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终身学习的后现代意蕴

□李兴洲 樊凡

后现代主义挑战了标示着现代性的确定性和理性，不确定性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1]。“后现代”很容易被看成一个和时间相关的概念，但实际上“后现代”之“后”有着双重含义，冯俊等学者对其进行了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是指“非现代”，意味着其与现代主义积极主动地进行彻底决裂抑或指传统价值、确定性地倒退或丧失；另一方面意指“高度现代化”，即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化的继续强化[2]。本文主要基于后一种观点，以“高度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视角，审视和“解构”现代社会中成人的学习行为,把“养成学习习惯”视为“解构”基础上更高一层的“建设”目标追求,从而使人人学习成为可能、终身学习得以实现。

一、问题与局限：现代社会中成人学习的异化

哈贝马斯（Jü rgen Habermas）作为“现代性”的坚决维护者，强调“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在当代条件下推进现代性事业。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具有其值得崇奉的思想价值，但是工具理性的扩张使得人的生存状况日益受到威胁，在现代社会中，理性确实如后现代理论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被扭曲和误用了[3]，在线性因果关系的推论下，成人学习是为了获得高学历和资格证书，是为了找到好的工作；在整体性思维的统领下，系统性知识的传授赋予教师以主导话语权，学习者丧失主体能动性，学校和组织成了学习的“代名词”，使得学习相对封闭，削弱其开放多元性。

（一）功利式学习——动机的异化

功利式学习是成人学习动机异化的表现之一，成人学习动机既包括对学习本身的渴望也有对获得相应社会地位和利益的需要，二者共同亦或交替作用。但显然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成人渴望学习的动机并不普遍存在，功利性学习、娱乐化生存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好奇心，即要求理解、认识和发现欲望，仍然是人类本性中最大的驱策力之一。以常理而论，如果这种好奇心能够得到鼓励的话，它肯定是最强烈的一种动机，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得到这种鼓励”[4]11，真正得到追捧的反倒是获得利益和地位的需要。

20世纪60年代，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sz）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倡导通过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大教育投资，结果导致更多受教育者待业、失业，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r）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等人提出的筛选理论认为教育的作用不在于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而在于其对具有不同能力的人进行筛选，以帮助雇主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识别出不同能力的应聘者，并将他们安排在相应的岗位当中。文凭社会的出现刚好顺应历史选择的潮流，通过影响职业、收入、地位等象征符号，在当下的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孔子论述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提出“学而优则仕”以来，“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和知识分子的功名意识逐渐得到强化。

进入新时代，学习功利化的危害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人们要求打破唯文凭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足以可见当下的学习风向。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与社会所营造的唯学历论等环境息息相关。有研究者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数据分析教育投资回报率中“人力资本效应”和“筛选效应”的贡献大小，发现根据样本估计的总的回报率约为9.5%，其中约4.0% 来自前者的贡献，约5.5% 来自后者的贡献。这说明不完全信息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学历的筛选占据了主导地位[5]。因此，作为劳动力市场主体的成人学习本该具有的自我提升的自觉性意涵被谋求利益的工具理性所取代。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和就业导向的成人学习动机，不断加深了人们对学历的“内卷”程度。而事实上，这种单一取向的学习动机却可能无法实现其预想的目标，甚至会事与愿违，其对成人学习的多元价值造成侵蚀，最终也难以实现其服务好经济的愿望。

（二）被动式学习——过程的异化

学习的过程本应是学习者自主探索的过程，而现下谈及成人学习，一方面，多数人脑中浮现的仍然是学生学、教师教的场景，学生在一个需要被引导的时期接受教育并进行“学习”，这与人的幼年期和青春期刚好吻合。另一方面，多数成人和组织的学习还是处于一个由政府或社会“自上而下”号召和激励的过程之中，社会其他团体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英国、韩国等典型学习型城市的起步建设也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逐渐展开的，“现代主义，尤其是在教育和课程领域之中的体现就是害怕放松了控制的弦。”[6]因此极易形成一种“在校无监督则轻学习，在外无激励则少行动”的被动式学习。

众所周知，支撑现代教育的思想支柱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认为人有一个普遍的本质，因而主张用统一的手段来达到一个统一的目标，从夸美纽斯以来的课堂教学都未能走出这种范式[7]。而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统一范式意味着我们的学习生活被一种程序化的方式所禁锢，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人们思维的广阔性、削弱了人们抓取信息的敏感性。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规训”一词，“规训”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现代性的成人学习者也是规训主义的忠实实践者，职员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论是在校划定的线性、封闭的课程，还是校外的流水线机器大生产，企业需要高效率、标准化的管理，抑或是现代消费的产品哲学，均渗透着“高度控制”的概念。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正是不同于芯片的复制功能，而是具有主体选择性。同样的信息被不同的人进行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意涵和理解，给予的东西与接收的东西并不一致，公开的表达和私域的实践又是两码事。

