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源路径探讨
——基于川南乡村地区的文化消费调查

万利平，杨正文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科学内涵和价值意义取得了基本共识，理顺了与其他振兴之间相辅相成、五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关系，乡村文化作为粘合剂与内生源动力，(1)范建华，秦会朵：《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载《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能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哺育和支撑,进而成为力量之“根”和发展之“魂”(2)宋小霞，王婷婷：《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分析及现状和对策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从历史维度看，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为繁荣与发展乡村文化做出的新的制度安排，更加注重乡村民众文化需求的满足，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走向深化。(3)张世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18页。因此，乡村文化振兴要解决现阶段中国农村精神文化供给不足的突出矛盾，其核心在于提高文化产品(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4)徐勇：《乡村文化振兴与供给侧改革》，载《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学者们围绕乡村文化振兴展开的学理性探讨展现了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理念上的根本转变：无论是提倡抛弃过去“问题化”路径，回归当下“主体性”视角，(5)王进文：《带回农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转向》，载《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7期。还是要求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6)毛一敬，刘建平：《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抑或是乡村文化建设的“自觉”“自信”转向，(7)林岩：《乡村振兴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应然选择，力量之源与现实路径》，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都强调了其重心转向乡村内部。充分发掘和培育乡村内生动力，建立以内生文化资源优势为基础，行动者为主体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才是乡村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关键所在。(8)赵旭东：《乡愁中国的两种表达及其文化转型之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路经和模式研究》，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进而“深挖民族文化资源以明确产业方向。”(9)尹清龙，李凯：《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与纾解》，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目前对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层面较多，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化、可操作化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具体困境等问题关注度不够，力主应该从宏观层面的探讨转移到对微观、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来。(10)张天浩：《十九大以来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研究综述》，载《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中国乡村地域广阔，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资源基础差异明显，各地乡民的文化认知和文化需求多元复杂，探索文化振兴不仅需要宏观的学理上的讨论，更需要真实鲜明的切合现实的微观实践经验支持。从乡村文化的内生逻辑、文化行动的主体性去探索新时期不断日益增长的乡村文化消费需求，如何转化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持续性内生动力，是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近二十余年来，在四川宜宾、泸州两市为中心的川南地区县市(以下简称川南地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乡村庞大的文化消费需求被释放，促成了当地乡民自主自发的民间演艺文化消费活动的蓬勃发展。这些民间演艺不仅得到乡民们发自内心的喜爱认同，而且是积极主动参与的文化实践，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结合对川南地区“自主兴起”的乡村民间演艺及乡村民俗场景的文化消费现象考察，解析民间文化能人能动性地对接乡村文化消费需求，总结被当地民众喜闻乐见并热衷消费的文化产品的实践经验，进而探讨乡村文化消费对乡村文化振兴以及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和有效路径。

二、川南乡村文化消费的形式与现状

不少研究认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是萧条、衰落、没有生气的，乡村文化日益衰落、解体，乡村文化消费更是低迷、落后、动力不足，是需要培育、提升、改善的重要方面。(11)崔立锋：《促进我国农村文化消费需求的路径选择》，载《农业经济》2013年第8期；崔苗：《农村文化消费及文化市场培育机制研究》,载《农业经济》2018年第3期；李元：《农村文化消费的提升之道》,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7期；徐望：《乡村振兴背景下引导与扩大农村文化消费的路径》,载《农业经济与管理》2020年第2期，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89.1元(其中四川313元)，比2013年增长60%，年均增长9.9%，增速高于城镇居民。(1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年，第53页。可见，乡村地区文化消费水平正在快速上升，乡村文化消费的能量不断得到释放。在川南地区的调查发现，随着当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地区的文化消费欣欣向荣，且多样化。当前村民们因交通便利更乐意到县城或中心集镇观看电影、观看文艺演出或结伴旅游，追求现代生活方式。在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中，当地乡村兴起的各类红白喜事对民间演艺的文化消费涉及范围最广，也最具地方特色。

