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浅析

赵弋璇

一、大学之道的内涵

大学在古代有着不同的称呼，辟雍、泮宫、国学都是指大学。大学之道就是成人之学，即大人所学的东西，是大德的学问。在儒家思想中又分为“大人之学”和“小人之学”。大人追求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行，而寻常百姓则是关切自身的利益，这也是社会阶级的区分。在儒家思想中，大学之道的最高追求是圣人之学，而圣人作为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是极难达到的，是比较理想化的。但《大学》中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三纲领”，为大学之道即圣人之学的实现确立了一个道德上的标准。《大学》在确立“三纲领”这一道德境界之后，紧接着便立了“八条目”，分别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有了逻辑清晰的论证，为儒生提供了一条从修身养性到成为圣人的理论程序。

《大学》的开篇就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个核心理念，这不只是对“大学”的概念做了明确的阐述，还深刻地阐述了儒家的道德根基，展示了“仁爱”这一儒家核心思想。人何以能做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如何能实现最高层次的“止于至善”？ “明明德”和“亲民”是“止于至善”的前提条件，要想实现“止于至善”这一终极目标，就不得不对其进行理路上的探究。

从“明明德”可以看出，儒家以善良的品质和个性为基础，从性善论的视角阐述人的本质，这就构成了“三纲领”的基石——明明德。《大学》的这一思想来源于《孟子》，《孟子》中提到当人们看到孺子遭受苦难之时，仁慈的本性就会显现，这是无法控制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将这种善端继续进行，其善良的德行就会发扬光大，而被私欲蒙蔽的心性就会得到净化，这就是“明明德”的意义，使人光明善良的美德得到彰显。这里的“明明德”，不仅是一种境界，还是寻归人性本源的起点。

宋明理学认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朱子在《大学章句》中注：“天命之性得乎于天而湛然纯一，至善无恶，人皆有之。”这里的“天命之性”就是“明德”，即上天赐予人们的善良的本性和光明的品德。但是在后天之中，人们的“天命之性”受到了私欲的蒙蔽。这里自然就要“明”“天命之性”，使本性得到显现，只有先做到“明明德”，才有“亲民”“止于至善”的可能。

“亲民”一词在学界中一直存在着概念上的分歧，分为两说，一部分人以朱熹为代表认为应以“新”字来替换，而另一部分以王阳明为代表认为仍应以“亲”字来解释，一字之差在文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亲”字有亲切、体贴的意思，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作“亲民”解时就是对人民亲近、体贴民众，将儒家所说的心性善外化于人、推己及人，使人们感受到心中的善。作“新民”解是指将人们心中的“恶”进行祛除，发扬光明的美德，直至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亲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要求。

“止于至善”作为“三纲领”的核心，是“明明德”和“亲民”的最高内在追求，《大学》全文是以人性本善为基础，不论是“明明德”还是“亲民”，都以儒家的“仁爱”为基础，而“止于至善”则是“仁爱”的最高标准。人们要彰显和恢复善良光明的德性，祛除私欲；亲近体贴百姓，做到胸怀天下；努力修习，完善自身，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仁爱，从而实现大学之道的最高标准，即圣人之道。

在“三纲领”之后，《大学》又提出了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也就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诚意”的含义是心诚意正，指对圣人之道表现出一种执着的追求。“意诚而后心正”，要做到“诚意”，就需要“毋自欺”，对自己的内心真诚。正心的含义是端正自己的本心，不受外物的蒙蔽，时刻保持纯洁的德性——“天命之性”。诚意与正心相互补充、相互影响。这是实现“明明德”的前提。

“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核心是“修身”。“修身”的核心是“慎独”，“修身”的意思是修身养性，要想做到“修身”，就要学会“慎独”，而“慎独”则要求我们即使身无旁人，也要小心谨慎，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慎独指明成为君子必经的一条道路——知行合一，这也是君子与小人最本质的区别。君子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庙宇之下，都能保持善良的德行。这也反映了儒家注重道德修养的品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构成了修行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方式，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体现了“修行”的实际效果。

二、朱熹与王阳明对《大学》诠释的异同

（一）格物致知说

朱熹认为世间有一个最高的理——“天理”，“天理”是万事万物的最高范畴，而每个具体的事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理”，即“分殊之理”，“分殊之理”从属于“天理”。这时就需要“格”物，获取事物的“分殊之理”。但“穷物”并不是从具体的事物中获取“理”，更不是穷尽天下之物，而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通过类推获得相似的“理”，通过不断地还原，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理解“天理”的内涵。朱熹强调“即物而穷理”，他认为“格物”是“致知”的前提，“格物”在先，“致知”在后。

