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行》：思妇之痴及其生命力

缪佳颖

李白于天宝十一载（752 年）秋游幽州时作《北风行》，此时“安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战马万五千匹，牛羊称是。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为安禄山所统治的北方幽州等地一片黑暗。《北风行》中描写了一位丈夫出征战死、独守空房的幽州思妇，其题材契合关于“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的广义边塞诗划分范围，旨在通过描写女子丈夫战死后的悲愤心理揭露安禄山的罪行。

然而，在《北风行》中，除了照应时代的反战主题外，诗中夸张的写景手法与浓郁的情绪色彩也常为人称道，浪漫主义在该诗中从艺术手法与人物描写中得到了双向表达。同时，当“性别”作为一个重要范畴被引入批评与理论时，再观《北风行》，其中“幽州思妇”的形象便在此种角度下获得了另一种新的解释。本文拟结合李白的浪漫主义写作风格，分析诗歌中幽州思妇的人物形象，对幽州思妇“痴”的状态进行解释，并从中寻找在“性别”视野下她文化身份的变化与生命力的意义。

一、“救边去”与“箭空在”——征夫死亡之后

与杜甫《石壕吏》中“有吏夜捉人”的参军方式不同的是，李白《北风行》中那位“幽州思妇”的丈夫是怀揣着“救边去”的崇高目标主动参军的。他“别时提剑”的豪迈姿态，似乎能够与杨炯在《从军行》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慷慨壮志相呼应。然而，那毕竟并非杨炯所经历的初唐盛世，而是一个逐渐式微的时代。在逐渐沦陷于地方割据的黑暗政权之中，《北风行》中的征夫最终也不得不迈向与杜甫《石壕吏》中老妇的两个儿子相同的命运——战死沙场。我们可以认为，《北风行》中所描绘的参军者，他的心境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存在错位。他展现的是一种报国的豪情壮志，与他所处的充满挑战和动荡的现实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剧，他的壮丽挽歌与时局沉沦形成了鲜明反差。

这里，李白的表述是巧妙的，他将征夫的形象与物品相关联，让他在离别时“提剑”，又用留下“虎纹金鞞靫”，最后用“箭空在”昭示了他的死亡，使征夫的故事不用他正式出场也能被完整地讲述出来，以此表现了征夫并未在场的局面。这样，他就将诗歌聚焦于征夫死亡之后，也就是第一个“救国而死”的悲剧已经完成之后。

李白在创作《北风行》时大概并未注意到，他这样的时空选择以及书写技巧将使他笔下的“思妇”进入更具有性别讨论意义的语境中。甚至他似乎也未特别注意到他在这首诗中所描绘的，是在当时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失去依附后的一种炎凉处境。然而，无论是在作者主观层面还是在客观层面，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他所塑造的幽州思妇面对着“箭空在”的场景，就已然置身于父权制社会和动荡时局交织的环境之下，作为男性丈夫以死亡的方式退场之后的境遇里了。她所经历的处境进一步凸显了父权社会中性别角色的分工，以及时局的不稳定性对社会中脆弱群体的影响。

说李白没有注意到，是因为在整首诗中，他并未深入考虑孀居妇人的经济来源与生活模式等问题，《石壕吏》中杜甫尚且有“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这样凄惨拮据的生活情景描写，《北风行》中李白却只着眼于思妇的情绪，故而浓烈的夫妻之爱与丧夫后女子情感悲歌的唱响成为整首诗歌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将思妇放入这个处境之后，李白的描写并不具体完善。但是，也正是因为他聚焦于情感的描写，“幽州思妇”的生命力才得到了从情感上迸发的一条途径。

二、“双蛾摧”的求生表情——幻觉、疑问与生存时

“停歌罢笑双蛾摧”，《北风行》中的妇人在思念丈夫时，露出了这样的表情，这是她情绪的显露，同时也是她生命之动态的外在体现。

本文标题所言的“思妇之痴”有两种含义，既指思妇对丈夫深切的爱意，也指她痴狂的精神状态。在经历了丈夫战死的巨大痛苦之后，她产生的幻觉以及那毫无道理的质问便是她痴狂的证明：一方面，她错乱地认为丈夫还在边疆活着，故而望见行人便“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幻想丈夫的生活状况，是对已死之人的寄托以及对待活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她对自然发出了“日月照之何不及此”的质问，对于无感情且无法改变的自然现象给予了一种怨愤情感的回馈。

