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顿·休斯《不无笑声》中黑人女性哈里特的主体性建构

张 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

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美国黑人作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近百年来持续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以“Langston Hughes”为关键词，在Google Scholar中进行检索，可发现关于休斯的国外研究多达53700条；在国内，以“兰斯顿·休斯”为关键词，在CNKI中按“主题”进行检索，结果也有250条之多(1)关于休斯的国内外研究条数，笔者于2021年5月1日分别通过谷歌学术和中国知网检索获得。。尤其是自2007年7月于华中师范大学首次举办“兰斯顿·休斯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国内的“休学”研究呈现日益繁盛的勃勃景象。在国内外学界掀起的这股持续 “休斯热”中，我们看到了休斯，这位先后斩获安斯非尔德-沃尔夫奖、斯平加恩奖、哈蒙奖及芝加哥文学名人堂奖项(2)详见www.anisfield-wolf.org/tag/1954/；www.naacp.org/awards/spingarn-medal/winners/；blog.library.si.edu/blog/2013/02/22/african-american-art-and-the-harmon-foundation/#.YEN1begzZPY；chicagoliteraryhof.org/inductees/profile/langston-hughes。于一身的作家于国内外享有的盛名，也更加感受到他为美国黑人文化复兴和崛起做出的巨大贡献。

综观国内外关于休斯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研究休斯创作的诗歌，如《疲惫的布鲁斯》《黑人弹河》《给犹太人的精美衣服》《哈莱姆的莎士比亚》等。休斯在长达4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创造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也正因如此，他被冠以“哈莱姆桂冠诗人”之称，而且还是继惠特曼之后同样怀有民主诉求的美国“真正的人民诗人”[1]。然而，普遍为学界所忽视的是，休斯还是一位小说家，一位同样借助于小说来记录黑人文化、彰显黑人种族奋斗史的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研究休斯其人，只聚焦于其恢宏的诗歌，却对其创作的其他文学体裁知之甚少，难免会影响“休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要想全面深入地研究休斯的文学成就，对其学术作品的研究范围则势必要进一步拓宽。

作为休斯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1930年出版的《不无笑声》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美国小说中极为少见地描写黑人种族面临的剧烈而逼真的悲惨现实”[2]，小说“无疑为美国黑人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3]。该作品一经问世，即受到众多出版商的青睐，先后被译成8种不同语言[4]，很快便被提名哈蒙奖，休斯本人也一举成名。由此可见，小说《不无笑声》显然可以成为对休斯创作的研究范围由诗歌向外进行拓宽的一个典型的切入范例。鉴于目前国内围绕该作品展开的研究极少，本研究先从简述该作品的研究现状出发，尤其是国外的研究现状，进而挖掘该作品在当下的可行性研究方向，抛砖引玉，以期为国内同行提供初步的参考与启发。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及其研究价值评估

《不无笑声》于1930年出版，直到20世纪末，国外才陆续围绕该作品展开研究。大体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从小说中描绘的布鲁斯音乐、黑人舞蹈等美国黑人独特的文化(物质)元素入手展开研究，通过聚焦于这些元素分析其对再现非裔种族的苦难遭遇、凸显非裔种族的文化精神底蕴、确立非裔种族的主体意识乃至非裔乡村的现代性建构等方面发挥的显著作用[5-9]。

第二，以小说中小男孩辛弟的成长为核心，侧重于分析休斯于小说中塑造的其他人物形象(辛弟的祖母黑格、姨母哈里特、母亲安琪等)对辛弟成长的影响，由此探讨辛弟的成长轨迹、男性气质建构，反观非裔种族在美国的社会境遇，进而探讨休斯本人关于非裔种族发展提升的策略思考[10-12]。

第三，围绕小说的结构、叙事模式，着眼于小说中频现的自然、家园等意象，透视其与非裔种族苦难遭遇及辛弟成长轨迹之间的紧密联系，探讨休斯在文学创作上结构与思想的统一[13-14]。