因此，在如今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主动对浩如烟海的信息进行筛选成为成人学习所必须掌握的能力，真正的终身学习应该是强调培养学习者的自主探索、批判与包容的能力，这和世界日趋多元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只会被动接收知识和信息的人迟早会被信息的洪流所淘汰。然而，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发觉自主意识，能够认知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仅仅只是从目前现有的情况出发，凭借着父母的教养抑或是学习评价等政策的激励进行学习，人的主体性、差异性和人文精神的培育都受到压制而未得到充分发展。

（三）两段式学习——内容的异化

两段式学习充分体现在“前半生学习，后半生工作”的思想观念之中，即将学习局限于学校之中的知识学习。“人们尤其有一种偏见，认为教学只是为青年设置的并且只是在学校里进行的，这种偏见往往使得人们不把终身教育当作是一种正常的教育。”“虽然学校在培养对社会发展有贡献并在生活中起着积极主动作用的人的方面以及在训练人们适当地准备从事工作等方面，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4]179但是，成年人在前半段时期所学已不足以应付当下的工作与生活了，他们也不得不抽出时间和花费精力继续接受训练、保持学习。

美国学者塔夫（William Taff）的一项研究表明，超过90%的成人正在从事独立的学习项目，成人的学习活动已经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学习通常与正规教学相联系，所以学习者本人未能意识到这样一种融入生活中的学习活动[1]44。即成人学习不仅仅只是涉及正规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在校学习，其内容实际上更加丰富与多元。尤其是在如今闲暇时间日益增多、工作生活与学习相互融合的信息化时代，劳动和闲暇之间的绝对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这完全不同于古希腊时期明确地将社会阶级区分为劳动阶级和闲暇阶级，且普遍认为适合于后一阶级的人在本质上高于前一阶级，而如今的闲暇成为了对人们辛勤劳作的奖赏而非一种坐享其成的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成年人工作之余耗费在咖啡馆、看电视、打游戏、阅读无聊杂志上的时间也随之增加，他们不仅会觉得整体上更加劳累了，学习时间也没有想象中那样充裕。这就涉及到学校之后的教育问题，有些时候人们对待成人教育的态度不是那么严肃，它常常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消费时间的方式，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对闲暇时间的误用。娱乐和放松作为人们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之后的恢复方法，着实令人羡慕且必需，但是过度放纵和低质量的休息会进一步加深疲惫感，这样，就难以形成稳定且健康的生活、学习习惯，工作训练也将会失去吸引力[8]153。因此，必须摒弃学校为学生提供全部知识的想法，意识到学校教育仅仅只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基础教育的目的在于夯实终身教育的稳固地基。

二、解构与超越：后现代社会的生存常态

早在1968年，教育哲学家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在其著作《学习型社会》中就明确提出，未来的学习社会应该是一个朝向价值转换的社会，学习、自我实现以及成为真正的人是学习社会的最终目标，这样的社会基于两个重要的事实：日益增加的自由时间以及快速的变化。快速的变化需要不断地学习，而闲暇时间的增加使得这种学习成为可能[8]151。后现代社会的学习正是建立在“解构”的基础之上，不同于现代性的预设因果观念、中心主义和理性统一，它更提倡的是一种去掉本质以适应变化、否定中心以推崇创造以及开放多元的思想[9]。“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种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0]，终身学习作为适应快速变化的手段，已然成为社会的生存标志。

（一）终身学习以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

世界始终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很早就提出了“一切都处于流变之中”的观点。从农耕时代到工业化时期，再到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大机器的发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意识到技术变革是一把“双刃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的贫困率，但是它也给我们带来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主要挑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超过行星边界的资源使用、日益扩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民主倒退和破坏性的技术自动化等。”而这与教育、学习的关系则体现为：“虽然教育系统的扩大为许多人创造了机会，但绝大多数人却留下了低质量的学习机会。”[11]

现代社会变化的新特点在于其速度在不断加快，以前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革新现在可能只需一代就可以了[12]。赫钦斯也强调变化速度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社会的科技越发达，它的变化也就越快。”[8]8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知识的快速更迭会使得教育、学习体系的搭建容易变得过时，“科学与技术、工业与组织破坏了原本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和谐，从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那种情绪上的满足和安全感正在失去它的重要意义。”[4]15不断加速的变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学历不再是目的，而是应该作为手段来促进学习本身。因此，为了变被动为主动，积极适应并驾驭这些转变，惟有提高学习意愿，积极投入经常性的学习活动，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学习，回归到个体对知识和学习最本真的追求时，方能具有良好的适应性[13]，方能更好地生存。