(一)川南乡村民间演艺的兴起与盛行

川南乡村地区的民间演艺兴起于21世纪初，近二十年来日渐呈现兴盛之势，已经发展成为当地及周边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喜爱和接受的文化消费形式。在川南的泸县、珙县、长宁县、兴文县、叙永县等地的乡民们结合地方传统文化，创造出了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活动，这种文艺演出在当地乡村的多种民俗活动中被作为馈赠亲友的一种礼物形态，且已然成为地方风俗，写入新近编撰的地方志。如“近年来，城乡红白喜事皆请歌舞队助兴。”(13)兴文县志编纂委员会：《兴文县志(1996-2005)》，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版，第615页。“……婚礼当天，男方家热火朝天，更有策划者请来乐队，唱歌跳舞，请来录像师傅摄像纪念。”(14)中共兴文县太平镇委员会，兴文县太平镇人民政府：《兴文县太平镇志(1912-2016)》，2017版，第375页。“近些年，场镇和农村中一些富起来的人操办红、白事时，也有人拿钱雇请专门的文艺团体上门演出。”(15)中共兴文县古宋镇委员会，兴文县古宋镇人民政府：《古宋镇志(1908-2014)》，2014年版，第302页。“民间文化除高装、狮灯演出经久不衰之外，乐队、歌舞队活跃在乡村场镇……做生操办十分隆重，时兴请舞狮、乐队拜寿等。”(16)兴文县九丝城镇人民政府：《九丝城镇志》，2013年版，第377页。“人们生活好转，农村老人高寿，子女晚辈必尽全力办好‘做生酒’，还请乐队演出，与亲友同乐”(17)中共兴文县玉屏镇党委，兴文县玉屏镇人民政府：《玉屏镇志》，2019年版，第311页。。可见，当地民间生活中活跃着的演出种类多样，当与自家有着亲密关系的另一个家庭发生重大事件并为此举行相关仪式典礼时，赠予一场文艺演出作为礼物，当地人称这种礼物的赠予为“请演出”或“送演出”。

这种乡村民间演出作为一种自主自发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以文化娱乐为导向，满足当地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并蓬勃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如泸州市泸县是川南乡村演艺发展最早，也是发展最好的县之一，目前，该县常年活跃着农民演艺团队101支，专业演职人员3000余人，年演出1.6万余场次，年演出收入达2.5亿元。(18)肖鹏：《四川泸县：“四网直通”打造农民演艺文化品牌》，人民网-四川频道，2022年1月11日。该县文化管理部门针对农民自发创新发展乡村演艺的良好势头，引导并构建了“县有演艺中心、镇有演艺站、村有服务点”覆盖全县的农民演艺工作网络，设立农民演艺服务站、点320余个。为更好发挥民间演艺资源优势，所建设的“泸县农民演艺网”于2014年成功创建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这些农民演艺团队，大多基于当地传统的文化资源，如玄滩狮舞队、秧歌队、百和莲枪队、潮河幺姑灯队、云锦木偶队以及泸县马儿灯队、草龙舞队、彩龙舞队等，都是基于乡镇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发展而来。这些民间演艺团队既秉持原有民间艺术服务于乡村节庆、农户婚丧嫁娶等民俗生活，有的也走出县域，辐射到周边县市乃至临近的重庆、贵州部分地方。由于演出需要，演出团队主动挖掘和传承当地的传统文化，很多团队主干演艺人员因此被评为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仅泸县就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6人，市级传承人29人，县级传承人66人。(19)泸县人民政府：《泸州市泸县龙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20年(内部刊印)。同样，随着演出消费的兴盛，兴文县周家镇(地方有俗语“周家出狮子”，表明过去周家镇的舞狮最为出名)的传统舞狮、猴戏等又活跃了起来，表演的场合更多，演出范围更广，学习舞狮的人也越来越多。周家镇目前有职业舞狮队25支，以每支队伍至少6人计算，职业舞狮人就有150人，加上其他零散兼职舞狮人和打锣师傅，全镇大约有200余人从事舞狮表演。资深舞狮人杨洪表示：“舞狮这几年尤其兴盛，现在交通(条件)好了，我们(舞狮队)跑得远，内江、自贡、重庆、云南、贵州这些地方我们都去演过”(20)访谈对象：杨洪，男，汉族，舞狮人；访谈时间：2021年1月31日，访谈地点：兴文县古宋镇周家苞谷酒门店。。传统舞狮在此过程中得以复兴，并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2021年已被列为县级非遗项目，很好地保护和传承发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川南乡村民间演出的形式与规模

随着地方文化消费需求的不断攀升，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刺激着服务于当地乡村文化生活的演出形式和内容不断演变，其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扩大。田野调查显示，当前的演出形式可以划分为三种：一是私人作为“礼物”馈赠的演出；二是传统节日的公共性演出；三是地方政府或社会团体购买的演出。

