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以来的王葆心研究

沈钰洁,陈建军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王葆心(1867—1944)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学大师，其学术成就颇高，著述众多。他曾在郢中博通书院、汉阳晴川书院、罗田义川书院、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汉大学等执教讲学，并历任京师图书馆总纂、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等，留下了百余种嘉惠学林的精品之作。他病逝时，其旧友董必武为这位湖北罗田籍的杰出学者书送挽联：“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1]国民政府特颁褒奖令，赞其“矜式士林，有功来学”，又“同情革命，激发民族思想”，并宣令将其生平著述付国史馆保存[2]。

在近代旧学式微和硝烟战火的双重打击之下，王葆心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本就不多，加之几经辗转，其学术影响一度陷入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渐渐重回学界视野。在此之前，学界尚未形成对王葆心研究的自觉，仅通过友朋、师生等关系纽带进行一些自发性的点评和记录，如林纾称《古文辞通义》为“百年无此作”[3]1，弟子徐复观于1956年撰《王季芗先生事略》以表追怀。1981年，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出版了王葆心遗著《方志学发微：取材篇 纂校篇》。此后，湖北省、市、县各级单位和组织发掘整理王葆心生平资料和学术著作的成果开始接踵而来。这时，学界对于王葆心的研究才进入自觉阶段。正因如此，故本篇评述将时间起点设在1981年。

一、遗著整理出版

王葆心一生以教书著书为业，有经学、文学、方志学、史学、教育学等著作170余种。但其中只有极少数曾付梓，绝大多数未曾印行，且有部分已经散佚。这是王葆心的学术被长期淹没的重要原因。据王葆心家人王季燕、王延杰及弟子谈瀛等回忆，致使其著作蒙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时世，如《方志学发微》就因日寇入侵无法付印，数十本日记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毁[4]34-35；二是财力，王葆心明志淡泊，教书修史薪水微薄，家中又频遭变故，晚景萧条，其门生故旧于1937年为其所筹集的3000元“王氏印书基金”也在抗战胜利后迅速贬值，无力开支[5]；三是辗转，王葆心在世时因调任、避战等原因辗转于武汉、北京、长沙、罗田等地，去世后其手稿又随家族搬迁，再后来先是在董必武的支持下付湖北省文史研究馆保存，“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免损毁又转移至湖北省博物馆，可谓几经周折[6]。

除王葆心生前刊印的部分著作外，1981年以来，共有5部王葆心遗著经整理出版问世，王葆心的学术渐渐引起学界重新关注。

(一)《方志学发微》 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省、市、县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倡导下开始纂修新的地方志。王葆心《方志学发微》是“大变革时代新旧过渡中，旧辈志家对方志遗产尽其力所能及而作出的总结，为我们现在批判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从新纂修方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较便的参考资料”[7]，故得到了修志工作者的密切关注。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先是组织点校了其中最为切要的《取材篇》《纂校篇》二篇，于1981年9月印行。1982年5月13日至19日，“中国地方志整理、编纂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拟定《中国地方志整理规划(1982～1990)(草案)》，将《方志学发微》列为选编出版的方志学理论著作之一，充分肯定了该书的理论价值。1984年2月，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执行1982年会议的规划，对《方志学发微》重新点校、增写注释，将全书出版，并作为对王葆心逝世40周年的纪念。

(二)《虞初支志》 作为“虞初”小说传统的延续，王葆心、王夔强父子编撰的《虞初支志》在1986年6月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与陆采《虞初志》、张潮《虞初新志》、郑澍若《虞初续志》、姜泣群《虞初广志》及胡怀琛《虞初近志》汇编为《虞初志合集》。《虞初支志》以补缺为主，在编撰体例和选材上较之前的“虞初”小说有较大变化，如将小说所源书目列于题下，附编者笔札、类似之故事，多辑不甚著称之作。《虞初支志》为“虞初”小说研究提供了新视点，如体例研究、传记写作研究等。此外，陈文新等对《虞初支志》所收文言小说进行了“提要”[8]，蒋利辉等在其中发现了古籍《慎动斋文集》的流传线索[9]，说明《虞初支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三)《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 2002年5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葆心所著《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作为“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之一种。《续谈》和《再谈》是在范锴《汉口丛谈》基础上编写的地方史，广泛搜集了有关汉口地区的史料，并详加考订整理。王葆心所读的《汉口丛谈》是周贞亮的抄校本，但“欲为付刊，未果”；后又从徐星槎处偶得此本，命其子王夔武抄写一份副本，并续写《续谈》《再谈》二编[10]。“王葆心《续谈》和《再谈》与范氏《丛谈》作为一地的乡邦文献，对于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价值。”[11]

