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理论视域中的美好生活及其现实取向

◎赵连君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长春130012

党的十九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面向新时代，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由此可以认为，新时代的实践对于“美好生活”研究的要求日益迫切。笔者认为，美好生活不但是外在性的实践层面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二者的统一，然而，从现有研究资料来看，学术界对美好生活的内在性研究有所忽略。只有把美好生活提升到理论高度去认识，揭示其蕴含的内在性质，才能更加自觉地在实践中体验、创造、实现美好生活。因此，本文的主旨在于透视美好生活的内在维度，探讨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行性实践理念。

一、生活世界理论：美好生活的理论视界

以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美好生活，从而确立其合理性和意义，这是关系到美好生活作为规范性存在得以成立的前提。很显然，没有合理解释的美好生活是碎片化的、零散的，从而也是缺乏完整意义的，继而无法承担其价值承诺。从直观意义上看，美好生活是人的生活，是人们对其生活世界的感觉、体验，美好生活应以生活世界为其存在论源头。因此，对生活世界的诠释应该成为通往理解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而诠释生活世界的合理预设只能是生活世界理论，生活世界理论以人类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关注人类生存境遇、生活价值、生活意义，因而以生活世界理论阐释美好生活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然而，生活世界理论又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从客观方面看，生活世界作为经验的世界，具有历史性，不同时代呈现出内容迥异的生活世界，作为概括、抽象生活世界的理论，生活世界理论很难达成共识；从主观方面看，由于思想家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立场、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生活世界也会具有不同的理解。

马克思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能够完整准确阐释生活世界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宗旨，毕生都在探索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及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批判所形成的实践哲学、对资产阶级革命及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总结、在物质生活关系中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剖析中发现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的剩余价值理论等等，无不指向一个清晰而一以贯之的主题，即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任何哲学分道扬镳，实现了哲学革命，形成了生活世界理论。因此，从生活世界理论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视域。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295，人的生活及其现实世界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519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的新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时强调：“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525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新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是黑格尔的“理性”，也不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个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5]519这更进一步阐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之为人的本质就在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既然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的本质，那么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是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据此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5]519-520其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6]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马克思始终从人(的能力)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形式”即社会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表征了社会历史关系，社会历史的发展凝结在人的发展之中；二是人的关系又体现在“物”“社会财富”这些物质资料、生活资料的关系之中，人的能力与物质生活同步发展。马克思对于社会形式三大形态的概括，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世界观从来就没有脱离个人及其现实社会生活，表达了对生活世界的深切关注。上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清晰地表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不断地迁越，虽然在不同阶段马克思使用的概念略有区别，但其理论旨趣始终没有改变，即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的历史哲学，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这一“新唯物主义”诞生的秘密恰恰就在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从而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锁钥。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呈现了完整的、真实的生活世界，成为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可以说，马克思是现代生活世界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是揭示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框架。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主题和研究对象，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现代哲学不约而同地转向生活世界这一主题。正如有学者所说：“在20世纪的哲学王国中……许多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聚集到生活世界上，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批判理论。”[7]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中后期，欧洲哲学就已经显示出哲学主题向生活世界转化的趋向。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神学和理性哲学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学思想，他总结道：“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8]这既表达了费尔巴哈自己的思想发展趋向，也基本概括了欧洲近代哲学从神学到科学再到人学的发展历程。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提出“生活辩证法”概念，他把存在理解为仅仅适用于个人的概念，强调重视对个人生存、生活的研究，把生存着的个人作为哲学研究的起点，同时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发展为生活辩证法，从而奠定了存在主义哲学基础。埃德蒙德·胡塞尔晚年明确提出“生活世界”理论，他强调：“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9]5-6胡塞尔就此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9]58那么，如何解决欧洲的生存危机呢？胡塞尔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处处想把……生活世界提到首位”[9]70。现象学社会学家许茨把胡塞尔的意向性、先验性的“生活世界”转化为经验性的、常识性的“日常生活世界”，认为这一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它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共同的世界”[10]，这一世界是“有限的意义域”，它既是构成其他社会实在的基础，也是最高的社会实在。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赫勒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进一步从微观结构研究生活世界。与许茨不同，她把日常生活理解为客观的、自在的对象化世界，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日常生活是给定的，具有重复性、经验性、实用性特征，它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是所有‘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11]。哈贝马斯则是从主体间“现代性”的、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来阐释其生活世界理论，他在更为广阔的视野把生活世界看成个体生存和交往行动合理展开的基础。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者’一直在其中运动的视野”[12]165，“这种生活世界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活动的背景”[12]171。由于经济系统和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系统摆脱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规则并形成独立化的系统，反过来干预和破坏生活世界的机制，产生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形成了生活世界的危机。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是解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危机的方案。