（二）终身学习以应对信息时代的知识爆炸

工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生产的分配主要通过自然资源的占有来进行，尽管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但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同幅度提升。在这一时期，知识对于经济的决定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打上了知识的烙印，知识成为了最宝贵的资源，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据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量的90%，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英国技术预测专家J·马丁（James Martine）测算，人类的知识目前每三年就增长一倍[14]11。面对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爆炸”的局面，新的不平衡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即主要存在于能够生产信息内容的社会与只限于接受信息而非真正参与交换的社会之间[15]。

教育系统承担着重大责任：它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如何对待知识生产过剩，即有办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中进行辨别和筛选。在这样的时代，知识量的增加、知识域的扩大并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思想品质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同步提高，因为知识的堆积并不代表智慧和思维的增长[13]，人们的学习不再是一种对历史知识的重演，而是一种更富创造力的筛选、解构和重组。后现代主义的成人学习不再是系统、整体、预设性的，而是学习者自主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根据自组织理论，当组织系统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而破坏了组织内部的协调时，系统则需要通过自行组织和协调来形成更高次序的稳定。后现代的成人终身学习氛围即为这种自组织提供了开放多元的环境，因为只有当环境具有足够的丰富、开放和包容性，不同的观点、解释进行碰撞和融合时，成人用主动思考打破混沌状态才能有助于筛选出所需内容以及进行自组织，重新建构知识体系以达到新的平衡。因此学会学习就是步入这样开放型学习社会的通行证，只有具备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三）终身学习以利用闲暇和碎片化时间

自由时间的增多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利用这些可控的闲暇时间是当前亟需研究以及解决的问题。“机器的发明扩大了闲暇的时间，一个人就是在工作时也能利用闲暇。掌握技能成为习惯，可使大脑得到自由，从事高级的思维活动，这是一种常识。”[16]赫钦斯也认为闲暇是所有知识进步的源泉。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当下我们距离真正的闲暇世界有多遥远，我们都能看到绝大多数人现在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时间逐渐变得充裕。两千多年前看似合乎逻辑的阶层体系也正在土崩瓦解，至少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成人学习是为他们应该从属的那个阶层服务[8]4。杜威所说“从生活中学习，把生活变成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学习的过程。”这一论断也逐渐成为当下的现实。

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将更加注重人本身的发展，因此不得不获得开启精神财富之门的钥匙，而这把重要的钥匙无疑就是终身学习。一方面，文化生活的多样性是利用闲暇时间，丰富精神修养的重要表现之一，近年来出现了新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在世界各地18—24 岁的青年当中，估计有超过90%的人正在使用某种形式的社交媒体，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探索，并分享探索的结果[10]20，另一方面，国民阅读的丰富性也是在闲暇之余充实精神世界的体现，据2021年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达到了81.3%，形式不限于图书、报刊、数字出版物等，覆盖人群包括城乡以及各阶段成人，其中越来越多的50 周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加入到数字化阅读大军，占23.2%，较2019年增长2.8 个百分点[17]。这些在无处不需要学习的社会变得如此重要。就像保尔·朗格朗（Paul Lengrand）所说的“通过为人们提供认识、思维和表达情感的手段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充分利用闲暇及碎片化时间参与学习活动以不断丰富其精神境界，不仅可以帮助个体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获得内心的宁静，也可以提高个人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后现代主义体现着时代的精英们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对社会进行的反思，用一种带有明显历史前瞻性的精神文明超越和引领着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18]。

三、构想与建设：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现代社会人们对成人学习的功利化、被动化和两段化的认识，使得学习的本真面貌在各种困顿状态下不断被消解。植根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叠加信息化时代的学历歧视浪潮，使得人们愈发无法真正体会到终身学习给自身生命历程带来的实际意义。因此，要让学习成为人们的自觉习惯，使大脑重获自由，更为积极地应对未来的各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学习问题，在“解构”的基础之上进行构想和重建，个体要回归对知识与学习的敬畏，时刻保持好奇心与批判反思精神；学校需向终身学习组织转变，社会要营造促进终身学习的环境与氛围，学习共同体的自主意识需增强；国家要落实政策保障，为民众提供均等的学习机会。

（一）观念突破：让学习融入生活

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认为，“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说过，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固定的形态，但却是习惯的集合体，有现实、感情生活的习惯，还有思维习惯，这些习惯系统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喜怒哀乐[19]。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的核心就在于明确学习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也是后现代社会一种生存的常态。门德依认为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学习即生活的总体，生活的总体即学习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借学习以有效引发观念形成的社会[14]191。因此，在后现代开放多元的环境下，终身学习的观念应该植根于所有人的脑海中。