(四)《古文辞通义》 2007年11月，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第八册全册收录了由聂安福标点的《古文辞通义》。2008年，“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书系也收录了王葆心的这部文章学著作，由熊礼汇标点。《古文辞通义》初版于1916年，由湖南官书报局刊行，此前还有1900年《汉黄德道师范学堂讲义》和1906年《高等文学讲义》两种版本。据王伯祥《庋榢偶识》记载，初版《古文辞通义》“书虽近出，流传不多，又未为时人所重，以致淹没耳”[12]，被遮蔽在近代中国提倡新文学及分科治学的浪潮之中。1952年，徐复观及其同门成惕轩在台湾刊印了《古文辞通义》，台湾开明书店《学文示例》也刊载了卷十八中的“墨守与异义”一节，但反响依旧寥寥。直到新世纪以后，复旦和武大学者标点出版《古文辞通义》，学界对于这部古文理论巨著的关注和研究才逐渐多了起来。

(五)《经义策论要法》 2013年10月，余祖坤主编的《历代文话续编》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内中收录了王葆心的另一部文章写作理论著作《经义策论要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科举变革调整了命题内容和答题要求，江夏陈氏书坊延请王葆心撰《科举新章绎语》，以示举子应试之法，后更名《经义策论要法》。这部著作主要传授时文理论，与《古文辞通义》共同反映了王葆心的文章观。

整体来看，在王葆心的170余种著作中，经整理出版面世者少之甚少，绝大多数都还“养在深闺人未识”。2011年，由湖北省博物馆牵头组织的《王葆心文集》整理出版工作正式启动，计划分12卷出版王葆心遗稿437件[4]37-52。这是推动王葆心研究的一项重要举措。早在20世纪50年代，董必武就表达过整理出版王葆心遗著的期望。1987年，王葆心弟子、时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员的谈瀛明确提出，整理出版湖北省博物馆藏的王葆心遗稿十分必要[13]。2017年，在湖北省博物馆协会学术研讨会上，罗田县博物馆罗锋与谈瀛遥相呼应，再次强调整理王葆心各领域学术成果的必要性[14]。目前，《王葆心文集》尚未面世，相信它的出版定能在学界掀起一股“王葆心热”，为王葆心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对照《王葆心文集》分卷目录和已有的王葆心研究成果，会发现其中可能还存在有待补充之处。如，复旦大学古籍所藏《汉黄德道师范学堂讲义》，虽是《高等文学讲义》《古文辞通义》修订之源，却于编写理念、具体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与后两种修订本共同反映了王葆心在近代浪潮中的学术思想变化。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归绥县志序稿》中，有“著名学者、方志学家王葆心写给郑裕孚的两通信札及信封的原件。……两通信札从未发表，郑、王之交亦未见其它记载”[15]，属新材料之发现。上文提到的《经义策论要法》，亦未见于分卷目录。王葆心其人其书辗转颠沛，部分书稿散佚实属情理之中，即使在《王葆心文集》正式问世后，辑佚和补遗工作也值得继续开展下去。期待未来有更多王葆心的遗著陆续面世！

二、主要研究成果

1981年以来出版的5部王葆心遗著是开展王葆心研究的重要风向标，研究趋势同出版情况基本同步。总体来看，1981年至2007年的王葆心研究主要由湖北文史界引领，依托《方志学发微》《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两部著作展开著者生平和史志研究；2007年以后，随着《古文辞通义》《经义策论要法》两部文章学著作整理出版，王葆心研究进入了文学、史学、方志学、教育学等多学并举的蓬勃上升期。