第四，从休斯创作该小说的独特性角度出发，通过追溯该小说的编纂史(休斯与其赞助人夏洛特·梅森的关系深刻影响了该作品的创作)来探究休斯对非裔种族向前发展持有的强烈政治改革意识；或是着眼于休斯在该作品中塑造的哈里特形象，进而揭示休斯为非裔文学贡献的独特智慧，也即他塑造的先驱性形象——“布鲁斯女人”[15-16]。

较之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对该作品的研究很少，迄今为止，仅有4篇相关的学术文献。颇具代表性的两篇皆是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或叙事模式出发，分别探究休斯于该作品传达的黑人小说叙述策略、通过反传统的叙事技巧建构黑人种族的创伤历史[17-18]。可以说，在小说叙事结构方面的研究，国内实现了对该作品在国外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

在对已有研究进行一番梳理之后可以看到，该作品尚存在极大的研究空间。譬如，该小说诞生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描绘了黑人种族自南向北的大迁移、狂欢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也提到了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伊斯等致力于解决黑人种族问题的伟人，这为我们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展开研究提供了基本支撑。另外，非裔种族的同性恋问题、小男孩辛弟成长的空间叙事、小说中男性形象的不足或缺失、布鲁斯音乐与圣歌的深层区别意义指涉、作品语言和情节的简单直率及“笑声”在作品中的象征与体现等方面，在今后《不无笑声》的研究中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深入挖掘的。

已有研究多将视线放在休斯塑造的小男孩辛弟身上，对休斯在小说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显然缺乏主动性关照，即便关注她们，也只是出于服务辛弟这一主人公的目的(3)已有研究中只有Wall在其文章中以辛弟姨母哈里特为核心，就其形象展开专门研究，笔者随后会进一步提及，此处暂把她排除在外。，这尤其表现在辛弟的姨母哈里特身上。哈里特自小说一开始便以反叛不羁、鲜活的黑人女性形象出现在读者视野中：从小说最初哈里特在院子里和着詹保的六弦琴翩翩起舞，到违背母亲家训午夜奔赴狂欢节盛宴，到拒绝为白人工作、甘愿做妓女，再到小说最后成为名声大噪的“布鲁斯女王”。显然，休斯对哈里特形象的一番刻意并且深入而细致的描写，并不仅仅是为了凸显哈里特作为辛弟成长之路上的“引路人”角色，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哈里特个人形象的主动建构，休斯意图揭露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遭遇与生存方式。可以说，小说中哈里特的“女性问题”已然成为休斯“洞察社会、剖析现实的独特视角”[19]，休斯笔下的黑人女性哈里特突破了已往黑人文学创作中“黑人女性的主体放逐及黑人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迷失”[20]，在小说中始终以一个“反叛者”的不羁形象出现，于小说最后登上舞台大展“宏舞”、成为“布鲁斯女王”的她宣告着自己的黑人主体性得以自由建构。此外，Wall在对“布鲁斯女王”哈里特给予主动性关照的研究中，从黑人民族文化的宏观角度独创性地揭示出哈里特“作为一名艺术家预言了黑人种族群体的集体抱负与渴望”[16]。若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将视线聚焦于哈里特个人于小说中做出的系列“伦理性选择”，探讨其作为黑人女性的主体性建构，则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因此，本研究拟从女性身份、女性意识和女性经济地位三个微观层次就《不无笑声》中哈里特的女性主体建构展开论述，从而窥探休斯笔下美国非裔女性的主体建构与成长救赎之路。

