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振昱,刘初春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辽宁大连 116610)
2022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和动荡的国际环境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压力显现。自3月份开始,一些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二季度我国GDP增长率仅为0.4%,上半年GDP增长率为2.5%。距离实现全年经济增长5.5%左右的预期目标仍有差距,一些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能源消费量和消费结构,炼油业因成品油(汽油、柴油、航煤等)需求疲软而面临困境。
成品油是交通运输的主要能源。2022年新冠疫情不断变异、传播和反复,持续冲击经济,抑制了成品油需求;“双碳”目标推进、成品油保供而限制其出口,收窄了炼油企业市场渠道;国内成品油库存高企,高油价跌价风险加大;俄乌冲突等导致大国博弈愈演愈烈,下半年国际能源地缘政治仍然复杂;全球能源转型加快演变。各种因素叠加,不确定性增大,成品油市场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给我国炼油业带来很大冲击,将长时间面临产能过剩、成品油供大于求的困境。面对当前窘境,炼油业面临艰巨挑战,科学灵活应对、合理政策支持,是引导和推动炼油业加速转型发展的关键。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炼油布局比较分散,地理位置选择并非由市场主导,炼油能力布局不合理问题在环渤海湾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该地区周边炼厂数量多、产业集聚,但是这个区域的炼厂并不具备特殊的成本优势,既缺乏合理的原油资源,也缺乏合理的目标市场,供求关系严重背离,多个炼厂长期处于困境[1]。
近年来,随着国家能源政策进一步放开,民营炼油企业获得新的生机,改制、并购、合资、合作等为企业带来了资金和资源,加快了扩张步伐,我国潜在的炼油能力得到释放,炼油产能快速提升,这是我国成品油供大于求的供给侧原因[2]。
我国炼油能力正处于新一轮较快增长周期。2021年全国炼油能力9.1亿吨/年,产能过剩2.0亿吨。但由于政策原因,具有合理需求的燃料油市场却长期拱手让人,使以此市场为导向的炼油结构调整投资受阻。各种原因造成炼油投资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呈现结构性的保障能力不足。
因此,一方面尽管国内成品油市场已经供大于求,但产能建设还在进行,炼油能力还在增大。广东石化、海南炼化等炼厂在2022年将陆续投产,同时多个炼化一体化工厂也将向市场投放成品油资源,炼油能力还会继续增加2 000万~3 000万吨/年。而另一方面,随着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各大汽车厂商纷纷布局新能源汽车,成品油消费需求将进一步下降。预计2025年炼油能力将增至10.2亿吨/年,未来炼油能力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
汽煤柴等成品油的国内消费量近几年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3.1亿吨/年,2020年受疫情影响出现回落(见表1)。而随着“双碳”政策的深入影响及高油价的冲击,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对国内成品油消费量也将产生抑制,预计成品油消费量峰值会提前到来。
表1 2015-2021年国内成品油消费量
2022年1–5月,我国汽油累计产量7 065万吨,累计同比下跌7.16%;2022年1–5月,我国柴油累计产量8 407万吨,累计同比下跌7.24%。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国内炼厂检修同比2021年增多,炼厂开工负荷下滑明显。此外,上半年国内成品油需求较长时间内表现疲软,部分炼厂下调汽柴油收率亦是导致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国内疫情和天气等因素影响,汽柴油仍然出现累库局面,成品油供过于求现象表现甚为突出。
目前俄乌局势依然不明朗,碳排放要求也造成各方的投资意愿不强烈,OPEC产油国目前在增产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只有沙特、阿联酋等少数国家存在闲置产能,其他国家甚至连完成当下的产量目标都有困难,这也意味着未来OPEC整体增产空间有限。
美国通过不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来打压油价,虽然会带来一些短期效果,但也会迟滞石油上游投资增长脚步,导致未来供给紧张的状况更加显著和突出。
随着各国放开疫情管控,出行旺季到来,国际成品油需求不断恢复;另外对俄罗斯的制裁极大影响欧洲天然气供应,欧洲对冬季供暖的担忧拉升天然气价格,连锁拉动柴油和煤油需求和价格。
上述原因造成成品油裂解价差(CRACK)从2022年3月开始表现强势,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见图1),出口利润也随之增高,尤其是出口柴油CRACK,一度接近80美元/桶。这期间,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炼厂也适时加大了出口力度,积极抢占成品油出口市场,扩大出口利润。
图1 2021年6月-2022年6月成品油CRACK变化趋势
而与此同时,2022年上半年我国虽然共发放3批成品油出口配额,共计2 250万吨,但受保供等原因影响,出口配额完成率仅为49.33%,实际出口量约为1 100万吨,国内库存不断累加。