私人“礼物”馈赠形态的演出，即上文所说的“请演出”或“送演出”。目前，川南地区乡村凡有婚礼、葬礼、寿宴、满月酒、立房、乔迁新居，以及考学、参军等家中大事，都会有“请演出”或“送演出”的“礼物”馈赠。这些馈赠主要发生在至亲之间，但由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活动，因而此类活动的演出形式较为普遍，也是支撑川南地区乡村演艺产业化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礼物馈赠形态的演出场地一般设在演出邀请者或受馈赠者的家门前，所以演出规模较小，十人左右的演艺队开着车，带着简易的舞台设备在客户家院落搭建演出舞台，演出的节目也多为地方传统文化事项，诸如舞狮、猴戏、花灯、锣鼓歌舞等，也穿插一些现代歌舞节目(见表1)。

表1 川南乡村民间演艺类型及其节目

传统节日的公共性演出，也是传统乡村民间艺术滋生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民俗环境。春节、元宵节、二月二、端午、中秋等，是以公共性演出作为节日娱乐的重要时节，演出场地一般在村镇的公共文化空间。乡村各演艺队往往借助这类公共性演出展示自己的技艺实力，给乡民留下好口碑，获得乡民的认可，以便能成为村民们争相邀请赠送的“礼物”。此类公共性演出一般没有报酬，是乡村演艺团队“广告”自己，提高声誉的一种演出形式。此类演出大多以乡镇为界域，内容既包括传统的剧目，诸如川剧、耍锣、谐剧、杂耍戏法、花灯、狮子等，也融入大量的现代舞台型歌舞节目、少数民族歌舞和音乐等民族元素，创新并拿出“绝艺”是各演艺队的基本追求。

第三类是地方政府或社会团体购买服务的演出。田野调查显示，不少演艺公司和演员都参与过地方政府或社会团体举办的相关活动，包括“文化下乡”、旅游节庆等活动。这类演出属于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或企业、社会团体购买服务的性质，演出费与平日的红白喜事演出价格相当。演艺人员黄强(21)文章所涉及到的人名、演艺团队名均已处理为“学术名”。介绍说，他的演艺队自2017年以来多次参与乡镇政府的文艺演出活动，如2020年金钟村春节联欢晚会、2019年五星镇国庆庆典、2019年红桥镇元宵节文艺汇演、2018年红果村春节联欢晚会等。再如，兴文县文化馆每年组织每个乡镇至少三场的“文化下乡”活动，由于没有自己的演员和设备，过去一直都向外地招标采购，中标的外地演艺公司为了减少成本实际上也在本地找演员，政府方面为此花费了不少财力跟精力。近年来，随着本地民间演艺实力和影响力提升，已经引起地方文化部门的重视，县文化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2020年已经与民间演艺协会达成长期合作共识，今后每年至少50场“文化下乡”活动将交由演艺协会完成，负责节目编排和提供演员，审核通过后走政府采购程序。此外，随着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地方政府旅游节及办会等活动增加，部分实力雄厚的演艺公司纷纷开始寻求与政府合作。如，兴文县最具实力的熊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2015年便开始承接大量政府相关活动的策划与执行，包括：2015年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2015年屏山县首届桂圆采摘节、兴文县庆祝建国66周年文艺演出、2017年兴文旅游成都宽窄巷子推介会、2018兴文县消防宣传活动、2016—2020年兴文县的春节联欢晚会、2017—2020年兴文县的花山节、2020年僰王古道马拉松活动等。

可见，农民的民俗文化消费、传统节日的公共性文化展演和地方政府或社会团体购买服务，成为支撑川南乡村演艺持续发展的沃土。乡村演艺的蓬勃发展满足了当地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提供了就地就业机会，自主自发的乡村文化消费具备“文化惠民”和“文化富民”的重要价值意义。

三、川南乡村文化消费内源动力分析

内源性发展是强调基于社会内部的资源要素和本地居民参与的理念，主张不能完全依赖区域外部的力量，而依靠地区内部居民的内生性力量来实现发展。(22)叶林，雷俊华：《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载《理论与改革》2022年1期。川南地区乡村演艺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足之后出现的消费转型，吸引部分文化能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传承创新，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民俗文化消费需求的转型