正是在这一情境下，她那带着幻想与疑问的内在心理体验，为她塑造了“双蛾摧”的生动表情。这种心理行为与情感表达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与互为因果的关系。可以说，她的痴狂状态是幻想与疑问的滋生之地，而幻想与疑问反过来也汇聚成了她情感的核心元素。最终，这些情感内核通过表情得以外显，呈现在外界。这一连续的过程不仅揭示了她丰富的情感，同时也昭示着她的生命尽管饱受痛苦，却仍然以极度热烈的方式持续着。

如果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去看的话，她那浓烈的情绪色彩所表达的意义可以解释为，她的思念之幻想和对日月之质问，实际上是对唐朝掌权者昏庸无能统治的怀疑。她的痴狂状态，被视为她所经历苦难的明证。这种痴狂状态的存在，既表明了她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困惑，也强调了社会环境对她产生的不利影响。她的情感表达被视为对时局的一种批判，她对社会、政治以及当权者的质疑和不满通过情感表达得以呈现。那么，她的情感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内心的痛苦，更是对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批判，是对不公正和不合理现实的反抗。这种情感表达使她成为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受苦者，同时也成为社会中的一股批判力量，致力于改变安禄山割据北部的不合理统治。

但同时也要看到，她的人物底色到底还是浪漫主义的，抛开现实局面带给她的困境，当她这个渺小的个体遭遇时代之不幸而痴狂以后，她的主体性也被放大了，她的痴狂使她拥有了巨大的生命活力，足以在时空的滞碍间撕开裂痕，与死去之人、自然之物产生交流，这种强大的主体性与“烛龙”“轩辕台”等神话裹挟在一起，加之以“雪花大如席”的夸张景物，使渺小的个体脱离了被动承接命运的姿态，她的情感使主体所构造的自我世界无限放大，“我”与物的边界趋于模糊化。她体验着痴狂的感受，不断进行幻想，所以才能通过具有主体意识的情思使场景冲破物的滞碍，在场景的描摹中让本属于自我意识的情思做到自洽地外显。这是一个以她的感受所构造的真世界，这个世界纯洁、奔放又率真，只以“她”的生命为内容完成世界的创造，将她与和她相关联的“物”，都带入世界的浪漫之境中，其诗所构造的自我宇宙也就顺势形成了。

在“宇宙人化，人宇宙化”的辽阔意境中，表现出以主人公为时空中心，囊括整个宇宙并与之等量齐观的巨大涵量和宏伟气度，以此构成本诗中的浪漫主义基调。杨义说，这个宇宙是“以心理时空为框架的诗学小宇宙”，意境的灵性宇宙在她的体验之中、幻想之中、活泼的生命力中得以完成。

然而，在这种因现实的苦难而产生，又脱开现实构成自我的浪漫主义之中，在她蓬勃的生命力之中，她并未得到解脱，因为她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即使她的痴狂使她模糊了生与死、人与自然、柔弱个体与强大权力的边界，“双蛾摧”的表情依然还在她的脸上浮现着。

三、她的“十二月”——北风雨雪中的恨意生命

《北风行》最后一句“北风雨雪恨难裁”是思妇之痛苦的终极情绪表露，她在十二月幽州的灰暗现实面前表达了一种难以排遣的滔天恨意。

寻找有关古代诗歌中关于女性痴狂情绪的抒情，我们将李白的《北风行》与李商隐的《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相对比，可以发现幽州思妇生命力的独特之处：同样是痴狂，在《无题》中，女性角色因遭受至爱之人的遗弃而表达了对于情感的深刻思考，她的内心情感凝聚在“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的情感宣言中。这句诗表现了她的执着心声，其中的“狂”指的是那种毫不计较回报的热烈爱情。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一种“哀而不伤”的婉约意境，纵使她是被伤害过的，她已然是美好的、柔情的、充满爱意的，她是“菱枝”“桂叶”一般高洁的香草美人，是诗人追求理想之志向的言说者。她通过诗歌的书写成了一种执着追求的象征符号，反映了诗人自己不计回报的远大理想与价值观。而《北风行》中，诗人写罢“恨难裁”的思妇心境便就此收尾，让她的恨成为她此后生命的全部状态。

