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文学的缘起与流变

杨彭倩，黄 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埃塞俄比亚，全名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个具有3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公元初期的阿克苏姆王朝文化曾是非洲乃至世界古老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不同于一般的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意大利入侵之前，一直维持着古老的国家传统，即便是入侵后，也未受到殖民主义浪潮的吞噬。1974年，一次军事流血政变将1930年以来一直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推翻以后，埃塞俄比亚改为奉行社会主义，直至1991年放弃社会主义。1995年，埃塞俄比亚进入了联邦政府的新时期。

在非洲现代国家发展历史中，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殖民统治的催生物，唯有埃塞俄比亚不曾被西方殖民者统治过，保持着其独特的文明连续性。因此，埃塞俄比亚人常常以其悠久漫长的历史文化为傲。这种民族自爱和自信的心态，与其他非洲国家经历民族苦难后的悲观消极心态完全不同，这也直接影响了其文学创作。“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文明、语言、艺术和哲学的摇篮，也是非洲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发源地和重镇。”[1]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对整个非洲的政治、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埃塞俄比亚文学发展概况

埃塞俄比亚文学源于两千多年前的石头碑刻，这种碑刻语言后来演变成了古埃塞俄比亚语，即格埃兹语。公元4世纪，基督教传入该地区，由此埃塞俄比亚的早期文学艺术与宗教密不可分。“基督教传入埃塞俄比亚的事实证明，宗教是该国所有文字表达方式的中心，基督教也成为新旧思想得以存在或者被广泛接受的过滤器。”[2]早期千余年间埃塞俄比亚文学本质上是基督教文学，形式则多为翻译文学。到了14至16世纪，埃塞俄比亚才建立起自己的本土文学，后逐渐出现史传文学、英雄史诗、哲思文学等体裁。直到19世纪，埃塞俄比亚人才开始使用阿姆哈拉语写作，出现一批优秀作家作品。而到了20世纪，埃塞俄比亚出版的阿姆哈拉语书籍已经泛滥，同时大量以英语写就的文学作品发表并得到认可，展现出其新生力量。

作为一个多语言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文学发展历程与其语言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主要由格埃兹语文学、阿姆哈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三部分组成。其中，格埃兹语文学是埃塞俄比亚古代文学的主流，奠定了其传统文学的基本形态。埃塞俄比亚的古代文学主要就是指格埃兹语文学，直到阿姆哈拉语兴起之前，它都一直占据着埃塞俄比亚文学的主流。格埃兹语文学与宗教密切相关，从诞生伊始，就带着鲜明的宗教性。不论是早期与宗教有关的翻译作品，还是形成本土文学后发展出的各种文学样式，都或多或少地与宗教有关。19世纪，格埃兹语衰微，阿姆哈拉语逐渐兴起，阿姆哈拉语文学逐渐成为埃塞俄比亚文学的主流。埃塞俄比亚文学主流从格埃兹语文学向阿姆哈拉语文学的转变，是其现代转向的重要标志。随着阿姆哈拉语被确立为官方语言并得到推广，文学语言更加世俗化、大众化，文学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模式，进入现代文学发展新时期。此后，埃塞俄比亚出现了许多文学新气象，尽管战争等因素时有阻碍，但总体呈现出不断发展、创新的趋势。1941年后，英语取代法语成为埃塞俄比亚知识界的通用语，并且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在此背景下，埃塞俄比亚用英语写成的文学作品逐渐增多。除了境内部分作家利用英语写作，埃塞俄比亚的英语文学还包括一些离散作家的创作。

二 格埃兹语文学：文学的宗教性与古代传统

埃塞俄比亚最早的语言是格埃兹语。公元前1000年，阿拉伯半岛南部（今也门）的移民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石头上留下了碑刻，这是埃塞俄比亚文学的滥觞。几个来自南部阿拉伯半岛的部落一起创造了一种特定的埃塞俄比亚语言和某种特征文字，即格埃兹语。起初这种语言只包括辅音，后来才把元音符号添加在辅音的词干上。新语言和新文字的发展对埃塞俄比亚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埃塞俄比亚文学就是萌芽于用格埃兹语创作的宗教著作中。