从川南乡村演艺产品的消费形式不难看出，乡村民俗活动的消费转型是催生乡村演艺发展成为产业的重要牵引。过去婚丧等民俗活动礼请传统唢呐、舞狮等地方传统文化结构，在人们物质生活逐渐走向小康之后，焕发出对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呈现逐年提升趋势，统计数据显示(见表2)(23)数据来源：《“建党百年 数说四川”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系列报告之四“农业铸辉煌 农村焕新貌 农民展笑颜”》，四川省统计局，2021年7月6日。，2020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929元，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107元，比1990年增长276倍，在所有支出项中增幅最大，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急剧攀升。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精神生活需求产生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消费，以文化消费理论审视中国乡村的文化消费大多与民俗活动的消费有关。田野调查表明，川南地区乡村的民俗文化消费逐渐经历了完全物质形态消费，到物质与货币形态并行，再到文化产品即演艺消费主导的转变。以各类红白喜事中的礼物馈赠为例，据地方礼帐记载，在物质匮乏年代，人们大多以当地生产的谷物、土特产，自养牲畜、家禽或市场购买的布匹、衣物等为礼物；自改革开放之后，乡民们外出打工、参与市场贸易，货币逐渐成为民俗场景中馈赠的主导性礼物；而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生活的改善，“送演出”成为川南地区乡村新的礼物形态，主导着当地人际关系的交往。

表2 1978—2020年四川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情况(单位：元/人、%)

由于民俗文化消费是一种涉及千家万户的“礼仪消费”，拥有庞大的市场空间。川南乡村演艺以民俗需求为内核，艺术表演为外在表现形式，既是当地乡民生产生活的习俗需要，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川南乡村演艺市场的繁荣，所依托的就是随当地乡民收入不断增长，民俗需求与文化消费需求相结合而触发的文化消费热。民间演艺在川南各县市已然成为重要的地方文化产业，演艺团体众多，演员规模庞大，演出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可见，川南乡村演出消费热的兴起是地方民众文化消费需求转型升级的直接体现，而这种文化消费因其与当地民俗活动密切相关而独具意义，是一种新兴的民俗消费。

米歇尔·德·塞托认为，普通人的消费行为也是一种生产形态，对消费品的选择就是一种隐秘的生产方式。(24)[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 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以此观察，当前川南乡村民众热衷乡村文艺演艺消费就是一种地方文化的生产，在信息技术发达、文化多元繁荣的今天，他们没有盲目跟随外来文化、城市文化，而是创造出符合自己文化口味和消费习惯的地方文化。在川南，乡村文化在时代的发展中演变出新形式，农民不再是没有文化或者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他者”，而是作为文化的主人登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展现出自主自发的强大内在能动力量。

(二)传统文化资源提供创新发展的基础

川南地区的乡村文化消费与乡村演艺产业的兴起是一种互为关系，其实质是扎根于当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基础。如前文所述，川南乡村文化消费主要是指民俗场景的消费，民俗文化消费与现代文化消费的不同在于其民俗性，即这类消费围绕各类婚丧嫁娶、起房建屋等民俗事项的人际关系结构规则展开，“请演出”与“送演出”都是依照传统血缘、姻缘等亲属关系脉络而实现的消费。从这个层面上说，即使“送演出”是一种新兴的礼物形态，仍离不开原有的人际关系结构进行消费，它并非凭空臆造，而是传统结构的再生产，类似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25)[英]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体现的是川南乡村现阶段人们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消费观念转变。另一方面，川南乡村演艺尽管接受了很多现代文化元素，但其核心还是以川南地区原有的民间演艺文化为基础，特别是乡村演艺兴起的早期阶段或一些演艺队伍的早期节目，大多以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艺为主。川南地区诸如川剧锣鼓、花鼓、金钱板、打连箫、龙灯、狮灯(含猴戏)、车灯、牛灯等各种小戏、小调、歌舞等民间文化资源丰富，此外，还有世居川南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歌舞、服饰等。这些丰富的地方民间文化事项过去大多是在节庆或当地人的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展演，形成地方文化消费传统。尽管在“文革”等特殊历史阶段有所沉寂，但它们作为地方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并未完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割裂隔绝，一旦社会环境适合重新焕发活力。川南乡村演艺队伍所表演的龙灯、狮灯、花鼓等传统节目中，已经添加了很多新元素，有很多与现代影音技术结合，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创新还是基于传统基础上的，是继承性的创新发展。