二、黑人女性的主体性缺失

何为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主、自为、选择和创造等特性。”[21]也就是说，具有社会性的人在行使一切活动的过程中，如若不能自由地行使作为人所具有的自主、自为、选择和创造等特性，则并无主体性可言。那么美国黑人女性的主体性怎么样呢？综观黑人女性在美国文学中的形象，无论是在该小说反映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在白人文学中，黑人女性的形象一直被社会所丑化——丑陋、邪恶、淫荡，甚至把她们描写为“世界的骡子”[22]。她们处于美国社会的最下层，饱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生存境遇悲惨。著名的黑人民权领导者、社会学家杜波伊斯指出了于白人主流文化建构下黑人所面临的自身主体性缺失的困境，“美国主流社会使得黑人丧失了真正的自我意识，他只能在他人的评判下方可找寻自己……黑人总会感觉到他的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可和解的冲击”[23]。在《不无笑声》这部作品中，休斯同样对黑人女性主体性缺失的问题给予了关注。

首先，小说中黑人女性的主体性缺失表现在身体层面，即黑人女性的身体普遍受苦役支配，她们无法按照己之意志自由生活，继而便无法主宰己之命运。小说中休斯对祖母黑格的形象刻画最为典型。作为一家五口的顶梁柱，黑格恰如“阁楼中的天使”一般，“终其一生(被)束缚在家中的洗衣盆内”[24]167，为白人妇女洗衣以谋得生计。整日忙于洗衣、熨衣的她“甚至没有时间为她的孙子缝补鞋袜”[24]105，即使是生病卧倒在床之时，也不忘“勉强洗完她的衣服”[24]157。最终，无法主宰己之命运的黑格，只能载着对孙子辛弟的无尽期望，在病床上抑郁地死去。从黑格身上，我们看到了她在遭受源自社会种族、性别的双重压迫下面对自身主体性缺失的无奈。在白人妇女眼里，她无姓名可言，就是一个“黑人洗衣妇”[24]129，“washing”一词在小说中时刻伴随着她，成了她的代名词；于她而言，洗衣熨衣无时无刻不在占据和操控着她。可以说，无法自由生活的黑格终日过着一种“工具化”的生活，作为人，一名非裔女性，其主体性已然丧失。

其次，黑人女性的主体性缺失还表现在话语层面，即黑人妇女在白人权力话语之下普遍沉默。小说对安琪在白人妇女家做工的场景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面对里斯太太一句“喂，给我父亲吃的薄面包一定要很薄”[24]58，面对她随后的一番训斥“我嘱咐过你不要把那么多的葱放在肉排汤汁里面，我之前给你说过好多次啦！……你今晚真是不用心！你必须好好反思你的行为，安琪”[24]59，安琪默默忍受，不作声，只是自责地重复着那句“Yes, m′am”。休斯在此处还巧妙地透过辛弟的情感流露来凸显黑人仆役于白人强大的话语权之下无法言说的苦痛，“但是辛弟，脸上通红，眼睛立即充满了愤怒的眼泪……他不能帮助她——听着他的可爱的母亲饱受着眼前这个穿得花花绿绿的高大白妇人如此不堪的呵斥”[24]59。至此，休斯将他们二人面对白人妇女斥责时的沉默不语与可怜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黑人妇女的主体性缺失更重要地表现在精神层面，即从心理上接受被奴役或客体化的现实，生活丧失主动性。这在黑格和安琪两个人物身上都有明显体现。小说中的黑格自始至终一味盲目地将黑人种族的不幸归咎于黑人自身，认为“你是黑种……在这时代是容易遭逢不幸的”[12]142，甚至为身负种族罪行的白人辩解，“亲爱的，不要那样说……我是奴隶，我是知道白种人的，凡是他们目光所及之地留下的均是善良——只不过当他们看到黑人后，目光就没有那么地远了，仅此而已”[24]63。表面来看，黑格是出于基督徒的宽容之心，但从更深层次来讲，从人的主体性角度来看，她分明是从内心已然承认并接受自己作为黑人奴隶的客观现实，主动将自己“奴役化”“客体化”。安琪也是如此，“她做着厨子，洗衣，熨衣，擦地板，已经十年了——为了什么呢？仅仅为的是……詹保从异地回到家里把她抱在他的强壮的手臂内，吻她，低声喊着‘安琪，宝宝！’”[24]128。在白人妇女家做工忙碌，非她所愿，又是她所愿。“非她所愿”是因为终日囚禁于苦役之所而无法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自由地追求己之所想；“是她所愿”是因为她终日的忙碌只为换来詹保的爱，小说中无时无刻不在牵挂与爱恋詹保的安琪在男女两性中主动把自己建构为男性的客体，她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在为自己所依赖的男性而活，殊不知她苦苦爱恋的詹保对她并无浓烈的爱意。由此可见，以黑格、安琪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在身体、话语及精神层面始终无法按照自由意志生存，在白人建构的主流文化背景之下，纷纷沦陷于主体性丧失、命运不受自我主宰的悲剧性困境。