埃塞俄比亚早期的文学与宗教密不可分，“据英国籍著名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潘克赫斯特研究，在埃塞俄比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教堂是埃塞俄比亚文学艺术的唯一庇护所。”[3]因此可以说早期千余年间埃塞俄比亚文学本质上是基督教文学，形式则多为翻译文学。到了14至16世纪，埃塞俄比亚才建立起自己的本土文学，也即格埃兹语文学。总的来说，这段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格埃兹语文学可以分为三个种类：宗教文学、皇家史传和诗歌。宗教文学包括大量的宗教信仰书籍，大部分是翻译作品，包括圣经经文、注释、科普特教会生活的服务书籍，以及一些详细描绘了普世教会和科普特教会圣徒生活的作品。这一时期主要的宗教经书有《以诺之书》、《朱比利之书》、《亚瑟夫和亚西娜之书》。第二个种类是皇家史传，《国王的荣耀》是其中的代表作。该书第一次完整叙述了埃塞俄比亚历代国王的历史，同时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传统和秩序。第三个种类是诗歌。古典格埃兹诗歌中，有一个重要流派叫做科艾，其诗歌主要用来歌颂和表彰、赞扬政界和宗教界的名人。此外，还有作为庆祝特殊宗教仪式的赞美诗，这些诗歌押韵且富有节奏，并由接受过训练的歌手来演绎。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为皇帝扎拉·雅各布，“他生动的赞美诗和他对玛丽女神的崇拜被人们铭记。[4]”

14至16世纪的格埃兹语文学奠定了埃塞俄比亚传统文学的基本形态，直到19世纪衰微前，格埃兹语文学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此时的格埃兹语文学在内容上依旧延续了此前的宗教性，但在体裁形式方面多有创新，这一点在史传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7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编年史即西欣尼编年史。总体而言，这部编年史风格高雅，文笔优美，翔实的历史内容、严谨的文风和纯正的文学语言使其被看作是埃塞俄比亚历史编撰体裁发展的顶峰。到了18世纪，贡德尔作为首都而成为迄至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在君主的保护政策下，这里的宗教教育、书籍出版、音乐和诗歌创作等得到蓬勃发展，形成了埃塞俄比亚历史上著名的“贡德尔文艺复兴”时期。在此时期，历史文献的创作处于鼎盛阶段，出现了诸多历史文学作品。相较于以往的历史文学编撰，贡德尔的历史编纂者们更倾向于表现有凭有据的史实，这使其作品形成了严格的、几乎是编年史的叙述形式。除官方历史编撰学外，随着僧侣团体的发展和壮大，这一时期的寺院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僧侣生活中首次出现了著于寺院之中的编年史作品。纵观这一时期的埃塞俄比亚文学，尽管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不十分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但包括历史编撰类作品和使徒行传作品在内的埃塞俄比亚传统文学体裁还是有了较为顺利的发展：历史编撰慢慢脱离了“雄伟历史主义”的路子，过渡到客观记事的方向上；寺院文学传统的延续是对官修历史的有力补充；圣徒传记文学则在该时期达到了顶峰。

19世纪上半叶被看作埃塞俄比亚文学史上末落时期，也是格埃兹语言文学走向衰落，阿姆哈拉语文学逐渐开始占据主流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危机、国家分裂、民族内讧的普遍存在，埃塞俄比亚在文学上没有明显的成就，但其文学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现象，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其邵阿省编修、改写埃塞俄比亚历史的浪潮中。邵阿省的编年史家主要是有倾向性地校订全部历史文献遗产，值得注意是，他们在增补时往往使用阿姆哈拉口语而不是书面语格埃兹。其结果是，神学论文和编年史这两种传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以古代语言格埃兹进行的历史陈述构成作品的基本轮廓，以阿姆哈拉语所做的增补则构成一种新的现代“历史阐述”。显然，作者们使用口语的意图在于让自己的思想超越精通古语的撰书人这个小圈子从而面向大众。至19世纪中叶，格埃兹语只在祈祷仪式或教会书籍中才保留下来，而阿姆哈拉语则日益丰富，且随着时间推移其在书面文学中的地位不断加强。如今，格埃兹语仅存于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用作礼拜仪式语言。除了少数受过教会教育的埃塞俄比亚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埃塞俄比亚人现在都不懂这种语言。

三 阿姆哈拉语文学：文学的世俗化与现代转向

阿姆哈拉语最早的书面文献出现在14世纪，但直到17世纪，在埃塞俄比亚的书面文学中，一直是格埃兹语占据优势，只有军歌或者“君主之歌”是用阿姆哈拉语记录下来的。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传教士对埃塞俄比亚的渗入，间接地推动了阿姆哈拉语文学的发展。但此时的阿姆哈拉语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尽管用阿姆哈拉语写的作品在17世纪就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这种文字只是19世纪西奥多雷皇帝对该文字进行的最重要推动并鼓励这种文字作品的生产之后，才达到其最充分的发展。”[2]