(三)文化能人成为创新发展的主体

川南乡村演艺的兴起，与当地城乡一批文化能人的主动行为是分不开的，他们有的原来是县市文工团演员，因剧团解体自谋生路，大多则是具有一定文艺特长和技能的当地民间文艺爱好者。如胖妹算是从业者中“散落民间”的早期歌舞团演员发展成为乡村演艺班子领头人的代表。2012年，她与常年同台的演员余某在泸州市叙永县合伙成立了“山城胖妹艺术团”，2017年胖妹婚后迁入宜宾市兴文县，艺术团更名为“山城胖妹演艺公司”。该演艺公司实际就是由4、5个人组成核心的演艺队，胖妹的丈夫、夫兄都在她的带领下加入了演艺队，因此同行常取笑是“家族企业”。

另一位报道人杨洪，兴文县周家镇人，舞狮业余爱好者，也是兴文舞狮第四代传承人。杨洪大约五岁时跟着祖父学习舞狮，“一开始学舞狮是因为觉得好耍，天天听打锣也学会了打锣，十几岁时开始参加正月的舞狮表演，算起来我耍狮子也有二十几年了”(26)访谈对象：杨洪，男，汉族，舞狮人；访谈时间：2021年1月31日，访谈地点：兴文县古宋镇周家苞谷酒门店。。杨洪回忆：“大概是在2008年，舞狮又兴起来了，以前一起舞狮的几个朋友拉我和父亲入伙，组建了‘周家麒麟舞狮队’”(27)访谈对象：杨洪，男，汉族，舞狮人；访谈时间：2021年1月31日，访谈地点：兴文县古宋镇周家苞谷酒门店。。 2012年杨洪在县城租了房子，一边卖酒一边方便孩子在城里读书，平时有演出业务的时候，他就用自己卖酒的皮卡车拉上演出的道具和师傅们出门演出。截至2020年12月，杨洪所在的舞狮队不仅在县内周边乡镇演出，还去过内江、自贡、重庆及云南、贵州临近地区演出。他说：“业务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挣一千多块钱，我们队最多的时候一天接了5场，只要距离不太远就能演完，作为副业我每年有好几万元进账，比有些打工的强”(28)访谈对象：杨洪，男，汉族，舞狮人；访谈时间：2021年1月31日，访谈地点：兴文县古宋镇周家苞谷酒门店。。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舞狮成为可以带来收入的技能，学习舞狮的人也越来越多，39岁的杨洪已经收了四批徒弟，成为周家镇舞狮行里的领头人之一。

正因为有胖妹、杨洪等一批乡村文化能人的主动而为，推动了川南乡村演艺的发展。随着演艺市场的火爆，不少城市歌舞艺术团的专业演员、高校艺术专业毕业生也纷纷加入，演艺市场逐渐向专业化发展。在激烈的竞争下，许多从业者还通过拜师学艺、自费外出参加培训以及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等多种方式提升业务能力，整个演艺行业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在此过程中，不仅涌现出一大批本土演艺骨干，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演员前来从业定居，如来自贵州的歌手、河南的杂技演员、东北的二人转等都流向川南，加入当地的演艺队伍。这些演员和团队不仅能够结合内外文化资源创造形式多样的演艺节目，随着演艺业规模的扩大，各区县还纷纷成立了民间演艺协会、演艺联盟等组织，在实现自我管理的同时积极寻求与地方文化部门的合作，参与地方政府举办的相关活动。这些演员和团队的积极作为，既满足了地方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也为地方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借乡村文化消费之力筑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乡村文化振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势必因为区域的内外因素合力差异而千姿百态，但并非无规律可寻，也并非无范式可借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和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中，强调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之一是“文化引领、产业带动”“农民主体、多方参与”(2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可见，发展文化产业、尊重并调动农民主体性、激励农民及社会多方参与，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所在。围绕川南地区乡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所形成的民间文艺演出为核心的文化产业业态，以及参与和推动该文化产业所呈现出的主体性、广泛的参与性值得重视。

(一)内源性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消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日益重要和显著的地位已越来越受到重视，“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强调国内循环为主体，且把内需拉动放在突出的位置，无疑肯定了内源性需求在产业发展的地位。在乡村振兴语境下以什么方式发展并形成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且持续得到发展？乡村社会的内需或内源性需求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川南地区乡村文化演艺产业的发展，体现出鲜明的内源性生产与消费的特点。从前文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乡村的民间演艺呈现出浓厚的地方性、民俗性业态。首先，其缘起于地方民间红白喜事礼仪性请唢呐、唱戏等传统消费，随着改革开放后人们日益富裕的经济生活，以及消费观念发生转变，传统的习俗消费逐渐衍化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促进了演艺产业的发展。其次，川南乡村民间演艺产业是基于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而发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现代演艺形式和技术，但其底色还是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唢呐、锣鼓、花鼓、金钱板、打连箫、龙灯、狮灯(含猴戏)、车灯、牛灯等各种小戏、小调、歌舞等民间文化资源。再次，主导并促进川南乡村民间演艺产业化发展的核心人才是那些民间艺人、文化能人，他们不仅熟悉并掌握当地民间文化资源，而且熟悉乡村广大民众的文化消费习惯，即熟知当地文化消费的市场规则，因此，他们既能生产出因应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而且也能生产出创新的演艺文化产品导向着人们的消费。在这里，消费市场牵引着产业的发展，产业发展反过来引导人们的消费，形成了良好的消费与生产循环互动关系。