综上所述，面对西方的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近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但研究主题均转向生活世界，期望通过生活世界理论解决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这表明，生活世界已然成为各种哲学社会学理论绕不开的主题，所开出的不同“药方”对诊治社会创伤具有积极作用。胡塞尔意向性的生活世界、许茨的“有限的意义域”的日常生活世界、赫勒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日常生活、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生活世界，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生活世界的性质和特征，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生活世界理论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哲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生长点，我国当代众多学者聚焦于生活哲学，把马克思作为现代生活世界理论的首创者，并以此为出发点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理论性质。杨魁森等人认为：“把马克思看作现代生活世界理论的奠基者，要比别的说法更切合马克思哲学的本意。”[13]15崔唯航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看作哲学存在样式的根本变革，而这一新的存在样式就是“生活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才使生活第一次进入了哲学，并使‘哲学非常懂得生活’”[14]。李文阁把生活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论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物质本体论，也不是实践本体论，而是一种生活世界观。”[15]可以看出，关注生活世界的学者主张大致相同，均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界定为生活世界理论或生活观。这些研究表明，生活世界理论是因应时代要求的哲学理论，符合时代潮流与哲学发展趋势。需要说明的是，生活世界理论与生活哲学的理论取向是一致的，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生活的理论旨趣，都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革命性变革根植于现实生活世界，因此，可以把二者看成是同一种哲学观。

二、美好生活的多维透视

人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人的诞生改变了生命的存在方式，人的生活世界是由生命意识与生命存在构成的否定性统一的世界。同样，奠基于生活世界的美好生活，不仅具有生活世界的一般性矛盾关系，还具有其独特的矛盾。生活世界理论框架中的美好生活，具有多维度的二重化结构，多视角揭示美好生活二重化的内在结构是准确、深入把握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一)美好生活是经验性与超验性的统一

从生活的主体感受上看，美好生活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还是经验性与超验性的统一。

1.美好生活是经验的生活世界

它是个人能够感受到的自身的体验，是可感知、可直观的感性生活，也就是人们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脱离开人的日常生活，所谓美好必然会失去基本的生活根基，日常生活是不可动摇的生活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5]531“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5]519从这些重要论述中我们看到，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把“吃喝住穿”这些日常生活作为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无可争辩的前提，这便凸显了日常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中重要的理论地位；其二，这一日常生活不是黑格尔等人的教条、意识、臆想等精神生活，而是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经验的生活。同样，美好生活的美好，是通过经验观察、切身体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加以证实的，由此，美好生活的经验基础得以确立。

2.美好生活又是超验的生活，即超越经验的生活世界

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是二重化的存在方式，这种二重化表现为人既是物质性的、肉体性的存在，又是“形而上”的、价值性的、意义性的存在，是“灵与肉”的完整统一体。赫舍尔更进一步把人看作意义存在物：“人是探索有意义的存在的存在，是探索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存在。”[16]对生命的追问、寻找生活的意义体现了人的生命的独特本性，由人的生命的独特性所决定的美好生活就不仅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价值生活、意义生活。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再没有什么比每天谈论人的完善更为幸福的了……没有经过如此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1)这是柏拉图在其《申辩篇》中复述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苏格拉底认为每天谈论人如何完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相反则是不幸的。他所指的“值得过的生活”就是追求德性这一最高原则的道德生活。很显然，由“人的完善”所决定的“幸福”决不能从物质生活角度来定义，而是指向超验的意义生活。恩斯特·卡西尔也指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17]这种审视关系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人同自身的关系，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也就是“认识你自己”；二是人同人的关系，即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三是人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即人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还是人对自然的控制、掠夺和索取。上述三个方面的审视均指向人的价值与意义。因此，美好生活并不仅仅是经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这只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美好生活还是超验的意义生活和价值生活，它超越了人的单一的经验性维度，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质，是“崇高”的生活。

美好生活是经验性与超验性相统一的生活。经验性体现了美好生活的存在论根基，美好生活在可感觉、可体验的日常生活中展开，脱离经验性维度的超验性，美好生活便成为无根的、缥缈的空中楼阁；超验性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独特本性，体现了美好生活的价值论取向，没有了超验性维度，生活只具有生物学意义，人的生命意义将会丧失，美好生活不再存在。因此，对美好生活作单一性的理解是片面的，它是经验基础上的超验、超验引领下的经验，在经验与超验张力关系中实现了统一。