19世纪，提沃德罗斯二世登基后，开始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上层统治者的权力逐渐巩固，资产阶级关系继续发展的前提也产生了。在提沃德罗斯二世时期，阿姆哈拉语终于被确定为官方语言，用阿姆哈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断增长，埃塞俄比亚的新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在孟尼利克二世统治的年代里，阿姆哈拉语成了国内交际中广泛使用的语言。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埃塞俄比亚同欧洲的往来开始扩大，埃塞俄比亚达官贵人的子女出国留学的越来越多，埃塞俄比亚的研究人员同欧洲学者逐步建立了联系。在此背景下，埃塞俄比亚文学也开始了其现代转向。

20世纪之后，埃塞俄比亚文学进入现代文学发展时期，国内出现了许多文学新气象，阿姆哈拉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西方有学者认为，“现代阿姆哈拉语文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初，埃塞俄比亚的统治阶层越来越认为阿姆哈拉语是表达现代化社会中非宗教方面的合适媒介。”[5]7341918年，力图将格埃兹语的书籍译成阿姆哈拉语的专门的翻译委员会成立，与此同时，第一批图书馆得以开办。20年代，埃塞俄比亚国内出现了本国的印刷厂。1925年起，阿姆哈拉语的官方报纸《光明与世界》开始定期出版。在这种背景下，书面文学和民间口头创作传统形式向阿姆哈拉语文学的转型走入了过渡阶段，即真正的开始有意识地重视文学创作的艺术性。进入20世纪，用阿姆哈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数量在稳步提高，几乎成为一种趋势。

1908年，阿非沃尔克·格布韦·伊耶苏斯发表作品《神像的历史》，该书用阿姆哈拉语写就并在罗马出版。这部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并不高，但是却代表了埃塞俄比亚文学发展的新方向，即开始更多倾向于创作世俗作品，而不再是那些反映中世纪文学传统的宗教作品。也正因为此，它通常被看作埃塞俄比亚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它标志着埃塞俄比亚新文学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阿非沃尔克·格布韦·伊耶苏斯对民族文学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作家中冲破中世纪文学传统束缚的第一人。而属于青年埃塞俄比亚人派的希鲁伊·沃尔德·塞拉西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阿姆哈拉文学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现代阿姆哈拉语之父”[5]879。他于1917年创办埃塞俄比亚第一本文学刊物《黎明》，对阿姆哈拉语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的代表作是宗教哲学小说《我的心——我的朋友》。

然而，这种持续发展的趋势未能维持太久就被战争所打断。1935年，意大利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战争对埃塞俄比亚的文学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原本稳步发展的新文学一度停滞，甚至解放后的头几年，也没有一本阿姆哈拉语的作品出版。直到四十年代下半期，埃塞俄比亚的文学活动才终于活跃了起来，此时许多作品被出版，它们试图解释国家生活中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作家们力图通过描写现实生活的各种具体表现来反映现实，努力做到不单是从宗教道德的立场出发来评价人们的行为。战后的文学，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表现出作家们的积极探索与创新意识，以及对本民族、国家的关切。

在内容方面，四十至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使用战争题材创作的作家。这些作家都目睹过沦陷时期的战争实景，生活在战争年代的人们的遭遇是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作家马康南·恩达尔卡楚作品《不，我没有牺牲》）就叙述了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的妇女的故事，是一部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6]。五十年代之后，新的题材激发了埃塞俄比亚作家的热情，虽然描写过去战争的作品仍然很多，但是作家越来越面向现代，面向正在发展中的社会向个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塔德色·里本的作品因选取大众关心的题材而广受好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谁是真正的埃塞俄比亚人？》。

在形式技巧方面，由于战后埃塞俄比亚人民民族意识的提高，以及对从前文学某些以艺术形式反映现实经验的积累，作家们开始探索新的词语、比喻和修饰语，并逐渐开始掌握各种文字技巧和艺术技巧。他们的作品的语言变得更加鲜明、富有表达力，同时越来越接近口语。在这个时期，阿姆哈拉语文学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在20世纪下半叶，更是出现了新一代作家。特斯法耶·泽盖伊用他的戏剧、表演、指导和教学对埃塞俄比亚戏剧进行了改革，他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于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所罗门·门格斯图·莱马的贡献是将喜剧引入到埃塞俄比亚戏剧，作为一种社会批评的手段。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有实验诗人、短篇小说作家阿贝拉·莱马，还有小说家戈巴耶和诗人德贝比·塞夫等。

四 英语文学：文学的多元化与当代尝试

在非洲之角，英文小说是很稀缺的。鉴于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英文小说在埃塞俄比亚的出现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发展。尽管法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埃塞俄比亚知识界的通用语，但1941年后它也被英语所取代。海尔·塞拉西一世复辟后，英语的这一地位得到了巩固。由于他之前曾因躲避意大利的入侵而在英国避难，回国后对英语更加重视。战争结束后，英语被引入国内并且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用英文进行创作的作家不断增加，埃塞俄比亚的英语文学也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

