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权思想的建构与发展初探（1848—1900）

★ 王立本 潘是辉

一、前言

1840 年英国以鸦片问题为由发动战争之时，中国北自渤海湾、南到闽粤台湾，长达1 万多公里的海岸线犹如无人之境，任凭英国船舰四处纵横肆虐，甚至深入长江数百公里。中国最后在束手无策之下，只得以签订条约割地赔款为收场。自此而后，中国本土的思想家、朝廷官僚、五口通商后的士绅买办阶层①关于晚清各口岸买办商人的地位与影响，参见郝延平：《买办商人——晚清通商口岸一新兴阶级》，《故宫文献》第2 卷，第1 期，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 年12 月。，才在这一波西力东渐后逐步思考对于中国海权的经营与维护。

本文依时序选取魏源（1794—1857）、李鸿章（1823—1901）、郑观应（1842—1922）三人的论述与作为来进行讨论。魏源系晚清重要思想家，进士及第，学贯中西，可谓著作等身，最著名当为《海国图志》一书。李鸿章系晚清重臣，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长达20 余年，为办理外交、维护中国海权、建构新式海军的实际操盘者。郑观应虽是买办商人出身，但长期在口岸与租界和洋人交涉往来，也曾长期参赞朝廷主持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于中法战争中亦曾协助筹办饷械，对世界大势有超越同时代人物的不凡见解，他在《盛世危言》一书中的海权规划，可以作为甲午战败后中国人对于海洋经营的反省与思考。这三人身份各异，眼界、经验亦不相同，又横跨大半个19 世纪，同时检视三者对海洋的思考与规划，探求其中的差异与发展脉络，以及考察晚清中国企图振兴海权的背景与目的，当有相当之意义。

如何定义“海权”（Sea Power）？一般的看法多认为是自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基于保护其海上航路与海外殖民地的经验所总结而来，而美国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①［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安常容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年。（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与《海军战略》②［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蔡鸿幹、田常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Naval Strategy）为其中的代表。两书阐明如地理位置、自然形态、版图大小、人口数量、民族天性以及政府制度和政策等六大发展海权的必要因素，故而一个国家若要成为宰制全球的霸权，必须有完整而强大的商（渔）船队、海军舰队以及广大且具备战略地位与资源的殖民地。故产品、海运、殖民地三者是海权维护的重点，而拥有海权的先决条件在于保卫自身领海的安全，不再受到海路来敌的威胁，并且进一步在海外与他国争衡。③有学者认为马汉所说的是指制海权（Sea power），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继承自希腊古典时期的海权（Seapower）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而这种继承下来的概念是将国家的经济、战略、文化、政治等方面与海洋紧密结合，海洋上的经营与发展几乎等同于国运，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可说是这个概念下登峰造极的产物。而美国的强大是基于自身庞大的国土、人口、资源而来，控制海洋只是一种霸权的展现，其国运的根本其实不在于海洋。参见［英］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Seapower States-Maritime Culture, Continental Empires and The Conflict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龚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 年。尤其今日对于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如经济体量已然世界第二的中国而言，上述理论除殖民地一条外，依旧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近年来学者一再指出，19 世纪30 至80 年代之间欧洲人有效维持了其本土与海外各地之间海上交通线的稳定，让欧洲人（尤其是英国）的财富迅速累积，建造大型蒸汽船队的现象正可以说明这种需求。④［英］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帖木儿之后：1405—2000 年全球帝国史》，台北：野人文化出版社，2010 年，第235 页。本文也将以马汉的理论作为与三位中国海权论先驱的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因为他们同处19 世纪，面对相同的国际局势但本国的处境却明显不同。所以，他们之间的认知与对比相信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印象：马汉的理论既被奉为这个领域的圭臬，而中国同时的海权论述与其有何异同？

二、魏源：萌芽与超越

清朝自康熙帝收复台湾以后，国防注意力就以北亚与中亚内陆为焦点。道光朝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部分中国士大夫开始构思如何建构中国海权，而巩固海防是中国再跨入海洋的第一步，代表性著作当属魏源⑤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号良图。湖南邵阳县金潭（今属隆回县）人。参见张磊：《爱国的、进步的思想家——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 年。的《海国图志》。鸦片战争的冲击，使中国面临深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在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下，魏源开始对西方历史地理深入研究。他深知近代欧洲人称霸世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掌握了海洋：

欧罗巴内城邑大兴，并操自主之权。始知印书、知制火药、初造罗经。洎明嘉靖年间，舟楫无所不至，初寻出亚默利加大地，次到五印度国，后驶至中国。通商日增，见识日广。此时欧列国万民之慧智才能高大，纬武经文，故新地日开，遍于四海焉。⑥魏源：《海国图志》卷37《大西洋各国总沿革》。

欧洲各海权强国对于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经营，在中国晚清时代已经大致完成。对世界大势的掌握，使魏源发展出超越同时代人的思维，更深层地构思中国该如何对抗排山倒海般而来的西方海权挑战。其所拟定的方案，可分成三个由近而远，由战术层面逐步扩充到国际大战略的层次。⑦前人的观点单纯以《海国图志》的内容指出魏源的主张为议守、议攻、议款；但本文以为还必须由中国本身的防御需求与魏源对中国国际关系战略的认识上来分析。参见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与其海防思想》，台北：大立出版社，1984 年，第57 页。

第一层是议守，也就是在战术上如何防御海上来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首要之图是如何面对殖民强权由海上来的一波波挑战。海防为海权之本，中国的海防该如何重新整顿？魏源明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即“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①魏源：《海国图志》卷1《筹海篇一·议守上》。。他认为，以19 世纪40 年代中国的条件只能务实地先在近岸与内河进行防御作战，尤其是将入侵者诱入内河，再给予打击。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他身为目睹者而深知英国船炮之坚利与中国在武备上的落后。英国军舰“大者长十丈，阔数丈，联以坚木，浇以厚铅，旁列大炮二层”②魏源：《海国图志》卷1《筹海篇一·议守上》。，在造船工艺与设计上，中国无法与英国相比，中国船舰不论用炮击还是火攻，都难以在海上给英舰造成重创。况且英军舰队并非单船突进，而是以大小编队的方式列阵作战，“夷舶三五为帮，分泊深洋，四面棋布，并非连樯排列。我火船攻其一船，则各船之炮皆可还击，并分遣杉船小舟救援”③魏源：《海国图志》卷1《筹海篇一·议守上》。。在这种巨大的装备水平落差下，魏源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与欧洲人进行海上决战将毫无胜算。但若英舰驶入中国内河，就有可能将情势改观，利用地形环境凭险而守，将其围困而歼灭：