三、哈里特的女性主体建构

休斯在小说中描绘黑格、安琪这些丧失个人主体性、饱受苦痛与压迫的“被悬吊起来的女人”(4)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在其著名的批评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中把那些在白人社会遭受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刻画为“被悬吊起来的女人”(You Can′t Keep)。的同时，也着力塑造了哈里特——一个与白人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反传统型人物。面对黑人女性群体普遍遭受的主体性缺失和来自白人社会双重压迫的困境，休斯意图通过对小说中“布鲁斯妇女先驱”[16]哈里特的形象书写“把被悬吊起来的黑人女性放下来”，从而竭力实现黑人女性于个体意义上社会地位的提升。因此，哈里特成了休斯笔下一名得以唤醒黑人女性主体意识、为黑人女性提供救赎之道的关键人物。纵览小说前后，哈里特女性身份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建构及经济地位的提升，成为她建构自身女性主体性的重要途径。

(一)女性服饰、装扮——女性身份的主体性建构

“身份”(identity)一词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个人的身份，也就是“你是谁”，第二层含义指可以和他人区分开来的个人性、独特性及自我等(5)该释义出自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在线版，网址为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identity。。“女性身份”是一个复杂、多元化的概念，如Gardiner就曾指出：“对女性身份概念的探索似乎如同一部‘狗血剧’，无休止且永无前途……”[25]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探讨女性身份的建构问题，特别是服饰着装之于女性身份的特殊意义。Gardiner也在其文中提出,“鼓励女性诉诸其外表来认同自我”[25]。可见，作为女性外表一部分的服饰于女性身份的重要性。

面对以黑格、安琪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于白人权力话语背景下普遍遭受双重压迫、沦为“世界的骡子”等主体性丧失的巨大困境，哈里特以服饰和装扮独立建构起自身不容毁灭的女性身份主体性。