王夫之《唐诗评选》中曾评价《北风行》：“前无含，后亦不应，忽然及此，则虽道闺人，知其自道所感。”如果从他的评价出发来分析该诗，可以认为与李商隐的《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一样，该诗也是女性为男性诗人“代言”的产物——李白大概是想要遵循着这个创作方式而写作的。正如李长之所说的，李白对于爱情是“感官的”“物质的”“是肉的”“不是灵的”，那么他创作《北风行》时应该也不是带着深入女性灵魂的图去创作的。漫天大雪的幽州、为国战死的征人在“幽州思妇”的视角下被充满忧虑地讲述着，诗人假托“幽州思妇”之口表达了对时代的担忧。

然而，在大多数为男性“代言”的女性诗歌中，男性诗人往往选择扮演女性的角色，以表达自己的哀怨不平或探索女性主题，从而占据并取代了女性自身的表达和言说权。在这个过程中，采用女性的视角和语言，将女性的经验用作自己的文学材料，用自己的声音替代女性的声音。这种替代性的表达方式里，男性诗人“男扮女装”的声音，常常会在文学场域中凌驾于女性的声音之上，导致女性在文学表达的嘈杂中沦为沉默。《无题》中充满爱意的女子也就是在这样的抒情中成为被取代的沉默者。但《北风行》中，思妇那充沛的情感与滔天的恨意却让她在强大生命力的喧嚣中摆脱了作者本人对她的桎梏，重获了一种不沉默的可能。

当作者使思妇在往后余生中都“恨难裁”时，她的恨与她的生命就有了强关联性。这种关联存在之意的探究，需要超越简单地将恨意视为对个体苦难生活经历的注解——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些以沉默和忍耐方式承受苦难的个体似乎更能够传达出当时社会中弱势群体隐忍生存的悲剧，以及无法生恨的卑微境遇。有关这种情感与生命经历的关联性的深层意义，笔者认为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找到答案。

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恨的记录与《北风行》中思妇的恨意颇具相似之处。《孤独者》中，主人公魏连殳展现出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取向，他并非依赖爱情或积极的情感来支撑自己的生命价值，而是在对仇恨和憎恶的情感中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和力量。他将自己的生命价值与对特定仇敌的不满和憎恶相联系，认为这种情感能够赋予他精神上的支撑和动力。通过这种解释，我们可以找到在如“北风雨雪”般的时代错误里如何处理恨意的方法，那就是带着强烈的生命情绪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活下去，她的生命力是她处理痛苦情绪的方法，她的恨、她的痛苦尚在，她的生命力也就在。

与之相呼应的，李长之写诗称赞李白道：“觉醒的广大的人群呀！/觉醒的深厚的民族呀！/觉醒的，独立的，活活的生物——人呀！/快些要求原始的生命力归来！”思妇的觉醒与生命力，是她那生命力充溢的创作者所赋予她的。但是到此为止，她在获得生命力之后并未遵循她创作者的安排，相反，她在“无我之我”的古代诗歌女性叙述的荒芜之中寻找到了一条寻“我”之路，她带着浓烈的生命情绪与生存决心从“物化”的女性诅咒中逃离，使创作者对她的定义产生了瓦解与重构。极具生命力的思妇形象完成了诗人浓烈情绪表达的期望，却也反噬了诗人“代言”的指令，这其间“超越”的合理性或许是茅盾《创造》在古代诗歌创作中的显形：那以恨意而构造生命力量的思妇就如同在君实的“创造”之后向前走去的娴娴，以一种能动的姿态告诉她的创造者——她先走了一步了，请他赶上去罢。……倘使他不赶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四、结语

通过《北风行》与《石壕吏》《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的对比研究，以及对古代诗歌中女性情感的探究，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古代诗歌中女性情绪的抒发和创作者的创作动机。

此外，在揭示了男性诗人在女性诗歌中常取代女性自身表达和言说权现象的同时，研究也发现了《北风行》中幽州思妇脱离“代言型”表述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又能够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语境相呼应——在这些作品中，恨意成为一种赋予生命力量和寻找存在意义的途径，展示了在动荡年代中坚定生存的决心——充沛的情感与难裁的恨意让本原的客体脱离了这种替代性表达，成为一个自主、强大的生命力象征，展现了独立自主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