观于安南两次创夷，片帆不返，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则知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贼入内河，则止能鱼贯，不能棋错四布。我止御上游一面，先择浅狭要隘，沉舟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备下游桩筏以断其后，而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而攻之。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裂之。④魏源：《海国图志》卷1《筹海篇一·议守上》。

这种海防的构想，可以看作是陆防的一种延伸。在魏源看来，中国与欧洲国家作战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欧人乃跨洋远攻，而中国则有地利之便，可以引诱其舰队驶入内河，再加以围堵而包夹歼灭之。更简单地说，即“有海防，无海战”，还是以大陆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当时门户洞开的问题，以被动的纯粹守势迎战海上来敌。但宏观地看，这可以算作中国重新走向世界，积极面对挑战的第一步。

魏源的眼光与思考，基本上还是以鸦片战争的教训为本，故比较局限在闽、粤这两个与英国有较多交战经验的省份上。他认为，当欧人的船只由海路入侵之时，朝廷当为之事并非由全国各地仓皇调兵遣将，而是平日就当在沿海地方训练在地武力，利用闽、粤等濒海省份习于操舟与水上生活的群众来编练在地水军。⑤魏源：《海国图志》卷1《筹海篇二·议守下》。如此不但可以节省经费与时间，又可以利用当地百姓保卫乡土的精神来强化第一线的防御力量。

第二层是练兵，这里所谓的“兵”指的是现代化军队。魏源并非没有考虑到中国不能完全处于“坐陆面海”被动的境地，故其也主张中国必须设法购买船炮，建立现代化的水师，并且试着自制西洋武器装备、建造轮船、修筑炮台等。他虽提出“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⑥魏源：《圣武记》卷14《武事余记·军政篇》。，“水战之器，莫烈于火炮。有守炮，有攻炮。其制莫精于西夷，其用莫习于西夷，与其制之内地，不如购之外夷”⑦魏源：《圣武记》卷14《武事余记·水守篇》。，但是就如前面专守内河的主张一般，这是应付眼前的危机所采取的权宜步骤，而长远之计仍是要建立自制的技术与器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⑧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议战》。。具体做法有三：其一，于广东虎门、沙角二处设立船厂、火器局，开始试作；其二，仿钦天监之成例，聘请法、美两国“夷目”分携西洋工匠至广东船厂协助造船制炮；其三，选闽、粤巧匠精兵向西洋工匠学习相关制造工艺，以及航训驾驶等等。而最终目标，是使得中国有独立制造与研发船炮的能力。

第三层，是利用国际局势（以夷攻夷）与海外广大的华人力量，对英国形成战略包围网。他充分认识到中国当时并没有物质条件可以动摇英国的海权，但其却卓越地试图运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建构出一个国际体系以制约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英帝国。与马汉的理念类似，他认为欧洲人以坚船利炮向中国叩关是经过长期的酝酿与经营的，并非突然发生的事件，而是已经建立了由欧洲直抵西南太平洋（南洋）的“战略线”①即由母国到各殖民地的远洋战略补给线、信息联络线。参见［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第158 页。，并且用商业与军事的双重手段成功地将广大的殖民地的资源与情报充分统合，然后方能于鸦片战争中一举重创中国：

葛留巴，昔为小爪哇，今为小新荷兰，其与下港仅隔一峡。凡西洋、南洋之番船，必绕过峡中而后分赴各国，故帆樯廛市雄甲南海，视婆罗州之大爪哇尤繁荣。荷兰之有小爪哇，犹英吉利之有印度，凡各岛驻防之兵听号令受节制焉！②魏源：《海国图志》卷14《东南洋·葛留巴旧为阇婆小爪哇沿革》。

欧罗巴各国皆以贩海为业，如英吉利、米利坚、吕宋之属，每岁商船至中国，多则百余艘，少亦三四十艘。所贩鬻卖者，多棉花、洋布、粗重之物。③魏源：《海国图志》卷42《大西洋·佛兰西国总记下》。

英夷开辟新嘉坡，富庶闻于中国已数十年，皆不知为古时何国。阅《海录》及英夷海图，始知即柔佛、满剌加故墟。……平衍数百里，斗出海中，形如箕舌，扼南洋之要冲。乾隆以前多为闽、粤人流寓，自英夷以兵夺据，建洋楼，广衢市，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徙实其中。有铸炮之局，有造船之厂，并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④魏源：《海国图志》卷9《东南洋·暹罗东南属国沿革三》。

面对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以东南亚殖民地为跳板而入侵中国的战略，魏源彻底颠覆了长期以来清廷关于海外侨民的消极政策，主张由朝廷加紧联络与扶植东南亚（南洋）的华侨。中国虽然没有如英、法、荷、西等国在南洋发展殖民事业，但实际上华侨在当地也经营数百年，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在地力量，几乎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大权，若朝廷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联合其以抗欧人，相信虽然此时“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⑤魏源：《海国图志》卷5《东南洋·叙东南洋》。，但仍一定可以发挥出极大的功效：

由厦门放海，首小吕宋，次琉球，西则苏禄，又南文莱、马辰等，又西南则婆罗大洲，又西南则大、小爪哇，又西南则苏门答腊、亚齐等，已绕出西人新嘉坡之西，而近印度之锡兰山矣。倘因诸华人流寓岛上者，举其雄桀，任以干城，沉思密谋，取丑夷聚而歼旃；因以漳、泉、惠、潮、嘉人为流官，雄长其土，破除陈例，归于简要，自辟僚属，略等藩镇。庶足为南服锁钥与！⑥魏源：《海国图志》卷12《东南洋·荷兰所属大岛》。

如前面所述，美国马汉的理念强调殖民地在海权的建构与争夺中的重要性，但中国的农业社会性质固然不可能进行殖民掠夺，而东南亚华人的雄厚实力却可以使中国在该广大地区建立类似欧洲海权的“战略线”概念，并可以因此立于不败之地。由华人在朝廷的支持下据地建国，以为中土之海上屏藩，这真是对中国传统“不勤远略”的保守战略观的一次重大突破。

魏源主张，欧洲各国之间的甚大矛盾也可以善加利用。英国在19 世纪中确实是世界首强，但多年在各场战争中不断巧取豪夺，与法、俄、美等国甚至东南亚诸邦都有极深的宿怨；而这样的情形，中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以夷制夷，远交近攻，本是中国古有明训的老方法，但在长期唯我独尊的天朝体制之下，这种先秦纵横家逐鹿天下的理念逐渐被视作旁门左道，而至此魏源以近代海权的理念和思维加以重新活化。如，他构想于海上联合法国、美国以及东南亚的安南、暹罗等国，以逼攻英国的殖民地，进而削弱其对中国的威胁：