小说中休斯对哈里特的艳丽服饰与粉饰打扮进行了多番刻意的描写。小说伊始，已然辍学、从乡村俱乐部下工到家的哈里特一下子焕然一新，“她的平滑的黑脸和脖子给粉擦得光润，她的弯曲的头发闪耀地涂上香油，她的气息嗅起来很芳香”[24]41，盛装登场的她向读者首次展现了其作为一名黑人女性特有的美。随后在描述哈里特准备跟随她的玩伴——那些被黑格称为“卖淫女”[24]42的“狐朋狗友”外出聚会时，休斯又一次着力刻画了她浓妆打扮的场景，“哈里特在脸上和头上涂粉，在脸颊上抹胭脂，用碎滑石粉揩腋窝，携小瓶香水擦拭耳朵，然后，她飘飘然的，全身是衣褶闪闪闪光的蓝色衣服。裙子短短半截搭于脚踝之间，看起来很秀美，很精致，亭亭玉立，好像一个在维也纳玩具店里的黑瓷洋娃娃”[24]45。小说最后，在芝加哥国家剧院舞台上倾情表演的哈里特又一身靓装，“穿着发红的橙黄色的衣服，火焰般地映衬着她粗野原始的黑种肌肤，虽狂野，却美得宛如丛林皇后一般”[24]205。可以说，小说中的哈里特，无论是在俱乐部上班，还是与玩伴外出宴会，抑或是在芝加哥舞台演唱，她的一切生活轨迹始终为自身的靓丽服饰与粉饰打扮所点缀，靓丽服饰与精心打扮成了哈里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靓丽的服饰、装扮之于女性的意义究竟何在？Winterburn曾就衣着与其穿戴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指出：“人呈现其衣着权的品格归属。”[26]178为了使其观点更令人信服，她进一步做出了诠释：“没有比衣服更加与人亲密了，它们不能比房间或风景更容易说话，但它们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人们几乎可以猜测到从一套完整的破旧衣服深处发出的那种声音，它充满了穿着者的个性。”[26]179也就是说，在温特伯恩看来，一个人的品格由其穿戴的衣服品位所决定，不同的衣着彰显不同的人之形象。衣着之于人具有非凡的意义——一种可以彰显乃至改变穿戴者形象的意义。衣着成为人展现自我的一种表征，一种会言说的文化符号。这也正如人们常说的，“衣如其人”。于哈里特而言，她刻意选择靓丽的服饰，刻意对外展现她粗野原始的黝黑皮肤，正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自我，靓丽的服饰成为她建构自身非裔女性身份的一种文化符号。这也有力地回击了来自白人社会的双重压迫，向白人社会言说和展示了黑人种族所拥有的独特的美。同样，哈里特也诉诸粉、胭脂、香水等用以粉饰打扮的装饰品来塑造自我的非裔女性主体身份，因为“当进行粉饰打扮时，我们会拥有的更多。如果我们可以随意支配、装饰己之身体，那么就可以说我们主宰着更多更高贵的东西。因此，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身体的装饰首先成为私有财产：它扩大了自我，扩大了我们周围的领域，使周围的领域为我们十足的个性所占据”[27]。另外，休斯于小说中对哈里特沦为妓女的几处或明或暗的描写(6)小说第17章，在理发店打工的辛弟从到店理发的顾客们的互相闲聊中听到他的姨母被称为“sput-t-tess”(卖淫女的另称)；小说第19章，辛弟的祖母黑格在读晚报时看到她的女儿哈里特因“stree-walking”(街头卖淫)而被警察逮捕的消息；小说第20章，辛弟在工作的旅馆内经常会看到哈里特“pass the hotel often with different men”(与不同的男人进出旅馆)。，也是其敢于打破白人男权社会建构下的“理想女性”模型、拒绝客体化从而建构自己非裔女性主体身份的有力体现。鉴于休斯在小说中对此着墨不多，本研究不再详述。

(二)女性话语——女性意识的主体性建构

在人类社会语言自始至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西方后现代社会，语言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恰如杨莉馨所言：“在语言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被抛弃了,语言具有了第一性的意义。”[28]语言(话语)已不再仅仅是人的一种工具，相反，具有“第一性”意义的语言可以言说乃至确立人的存在性。那么，在此范畴之下的“女性话语”对于人的主体性建构则更是意义重大。何谓“女性话语”？“‘女性话语’指女性基于对话语权的觉醒,用语言来言说自我, 言说自己对男人和女人的感受、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及对历史和现实、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的思考。”[29]可见，“女性话语”是女性诉诸语言，将自己的真实、有创见的女性意识言说出来的独特话语。

小说中的哈里特在面临白人强权话语背景下黑人普遍“失语”的困境时，敢于发声，主动打破黑人“失语”状态，以其“女性话语”去言“常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以此奋力建构其自身女性意识的主体性。