《方志学发微》出版之初，湖北文史界乃至文化旅游相关部门就极为重视对王葆心这位地方先贤的研究和推介。翻阅这一时期的地方文献资料会发现，在《湖北省志人物志稿》《湖北文史资料》《湖北历史名人》《鄂东人物志》《武汉市志·科学志》《黄冈文史资料》《罗田文史资料》等汇编中，都有关于王葆心的文字记载，内容包括生平、学术著述概况和人物简评等，主要突出王葆心的方志学成就及其在近代革命中爱国进步的精神品质。然而，这些资料大都是概述式、目录式的，按时间线索铺排王葆心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视野不够宽，深度也不足，没有对其学术著作展开深入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让更多学者了解王葆心的重要作用。相对来说，闻惕生、谈瀛分别于1988年、1991年整理的《王季芗先生生平学术及其遗著》和《王葆心先生遗著叙目》，则更具学术价值，对于跳出概述性简介、走进王葆心学术著作的转变而言是相当可贵的。

人物推介期之后，学界对王葆心的研究深度不断掘进。在王葆心研究的所有领域中，取得成果最多的是地方史志研究和文章学研究。

(一)地方史志研究 王葆心最早是以地方先贤、方志学家的角色重返学界视野。1984年，余彦文发表《方志学家王葆心》，大体勾勒了王葆心的生平和主要著作情况。这是目前国内可见的第一篇关于王葆心的研究论文。此文虽未对王葆心的学术展开进一步探讨，但它的先发和启示作用却不容忽视。嗣后，《方志学发微》的理论建树和《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蕲黄四十八砦纪事》《汉口竹枝词》《湖北革命实录》等历史记载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得到史志学界的重视。

对《方志学发微》的研究往往同王葆心《湖北通志》《汉口小志》《罗田县志稿》等修志成果结合在一起，视域主要集中在民国方志史和方志理论两块。民国时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政权，加之战乱频仍，不具备大规模修志条件，故而“官修方志滞迟不前”[16]，但还是有王葆心等一批方志学者“高举方志学的大旗，并旗帜鲜明地以构建方志学为己任”[17]。王葆心堪称“现代方志学的奠基人”[4]12，他的方志理论和实践为后代修志带来了很多启迪，譬如编写体例的选择(纂辑与撰著、汇编与编述等)、体例的革与因、方志同年鉴史传之分别、材料的鉴别与选择等。在近代方志学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受西学影响，‘分科治学’大行其道，时人在修志实践中注重‘科学方法’的应用”，王葆心的方志理论与修志实践，也构成了“方志学亦趋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过程中的重要一环[18]。

整理地方文献是王葆心在修志之余的又一着力点，这些文献对于地方史研究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同时部分文献的编修理念也显露出很强的进步意味。辛亥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湖北革命实录馆，聘王葆心为总纂，“这是王氏正式展开史志研究之始”[4]12。在此过程中，王葆心提出“革命史应为生人立传”的新修史观，“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4]23-25。后来他又继续致力于地方史编写，《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汉口竹枝词》即是其中的代表成果。这些著作不但为研究汉口城市史、迁移史、经济史、革命史、旅游史、文化史等提供了大量史料，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众多研究角度，包括太平天国研究、辛亥革命研究、灾害研究、疫病研究、民间信仰研究、书画研究、旅游规划研究、文物保护研究等。更值得关注的是，王葆心编修这些地方文献时正值汉口近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东方芝加哥”时期，因而“对汉口商业发展脉络、商业兴衰原因、老字号及水运交通和商业文化特点等内容均有涉及”，还揭示了汉口“从区域性商业交易中心向国际化城市转型”的过程及内在规律[19]，对今日爬梳本地货运业、演艺业、烟草业、房地产业、商业街变迁等都大有参考价值。此外，《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同样是研究当地农民起义、乡村武装史、聚落变迁史的重要资料。

随着《方志学发微》的出版，王葆心的方志学贡献已成为方志学界不容忽视的重要理论资源。可以说，作为地方史志大家的王葆心在这个领域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一座学术宝库。