王阳明则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观，因为他认为按朱熹的观点来说，“格物致知”与“即物穷理”是不相关的，是不能在一个范围内进行讨论的。所以王阳明发出了“我纵然格得外物之理来，又如何能诚得我自家的意”的疑问。朱熹的思想在当时被奉为官学，是读书人考取功名的“指路石”，早年王阳明对朱熹思想是较为推崇的，曾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在竹园里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了七天七夜，但并无所获，还因此大病一场。自此之后，他逐渐开始对朱熹的“格物穷理”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最终自成一派，完善了心学的理论体系。王阳明提出，“格物”就是“正事”，把“物”看作是“事”，不是具体实在的物体，从而提出了“心即理”，事物所蕴含的“理”不在于事物的本身，而在我的心里。这时“正心”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心正事物才会正，心不正则事物不正。因为“天理”即是我心，万事必须符合我心中的“理”，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但王阳明同时提出了致知需“致良知”，“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这里的“致”就是发挥自己的良心，将“良知”发扬光大，推己及物，将人们心中的恶念清除，将“格物”解释为“格心正念”。他说道：“致者，至也，如云‘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致良知”与“明明德”的要求密切相关，两者都强调人在实践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认识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是于心外之理而格之，体现在对外物的认知上；一个是于心内之意而诚之，是对内心良知的发扬。

（二）“亲民”与“新民”之争

朱熹在编写《四书章句集注》时将“亲民”改为“新民”，其依据是下文提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熹为其作注：“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朱熹解释改“亲”为“新”时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君子不仅要保持自身光明的德性，更要推己及人，革新百姓的民德，积极影响他人，使之达到“明明德”的境界。而朱熹将“格物致知”作为八条目的主导核心也是为了与“新民”进行理论上的对照，民众祛除心中的恶，通过不断地变革进步，即通过格物来获取新的认识和目标。这在逻辑意义上比止于至善这一终极目标有更强的说服力。同时，朱熹改“新民”也是为了给宋明理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维护理学作为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程颢、程颐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也为朱熹的“新民”打造了一个理想的理论框架。

王阳明反对朱熹将“亲”改作“新”，其依据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新民”含于“亲民”之中，“亲民”的意思是亲近体贴民众，更加符合儒家“内圣外王”的要求，与大学之道的主旨相契合。在《大学问》中，王阳明这样说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 ‘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这段话阐明了王阳明对“明明德”和“亲民”关系的论证，明明德为体，亲民为用，明明德含于亲民之中，只有亲近父亲兄长乃至世间万物，才能“明”明德。

（三）“八条目”中的侧重点不一

朱熹曾在“八条目”“格物致知”一处作注解：“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他认为原本有阙，为古本《大学》增补“格物致知”传，又在传文中作补传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他的意思是，当教授《大学》作为起点时，必须引导学子不断探索天下万物的道理，并不断深入思考，以追求达到极致的境地。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一旦豁然开朗，就能洞察万物内外表象的精妙程度，同时心灵也将得到全面的启迪。这就是物质的本质，也是知识的巅峰。同时为了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阐释，将“格物”置于“八条目”的“头目”，指出格物的主导地位，显示出“即物穷理”的权威性与合理性。

而王阳明认为“诚意”在“八条目”中占主导，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①王阳明：《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他认为以诚意为基础，才能进行格物，诚意正心为一体，“意诚心正”方能“致良知”。

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不尽相同，朱熹将“八条目”看作是递进的实践路径，而“三纲领”则是一种道德思想境界，在实现这一境界的前提下，“八条目”的治学次序不能更改，更不能被替代，这是一个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结构，体现了“知行合一”的认识方法。而王阳明则是以诚意为核心，以良知为认识论指导，体现了“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心学思想。两者哲学思想的差异，同时也代表了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分歧。但究其根本，两者都没有对外部世界发展规律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探索，而是通过相对主体化的抽象概念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三、结语

《大学》作为儒家的经典治学篇，其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内含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将道德素养层面上升过高，从而脱离了现实，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思维模式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思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同时也为学子指出了一条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圣人的修行实践路径，还体现了“内圣外王”的儒家核心价值观，维护了社会稳定，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思想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