面对未来习惯化的学习生活，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破除现代主义因果线性的“学习——学历提升——工作”的功利性痼疾，重塑学习动机，让个体回归到对于知识和学习的敬畏状态，激发主体的内生性认知需求。其次，学习主体尤其是社会参与的主力军成人终身学习者要做到时刻保持批判反思的精神，让思考成为一种习惯，以达到个人自主与选择自由。培养将学习本身作为目的的思维习惯，培养一个以享受思考就能带来单纯愉悦的人，才能不被各种外在标准所绑架，这样才更容易接近自由、幸福与成功。就如同《学会生存》当中所说，“我们要学会生活，学会学习，这样便可以终身吸收新的知识；要学会自由地和批判地思考；学会热爱世界并使这个世界更有人情味；学会在创造的过程中通过创造性工作促进发展。”[4]98最后就是需要突破当下割裂学习的两段式理解——“学校内学生学习”和“学校后成人工作”，以开放多元的心态拥抱终身学习。人的本性表明，所有人都能够终身不断地学习，科学证据也表明，人们有能力这么做[8]149。因为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终其一生，大脑都能够根据环境需求进行自我调整[10]19。

（二）方式转变：共建自主学习“网络”

在意识到学校是一种符号暴力，教师掌握话语霸权的背景之下，以伊万·伊里奇（Ivan Ilc）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们提出“去学校化”的主张，伊里奇认为传统的学校不仅使大多数人成为失败者，还垄断了教育的权力与资源[20]。真正的学习应该发生在他称之为“学习网络”的系统之中，这样的网络是一种开放多元的学习环境，是一种从特权之中解放出来的系统，这给身处信息时代的我们诸多启示。《拥抱终身学习文化》报告也强调，未来的教育机构需要重塑角色，将学校转变为终身学习机构。倘若将学习延伸到整个人的一生之中，那么从前的学校教育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只占一个较短的时期，未来赋予学校的使命也大大增加[12]127。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可以积极参与到成人终身学习资源提供的行列当中来。随着“银龄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加入终身学习的老年人群体数量迅速增加，庞大且多样化的老年学习需求不能纯粹依靠政府的扶持和资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像韩国不仅建立了专门的终身教育机构，还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及社会自治团体在推进全民终身学习中的积极作用，如大学有专门的终身学习场所，中小学的设备向广大社区开放，通常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些基础的文娱设施，很多还利用晚间或周末开设母亲、老人教室。

同时，随着各种资源数据库、百科全书作为知识的来源，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将会被进一步激发。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地发展非正规的社区本位的学习活动：充分整合各种自然的、人工的终身学习场所，精心发掘各个场所的最佳潜能，主要的学习场所不仅在教室，还遍布于商店、咖啡馆和俱乐部；学习尤其是成人终身学习者不需要专业组织的指导，而是自发地组成相应的学习共同体，倾向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知识库”。另一方面，在万物互联的时代，需要搭建终身学习平台，为人们的自主学习提供技术支持，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的学习需求，营造全民利用闲暇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促进每一个个体自觉养成学习习惯。

（三）资源提供：保障学习机会

在学习习惯尚未成为一种社会普遍风气之前，对学习观念的正确建构离不开国家的支持。社会中总是存在着“灰犀牛”般的偏见，贾维斯（Peter Jarvis）参考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概念进行说明，“那些很可能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接受者的人，就是那些因为出身和教育的原因已经获得文化资本的人。”[1]72那些已经在主流文化中获益的人，相对于其他未融入的人，就更有可能获得教育成果，市场的自由选择总是会自发地倾向利益既得者。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新的社会契约，呼吁克服歧视、边缘化以及排斥，致力于确保所有人享受优质终身学习的原因。因此，在国家层面宏观政策的调控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任何一个教育政策都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传统与价值以及它对它未来的看法。”[4]209在未来的学习社会，国家一方面需继续充分发挥这支“看不见的手”的力量统筹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另一方面，需要在健全弱势阶层资助制度以及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资源的覆盖面上给予适当的支持。

后现代的学习观强调差异、个性和生成性来消解共性与确定性，因此学习机会的保障需要实现由“主导”到“服务”的根本性转变。政府如何借助现代社会制度、通讯手段和设施为弱势群体的终身学习提供多样化的优质服务，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了体现综合国力发展的关键。梁漱溟曾认为文化乃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无论是政治制度也好还是日常生活也好，都是由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所共同构筑的。人民是主体，政府充当的应该是“陪伴者”“支持者”的角色，一个民族的学习习惯也同样形成于日积月累的日常生活之中，而真正的机会公平在于为不同的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支持，人们真正享有均等的学习机会是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