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情对青年乳腺癌患者与配偶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交互影响

李蕾，陈丽，吴春亚

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是青年患者及其配偶共同的压力源[1]。良好的婚姻关系可以在疾病治疗期间为青年乳腺癌夫妇提供情感上的相互支持，并帮助他们积极应对诸多压力[2]。因此，提升乳腺癌夫妇的婚姻质量是二元心理干预的一个重要目标。婚姻质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亲密关系[3]。研究表明，亲密关系能够作为患者夫妇面对疾病压力时不良心理问题的家庭缓冲[4]。此外，青年患者夫妇缓解痛苦与消除心理困扰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向爱人表露内心的痛苦。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与其配偶经常会受低自我表露的困扰[5]，刻意隐藏或否认与癌症相关的困扰与担忧，使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之间亲密关系降低[6]。在压力时期维持良好婚姻调适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夫妻双方能够彼此共情，以相互理解[7]。基于上述实证观点可以推测，夫妻之间的共情在乳腺癌患者与其配偶的亲密关系及自我表露中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8]探讨青年乳腺癌夫妇之间的共情对彼此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影响，以便为患者及其配偶制订二元心理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乳腺癌患者及配偶为研究对象。患者纳入标准：①年龄18～40岁，符合乳腺癌诊断的女性；②在婚；③具有良好的认知和沟通能力。患者排除标准：存在严重认知障碍及其他重大疾病；既往有精神病史。配偶纳入标准：年龄≥18岁；为患者主要照顾者；具有良好的认知和沟通能力。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

1.2.1.1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手术方式、病理分型、诊断时间、TNM分期；患者配偶的年龄、工作状况、文化程度、照顾时间。

1.2.1.2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 IRI-C) 量表由张凤凤等[9]修订，用于测评研究对象的共情水平。该量表包含观点采择、个人痛苦、想象力和共情性关心4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不恰当”计0分，“有一点恰当”计1分，“还算恰当”计2分，“恰当”计3分，“很恰当”计4分，总分0～88分，分数越高，表明共情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在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和0.84。

1.2.1.3痛苦表露指数量表(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 DDI) 量表由李新民[10]修订，用于测评研究对象乐于向他人讲述自己的烦恼等私人信息的程度。该量表共1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 “非常不同意”计1分，“不同意”计2分，“随意”计3分，“同意”计4分，“非常同意”计5分，总分12～60分，分数越高，表明自我表露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在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和0.82。

1.2.1.4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Marriage Adjustment Test, MAT) 该量表用于评估被调查者的婚姻亲密关系水平[11]。量表共包括15个条目，量表各条目的赋值不同，最终相加计算总分，总分为2～158分，分数越高，表明夫妻关系越亲密，其中总分<100分为婚姻失调，≥100分代表亲密关系良好[11]。本研究中，该量表在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6和0.92。

1.2.2调查方法 在征得患者及其配偶的知情同意后，于门诊及病房复诊等待检查结果时发放问卷。调查前首先由研究组成员(研究者本人及4名护理学研究生)通过标准化的指导语向患者及配偶介绍本次研究的目的、量表填写方式及注意事项，以不记名形式填写问卷。患者和配偶在不同的安静房间作答，量表作答完毕当场收回。各发放问卷305份，去除无效数据(作答不完整、所有选项选择相同的答案)，配对各有效回收问卷281份。

2 结果

2.1青年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一般资料 281例青年乳腺癌患者，年龄25～40(35.76±4.79)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80例，高中或中专118例，大专及以上83例。工作状态：在职51例，非在职230例。手术方式：保乳术45例，改良根治术214例，其他22例。病理分型：乳腺导管癌156例，乳腺浸润性小叶癌82例，小叶癌34例，其他9例。诊断时间：<1个月91例，1～6个月118例，>6个月72例。病理分期：Ⅰ 期61例，Ⅱ 期161例，Ⅲ 期59例。亲密关系：良好229例，失调52例。配偶年龄27～45(37.90±4.70)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51人，高中或中专125人，大专及以上105人。工作状态：在职206人，非在职75人。每日照顾时长：<6 h 116人，6～12 h 106人，>12 h 59人。亲密关系：良好212人，失调69人。

2.2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共情、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得分比较 见表1。

表1 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共情、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得分比较 分，

2.3青年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共情、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相关性 见表2。

表2 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共情与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相关性(n=281) r

2.4共情对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APIM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共情影响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APIM，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0,CFI=1,TLI=1,RMSEA=0，提示该模型为饱和模型，根据以往研究者[13]的建议，饱和模型不再参照其拟合指数进行评估，而是仅关注其路径系数是否显著。APIM的主客体效应分析结果见表3。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进一步检验主客体效应，除了患者共情对配偶自我表露的影响外，其他效应值的95%置信区间(CI)均不包含0，说明效应稳健。

表3 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共情与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APIM结果

2.5自我表露在共情对亲密关系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基于APIM的主客体效应分析，患者共情对配偶自我表露的效应不显著，因此中介模型中未放入该影响路径。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2.454,CFI=0.996,TLI=0.951,RMSEA=0.072，拟合效果较好。进一步对自我表露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Bootstrap方法对5 000个样本进行计算求95%CI，结果显示，仅配偶共情→患者自我表露→患者亲密关系这一中介路径显著(中介效应值=-0.056，P<0.05)，并且其95%CI为(-0.112, -0.010)，不包含0，表明该中介路径可靠，说明配偶的共情可以通过影响患者的自我表露，进而间接影响其亲密关系。