海攻之法，莫如佛兰西与弥利坚。佛兰西国逼近英夷，止隔一海港；弥利坚与英夷则隔大海。自明季国初之际，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置城邑，设市埠，英夷突攻夺之，于是佛夷与英夷深仇。及后英夷横征暴敛，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兼约佛兰西为援。三国兵舶数百艘，水陆数十万，不解甲者数载。弥利坚断其饷道，英军饥困，割地请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英夷止守东北隅四部，不敢再犯。即印度地亦荷兰、佛兰西开之，而英夷夺之。①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议战》。

暹罗东境斗入大海，广袤数千里，而满剌加为海艘之都会，近日并为英夷割据，又移满剌加市埠于柔佛故地，改名新嘉坡。其入寇之兵食，皆恃新嘉坡接济。暹罗军栅坚壁，同于缅甸；战舰狭长，同于安南。专尊中国，藐英夷，英夷究不能患。诚使用明季夹攻日本之议，令暹罗出兵，恢复满剌加、柔佛故地，而安南以札船助之，则英夷有内顾巢穴之忧。②魏源：《海国图志》卷8《东南洋·暹罗国》。

虽然魏源没有列出详细的联合作战的计划，但是我们仍可由以上的论述看出一个轮廓：主要寄希望于与英国有深厚宿怨的美、法两强联合，让这两大国在大西洋两岸形成一种东西包夹之势，以牵制英国本土，并且进一步让法国藉此收回当年在加拿大与印度的失地；而中国向来与安南以及暹罗等朝贡国关系密切，故可以与之联络并给予后援，让这两国进而威胁英国经营东方的“战略线”枢纽新加坡，一举将英国在东南亚与西太平洋的优势彻底动摇。

当然，这纯然只是魏源的一种主观想象，他对于以上四国的意愿以及与英国的关系只有比较初步的认识，而对英、法两国同样都有在中国扩张自身利益的意图也没有真正的理解。所以在他身后不久，法国与英国不但没有在中国问题上产生矛盾，反而为了进一步扩展在华势力而走向联手对付中国，并且不惜发动两次英法联军之役③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美、俄两国也都给予外交支持），攻占北京给予清廷沉重的打击以迫其就范。而暹罗虽靠着地理位置作为英、法两国的缓冲而勉强保住了独立地位，但也只是挣扎求存，国力也谈不上可以对抗英国；安南的阮氏王朝本身也在不久后被法国逐步蚕食而走向衰亡，更遑论与中国联手对抗英国。

但无论如何，魏源于19 世纪40 年代后期即对中国的海防问题以及海上武力的建构提出一套规划与认识，仍是难能可贵，当居于时代的先知地位。甚至有学者以为，其国际战略观当与马汉的海权论内容等量齐观。①王家俭：《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近代中国提倡海权的先驱》，《魏源与近代中国开放改革》，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219 ～233 页。有学者认为，马汉与魏源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先进海权大国的高度自觉与长期经验下的产物，而后者只是一种落后国家受到冲击后的初步体验与心得，两者实无法相提并论。参见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31 页。不论这是否有些溢美之意，我们都无法忽略他在那个时代的突出性。而这样广阔的战略视野，不但在其后的中国思想家之中实属少见，而且在那些真正掌握实权与负责办事的官僚中，也不多见。

三、李鸿章：现实主义下的困境

在1860 年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与英、法、美、俄等列强的关系宣告暂时稳定，而清廷因此稍得喘息，开始专注于“戡定内乱”与尝试办理外交，推动现代化。相较于魏源主要作为一个在野知识分子对于国际局势与中国海权的考察和规划，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②李鸿章，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授一等肃毅伯。其生平参见梁启超：《李鸿章传》，台北：立绪出版社，2009 年。，所要面对的则是不平等条约体制大致成形后，中国必须要加紧实际建构新式海军与应付新兴强敌日本的艰巨责任。他与魏源都是受儒学经典熏陶而致力于科举仕宦的传统知识分子，然而长期承办军务、洋务交涉与镇压内部动荡的官场历练，使其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梁启超（1873—1929）曾经归纳李鸿章所经手的洋务项目，其中重要的部分系“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③梁启超：《李鸿章传》，第71 页。，也就是说李鸿章的事业重心在于建构现代化的中国海军。主张建立具备规模的舰队，可以在大洋之上与列强争衡，是李鸿章与魏源早期近海与河口防御主张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海权观而论，李鸿章的核心主张在于建构舰队。他深信“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④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1865 年），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卷9《奏稿》。，故在19 世纪60 年代即于军旅之中上书清廷建议早日筹购船舰，或者早日设法自立组装。1865 年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李鸿章下令江南制造局船坞仿制轮船“恬吉”号，此乃中国建造动力轮船之始。他接任直隶总督之后，清廷的状况渐趋稳定，故而在几次朝中的争论后，决定由其与南洋大臣沈葆桢共同经营中国海防。⑤参见《著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1875 年），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 年，第12 ～13 页。1871 年，他将江南机器制造局所造之炮舰“操江”号调至北洋，以供差遣与部队调度，此乃北洋方面有舰可用之始。其后日本入侵琉球与进图台湾，使得其对于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又有进一步的思考，因而正式向朝廷上陈中国巩固海防的要点：

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⑥《李鸿章奏筹议海防折》（1874 年），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07 页。

就此项而言，李鸿章比魏源的想法要有所精进，眼光不再局限于闽、粤两省。他毕竟历经了北京遭到外敌长驱直入的重大冲击，具备与西人共事交涉的经验。所以，他能够明确指出中国海防的两大重点，在于首都海上门户的渤海湾与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

中国除了必须建筑坚固的炮台、整理河口防务、建造船坞等以作为根本外，①参见《李鸿章奏筹议海防折》（1874 年），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07 页。就如马汉的看法，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大国，必须要充分掩护海岸要塞这一类的防御设施，因为这种设施足以让敌人舰队的主力被少数的要塞所牵制。②参见［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第142 页。李鸿章明确指出，以上海岸防务的巩固只是一种“守定不动之法”，用以阻塞敌军企图深入内陆的可能，而真正决胜之策，则是添购中大型军舰建立自己的舰队，抗敌于外洋，即所谓“挪移泛应之法”，类似今日的机动调遣：

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需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但不可转托洋商误买旧船，徒糜巨款。访闻兵船与铁甲船以英国最精，……应拣派明于制造、略知兵事之员，……亲赴各厂考究何等船制最为坚致灵捷，并宜于中国水道者，与其议价定造。……如丁日昌所称，北、东、南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拨轮船十号，合共四十八号，自属不可再少。……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口外；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皆水深数丈，可以停泊。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③《李鸿章奏筹议海防折》（1874 年），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07 ～108 页。