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中，优化凸显乡村资源禀赋，定位乡村资源的特色比较优势逐渐成为共识。(30)秦会朵，范建华：《文化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载《理论月刊》2022年第6期。牵动川南乡村民间演艺产业发展的资源、市场、人才三者的鲜明地方性彰显了其动力内源性，这种内源性动力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从内源式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看，乡村文化消费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引导其持续发展。基于此，川南个案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二)文化拥有者主体能动性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中，主体性或自主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尽管乡村文化振兴工程的实施已达成乡民是文化主体的共识，但在具体实践中容易出现“熟悉的陌生人”(31)乡村文化是融入当地乡民日常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常态，当地人容易过于熟悉而忽视。和“选择性漠视”(32)自上而下管理模式下的主流精英文化容易导致基层政府组织对乡村文化的漠视甚至偏见。等认知困境，(33)顾海燕：《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治理视角》，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没有形成对乡村内生特色文化资源正确的价值认识和定位。对此，有学者主张乡村文化振兴要回归农民的自主性，认为以行动者主体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才是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关键所在。农民自主的创造性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只有农民不断涌现出自主创造性，才真正可以带动传统乡村文化面向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4)赵旭东：《乡愁中国的两种表达及其文化转型之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和模式研究》，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川南的例子表明，乡村演艺作为新崛起的一种文化产业业态，其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依靠的是当地文化能人借助独具地方特色的内生文化资源，因应当地乡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和娱乐需要而进行的自主文化创新和文化再生产，它充分体现了文化拥有者的主体性。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产品，它获得当地乡民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才释放出强大的生机与市场活力，同样显示出乡民们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正是有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主动参与，才成就市场的持续繁荣和产业的持续发展。在这一点上，川南地区乡村演艺产业发展很好体现了《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所提出“文化引领、产业带动”“农民主体、多方参与”的基本原则。

乡村文化振兴既要满足乡村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又要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内源式乡村文化振兴，强调的是挖掘和培育乡村自身蕴含的文化能量，这种文化能量应该包括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及其文化主体。因此，深入乡民日常生活，理解乡村文化生活之于他们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尊重他们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相信他们有智慧和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是乡村文化振兴探索应有的视角。

当前随着广大乡村经济水平持续提高，乡村居民的消费观念转变，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乡村文化产业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应有之义，在市场发育不足的情形下，需要基层政府的积极作为，帮助和引导乡村文化产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人才、平台、组织、管理等多方面的现实问题，充分调动乡民的文化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激发乡民的文化创新和持续发展潜能是重要的着力点。另一方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不仅在于深入挖掘和发展乡村特色文化资源，还在引导文化资源实现多渠道、全方位与其他行业对接，实现多产业融合赋能。因此，引导乡村文化资源的多向发展和多行业对接，推动乡村文化的多产业融合，无疑是传承农耕文明，激发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活力，实现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综上所述，乡村文化是一种既有传统又有当下，还要面向未来的文化存在，(35)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载《求实》2019年第2期。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对乡村文化衰败的担忧和良知表达，更要进入乡村，去发现乡村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创造的动力，尤其是由当地民众自主自发的文化创新。川南地区兴起的乡村演艺文化消费现象表明，乡村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乡村民众依然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走向美好生活的路子，他们在满足了物质生活需求之后会想方设法提升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势必释放出强劲的文化消费能力。乡村民众所具有的主体能动性会将他们所熟知的、所掌握的植根于地方社会环境的独特文化资源转化为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形成文化产业。乡村文化消费无疑是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源动力，这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希望所在。因此，回归乡村民众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世界寻找内生性文化资源，将乡村文化振兴的权力还给乡村民众,不仅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激发乡村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在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语境下，还原并强化了“文化的功能、价值与意义。”(36)曹爱军：《“公共文化”治理：出场逻辑与行动路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