3 讨论

3.1青年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共情、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现状 从概念上讲，共情是对他人情绪体验的共鸣、理解和回应他人内心状态的能力，这意味着那些对他人情绪更为敏感以及能够准确觉知他人情绪变化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共情能力。本研究中，配偶的共情能力显著低于患者，与Hinnekens等[14]针对健康夫妇的调查结果一致，这表明女性患者比配偶能够更容易做到对伴侣的情感反应感同身受。一项综述报道，不论是对社会性的情感反应(如他人的痛苦情绪)还是非社会性的情感刺激(如危险信号)，相比于男性，女性能够更加敏感地捕捉到[15]，这意味着女性自身的一些心理特性很可能决定了她们在共情方面更具优势。

在自我表露方面，青年乳腺癌患者自我表露处于中等水平，与相关研究对婚龄期乳腺癌患者调查结果[16]相似。 本研究发现患者的自我表露水平显著高于其配偶，即妻子更擅长通过语言、表情等方式表达自己与癌症相关的担忧和痛苦感受，该结果可能与婚姻中夫妻双方的性别角色差异有关[17]。与男性相比，婚姻中的女性倾向于采取以情绪为中心的表达策略，这使她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在夫妻关系中会更多地寻求自我表露或交流，男性则倾向于保持自己的情感独立性，避免过多地展示内心。这意味着通过自我表露干预可能更容易使女性患者主动展示内心的担忧与痛苦。

在亲密关系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对亲密关系的感知是一致的，与邾萍等[18]的调查结果类似，支持亲密关系是患者与配偶之间相互作用、紧密连接的夫妻关系体现[19]。本研究中患者与其配偶的亲密关系得分略低于邾萍等[18]的结果。究其原因，可能是相对于邾萍等[18]的调查对象，本研究中的乳腺癌夫妇相对年轻有关。青年乳腺癌患者的婚龄通常相对较短，夫妻在面对疾病压力时的关系调节能力相对较低，因而在确诊后婚姻家庭关系容易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

3.2共情对青年乳腺癌患者及配偶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交互影响 APIM结果显示，在主体效应方面，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共情能力对各自的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存在积极作用，即个体自身的共情能力越高，则更倾向于主动表达自己与癌症压力相关的担忧和痛苦，并倾向于与爱人建立亲密的婚姻关系。表明虽然患者与其配偶的共情能力有所不同，但存在一个相似的作用机制，即双方均可通过自身较高的共情能力来鼓励自我表露及提升感知到的亲密关系。究其原因，婚姻中一方较高的共情能力可能使其认识到将自己的困扰与不良情绪通过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会更容易得到配偶的感知与重视，使伴侣及时了解自己的内心变化，进而鼓励对方向自己表达关心与陪伴，并促进夫妻关系和婚姻满意度。

在客体效应方面，乳腺癌夫妇双方的共情能力均能够正向影响对方的亲密关系，与Rosen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对健康夫妇的研究发现，当婚姻中的一方从他们的配偶那里感受到更大的共情时，倾向于报告更高的婚姻亲密度。究其原因，患者夫妇彼此之间的深入理解与心理共鸣有助于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建立相互依存关系。相比之下，配偶的低共情可能会被误解为忽视或对自己的内心痛苦缺乏关心，因此会破坏夫妻的亲密关系。此外根据浪漫关系共情模型[21]，当伴侣能够理解爱人的心理变化并准确地传达这种理解时，他们的另一半更倾向于做出积极的行为改变(如表达爱与支持，或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进而提升婚姻满意度以及认同感。在自我表露方面，配偶的共情能力能够正向影响患者的自我表露，而患者的共情能力对配偶的自我表露并无影响。究其原因，青年乳腺癌患者通常将配偶视为主要的心理支持源。患者由于病痛的折磨以及体像的改变，对伴侣的心理依赖程度较大且比健康时期更为敏感，这使她们的情绪状态和疾病应对积极性更容易受到配偶言行态度的影响，而配偶较高的共情能力能够给患者带来温暖与包容的感觉，这能够为她们建立一种关系安全感，并鼓励她们积极地表达内心的痛苦与担忧。患者的共情能力对于其配偶的自我表露并不存在客体效应，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女性，多数男性不善于或较难适当地表达自身的情绪状态，因而患者无法及时准确地与配偶产生共情反应，故较少能够从配偶的感同身受中获益。

本研究同时揭示了共情、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三者之间的关联模式。路径分析结果显示，配偶的共情能够通过影响患者的自我表露来提升其感知到的亲密关系。根据亲密关系人际过程模型[22]，亲密关系是通过夫妻之间的行为互动发展起来的感知关系体验，其中自我表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结果提示，丈夫对妻子表露的正确反应与理解能够鼓励妻子更多地进行自我表露，进而提高妻子对当前夫妻关系的满意度。该结果也凸显了在尝试提高青年乳腺癌患者的自我表露水平中基于夫妻双方共情干预的重要性。鉴于共情能力是可以培养和塑造的[23]，因此可以鼓励青年乳腺癌患者的配偶参与提升共情能力的培训，提高其倾听和情感反应技能，从而促进配偶与患者的自我表露，并提升亲密关系。

4 小结

本研究采用APIM模型从二元水平探讨了夫妻共情对青年乳腺癌夫妇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交互影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方法仅从夫妻一方分析数据的缺陷。结果证实，青年乳腺癌夫妇的夫妻共情与双方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关联紧密，且自我表露在共情影响亲密关系的路径中扮演着中介的角色。提示医护人员应重视青年乳腺癌夫妇共情能力的评估，积极探索以夫妻共情为焦点的干预方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且调查对象均选自单一中心，今后研究需进行跨中心及大样本的纵向设计，以明确共情、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在癌症夫妇中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因果关系，进而为深入了解三者之间的动态发展及关联机制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