在李鸿章看来，中国海岸线漫长而曲折，势必要分区分段加以防守。他关于北洋、东洋、南洋的规划，基本上就是此后晚清海军建设的架构，即分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4 支舰队，分别负责把守渤海湾、长江口、闽台沿海、珠江口等要害之处。他认为在初始阶段，先求各区域的舰队能有6 艘主力舰，以及10 艘中小型的船舰，不但可分区防御，若有事也能南北调遣，相互呼应。

在推动洋务的早期阶段（即19 世纪70 年代），其观点与魏源类似，都认为中国还是先以岸防为主，所以十分重视近岸炮艇的添置，即后来在海军史料中常见的蚊（炮）船，故奏称：“惟守口大炮铁船即所谓水炮台船，亦系西洋新制利器，以小船配极重之炮，辅助岸上炮台，四面伏击，阻遏中流，能自行动，最为制胜。凡要口需添一二艘。”④《李鸿章奏筹议海防折》（1874 年），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08 页。

但到1879 年前后，由于日本并吞琉球与之前侵扰台湾的教训，李鸿章转而注重取得巡洋舰（碰快船、快船）与中大型铁甲舰。⑤参见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136 页。清廷在其多次所请之下，决定先订购快船两艘：“李鸿章所陈，必购置铁甲舰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能战而后能守，自是要论。该督拟先购快船，再办铁甲。……订办快船两只，期于光绪七年到华。”⑥《著李鸿章认真讲求购船事宜及各省迅筹海防经费谕》（1879 年），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10 页。此即后来成军的“超勇”“扬威”两艘英制轻型巡洋舰，此亦为中国所配备真正可开至近海作战的舰艇。至1880 年7 月，清廷又决定依李鸿章所请，向欧洲订购铁甲舰来加强北洋防务：“北洋处处空虚，仅恃已购之碰快、蚊船数只，不足扼守，应再订造铁甲二只，俾资分布。”⑦《著李鸿章在英订造铁甲谕》（1880 年），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12 页。以李鸿章所经营的北洋为重点到此宣告确立，随着大批购舰计划的展开与海军事务衙门的随后成立，清廷对海军的着力不可谓不深。而李鸿章对于海军的认识，也是随着时势之推移，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姿态逐步探索，与时俱进。

正如马汉所言，若欲建构一支纵横海上的攻击力量，必须拥有以下三项能力：其一，能集结一支拥有战舰以及运输船的庞大兵力；其二，能将这支兵力安全地运送到远海；其三，能给这支兵力不间断的支持，直到战争结束。①参见［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第146 ～147 页。这三个条件，正是1894 年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与中国陆军（淮军）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李鸿章的努力，使中国的海陆军得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于19 世纪80 年代两度经由海路，出兵干预朝鲜内部的政治动乱②即1882 年壬午兵变、1884 年甲申政变。，并且与日本争衡于东北亚。这样的动员能力与对外投射兵力的能力，是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所无法想象的。我们在此不打算详述李鸿章购舰与造船的曲折与细节，以及其他系统的地方大员如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竞争和异议，只需注意到1889年北洋舰队成军之初的总体实力，共计有：排水量7000 吨级铁甲主力舰2 艘，2000 吨级巡洋舰6 艘（含1889 年加入的马尾厂所制之“平远”舰），炮艇6 艘，练习舰2 艘，鱼雷艇6 艘，以及其他各种辅助性船只，总计40 余艘船舰，排水量达41400 吨，在当时东亚地区居于领先，并且被认为是装备新颖又有可观战斗力的现代化舰队。③参见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第311 ～312 页。

另外，这段时间于大沽、威海、旅顺口等渤海湾三角地带，斥巨资构筑的港口、船坞、炮台、鱼雷工厂、军械修造厂等，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19 世纪60 年代以来清廷所推动的自强运动至此达到了高峰。事实上，这一时期清廷自强运动中的军事现代化部分，连彼此处于假想敌地位的日本都给予很大的肯定。一向对中国相当轻视的明治维新思想导师福泽谕吉在其1882 年的著作中称：“支那近年来非常努力制造新式兵器，……陆海军不仅可与日本匹敌，海军是日本近一倍。”④［日］福泽谕吉：《兵论》，东京：岩波书店，1959 年，第47 页。1891 年北洋舰队再次访问日本之时，其主力舰“定远”舰的战力、官兵素质与总体的阵容依然让日本朝野肯定。据当时的日本报纸报道：

胜伯惊叹

参观之前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参观以后，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实在是吃了一惊呢。这条军舰不错——是相当不错的军舰呢。……好好参观这艘相当优良的军舰，警醒沉睡的世人啊……胜伯如是谆谆教诲。

胜伯俄然畏惧

以前一直小瞧那些家伙，但一见今日那威风堂堂的样子，我可是突然吓了一跳呢。那种架式，实在比预想的还要高了一层（发达之意？）呢。胜伯亦敬畏地如是说道。

……

议员之感动

前十六日，贵众两院议员百七八十名应丁汝昌氏之招，赴清舰“定远”巡视其舰内外。……据议员之言称，今日于我第一可依赖之军舰如“高千穗”者，若与“定远”相较，论其坚牢，论其大小，无处可及。彼较我之劣点，唯水兵之体格不甚强壮耳。且目下之战争，乃以器械之精粗决胜负者。⑤《龙的航程：北洋海军航海日记四种》，吉辰译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年，第232 ～233 页。报道中的胜伯，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海军建设先驱胜海舟（fkxiiifkⅩⅣしecう，1823—1899），此时为贵族院议员，伯爵。

这些都可以说明李鸿章的海军建设对于当时东亚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海军实力受到潜在敌国日本重视的程度。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关于中国海权理论的专著，甚至没有如魏源那样阐述世界观与国际战略观的专门论著。其专注于处理实务，应付眼前的各种问题，而缺乏长远的思考与宏大的战略眼光。正如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论，“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①梁启超：《李鸿章传》，第68 页。，他终究只是清廷一个行走办事的疆臣，无法也不需要参与真正决定国家长远方向的改革或制度的建构。他对于西力东渐的冲击有明显的感受，所以曾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但是面对冲击，究其解决之道也只能是“中国向用之器械不如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②《李鸿章全书》卷9《奏稿·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1875 年）。，在他眼中的救时良方，不过枪炮船械的添购与持续养兵练兵而已。这种局限，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又何其不幸；对李鸿章个人来说，也是甲午战争惨败，最后签下万古骂名的《马关条约》的悲剧根源之一。

