃，并且有活火山存在的可能。

（二）气候条件

山西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省境东部山脉阻挡了海洋的影响，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气温的日较差和年较差大。但是，因山西南北纬度差异较大，并且地势起伏不平，全省各地气候表现也不尽相同。《广志绎》中描述，晋北“朔风高厉”“水泉深厚”，是受蒙古—西伯利亚高压控制所导致的，而晋南“地高燥”“惟五六月高暑炎烁之时”则是因为温带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17 世纪寒冷期大概出现在万历初年，这让华北地区成为一个干旱地带，山西更是“十年九春旱”。

恶劣的气候使山西农作物减产和死亡普遍出现，百姓不得不种植耐旱作物来维持生计，由此进一步改变了民众的长相和外貌。王士性也认为二者之间有较为紧密的关联，他论证说：“饭以枣，故其齿多黄，食用羊，故其体多肉……其色多黯黑，而少红颜白皙之徒……其力多坚劲，而少湿郁微肿之疾。”可见早在明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不同气候环境对人精神状态的影响。在述说山西气候的同时，王士性还提出了一个令他不能理解的问题，即当地人在暑热之时，“日则捉扇而摇，夜乃烧炕而睡”，其实这一方面是因为昼夜温差较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山西民众多住窑洞，洞内湿气重，“窖头气，一时刻卒然遇之，多杀人”。

（三）自然灾害

明代山西各种灾害的发生同时交织，表现为极复杂的状态，其中又以旱灾为主。这种现象王士性也通过“牧畜亦藉之外省”的事件作了侧面论证。除旱灾外，《广志绎》中还详细描写了山西的震灾，尤以晋西南地区为甚，“地震时，蒲州左右郡邑，一时半夜有声，室庐尽塌，压死者半属梦寐不知。恍似将天地掀翻一遍，砖墙横断，井水倒出，地上人死不可以数计”。震灾不仅直接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因其而起的余震则进一步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地震“后三朝两旦，寻常摇动，居民至夜露宿于外，即有一二室庐未塌处，亦不敢入卧其下。人如坐舟船行波浪中，真大变也”。旱灾、震灾直接导致了不少人丧生，据学者估计，死于万历时期灾荒的山西人口就有二百三十万，损失人口以千分之十的年平均增长率来算，也需要十八年才能恢复。灾害频发与上文所述繁荣的商业经济相生相伴，使明代山西人口增速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内。

因旱灾、震灾造成的大量死尸、流民又导致了山西地区瘟疫的发生，王士性说：“比郡邑未震处，数年后大首瘟疫盛行，但不至喉不死，及喉无一生者，缠染而死又何止数万。此亦山右人民之一大劫也。”据张杰《山西自然灾害年表》和张德二《中国气象三千年记录总集》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瘟疫基本都产生在旱灾、震灾之后，三者具备极强的关联性。在疫病横行的巨大恐惧下，人情关系逐渐淡漠，民众为了不被传染，亲友逝世后，“至不通吊问”“亲属绝往来”，已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与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广志绎》中对山西地区自然灾害的记载，让明代山西的状况更加立体地浮现在读者面前，并不只是单一的静态，而是有时间脉络的动态。

三、结语

历史上，山西一直被视作中原王朝的心腹之地，无论是防御外敌、守成自保，还是提升国力、开疆拓土，都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到新的高峰，北部边防形势也较宋、元等前代大为不同，山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在山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可以说明朝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变动和转折时期，明朝的山西，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都独具特点。从王士性的《广志绎》中，我们得以管窥明代山西的民风民俗、经济贸易、边境防御、山川形势、气候条件、自然灾害等内容，这些资料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明人对历史地理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也有助于今天山西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