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生与成长
——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三十三）

□关明

“砰! 砰! 砰! ……”刽子手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林育南和他的战友们壮烈地倒在雪地上。

林育南等二十四烈士牺牲的当天，龙华监狱中的难友万分悲痛，举行了悼念活动。难友张恺帆在墙壁上题了一首纪念诗：

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内桃花墙外血，一般鲜艳一样红。

1933 年5 月，邓中夏被捕，9 月21 日英勇就义。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 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 年回国后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2 军团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1 年1 月，王明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后，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于1931 年底回到上海。王明一伙几个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李夏明（李启汉的妹妹）在纱厂当工人一个月挣7 块钱艰难生活。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毫无怨言，对革命矢志不移。1932 年秋，党组织委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

1933 年5 月15 日晚，邓中夏被法国租界巡捕逮捕，被引渡解往南京。国民党想挑拨他：“你是共产党的元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邓中夏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

在狱中，邓中夏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1933 年9 月21 日黎明，在雨花台下，他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9 岁。

一代英豪，风流云散。

当年，他们出国留学之际，是何等的志存高远。

那年旅欧的人员中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李立三、李维汉、徐特立、何长工……蔡和森、蔡畅和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一家，此后数年中，相继投入革命运动，个个是人中之杰。

那年，李立三在船上“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钟，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

那年，蔡和森决心“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实情，冲决世界之层层罗网，造出自由之人，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那年，赵世炎和王光祈在船上合写了一首歌：“山之涯，海之湄，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我少年有此志气。”

几年前他们回国之际，又是何等的雄姿英发，壮怀激烈，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多少豪杰；在上海、在广州、在北平，把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搞得生龙活虎，风风火火，搅动一波接一波的革命浪潮。

当年，他们都是人中英杰，或是国内名牌大学出身，或是国外“海归”，均是天之骄子，一身学问。他们有一百种以上的职业可以选择，每一个职业都前途无量，且不说跟了国民党，当时就可飞黄腾达，胡适就是榜样。哪怕专心去做学问，以他们的才华基本上都可以成为大师，就像梁实秋那样。可是，他们偏偏选择了看上去最没有“前途”的一行：造反，闹革命。不仅没有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反而搭上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不是他们不识时务，而是他们认准了理想、信念，认准了最大最重的“前途”——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解放，并为此去不懈奋斗，九死不悔。

然而，如今他们一个个悲壮谢幕。有道是：“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诸葛亮《后出师表》 中，有这样沉重的一段：“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此情此景，有没有同样的扼腕之感？

然而，不屈的共产党人还要鞠躬尽瘁，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

1931 年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国民党集团退守关内。此时此刻，共产党却逆战火而行，派出干部到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工人运动。

罗登贤即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他是1925 年入党的老党员。1928 年，在党的六大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时候年仅24 岁。工人出身的他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学习能力非常强，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与陈潭秋同为周恩来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助手。1931 年1 月，到上海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指导开展工人运动。

1931 年秋，“九一八”事变后，罗登贤被派往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他召集了北满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罗登贤表示：“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如果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罗登贤和满洲省委其他同志满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孤悬敌后、浴血苦战，没有一个人不经组织调动而离开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从接受满洲省委的派遣之时起，就开始了他们可歌可泣的武装抗日生涯。

1933 年3 月，因原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被捕叛变，罗登贤和廖承志、陈赓、陈藻英等5 人，先后被陈立夫统领的特务机关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在狱中，遭敌人酷刑折磨，两个腿骨被铁杠压断，但罗登贤宁死不屈，领导狱中难友与敌人作斗争。

1933 年3 月31 日，罗登贤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的“公开审判”中，大义凛然地说：“我曾在东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在那里与义勇军一起同日本强盗作战。最近我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进行反日大罢工，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出卖我东北神圣领土，才是真正的反动。”驳得法官瞠目结舌。

1933 年8 月29 日，罗登贤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就义时狱官问他有什么遗言？登贤凛然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就义时，年仅28 岁。

43.苏区颁行劳动法 红军组建工人师

中共“八七”会议后，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毛泽东在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也给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生路。随着党的斗争策略的调整，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也顺应形势而进行了调整，苏区工会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应运而生，并在苏区得到了发展壮大。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 年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攻下莲花县城后，原有的莲花县总工会就立即恢复活动，并在城区建立店员工会和铁业工会。同年11 月攻克茶陵后，共产党员、印刷工人谭震林立即发动工人，重建县总工会。1929 年1 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所到之处，号召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这些地区的工会组织随之建立起来。

1930 年10 月，全总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对苏区工会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次年3 月，在赣西南的吉安富田村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7月，经兴国迁至瑞金县叶坪。从此，苏区的工会工作有了组织保障。

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的政权，苏区的工会是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之下的工会，与在白区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苏区工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律保障——1929 年12 月，全总关于苏区工会的第一个文件《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大纲》指出：“苏区工会工作的根本路线是‘要发挥无产阶级在农民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强调：“苏维埃区域的工人运动是目前我们在苏维埃区域中最重要的工作”，必须“动员这些区域的城市工人（虽然数量很少）和乡村的广大雇工群众加入工会”。

1931 年11 月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上选举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项英作了关于劳动法的报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为纪念广州起义，《劳动法》 中有这样一条：每年12 月11 日为广州起义纪念日，是日一切机关停止工作，集会纪念。

苏维埃《劳动法》 共十二章七十五条，其中心内容和主要目的是从法律上保障苏区工人的政治地位和劳动经济权益，同时规定了工会在苏区的权利义务及其组织办法，对改善苏区工人生活，促进苏区工会运动的发展，发挥苏区工人和工会在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它是在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下制定的，其内容有一些过“左”的规定，这些过“左”的条文，实际上是当时苏区公私经济无法承受的。

到了1932 年年底，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在白区已无法立足。1933 年2 月，全国总工会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将原全总苏区执行局改组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同时保留全总名义，以指导全国工人运动。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梁广为组织部长，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女工部、青工部、福利部、社会经济部、国家企业部、文化教育部。1933 年4 月到7 月，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先后在瑞金建立了4 个全苏区性质的工会：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中国店员和手艺工人工会、中国纸业工人工会，使工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

苏区工会的建立和开展工作，给当时还落后的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注入了先进生产力的新生命力。毛泽东曾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对苏区工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苏区工会是组织坚强的阶级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是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1933 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8 次例会决定修改苏维埃《劳动法》。同年10 月15 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公布了经过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它在许多重要条款上，增加了可以根据苏区实际情况灵活执行的规定，为各苏区纠正和避免因机械执行苏维埃《劳动法》 而产生的“左”倾错误，提供了法律依据。

1934 年1 月22 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苏区工会的作用作了高度评价。在苏区工会的努力下，根据地工人积极参加苏区的经济建设，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参加土改和查田运动，甚至直接参军参战，还组建了赫赫有名的红军工人师，工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32 年8 月1 日，南昌起义五周年的日子，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号召组建的工人师正式成立。整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编为中央警卫师。师长由李松担任，政治委员由全总苏区执行局组织部长担任，下辖3 个正规团和1 个补充团。

中国工农红军警卫师（工人师）成立宣言称：

我们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于今年的“八一”反帝战争斗争日，南昌暴动和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成立了。

我们坚决拥护与绝对遵守红军铁的纪律，并努力学习阶级的政治训育和军事技术，创造我们最坚决的铁的工人师。

同志们！我们（工人师）在伟大的革命战争中，在胜利的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斗争中，是永远的与全苏区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一时一刻不会分离的。我们更热烈的愿望全中国工会组织与我们建立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和时时指示我们帮助我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