海权对中国的重要性，清廷掌权者如慈禧太后等人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满足于不平等条约下的苟安，这就注定了其对于海军建设不可能长久支持下去。而李鸿章除了向朝廷要钱买船购炮之外，也提不出能说服朝野支持海军的论述与规划，所以更不可能如魏源思考到动用东南亚的华人力量由内线来瓦解英国在西南太平洋的优势，也不会想到试图联合法、美夹击敌国，甚至拉拢安南等藩属国以建立属于自己的海上战略线。所以就海权战略的格局与眼光来说，李鸿章与魏源相比实际上是保守的。但是，我们仍不可否定其在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的地位与贡献。

魏源那一代人缺乏对抗海上强敌的物质基础，而到了李鸿章这一代的官僚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器物、技术，培植各种专业人员，并且对国际现实与中国的困境及不足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知。若更客观地说，前面所论及李鸿章个人在做法与条件上之各种局限，其实也是整个清廷长久以来对汉族官僚的箝制与猜忌所导致的。面对政治上的结构性因素，就算有魏源这般眼光的大家担任北洋大臣恐怕也难以真正施展开来。甲午惨败，不但使得中国洋务运动多年艰苦的经营毁于一旦，瓜分危机也随之接踵而来。面对这样沦为待宰鱼肉的惨祸，中国社会开始省思过去现代化道路的各种问题与不足。当然，如何重建海军，对抗西方与日本海权的进逼也是重点所在。这样的思想家群体中，郑观应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位。

四、郑观应：军商并重的海权实践

郑观应③郑观应，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待鹤山人、罗浮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雍陌人。其生平参见夏东元：《郑观应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虽无魏源一般被传统社会所看重的科举功名，亦无如李鸿章那般显赫的宦位，但是在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思想家群体中，不但有自成一家的论述与著作（不只是主张“商战”），并且对中国的处境与前途也有极为深刻的思考与规划。自洋务运动开展以来，西方国家与后起的日本仍由海路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1874 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中，清廷对登陆的日军几乎束手无策；而1884 年中法马江之战，福建舰队与南洋舰队纷遭重创，马尾造船厂被毁，法军入据基隆与澎湖长达一年。虽然刘铭传、林朝栋等人于台湾岛内几次击退法军，冯子材、刘永福于广西、越北亦屡屡挫之，但终究无法扭转敌人掌握海权下的战略优势，只得以弃越保台的残局告终。④中法战争的台湾陆上战斗，参见廖宗麟：《中法战争史·第八章台湾抗法斗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郑观应于中法战争（1884—1885）期间，曾经在广东协助彭玉麟督办海防及军务、筹购军械，对于法国仗恃其优势海军，利用在中南半岛的殖民基础，于中国沿海如入无人之境的情况有着第一手的观察。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书于中法战争后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并且在甲午战败后又多所增补，自然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在讨论中国如何重建海防，以对抗西方海权优势。其中，讨论如何建立中国商船船队的有2 篇，长江江防问题1 篇，海军人员训练问题1 篇，船政问题1 篇，岸防炮台1 篇，海防问题3 篇，总体而言约占了全书篇幅1/4 左右。⑤郑观应：《盛世危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

首先，他与魏源一样都注意到西欧列强在东南亚一带的殖民扩展。但不同的是，这时列强在其中的力量又比鸦片战争时的19 世纪中叶更加可观：“昔日泰西各强敌，越国鄙远而来，今南洋各岛悉为占据，则边鄙已同接壤，郊坰无异户庭也。”①郑观应：《盛世危言·海防上》，第420 页。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他认为中国的海岸线实已为第一线战场。他不是如魏源一般将思考层面触及到军事以外的领域，而是直接思考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与众多要口如何加以分区经营，如何巩固防卫力量。这一点与李鸿章类似，但划分的标准与权责则更为细腻：

于此而欲节节设防，期如磐石之固，则备多而兵分。是故备北则南寡，备南则北寡，备中则南北俱寡，备此省则彼省又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设防之所以难周也。为今之计，宜先分险易，权轻重。定沿边海势为北、中、南洋。北洋起东三省，……就中宜以旅顺、威海为重镇，势如环玦，拱卫京畿，则元首安也。中洋起海州，……就中宜以崇明、舟山为重镇，策应吴淞、马江各要口，则心腹固也。南洋起厦门，……直抵雷琼一线，就中以南澳、台湾、琼州为重镇，而控扼南服，则肢体舒也。②郑观应：《盛世危言·海防上》，第420 页。

郑观应此处同时论及东三省与台湾，所以这些应当是在1907 年东北建省之后所作的补述，而台湾早已割予日本，但在他看来仍是中国万不可失的要地；而在李鸿章的规划中，仅重视北洋与长江口一带，对于闽粤、台海等海岸线的南段则较少着墨。与李鸿章相比，可以说郑有着更多的历史经验与更为宏观的眼界。

其次是海军的指挥体系是否能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清末海军分为北洋、南洋与闽、粤等系统，这一方面基于官僚体系的畛域之见，另一方面则源于海军长久发展策略与认识的欠缺。所以，这几个系统的舰队配备的舰艇速率不一，装备不能通用，管理与训练上也欠缺统合，平日甚少协同操练，到真正作战时难以发挥最大战力。清廷虽然成立了海军衙门，但北洋舰队提督也不过等于北洋大臣麾下一名武员而已，所以在甲午战争中依然无法调度各舰队支持黄海作战，战力毫无整合可言。故郑提出必须建立类似今日海军总司令的职位，以资统筹指挥：

今国家虽已设置海军衙门，而皮毛徒具，精义未讲，呼应不灵，规模未备，则犹未能言效也。……今中国海军提督无事则归疆臣节制，有事则听督师指挥。疆臣与督师均非水师学堂、武备院出身，不知水战之法，素为各管驾所轻视。所以昔有马江之败，今有威海、旅顺之失。是宜就海军衙门五大臣中选一水师学堂出身之大臣为巡海经略，总统北、中、南三洋海军，但听枢府之号令，不受疆臣之节制。两国既下战书，即许以便宜行事，有事则联成一气。③郑观应：《盛世危言·海防上》，第421 页。

他认为必须掌握中国沿海的制海权，必要时还能干扰或者摧毁入侵国的制海权。这与西方理论中制海权并非是一种零和的状态非常接近，也就是双方在互相争夺中的一种激荡与辩证的过程。④也就是当一方丧失制海权时，不意味着敌方就会获得制海权；所以，近代海上权力的争夺并非与陆上的占领概念相同，而是一种航线的确保与己方船只的无害通过。参见［德］赫伯特·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海军思想的演进》第1 章《制海权》，吕贤臣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