受到对其他文化的好奇和战后全新生活方式的启发，20世纪60年代早期，埃塞俄比亚国内开始出现一些有限的英文写作。此外，有一部分因生活在国外而成为离散作家的埃塞俄比亚人将英语视为他们的第二语言，也创作了一些英语文学作品。尽管这些埃塞俄比亚作家都用英语进行创作，但他们选择英语的原因却各有不同。对一些人而言，这仅仅是审美品位的问题，他们把英语作为一种首选的审美形式媒介。而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们想通过这种具有广泛传播影响力的国际语言来达到将文学作品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然而，由于埃塞俄比亚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以及受到本国悠久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作家在创作时始终坚守民族立场，所有的作家描写的都是埃塞俄比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用英语写作，他们也忠实于他们的非洲文化根源。

萨赫勒·塞拉西在埃塞俄比亚的英文写作方面处于主导地位。他的第四本英文小说《煽动者》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作品。其他一些不太出名但是很有能力的作家也著有英文的小说和剧本。所罗门·门格斯图·莱马将两本革命前的剧本翻译成英文，分别是《诱拐成亲》《并非门当户对的婚姻》；尼阿楚·沃库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学习了创意写作并著有小说《第十三个太阳》，该书于1973年出版；泽盖伊·加布尔米定用英语和阿姆哈拉语创作了戏剧和诗歌。他的戏剧往往是由一个强烈的思想主张构成的，他认为宗教在支持和巩固寡头政治的暴政。他所描写的大多是战前君主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揭示教会统治者以及贵族政治反对派的虚荣做作是其突出主题。

梅兹卡·内格的小说《鬣狗肚子的音符》的出版，标志着埃塞俄比亚的英语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令人激动的新高度。这本小说推翻了当代对于埃塞俄比亚的刻板的固有印象，将自传性与社会历史结合起来，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吸引读者去重温这个古老帝国辉煌而稳固的历史。伴随着他扣人心弦的童年故事，他向读者介绍了一个活着的埃塞俄比亚文化：它的习俗、宗教传统，还有埃塞俄比亚人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认知方式。这本书以他出生“在一个悖论的年份”开始，运用有感染力的动人的语言来叙述当地的神话，显示了作者处理文本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故事和充满活力和想象中，梅兹卡将埃塞俄比亚视作一个现代与传统的经典冲突斗争的场所。正如年轻的梅兹卡向读者展示的复杂的家庭和文化情况一样，他带领读者穿过这个当地的现场——它的民族冲突和宗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聚焦于这一个场景。同时，他还将人类世界经验的埃塞俄比亚描述为一个动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凶残的鬣狗，勇敢的狮子，无耻的狐狸，和勤劳的驴，都是埃塞俄比亚现实的隐喻。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埃塞俄比亚文学界曾出现过一场关于语言与民族文学的讨论，他们就如何定义非洲文学以及是否可以用非非洲语言书写非洲文学展开争论，展现了当代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国家文学的深入思考。他们中的一方认为只有用本民族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才算是本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则认为语言并不是决定因素，作家使用什么语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所描写的对象和主题。作家萨赫勒·塞拉西是后者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我们被单语社会的例子所愚弄，在那里语言和国家身份是同构的。”[7]在多语言的背景下，埃塞俄比亚的英语文学历史并不长远，但是它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埃塞俄比亚的英语文学，是一种仍然与其根源文学和民族共同体的诗歌传统联系密切的文学，它与阿姆哈拉语文学联系紧密。受殖民主义的影响，英语文学在东非斯瓦希里语地区有较高的声望。尽管埃塞俄比亚曾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非洲其他大部分地区相隔了好几个世纪，但埃塞俄比亚文学非常突出民族性和非洲性，这使得埃塞俄比亚英语文学独树一帜，成为非洲英语文学中极富个性色彩的一部分。

五 结语

“在一个多语言的社会中，整体比部分之和更伟大。仅仅把所有埃塞俄比亚语言现存的创造性作品集合起来，也不能构成埃塞俄比亚文学。”[5]埃塞俄比亚文学不是其格埃兹语文学、阿姆哈拉语文学以及英语文学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三者的交替演变中不断发展的。总的来说，埃塞俄比亚的文学艺术经历了一个从相对隔绝、自我封闭到逐渐开放、容纳外来的一个过程。埃塞俄比亚的文学具有高度注重民族性、独创性的特点，即使在与外界文化交流融汇的过程中，也牢牢抓住了本国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特色，这使得埃塞俄比亚文学在整个非洲文学中显得独具一格、特色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