(二)美好生活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

从生活的内容上看，美好生活既是个人的现实生活，也是以现实为条件而面向未来的理想生活，还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

1.美好生活是现实的生活

美好生活是对生活性质的描述，其存在的根基就是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生活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从现实生活中规定人的存在本质，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525那么，什么是现实生活？就活生生的历史长河而言，衡量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尺度是感性生活，也就是感性活动。马克思指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5]191马克思把人的感觉是否彻底解放作为对私有财产扬弃的标志，而且作为在现实世界中确证自己、自身存在的标志，说明了感觉对于人的解放从而对于人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而美好生活恰恰就是现实的“感觉”的生活，就是能够感觉得到、体验得到的人的现实生活。对象、世界是否具有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意义也是以感觉为尺度的，没有感觉的对象对于人来说就不是对象，而是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现实的个人”、现实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表述，讲的都是人的现实生活，甚至包括“感性活动”“实践”这些概念，与“现实生活”概念在本质上也是同构的，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591撇开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仅就生产方式的现实性而言，这一具有制约作用的物质生活就是现实生活，它既是决定其他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衡量美好生活的决定性力量。美好生活的现实性体现了当下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美好生活存在、生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体现在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其实践意义在于人要在现实世界中体验、创造美好生活。

2.美好生活具有生成性，是面向未来的理想生活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类存在物”，理想状态应该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但是现实中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的人，其存在与本质常常不是统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异化、私有财产的原因，造成了存在与本质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只有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存在与本质的对立，人才能真正作为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本质，从而实现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统一。那么，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扬弃私有财产？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185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能够真正实现人的“存在和本质”相统一的社会形态。因此，可以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好生活的归宿，是真正意义的美好生活。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形式来看，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代的当代生活并不是美好生活，这一时代尚未完全摆脱劳动异化，基于分工基础上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谋生的手段，还不是马克思所指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理想生活，这种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5]538。由于“异己的”“强制力量”的存在，还不能做到“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537。作为理想视域中的美好生活是不断消除“异己的”“强制力量”的生活，是通过生活实践不断去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理想生活，美好生活的理想性恰恰体现了人的超越性、否定性力量。现实世界不会满足人，人总是在不断地改变现实，改变现实就意味着面向未来。因此，人的生命面向未来而生，生命之花在人对未来的憧憬与追求中不断绽放。

美好生活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生活。没有现实性依托，理想性的生活就会缺乏根基；没有理想性追求，现实性的生活就缺少了面向未来的生命意义。美好生活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相互观照下实现了统一。

(三)美好生活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从生活的形成机制上看，美好生活既要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又是人们创造历史的成果，还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1.美好生活具有客观制约性

生活是历史活动的一部分，美好生活构成了历史活动中的鲜活内容，而美好生活的内容和实现方式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470-471而“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又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5]540，也就是说，“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就是以往历史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它们是人们创造历史从而创造美好生活的无可争辩的前提。这些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相互作用，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并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以生产规律、交换规律、交往规律、消费规律等方式制约着人们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消费活动和整个社会生活，从而也规定了美好生活的内容和实现方式。恩格斯晚年在致布洛赫的信中进一步强调:“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19]很显然，即使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也是在确定的前提下、条件下的创造，具有客观制约性。创造美好生活既是受历史规律和历史条件制约的活动，又是形成这些规律和条件本身的内在活动，还是历史活动的前提和结果的统一，美好生活就是在这些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中得以展开。因此，以这些客观规律为前提条件并在这些规律中呈现的美好生活必然是合规律性的生活。

2.美好生活又是一种合目的性的生活

由于个体感受不同，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生活，显然在不同个体那里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在都是人们憧憬、追求的生活这一意义上，则是共同的、一致的。就美好生活的形态而言，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价值的，都是人们追求、向往的理想生活，因而都是人们的目的性生活。马克思指出：“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162-163这段话表明，人是按照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去使用、交换自己的产品；人不满足于单一的物种规则，人会按照自己的目的而生产自己需要的所有产品；除了客观规律以外，人的生产生活还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就充分体现了人的活动目的性。美好生活正是在上述一系列目的性活动中展开并实现的。前文提到的美好生活要受制于历史活动，而历史活动不是脱离人的纯粹的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是属人世界的感性活动，是人的目的性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295。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4]302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人的目的、意图、意识参与了社会历史的形成，而美好生活作为历史过程的生活呈现，也必然具有目的性。事实上，人作为“形而上”的存在，所面对的基本矛盾是生存矛盾，即生命意识与生命存在的关系，生命意识总是审视生命存在，生命意识总是不满足于现有的生命存在，总会憧憬生命的未来，而这种“审视”“憧憬”“追求”，就是在人的目的引领下，以美好生活为目标而对现有生命存在的超越。在不断实现目的的历史活动中，人的意义性存在得以彰显，人的美好生活逐步生成与实现。