晚清洋务运动由于保守势力强大，各种新政无法在中央形成决策，只能由部分中枢重臣（如奕訢、文祥、桂良等）与疆吏（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进行有限度的合作，而各地方派系时常互相牵制，甚至彼此时常扞格不下。①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42 页。1884 年的马江之役，北洋舰艇大多坐观；1894 年的黄海决战，南洋各船几皆袖手；而即使有海军衙门，亦难以发挥整合的作用。这些都是中国终归战败的主因之一。②参见戚海莹：《李鸿章与北洋海军》，《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193 页。郑观应长期与官方合作兴办实业，或采购机器船械等事务，对于这样的情形有近身的观察而知之甚详，也深切感受到改革的必要。

其三是战略与作战构想，也是最为可观者。虽然郑观应的构想依然是以海岸线的形势为出发点，以防御来自海上的攻击为目的，但与前面所讨论的魏、李相比有一点很大的进步，即主张中国海军必要时须得转守为攻，积极驶出大洋与敌作战。他虽不像魏源一般企图整合东南亚华人从内线来瓦解英国的优势，但也如马汉所言，意识到必须切断敌对国家对中国可能侵扰的“战略线”，中国海军平日要确实掌握西南太平洋、印度洋，甚至全球各主要海域的水文数据、外围地理环境，更须有远洋作战能力，能封死其侵华来路的各个要口：

每岁于三洋所辖兵轮中，各抽一船出探南洋各埠，如越南、暹罗、小吕宋、新加坡等处，由近及远，徐及于印度洋、波斯海，水道沙线、风潮礁石，绘图具说，坐言起行，夫而后逐渐前进于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皆无不可到之理。一旦海上有警，则调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之海峡，迎击于海中；次调中洋、台湾、南澳之舟师，为接应、包抄之举；再次则调北洋坚舰，除留守大沽口及旅、威二口外，余船亦可徐进中洋，弥缝其阙，坐镇而遥为声援。此寇自南来之说也。若自混同江、黑龙江北下，则反其道而应之。如由太平洋直抵中洋，则南、北应之。③郑观应：《盛世危言·海防上》，第421 页。

这一规划设想试图将三支舰队的力量充分整合，以波次突进的方式应对北、中、南各方向的来敌，有效加强中国在海上的战略纵深与主动打击的能力。马汉差不多同时间指出，昔日拿破仑崛起后法国与英国形成大陆与海洋的对抗之势，英国以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将欧洲海岸封死，④参见［英］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地理与世界霸权》（Geography ＆ World Power），胡坚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 年，第168 ～173 页。并且在外线上围绕法国周边不断制造各种战场，支持与愿意对抗法国的普、俄等国，最后让法国军队疲于奔命而致拿破仑走向败亡。⑤关于这场英法间的长期抗战，参见［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第一帝国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冬初阳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 年。郑也批判了魏源“守外洋不如守海口”的理论，进一步指出，今后若只是单纯的河口防御，或者仅加强海岸防御，则一旦海岸线遭到敌优势海军的封锁，使南北声气不通，孤悬海外的台澎等地也就难以顾及，将重蹈中法战争失败的覆辙：

昔年彭刚直公督办广东防务时，有谓守海口不如守内港，宜舍虎门炮台而专顾黄埔、沙路之说。刚直公以其议下询诸将士。余时任营务处，对曰：其说本自魏默深，云：“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港。”盖当时水师未精，无铁舰、水雷护卫故尔。今若不守外洋，则为敌人封口，水路不通。若不守海口，为敌人所据，施放桅炮，四乡遭毁。彼必得步进步，大势危矣。⑥郑观应：《盛世危言·海防中》，第424 页。

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的确没有与西人海上争衡的物质条件，但是到了19 世纪后期，中国已配备一定的西式武装，当不可再墨守魏源那时不得已之下采用的权宜之计。当然，海岸要塞与炮台的构筑也是各国海防的要务，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大量从德、英等国购入各种岸防大炮，或构筑要塞等，①参见乔伟：《德国克虏伯与中国近代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163 ～177 页。其时间还早于购船与造船；而郑观应以为军舰的根本在港口，而港口的巩固则要依靠炮台。甲午战争中，中国在旅顺、威海所设立的炮台大多未能发挥作用，故《盛世危言》中特于战后增加有关炮台的专论：

尝闻泰西水师战法以兵船为用，以炮台为体。有兵船而无炮台，则能战而不能守，外强有余者，而内顾恒患不足。虽有守口巨舌，而无前后炮台为屏障，为救应，则亦必为敌乘。②郑观应：《盛世危言·炮台》，第484 页。

甲午战争期间，旅顺、威海各炮台不是被日军占领，就是遭敌火损毁，在整个战役期间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③旅顺与威海都有不少口径不同的炮台，然而常常因为守军不战而逃，或者彼此欠缺配合而遭到日军由后路包抄失守。参见王炳耀辑：《甲午战争》，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第91、109 ～114 页。所以，日后重新建立与强化中国的海岸炮台也是当时的要务。他特别推崇英国所设计的水压升降式要塞炮，认为该炮设计精巧，“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以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环击”④郑观应：《盛世危言·炮台》，第484 页。，足以作为中国未来重建各口岸炮台时的参考。

其四是舰队的组成结构与平衡。一支海军能够遂行远洋作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机动舰队可以调动，迅速集中至有事的海域伸张国家权力，所以海军的战力来自不断集中的能力。马汉认为，集结优势海军舰队到出事地点的能力，才代表该国海军的真正战力，“故陆上允许分散兵力，而海军分散兵力就会失策”⑤［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第121 页。。而舰队所组成的舰艇结构必须有缜密的规划与安排，甲午战时的北洋舰队除了2 艘7000 吨级、配有30.5 公分口径主炮的大型铁甲舰之外，余下的作战舰多是1300 至2900 吨级的中小型装甲巡洋舰（快碰）、鱼雷巡洋舰，或者吨位更小的炮艇、雷艇等，在结构上显然欠缺平衡，配置不算妥当，不如甲午战时的日本联合舰队。⑥日本联合舰队的主战军舰，以法国设计建造的4000 吨级铁甲舰以及3000 吨级的英制高速巡洋舰为核心，在配置的平衡性以及队形的调配上显然较中国北洋舰队为佳。参见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379 ～380 页。这一点也被郑观应注意到，在甲午前其初步构想如下：

今日中国既有历年造购之兵轮，又有新增之大铁甲、快碰、蚊子等船，并自造鱼雷各艇，似宜酌分巡、守两事：蚊子船专助守炮台、兵轮，以防海口；快碰等船及鱼雷各艇专主进攻、袭击，敌至或分抄、或合击，得机则进，失机则退。我能涉浅，能埋伏、能更迭出没，而又有铁甲以为坐镇，有炮台以为依附，有海口以握要冲，有蚊船以为救应，敌必不敢冒险而深入矣。至巡海大船拟分三大支：一巡直、东为北洋，一巡苏、浙为中洋，一巡闽、粤为南洋。每支酌配大铁甲一二号，兵轮船四号，快碰船四号。⑦郑观应：《盛世危言·水师》，第506 页。

