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叟资料》中的两份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

○何昭宇（天津）

入党志愿书是中国共产党考察、审批和接收新党员的主要书面材料，记录着新党员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生平履历等基本信息以及申请入党所必经的基本流程，因而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特别是发展党员工作历程的重要资料。目前，常见的入党志愿书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为主，而土地革命时期以前的入党志愿书则比较少见。赖毅、张洪涛、冯子华、金秉横、刘忠、胡频之、杨得志等都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在回忆自己入党的经历时都提到过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情景。这说明在那一时期已有了入党志愿书，只是由于年代相对久远，又或是保密工作要求，多数入党志愿书没能妥善保存下来。

陈诚在20世纪40年代以自己的别号“石叟”设立“石叟资料室”，用以整理自己治军从政几十年来的珍贵文献，这批资料后由其本人及长子陈履安编成共84册的《石叟丛书》，堪与蒋介石的《大溪档案》相提并论。在陈诚收集的资料中，有少部分是1931年至1934年他奉命“围剿”中央苏区时搜集、整理共产党方面的文件，这在党史学界习惯上被称作《石叟资料》。在《石叟资料》第三卷中有一组没有编号的名为“党团各项统计表格”的文献，收录有丁瑞堂、黄德胜填写的两份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其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年代稀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落款

《石叟资料》中的两份入党志愿书在样式上完全相同，为手绘底版、油印制成，顶端写有“入党志愿表”字样，左侧落款写有“中央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制”字样，落款写有“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翻印”字样。

中央苏区中央局旧址

顶端的“入党志愿表”是两份表格的称谓，这类书面材料在当时也常被称作“入党志愿书”“党员入党表”“入党（校）介绍表”等。侧边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别称，该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建立于1931年1月，结束于1934年10月，负责指导江西、闽粤赣、湘东南、湘鄂赣、赣东北五省的斗争。落款“十三师”番号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先后被4支部队使用过：一是徐向前任师长的红四军十三师（1931年5月至11月）；二是彭德怀任师长的红五军十三师（1928年7月至9月）；三是寻淮洲任师长的红一军团第四军十三师（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四是陈伯钧任师长的红五军团十三师（1933年6月至1934年10月）。结合侧边“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字样来看，徐向前的红四军十三师主要活动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在苏区中央局的管辖范围，而彭德怀的红五军十三师建立和撤销的时间均早于苏区中央局成立的时间，它们都不可能是落款“十三师”番号所指代的部队。同时，丁瑞堂在表格中还提到自己“由塘洛到四十五师”的经历，而此处的四十五师正是1932年2月由红四军十三师改编而成的部队，这说明红四军十三师的番号在丁瑞堂填表时已经成为过去时，所以落款的“十三师”番号只能是指陈伯钧任师长的红五军团十三师。

丁瑞堂、黄德胜的入党志愿书示意图和影印图

得益于落款“十三师”番号的明确，两份表格的年代也能初步限定在1933年6月至1934年10月间。同时，因为落款还有“政治部组织科翻印”的字样，所以表格年代的上限还可以继续追溯到师部建立以后。根据陈伯钧1933年10月3日的日记记载：“晚饭后，董、朱、刘等同志回军团部，谈及组织十三师师部。最后决定以宋任穷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暂时代理政委，我为师长。”这说明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部建立的时间是在1933年10月，而两份表格的年代则是在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间。

除用以推断表格年代外，“中央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制”和“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翻印”的字样也表明：土地革命时期的入党志愿书格式在中央苏区已经得到统一规范。这在《石叟资料》收录的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2月印发的《支部工作纲要（专供红军中用）》也能得到验证，其写道：“决定介绍某人入党后，即要本人填入党志愿书，在小组会通过，交支委审查，提到支部大会上通过。”入党志愿书的统一规范有其历史背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工作出现了许多乱象，如赣西南特委1931年回顾自身组织发展历程时谈到“两种过程”：“一种是先有红军，倚赖着军事力量发展的，群众没有经过斗争，看不见自己的力量发展的；另一种是秘密时代和平发展的状态中发展起来时同样是没有经过斗争。”时任赣南东河行委书记的黎日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表示：“发展党员是依据造就活动环境，个人感情，金钱收买，不真（正）确的原则。整个的都是这样去发展，自特委以至于支部都是这一贯的路线。”为改造党的组织工作，苏区中央局自1931年成立起就将完善入党手续、整顿发展乱象摆在重要位置，先后出台了《几个组织问题》（1931年2月20日）《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关于苏区新党员入党手续的决议》（1932年2月11日）《关于党的发展问题决议案》（1932年2月19日）等文件，印发了诸如《党员须知》等普及入党手续的支部工作手册。入党志愿书作为考察、审批和接收新党员的主要书面材料，其统一规范自然也是整顿发展党员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栏目