美好生活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生活，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的基础。没有规律性，生活的目的性是盲目的、虚妄的；没有目的性，生活的规律性缺乏方向、动力、意义。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是”与“应当”的统一。

当然，美好生活不仅仅具有以上三个维度，学者们从各个角度作了深入探讨(2)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参阅：项久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邱耕田，王丹：《美好生活的哲学审视》，《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张三元：《论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指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龚维斌：《把握美好生活内涵的五个维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11期；刘志洪，魏冠华：《美好生活的本质规定与当代特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等等。，这些努力必将有助于生活世界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三、美好生活的现实取向

美好生活是人的现实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在矛盾性关系必然体现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我党历来重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问题，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些论述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上，我党更加关注群众的生活世界，聚焦百姓的美好生活，把实现广大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执政之基，凸显了美好生活的现实价值。为此，要妥善处理美好生活所蕴含的各种现实矛盾关系，在实践中推进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实现。

(一)坚持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兼顾群众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美好生活落实到现实层面，涉及美好生活的主体问题，即谁是美好生活的主体或者说谁能成为判断、体验、创造、享受美好生活的主体，也就是美好生活是为了谁的问题。美好生活的主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层面。由于美好生活是经验生活，经验生活意味着生活的可感受性，而只有个体才具有感受性，群体不具有感受性。正是个体通过对象性的感觉来确证自身在外部世界的存在。不仅如此，人与外部对象所建立的联系也是通过感觉来实现的，并且通过感觉建立起外在对象对人自身的意义：“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5]191因此，在最直接的层面上，美好生活是由个体的感受来确定的，或者说个体的感受性是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尺度和标准。同时，创造与享受美好生活也要通过个体来实现。因此，满足美好生活需要首先是要满足个体的需要，这是推进美好生活不断实现的基础。二是群体层面。个体是群体中的个体，个体存在于群体之中，群体是个体存在的另一种形态。脱离群体的孤独的个体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能存在于理论的抽象之中。群体又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指出：“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5]188马克思这两段话表明，人是社会存在物，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社会既是组织，也是国家和民族，即群体构成的整体。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个体与群体是统一的，脱离群体的个体与脱离个体的群体都不存在。就美好生活而言也如此，其主体既是个体又是群体，满足个体需要就意味着满足了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的需要；满足群体需要就意味着满足了个体的普遍的共同需要。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割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就物质财富而言，2021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1,890美元，美国为70,430美元[21]，我国为美国的1/6略强。在社会财富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坚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至关重要。我党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放在首位。贯彻落实这一发展理念，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要兼顾个体和群体利益，既要考虑个体的个性利益需求，又要考虑群体的公共利益需求，在二者矛盾的张力中寻求合理平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物质财富有限的前提下，现实中的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应首先满足群体的需要。项久雨认为：“美好生活必须寓于共同体当中方能长久持续，而共同体作为特定群体的集合，旨在创立与实现成员间稳定的、长期的、真实的共同生活。”[22]由于群体利益主要表现为公共利益，群体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每一个体的普遍需要。因此，应重点增加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供给，尽可能通过有限资源的共用来实现资源的群体共享，以此平衡个体与群体的需求矛盾。特别是近年来暴发的全球性疫情，凸显了公共资源应对公共危机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更加重视群体的公共利益。同时，公共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分配来实现，因此，在分配领域要进一步妥善处理三次分配的关系，特别是在很大一部分群体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前提下，应重视并完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实施机制，使绝大多数群众真正体验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坚持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兼顾群众的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

人是有限与无限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不会满足当下的现实性而会追求未来的理想性，不会满足已有的有限性而会追求永恒的无限性。美好生活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的概念，比以往更好的生活就是美好生活；从历时性视角看，美好生活又是一个时间性概念，既体现为现实生活也指向未来生活，既是人的现实需要也是人的未来追求。美好生活关切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活需求，彰显人的历时性需要得到满足的各种可能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提出人从低向高依次具有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需要，当人的低层次需求满足后，就会追求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23]。这一理论体现了人的持续性的生活追求。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人的需要概括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等三种需要，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在有了一定的生产发展之后，“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24]。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人类生活内容的三个层次，可以作为分析美好生活依次递进的三种需求。