这个构想与李鸿章的主张和作法大同小异。但甲午之后，郑观应又进一步开始修正以上的构想，认为海军建设没有一劳永逸之事，必须日新月异，才能保持这个高技术质量军种的优势。日本海军建设的时间虽略晚于中国，其政府早期在财力与人力上也逊于清廷，然而朝野上下精诚团结，君臣节衣缩食，发行海军公债，以添购船炮、增建军港，①在1886 年长崎事件之后，日本朝野即取得必须超越中国的共识，遂集中国家资源以加快海军的进展，果然于短时间内取得斐然的成绩。参见：《晚清海军兴衰史》，第377 ～381 页。全心为超越假想敌中国而努力。果然于甲午黄海之役，一举重创北洋舰队，并且随后连陷旅顺、威海以毁其根本，取得了胜利。战后，郑根据中外报道海战的信息，认为中国不但该有舰队，并且必须与时俱进，在军舰的航速与火炮射速上不断改进：

尝闻鸭绿江助战西人名坍而者言：中国铁舰虽大于日本，而行驶不及日本铁舰、雷船之速。目击日本“吉野”舰所发快炮，络绎不绝。“定远”、“镇远”两铁舰仅发一炮，而“吉野”之炮，已约有四十炮丛集我舰，是人在舱面测量准头之法实无所用。且我舰甫开一炮，烟历十四分钟不散，手足忙乱，我军因是为敌军所乘。……

又英《太晤士报》亦言：鸭绿江之战最足发深省者，莫如快炮。日本“松岛”、“岩岛”、“桥立”三舰，各有计重英权五十吨之大炮，日人不用。中国则“定远”、“镇远”纯用大炮，而开放甚缓。日舰之伤华舰，非大炮力也，皆借小而极速之炮胜之。观乎此，则亡羊补牢可以之所变计矣。若幡然变计，所置船炮其速可与外国并驾齐驱，而统帅、管驾仍未得人，亦适以资敌耳。②郑观应：《盛世危言·海防下》，第428 ～429 页。

当时北洋各主力军舰多是定购于1879 至1885 年前后，其来源大多是英、德两国于19 世纪70 年代末期到80 年代初期的构型或设计，至1894 年时已不算先进，③甚至有学者指出，清朝所自豪的东亚最大铁甲舰“镇远”与“定远”，实际上是德国造舰工业失败的实验品。参见马幼垣：《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中日海军两主将比较四题》，《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而清廷又由于各种原因，在1888 年7 月北洋舰队成军以后便不再积极经营海军，甚至暂时停购船炮弹药。④关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以供造园与挥霍一事，历来论者都颇有争议。本文参考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第152 页；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第323 ～335 页。这使得日本海军后发而先至，1892年其联合舰队正式成军后，以新颖整齐的阵容与装备超越了北洋舰队。对郑观应这样一位发迹于竞争激烈的十里洋场的买办而言，时效是一切成败的根本，因为信息的落差而造成装备发展上的落后，在他眼中恐怕是极大的失误。

其五是海军人员的素质与训练。虽然魏源与李鸿章也都论及人员问题，但仅限于聘请洋员，或者选送人员赴国外学习等。郑观应可能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明确指出，中国海军之败于日本，除了装备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人员训练与培育的不到位。而他更认为在这一点上，日本海军的成就足堪效法：

故日本步武西法，水师将士自幼皆入学读书，历加考拔，派至练船练习。其水师提督固悉驾驶，且通英法水师阵法，自能升旗号令各船布阵。而兵弁、水手一律整齐。闻西人作壁上观者咸谓彼国水师与泰西无异矣。⑤郑观应：《盛世危言·水师》，第509 页。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船政学堂，为传统水师向现代化海军的迈进作出了一定贡献。⑥参见包遵彭：《清季海军教育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9 年，第24 ～30 页。然而北洋舰队的管带与主要军官群体，虽大多号称有赴国外见习、留学者，但是真正自欧美海军院校毕业者实乃少数。不但舰队提督丁汝昌对于现代化海军所知有限，①关于丁汝昌在甲午战争期间的统御与指挥表现素有争论。新的研究成果参见戚俊杰：《甲午战争期间丁汝昌作为之述略》，《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2 ～359 页。核心人员如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事实上也仅是上过英舰见习而已，②参见马幼垣：《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中日海军两主将比较四题》，《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第49 页。对于如何指挥管理一支庞大的舰队实欠缺能力。故在北洋海军总查、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1843—1906）等洋员因故去职之后，整个舰队的运作效率与训练就开始迅速地退化。这种人员素质与训练上的严重问题，恐怕比硬件的落后更能反映出清朝海军主事者对现代化认识的局限。

最后，也是郑观应在当时中国最为超前的海权主张，即壮大中国的商船（民船）队伍。马汉的理论有云：“在现代条件下，濒海国家的国内贸易只是其整个贸易的一部分。而外国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须由本国或外国的船舶运至它的港口，……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这种运输业应该由自己国家的船舶来承担。这些往来穿梭的船舶返回时必须有安全的港口；整个航行期间，国家对船舶的保护，必须跟踪至尽可能远的地方。”商船队伍的安全是马汉心中的核心要务，他甚至认为“海军的出现是由于平时有海运，随着海运的消失，海军也将消失”③［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27 页。。也有学者指出，1810 至1850 之间欧洲造船业迅速发展，蒸汽动力的船队与铁甲外壳的建造技术，就在商业竞争与军事需求的双重期盼下取代了风帆动力与木造船体。④参见［美］威廉·H.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l）：《竞逐富强：公元1000 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年，第196 ～198 页。马汉的海权理论大致认为，海权的掌握决定了17 世纪至20 世纪世界的霸权转移。⑤美国的海上力量走向强大，甚至有学者认为是以大规模的商业捕鲸活动为重要开端，强大的渔船（其实也与商船无异）队的航行与捕捞活动建构了美国的海上边疆。参见［日］竹田勇美：《海上霸权——从捕鲸业到自由航行的海洋地缘史》，郑天恩译，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第71 ～109 页。马汉在20 世纪初甚至认为，为了保持盎格鲁－美利坚民族在地球的优势，英美两国必须以海权的维护为出发点再度走向联合，以防范日益强大的德国的挑战。而英国固然为一岛国，而美国濒临两大洋，其实放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更庞大的岛国。⑥参见［德］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Land und Meer：Eine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年，第64 ～65 页。这种以单一民族霸权的利益出发，虽不被当时欧陆的其他学者所认同，因为其过于狭隘，失去了文明上的广度，⑦［德］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第65 页。但基本仍反映出对于海权重要性的高度肯定，被视若文明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中国在19 世纪末的状况与发展海外殖民与霸权的欧洲并不相同，但是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已经被迫融入世界的经济分工体系之中，《马关条约》更让列强在华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都使得中国的商船队伍使命格外重要，因为与列强竞争的战场就在本国的领海与内河之中。郑观应认为航运绝不可以操诸外人之手，如果利润被他国船队抢占，将会重伤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查泰西国例，通商之船只准径到一埠，其余沿海、沿江乃本国民船自有之利，外人不得侵夺。今各国轮船无处不到，获利甚厚，喧宾夺主，害不胜言。”⑧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上》，第321 页。除了呼吁朝廷必须继续扶持国营的轮船招商局（郑曾参与经营）外，他还主张仿效当年德国追赶英国海权的模式，加紧培植航海专业人员，“广兴船政学堂，所有轮船管驾上下人等均用本国之人”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上》，第324 页。；还应该攘除旧有观念，加紧鼓励民间造船与航运事业：