这两份入党志愿书的表格栏目有22项，主要包括新党员基本信息、个人履历、入党审批程序3个模块。

据笔者掌握的史料，有关土地革命时期入党志愿书栏目的记载主要有两个来源：一则源自陈立明在《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对一份1928年江西永丰县良村谢继贤的党员入党表的简介。他写道：该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职业、受过何种教育、结婚否、有何特长、曾加入何种团体、曾参加何种运动、家庭状况及经济地位、通信及地址、介绍人、批评、备考、填报时间17项栏目。再则源自亲历者的零星回忆。如1927年10月入党的赖毅在回忆中说：“入党志愿书有一张稿纸那么大，上面有姓名、住址、出身、成分、自己的志愿等栏，是油印机印的。”再如1928年在江西宁冈县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刘克犹，他在回忆中描写过一份由毛泽东带来的专供农村发展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头一栏姓名，第二年龄，第三性别，第四籍贯，以后还有：家庭经济状况、本人文化程度、从前职业、现时职业、家庭人口，从前参加过何种团体或组织，在何时何地加入过农会组织，在农会任过何种工作，现在家庭的住址：县、区、乡、村，能否遵守下列党的誓词，六句誓词：阶级斗争，牺牲个人，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比较而言，《石叟资料》中的两份入党志愿书在栏目设置方面有3处“亮点”：一是对个人履历的考察更加全面，涵盖革命工作经历、政治团体与群众团体经历、参军入伍经历、入狱经历4个方面，这使表格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在地方还是在红军中都能普遍适用，可以实现附注所写“此表地方党部及红军党部均适用”的初衷；二是对新党员的主观态度更加重视，包括入党动机和政治意见两个方面，这实际是苏区中央局对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的有意引导，意在强调发展党员不仅要考察他的家庭背景、阶级成分等客观条件，更要注意了解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和政治觉悟；三是对发展党员流程的记录更加完整，从党员介绍到党支部考察再到上级党委审批，入党手续的3个关键节点都有书面呈现，这在时刻提醒基层党组织要按照入党手续行事的同时，也意味着发展党员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表格右下角的入党人签字栏，这同样是新增的栏目，但也是其他历史时期的入党志愿书不太常见的设计。因为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入党志愿书的首栏都是姓名栏，而表格又大都要求本人填写，所以写自己的姓名其实也就是签字的过程，再单独设计一个本人签字栏的意义不大，反倒显得有些冗余。其实，由于土地革命时期社会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许多新党员没有能力独立填写入党材料，因而有必要以签字方式确认经他人代笔的内容准确属实。由此，入党人签字栏非但不是冗余，反而是入党志愿书真实性、规范性、严肃性的保证，彰显着表格设计者的细心与周到。

内容

《石叟资料》中的两份入党志愿书内容丰富，记录着丁瑞堂、黄德胜两名新党员的基本信息和个人履历，以及他们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丁瑞堂，男，江西南康杨梅渡籍（今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未婚，曾读过半年书，家里有三间土房而没有耕地，并欠有百余元的债务。他早年从事裁缝工作，后来参军到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据表格记载的“一九三十年由独立十五旅反水过来到三军团工作”推断：1930年上旬，丁瑞堂受程子华等共产党员领导的大冶兵暴影响，毅然选择从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投奔当时在大冶、阳新一带活动的由李灿、何长工领导的红五军第五纵队。这支部队在1930年4月扩编为红八军，并在当年6月10日前后与原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丁瑞堂便开始了在红三军团的经历。根据表格所记载“工作二年由塘洛到四十五师，打富田负伤1次”推断：丁瑞堂随红三军团继续向湖南、江西进发，投入两次攻打长沙及历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并在富田战斗中光荣负伤。1932年，丁瑞堂由红三军团调到了四十五师工作，后随红十五军并入红五军团。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进行改编，红十五军与红十三军缩编为红十三师，直接由红五军团指挥。这最终解释了丁瑞堂有红一、三军团工作的履历但却在红五军团十三师入党的原因。

今日丁瑞堂家乡江西南康杨梅渡公园

今日黄德胜家乡湖南坝村

黄德胜，男，湖南坝村籍，未婚，没有读过书，家中5口人，和父母兄弟共同从事撑船工作维持生计，家里有住房而没有耕地，也没有拖欠过债务。有关黄德胜的个人履历记载：“参加过二、三次战争，任过副班长、班长工作。”其中，“二、三次战争”应是指1931年4月至5月、7月至8月的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而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改编而成的部队，这说明他同丁瑞堂一样也是后来调到红五军团工作的。而“任过副班长、班长工作”则说明，黄德胜至少在1931年上半年已经在红军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因而有经验也有资历承担一定领导职务。遗憾的是，表格没有提供更多有关黄德胜其人其事。

谈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两名新党员可谓志同道合。丁瑞堂表示：“因为过去受得很大痛苦，加入共产党能够解决无产（阶）级痛苦和困难。”黄德胜表示：“乃要革命解放痛苦，对目前政治要努力向□发展。”他们两人有着不尽相同的家庭背景，但都对底层民众的悲惨境遇有着切肤之痛。他们有着不尽相同的人生经历，但在追随红军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抛洒热血时殊途同归。他们选择加入共产党的理由非常纯粹，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让更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有一天也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使命再朴实不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