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的生存资料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更多地指向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需求，美好生活需要已经由现实的生存需要向未来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转变。正确理解群众的现实需要和长远需要的关系，就是要妥善处理群众的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一是在满足群众眼前现实利益的前提下，更要关注群众的长远利益，满足其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人作为价值性、意义性的存在，其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价值生活、意义生活、环境生活等均属于美好生活，它们具有生成性，当物质生活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后，这些内在性的生活需求就会日益迫切。因此，这些生活需求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持续性和长远性。持续性、长远性的生活需求就是群众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凸显了人民群众憧憬与渴望的理想生活。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体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社会普遍关心的教育、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已经成为广大群众享受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的瓶颈，应下大力气及时妥善加以解决。二是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也体现在不同代际关系上，要妥善处理美好生活的代际关系。在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上，当代人居于优势，占有当下的资源，比如粮食、矿产、生态环境等等，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而且有些资源不具有再生性)这些资源并不仅仅是当代人的资源，而是几代人甚至是子孙万代的资源。当代人若无节制消费就意味着耗尽后代人的资源，因此，当代人要充分尊重后代人的生存、享受、发展的权利，不能浪费、挥霍属于后代人的资源。比如，在消费领域，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要避免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挥霍消费，提倡理性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这些问题也属于发展伦理学的范畴，需要发展伦理学作出积极探索。当前，我党提出并实施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等新发展理念就是对发展合理性的实践回应，要在实践中贯彻好、落实好。

(三)坚持“剧中人”与“剧作者”的统一，兼顾历史的客观制约性与群众的主体创造性

美好生活是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生成于历史前提之中又不断地书写着历史，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作为历史的“剧中人”，美好生活受到历史规律的制约，要遵循历史“剧本”出演自己的角色，不能超越历史客观性的限度。这一限度主要表现为：美好生活是在前人提供的生产力、资金、材料的前提下的生活，而不是从头再来的生活。作为历史的“剧作者”，美好生活是对历史“剧本”的再创造，会按照生活的目的与意义为历史注入新的生活养料，从而生成新的生活历史。这一“剧作者”身份，离不开人的劳动及其创造性。美好生活是规范性的、价值性的、意义性的生活，这就决定了它既是给予性的，也是创造性的。创造性只能体现在劳动过程及其结果中，是人的劳动的积极成果。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5]193，指明了劳动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决定性意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劳动二重性这一经济学视角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剥削实质。这些重要内容奠定了劳动理论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从而也揭示了劳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性作用。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认为：“构成社会存在新本质的所有规定，都总括地包含在劳动之中了。”[25]鲁道夫·奥伊肯则充分肯定了劳动对生活所具有的意义：“倘若生活要有任何意义的话，只能从一个源泉即劳动去获得。”[26]杨魁森等人进一步把劳动作了经济学意义的劳动与哲学意义的劳动的区分，并从哲学意义上肯定了劳动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认为：“劳动就是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不仅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的生活意义和自由发展的要求。”[13]26赵汀阳把创造性看成是生活意义的来源，认为“没有创造性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27]。这些论述表明，只有劳动才是创造之源，创造性体现在劳动之中，创造性的劳动是美好生活的源头。

美好生活是历史的“剧中人”与“剧作者”的统一，要求在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践中，既要尊重美好生活的历史制约性，又要发挥群众的主体创造性。尊重历史制约性，意味着要从客观现实出发，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合理安排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广泛的，既有物质生活需要，又有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安全生活、优美环境需要，在我国社会生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前提下，全面同步满足这些需要是不现实的，要按照轻重缓急、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重点解决广大群众普遍热切期盼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是我党对现阶段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发挥群众的主体创造性，意味着群众是美好生活的践行者，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主体力量，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去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不断实现美好生活需要。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特别是城乡之间的群众需求具有差异化特征，其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并不一致，只靠国家的分配与公共投入并不能满足个性化的需求，这就需要个人根据自身美好生活愿景，积极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现阶段从根本上解决美好生活的历史制约性与群众的主体创造性的矛盾关系问题，应诉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之中，市场经济既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客观前提，又为创造性劳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28]，必将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加合理的制度性保障和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最终实现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