小说中有三处关于哈里特对白人社会无限制压迫黑人种族劣行的“女性话语式”揭露。当黑格万分诧异地追问哈里特从乡村俱乐部辞职的原因时，哈里特以其女性话语十足地揭露了白人社会在工作领域对黑人种族的压榨，“‘哼，为什么？’哈里特发怒地反驳着，‘有太多的原因了！全部的工作一个礼拜只有五块钱……那些白人除了侮辱你以外，还要你陪他们睡……那个老账房他是不管他给我们女孩子的工作是如何繁重的’”[24]42。休斯巧用“what for”“retorted angrily”使得哈里特围绕白人对黑人的工作欺凌展开的女性话语控诉变得掷地有声。不只是在工作领域，白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同样无视与鄙夷黑人，“黑人们真太喜欢教堂了，但白种人完全不管那一回事。他们太忙于找寻他们的东西，从世界上，不从上帝那里……除了他们鄙视黑人以外”[24]63。此处，从哈里特的女性话语控诉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白人的自私自利、白人在信教上的虚伪，以及白人对黑人信教的鄙夷。其实，小说中关于白人社会对黑人种族的压迫远不止这些，在娱乐、教育等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始终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哈里特会在小说中再一次痛彻心扉、声嘶力竭般以己之女性话语向白人社会发起最终的宣战：“白种人走遍世界，唯一希望黑人做的事情就是做苦工，露齿笑，好像这不算什么事……呀，我恨他们！……我恨白种人！……但是我恨他们！……我恨白种人！……所有他们我都恨！”[24]68哈里特一连串的“我恨白种人”的感叹实可谓将其对白人社会的女性话语控诉发挥得淋漓尽致。Michel Foucault说过，“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不能随意说任何话，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简单地谈论任何事情。最后，无论是谁都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30]，但问题是这适用于哈里特吗？与黑格、安琪等人的普遍“失语”状态截然不同，哈里特于小说中无时无刻不在以女性话语斥责与反抗白人社会，她的女性意识也因而得以时刻存在并不断发展，其女性意识主体性由此得以建构。女性意识主体性的建构使得哈里特如醍醐灌顶一般，在认识到非裔种族面临的巨大困境后，进而毅然挣脱、打破白人黑暗的工作牢笼，一步步确立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主体性。

(三)经济独立——女性经济地位的主体性建构

俄罗斯学者巴拉巴诺娃在探讨关于女性经济依附性的话题时明确指出：“社会经济依附性的特征就体现在靠他人获取必需的生活保障资源的关系方面。”[31]也就是说，进行社会工作的个体如果在工作关系乃至权利关系上依赖于提供工作的人，则该个体无法实现社会经济的自由性、自主性。换言之，该个体丧失了经济独立。由此观之，在美国白人男权主流社会之下勉强度日、“工作一周只拿到五块钱”[24]42却终日保持“失语”的黑格和安琪毫无女性经济地位的主体性可言。哈里特则不然，在工作领域深受白人社会无尽压迫的哈里特愤慨地向母亲倾诉：“妈妈，我真的太厌倦给白人工作了！我想在不久的某一刻能玩得开心，过得尽兴。”[24]44此处哈里特的话值得我们细品。她所厌倦的是在白人社会的环境中生存，在工作上将自己的经济主体性依附于白人。因此，她所希望的开心必然是远离白人的社会工作环境，拒绝成为白人于经济地位上压制的客体。正如西蒙娜·波伏娃在指引女性如何获得经济生活主体地位时所发出的告诫：“然而不要以为只要有选举权和工作的结合，就可以构成彻底解放，因为工作在今天还不是自由……今天多数工人是受剥削的。”[32]772因此，她特别强调了女性实现自身经济生活真正主体地位的策略：“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以她的依附性为基础的制度就会崩溃；她和这个世界之间也就不再需要男性充当中介。”[32]771哈里特所倾诉的也恰恰是这样一种策略——在认清自身所处的白人男权话语下，远离为白人当牛做马的工作环境，“反客为主”，从而建构自身女性经济主体性地位。