多造坚固快利之船，分走通商口岸与华人寓居之埠，如南洋诸岛、北洋、海参崴及朝鲜、日本各口，皆可运我土货，畅销各国。又添派小轮船往来各省内河。船中驾驶、管轮悉用华人，以免滋事。……士大夫既知轮船捷于帆船，旧式不如新式，岂无一二深明大利大害之人？辄以群疑众谤，动谓“轮船一行，恐绝旧日船户谋生之计”，深愿当道亟将帆船不及轮船之利，详细晓谕各船户。嗣后若不能尽改轮船，亦当多造新式帆船。或有商船出类拔萃者，当道尤宜奏请奖励，以期踊跃。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上》，第321 ～322 页。

至于造船、修船两端，关系最为重大。造船则宜先讲求新式绘图贴说，……修船则防经营洋人与船厂通同作弊，有不应修而修者，……非华商自设船厂不能止弊。②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下》，第327 页。

马汉指出，17 世纪以来的欧洲海权强国荷兰，不但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与海军来保护其海外的船队与殖民地，也用各种方法确保其境内与日耳曼以及中欧内陆河运的安全，两者都是其经济命脉。③参见［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37 页。《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列强的口岸与租界已经深入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所以郑观应认为中国也应该大力改良内河航运，将人力与风力船只更换为机械动力船只，并且整顿江防水师：

惟今日苏、杭、重庆通商，往来之小轮船多于梭织，与昔日情形不同。新式轮船吃水之浅，船身之长，亦可与长龙舢板相仿佛，虽芦荻丛杂之处，平日既测量有素，至时尽可穷追。……轮船造价不一，有数千两、有万余两者，既一时无力多造，每省先造数艘试办，以开风气。……应于湖北或江南制造局左右开一船澳，以备修理，无事可以揽船商造，或交江南制造局代修亦可。……拟请当道于长江内河水师亟宜整顿裁减，随时添置轮船，与长龙舢板互相表里，以壮声威，弭患无形，有裨大局，洵非浅鲜。惟前车之鉴，先必讲求水师将才，苟无其人，虽有兵舰亦犹马江、威海、刘公岛水师而已。④郑观应：《盛世危言·江防》，第482 ～483 页。

作为一个长期与外商往来与竞争的买办，他自然对于外商在内河各口岸的扩张，以及利用长江水运在中国内部如入无人之境有深刻的感受。而内河水运之权若无法争回，事实上中国就等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更谈不上什么维护主权与振兴民族产业。

基本上，到了郑观应的理论逐渐走向完备后，中国近代的海权思想发展才算是真正与世界潮流接轨，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他超越了魏源对于西方海权兴盛的初步想象，务实地看待中国在物质条件上的局限与不足；当然也胜过李鸿章作为一个朝廷重臣纯粹建军以避害的消极与狭隘。郑观应开始真正体会到欧、美、日等海权强国在控制中国航运与贸易之后，如何加深对中国的殖民，宰制中国的国计民生，阻挡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所以在他看来，如果清廷无法将海军建设与商船队伍的壮大视为一体，则中国的海权振兴终究只是一场镜花水月罢了。

五、结论：漫长的摸索历程

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西方海权是建筑在海军、商船队、殖民地三个要素之上，但是中国的环境特殊，中国的海权主要是在于重新认识世界，并且先求避免遭到侵略与确保国家安全，不具备向外的侵略性。这是两者根本上的不同。

所以，魏源一方面用类似百科全书的方式，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与政经现况，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思考如何构筑起中国的海权，以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能继续生存。魏源在清廷态度依然故我、士人眼界蒙昧如昔的时间点上，以远超越当时水平的战略眼光和想象力，为中国寻求加强国防与破解西方国家在太平洋的海权优势。李鸿章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在与各种官僚集团派系的纠葛下，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用有限的资源逐步前进，终于建立起一支中国的新式海军。他不再像魏源那一代的思想家一样，试图深思熟虑于整个世界的战略局势，而是在器物的层面上尽量满足中国的国防需要，因应日本崛起后在东北亚进行的挑战。李最后的失败，不单单是一场海军建设的失败，也代表了中国走向海洋，企图建构自己的海权的一次重大挫败，整个民族未来半世纪的苦难肇因于此。郑观应长期在通商口岸与租界担任各种职务的历练（故主张“商战”），比魏源更理解中国在物质水平上的局限，能够更为务实地去看待当时的中外关系；也比李鸿章更了解欧、美、日等国在中国海域、内河所占的优势之根源和实际状况。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存亡危机，他主张中国必须以政府的力量结合民间商业活力来共同建构一个军商并重、官民协力的局面，争回中国的海权。中国近代海权思想到他算是一次经验总结。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海权思想由萌芽趋于完备，但是受限于国力不振而只能停留在构想的阶段，而且中美两国也处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当时中国海权处于相对衰弱的状态，但中国的思想家与实质主政者对于这个领域的构想，与前述影响近代西方相关理论建构的美国马汉海权论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先进程度与构想上其实不相上下。但是当时中国处于文明的低点，亟待振衰起敝，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却是一个标准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将国力对外投射，挑战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霸权，进而成为主导世界走向的新帝国。这两者的不同，值得我们留意。

中国经过百余年的震荡与激扬、40 年多来的踔厉奋发，加上正确的发展方向与抓住机遇，终于可以在今日透过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与蓝水海军的建构而真正实现自己的海权，维护并且拓展了国家利益，也更积极与相关各国展开多项的友好合作。这种努力与胸襟，实在不是马汉时代西方殖民帝国拓展海上霸权可以比拟。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与成熟，各国都能借此得到发展空间与机会，实现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