(二)文章学研究 王葆心文章学研究由复旦大学和湖北文学研究界两大阵容引领，主要是在《古文辞通义》出版后得到快速推进。

关于王葆心的文章学研究，有四位学者厥功至伟：《历代文话》主编王水照、武大版《古文辞通义》标点者熊礼汇、《历代文话》标点者聂安福和第一篇《古文辞通义》系统研究者吴伯雄。王水照极力推崇王葆心及其《古文辞通义》，认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从来没有关注过他，但是你去看看《古文辞通义》，那是写得真好啊。十册《历代文话》，他一人占了一册，可以说王葆心是文话发展史上的殿军人物，值得我们认真研究”[20]。熊礼汇、聂安福分别撰写的要义概说和提要，内容包括著者生平、各篇概说、版本略谈、编撰体例、学术价值、著作亮点等，是读者初探《古文辞通义》的良好通道。吴伯雄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古文辞通义〉研究》中第一次从外部和内部两条路径出发对《古文辞通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史料翔实，观点出新，并附王葆心年表和主要著作目录，兼具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可以说，王葆心文章学研究起点很高，力量也很充沛。此风一开，学界对于王葆心文章学思想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无论是《湖北近代作家研究》之类的学术著作，还是《霜叶丹青》之类的学术随笔集，甚至于2018年编纂的《黄州赤壁志》相关条目，都大大拓展了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及其他文章学著作研究的空间。学界对王葆心文章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1.王葆心文章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2010年，王水照、朱刚在《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一文中指出文章学在近代遭遇的传承困境，高度评价了《古文辞通义》力延古文传统而又尝试中外理论融合的新气象[21]。具体而言，《古文辞通义》既向内发掘，又向外借力，以文体分类和西学引进两大利器冲破困境，通过情、事、理三统系的文体分类提挈古文纲领，并在修辞学及其他域外文论的刺激之下，实现了传统诗话文论从无序到有法的转型，可以视为“最初与西学观念相对接的文学概论著作的滥觞”[22]。《古文辞通义》中的文学地理学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鉴于扎实的史志研究基础，“对于地理一科，王葆心可谓是学有独至”[23]，其分南北论文的跨学科视野，对于当前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的跨学科研究也有所启示。

2.近代教育转型下的王葆心文章学。《中国文学研究蓝皮书2013》谈到近代国文学科建设时，专门强调了《古文辞通义》这部教科书的积极意义。学者们普遍认为，这部著作力图通过传统学术自新而顺应近代教育需求，在经学传统淡化的学术大背景下，将“文以载道”的“道”悄然转化为情、事、理，而师法自然、与古为徒的无迹之技也被具体化的告语、记载、解释、议论四门类文章作法所取代。王葆心本人则一边借鉴西方成果，一边又始终以保存国粹为己任。他一方面积极借鉴外来教育经验，一方面又通过传授经学、文章学、史学等传统学问以实现保国、保种、保教的良苦用心。这是他在近代教育转型中的自觉。

2020年9月，“复旦古代文章学研究书系”收录了常方舟的《失落的文章学传统：〈古文辞通义〉》。这是关于王葆心文章学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为王葆心文章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材料。相较之前的王葆心文章学研究成果，这部著作广纳前言，对于《古文辞通义》的研究更为精细、深入，也将前人分散于各篇各部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融合与拓进。王葆心体大而精深的文章学著作，正在成为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的新重镇。

地方史志和文章学是目前王葆心研究着力较多的领域，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收获了一些成果。如围绕《汉浒金石小记》展开的金石学研究、文物研究，围绕王葆心藏书记录展开的古籍文献研究，围绕《历代经学变迁史》《周易变解通·序》展开的经学思想研究等。2009年，叶贤恩经多方寻访、搜证而创作的《王葆心传》由武汉崇文书局出版。这部传记对王葆心的家世、经历、著作等情况都作了比较详细的勾勒。叶贤恩认为，“有的学者对王葆心冠以方志学家的头衔，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公正地说，他是一位国学大师”[24]。从王葆心的著述及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判断是不无道理的。

三、未来研究方向

近40年来，王葆心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人其文逐步走向学术前台。但总体来看，现有的王葆心研究文献基础欠牢固、学术领域欠广泛、资源运用欠充分。未来的王葆心研究可在以下四个方向发力。