正是意识到在白人职场“每天做工十三个钟头，每个钟头九分钱，十个钟头之后变成五分钱”[25]的悲惨现实之后，哈里特通过布鲁斯音乐与舞蹈奋力地实现经济自由。在酷爱音乐的詹保的影响下，哈里特在布鲁斯音乐和舞蹈方面的才艺愈加精湛，在外终日漂泊的她凭借着自身的才艺在斯丹顿、芝加哥的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小说后半段，在芝加哥陪伴母亲的辛弟在报纸上看到了他这位姨母的声名鹊起：

女演员表演大获成功

八月三号圣路易士电：哈里特·维廉，动人的年轻歌女，于此星期在华盛顿剧院公演，观众满挤……[24]178

小说末尾，在剧院门口的辛弟和母亲安琪再一次共同见证了哈里特女性经济地位的空前抬升，“在七月某一个炎热的礼拜一，哈里特·维廉广告上的‘布鲁斯女王’在国家街的蒙诺格勒姆剧院出演”[24]；看着在舞台上自由起舞、尽兴歌唱、声名大噪的哈里特，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辛弟兴奋地说：“姨母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安琪自信地说：“那一定是我们的哈里特！”[24]此处，休斯巧借两人的感情反应展现了他们与哈里特重逢的喜悦，但更多的是侧面凸显哈里特经济地位的提升。随后，三人饭间一块畅聊之时，面对安琪提出让辛弟休学来同她一块工作的想法时，哈里特断然拒绝：“辛弟，假使你工作的话每礼拜只挣15元钱？我可以给你那个数目的钱……我们有和圣路易士剧院签订的长期合同，比利和我可以常常弄到钱，辛弟，到学校去！”[24]此处，休斯再一次向我们明确了哈里特的经济地位已然得到空前的提升，她有钱来供外甥读书。此时的她已摆脱了白人的工作藩篱，实现了自身经济地位的主体性。此时的哈里特，在女性身份、女性意识及女性经济地位方面纷纷确立了自身作为非裔女性的主体性建构，俨然成为一名行走在美国非裔人群中的“新女性”(7)程心在其文章中指出，“新女性的‘新’体现在精神、经济、感情上的独立”。以此观之，哈里特以其十足的女性话语言说着自己女性意识和精神的独立，在感情上没有像安琪一样依赖和依附于詹保，在生活中自由地与不同男人交往，在经济上更是借助布鲁斯音乐和舞蹈获得了独立。因此，休斯于小说中塑造的哈里特可以被认为是一名新女性。[33]。

四、休斯的黑人女性主体建构观

如果说休斯因其一生中恢宏的诗歌确立了自身“哈莱姆桂冠诗人”的地位，那么他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末期创作的小说《不无笑声》可以说是一部再续哈莱姆辉煌的黑人杰出小说。目睹乃至亲身经历了美国非裔种族，尤其是黑人女性，于白人主流社会饱受压迫、丧失主体性的悲剧后，休斯不仅于其诗歌中，也在他的小说《不无笑声》中书写着自己的黑人女性主体建构观。

一方面，休斯对黑人妇女面对白人主流社会无限制欺凌而始终“失语”、一味忍让终丧失自身主体性表现出深刻的同情。同时，对来自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于种族和性别上施加的双重压迫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与反思。这说明黑人在遭受来自白人社会的双重压迫时如果一味地保持忍让是徒劳的，最终只会酿成自身主体性的丧失乃至生活无望的悲剧。另一方面，休斯借助哈里特这一“新女性”形象，从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角度出发，通过刻画她是如何在女性身份、女性意识及女性经济独立方面奋力建构自身黑人女性主体性的历程，旨在为当时于白人社会饱受苦难的广大黑人女性指明一条可行的救赎之路——黑人女性唯有从女性服饰装扮、女性话语及女性经济独立方面切实守护自身的主体性，方可不受制于白人，确立自身黑人女性的主体身份乃至整个黑人种族的独特性。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浪潮风起云涌的当下，我们也面临着个体主体性迷乱乃至丧失的潜在威胁与挑战。休斯的这部不为人熟知的小说《不无笑声》理应走进世人的视野，读者细读之后收获的启迪意义必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