近几年,出口成品油一直扮演着缓解国内供需压力的角色,出口量不断提升,2019年一度达到峰值,但近2年出口量快速下滑(见表2)。成品油出口限制政策映射了国家对“双碳”政策贯彻落实的决心,同时也折射出当前国内炼油行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态势。
表2 2015-2021年中国成品油出口量
虽然石油的重要地位短时间内无法被接替,但“双碳”目标是刚性约束,炼油企业必须早做打算,及早应对。在坚守汽柴油市场保供的同时,加快将燃料型炼厂向化工原料及化学品型炼厂转型,这是未来炼厂转型的重要方向。对于炼油企业来说,保障成品油市场供给、保障国民经济运行安全和稳定,是企业社会责任。
从国家和行业层面上,继续鼓励建设绿色和智慧化园区、绿色企业和智能化工厂等,同时加强监管,严抓安全环保,保障炼油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和低碳转型发展能够顺利进行。
炼厂是碳产品的生产供应者,生产过程伴随着大量的碳排放,是国家即将重点管控的排放对象。实现低碳加工是炼厂的紧迫任务,控制碳排放也将成为炼厂加工的主要成本,炼厂低碳排放除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能源外,产品结构的转型、重碳产品的用途开发举足轻重。通过扩大重碳产品的用途,减少原油渣油馏分的深度转化,可有效降低加工过程的碳排放。扩大重碳产品的用途、寻找和建立新市场需要企业和政府政策相向而行。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过,未来将更加注重产业结构协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单位GDP能耗将下降,总能源消耗增速将放缓。在国家政策导向下,未来,我国一次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低碳绿色的天然气、核电等能源将在我国异军突起;成品油将更加绿色环保,城市里普遍限制汽车拥有量是大势所趋,石油炼制过程对环保、安全的要求会越来越严格。这些因素决定了未来石油加工成本会攀升,石油需求增速会放慢。
在此形势下,新增炼油产能应更注重未来的市场需求。如果超越行业未来的发展需求,盲目新增炼油产能,只能使已经供大于求的产业结构雪上加霜,导致产业链毛利下降,恶性竞争加剧,进而影响产业的良性发展,甚至造成资产浪费。
国家应尽快为炼油行业制定碳排放管控目标。2021年底,中央为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出台了新的政策,如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本质是为企业转型创造政策环境和条件。
国家应尽快出台碳排放指标考核等方法倒逼炼油企业加速转型。如根据每家炼厂的加工量(可以参考近3年数据),确定各炼厂的年碳排放总量,而非限制成品油内外销数量,由炼厂根据企业实际和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产品结构。对于炼油企业来说,需要据此指标,采取有效措施抑碳减碳,利用碳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助推碳减排,不断强化降碳目标,从而保障炼油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和低碳转型发展能够顺利进行。
减少碳排放最有效的措施是炼厂降低能量消耗、减少加工损耗、降低加工过程的碳脱除。其中最直接、最经济的方式就是减少渣油馏分的深加工,注重直馏渣油的合理利用,开拓渣油的利用途径。避免由于渣油的深加工转化成低碳产品而产生大量碳排放,如大量生产、使用高硫沥青,生产、使用低硫船舶燃料。
重质船舶燃料是海上运输的主要能源,低硫重质船舶燃料是船舶能源消耗的主品种,利用渣油加氢脱硫生产低硫船燃是一个好的选择。我国曾推出为海上外贸运输燃料退税、保税的国际惯常政策,为炼油业创造了新机会,国内低硫船燃消费量快速稳步增长,预计“十四五”末期潜在合理需求达到顶峰3 000万吨/年[3]。目前市场供应还存在一定缺口,炼厂可以加快加大低硫船燃生产。国家应该进一步放开市场,创造灵活、便利、高效、有效监管的政策环境,为炼厂合理利用产能、低碳加工提供结构调整的空间,从而提升炼厂竞争力,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在我国炼油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炼油企业面临着低负荷、缺市场、资产闲置的压力。在控制新增炼油产能,满足碳排放要求的同时,利用现有过剩产能生产成品油出口国际市场,是平衡供需压力,改善我国炼油企业经营环境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调节我国成品油结构性供求平衡的重要措施。
国际市场巨大,适者生存。因发展程度不同、地区气候差别等原因,各国成品油质量规格存在差异,我国炼油企业必须做好战略定位,根据企业实际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筛选中国企业有竞争力的优质市场地区。尤其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世界级公司,更应着眼于内部效益最大化,选择沿海骨干企业重点出口成品油,在集团内部建立优化支持出口的机制,形成相应的配套支持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竞争,同时出口企业的加工流程和技术路线也要与之相适应。
短期内国家可以适当增加成品油出口配额,放开出口数量限制,解决炼油企业高价库存原油、社会成品油高库存问题,减轻炼化企业面临跌价的风险,同时也能大幅提高企业利润,缓解经济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