(一)生平行事研究 根据《王季芗先生家传》《王葆心传》等已有的传记及其他年表等，可大致了解王葆心一生求学、治学的经历和行迹概况。但是，他的生活环境如何、所受教育情况如何、履历及作为如何，都还不够详细，仍有继续寻访探求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王葆心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体，他的学术人生同其亲眷、友朋、师生等交织在一起，他们在信札或创作中彼此书写，并相互影响和启迪。譬如，张之洞是王葆心的恩师、伯乐，已经有学者将王葆心纳入“张之洞系统”“张之洞学人圈”进行考察[25]，也有学者在《续汉口丛谈》中发现了张之洞一篇佚文[26]。又如，冯永轩与王葆心是故交，王葆心避难罗田期间，二人常相通信，交流生活和鄂东史、楚史相关学术话题，在《冯氏藏札》中就有王葆心写给冯永轩的七通书信，从中可以一窥当时王葆心“丁此灾祲外患交臻之世，以老朽隐身文字中”[27]的生活处境和学术观。再如，徐复观是王葆心在湖北国学馆时的弟子，后来撰写《中国文学论集》时，多次引用《古文辞通义》中的内容，可见“王季芗师”对其影响颇为深远。除了上述三例，王葆心的“朋友圈”中还有藏书家王礼培、徐行可，方志学家甘鹏云，先师周锡恩，目录学家周贞亮，杰出弟子谈瀛、成惕轩等。通过研究王葆心与他们的交游，既可以钩沉出如张之洞佚文、致冯永轩七通那样的散佚文献，又可以对王葆心及其“圈内人”的学术人生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学术思想研究 由于王葆心著作的汇编特征比较突出，故而常常被当作资料籍、工具书使用(如从《古文辞通义》中援引某人之言作为古文研究之论据、从《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中抄录某条记载作为史料依托)。毫无疑问，这确是王葆心造福后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之一。但也要认识到，王葆心的这些著作在搜集前人之言或者有关史料之后，并非只是将其胡乱凑泊、铺陈堆砌，而是折衷己意，精心编排，还常常加以案语，可谓是前人思想与自身思想的综合体。正如“选学”之“学”不徒在各单篇而更在整个的《昭明文选》一般，王葆心学术著作的价值也不只在条条材料而更在于他如何选择和编排这些材料以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因此，研究王葆心的学术著作，除了发掘、使用其中的有益材料外，还应进一步探讨王葆心自身的学术思想。

(三)教育实践研究 “今人失所师”中的“师”，是王葆心学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身份。除写作之外，教书也是王葆心主要的学术活动之一。从书院到大学，王葆心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葆心执教汉阳晴川书院，示学子“知类通达、读书作文一贯之道”[3]322。民国十一年(1922)，王葆心应时任校长张继煦之邀请，任教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间曾开设“古文辞”“毛诗学”等课程[28]。民国十二年(1923)，王葆心出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昌明国学，内存国性，外美国风，促文化之进行”，以救“免胄趋风，数典忘祖”之时弊[29]。王葆心留下大量珍贵的讲义资料，如《汉黄德道师范学堂讲义》《高等文学讲义》《文学源流》《经学通论》，也曾编写过《教育原理》《教育制度》等。目前，对王葆心教育实践活动的梳理仍显不足，对其教学资料也缺乏系统深入的发掘和整理。了解王葆心的教学教学实践，对于考察近代教育生态是有一定的启发的。

(四)诗文创作研究 王葆心一生以学术研究为主，同时也从事诗文创作。仅就《王葆心文集》分卷目录来看，就有《藏书绝句三十二首》《罗田王季芗先生游天堂山记》等创作遗稿。作为一位文章学大师，其《晦堂文稿》《晦堂文钞》《青垞居士文稿》等中亦不乏优秀的散文作品。此外，还有学者在《黄州课士录》中发现了王葆心15篇词章作品及《显微镜》《时辰表》等诗作[30]。王葆心有很多诗文创作理论，如《古文辞通义》《历代文家体派略史》《晦堂诗话》等，如能对他的诗文作品加以研究，或许能够加强王葆心自身创作体验与理论建构之间的联系，对于印证、检验其创作理论是大有帮助的。

王葆心是一位历史名人，整理他的随笔、书信、札记等，有助于钩沉文献，穿越历史的迷雾探知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他也是一位杰出学者和师者，研究他的论著、创作、讲义等，有助于推进学术，在文学、史学、方志学、经学、教育学等领域创立新知。他还是武汉大学的前辈、湖北的地方先贤，发掘他的生平、著作和精神品格，对于赓续文化传统、推动文化建设也不无助益。在长久的荒芜过后，近40年来的王葆心研究已经陆续抽芽生枝。相信随着大批文献的发掘整理和深入探讨，王葆心研究必将继续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