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与挑战及对策

王巍

（白城市洮北区财政局 吉林白城 137000）

1 数字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背景

1.1 数字经济的特征

数字经济是经济学的一种概念，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人类能利用大数据完成“识别、筛选、过滤、保存、使用”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能引导并实现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资源，实现经济高质量、高效发展之现实目标。G20 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一系列经济活动，这种活动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知识和信息，重要载体是现代信息网络，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推力是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数字经济的特征表现在如下几点。（1）数字化。当下，数字经济是社会主流，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中起到重要作用，也促使传统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其产品不断更新。（2）效率性。为了提高数字经济的效率，通常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从而让经济交易的成本大大减少，也提高经济活动的时间，减少空间因素的浪费。为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实施数字经济，也为产品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创造新的机遇。（3）普惠性。传统经济会使公共服务水平有所降低，从而让经济增长缓慢。为了适应经济迅速发展，实施数字经济，能大幅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使经济迅速增长。

1.2 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

进入21 世纪后，不断提高的数字化水平、逐渐增强的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构成形成了数据资源系统，促进了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其连续3年增速排名世界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也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之一。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步入了发展新阶段，面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求。同时，随着我国新兴科技的兴起和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我国的数据资源总量和数据资源中心数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1］，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在各项政策的扶植带动下，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积极态势。因此，数据要素的价值在这种背景下更加得到凸显，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挥数字经济的引擎作用、辐射带动作用，对我国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2 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

2.1 框架内涵的丰富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表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不难发现，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数字经济从点到面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数字经济的框架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并丰富为“四化”。

第一，从生产力的角度。“数字化”的基础性作用奠定了新的经济发展突破口，“数字”带给产业新的发展契机及产业的数字化发展，为生产力带来了新的原动力，产业转型、技术转型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战略关键。同时，随着数字化基建的大力完善，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将更易推进。

第二，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数字化”催生了数字治理，无论是政府机关，抑或是企事业单位，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治理能力的提升，尤其在新冠疫情时期，数字经济在更加凸显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由大数据、互联网络等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赋能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这种由新兴技术赋能的治理打破了传统模糊化治理的结构，彰显了精细化管理的优势，同时也真正促使了公共服务的提升。

第三，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即印证了数据对于新时代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因此，数据就成为了生产要素之一。以北京为例，2020年9月7日，《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其中，大数据交易基础设施的建设内容进行了规划设计，明确了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的五大功能定位，即数据信息登记平台的权威性、数据交易平台认可的广泛性、数据运营管理服务平台的全链条覆盖性、金融创新服务平台的数据核心性、数据金融科技平台的新技术驱动性，正是探索数据作为市场要素的价值体现。

2.2 体量、质量的全面铺开式发展

实际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趋同性，尤其在新冠疫情特殊时期下，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中，数字经济的占比已经超过50%，美国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已经超过60%，这也侧面印证了数字经济之于经济整体的重要性。有学者总结出的数字经济的基本性质，也即数据依赖、快捷高效、高度流动性、交互渗透性［2］等，这些外部特性使得数字经济在全行业、全领域的普及速度极为快速，借助互联网、互联网等的蓬勃发展，数据量呈现以指数级的爆发式增长。同时，数字经济所带动的创新势力对于传统领域的传统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等带来了渗透式的颠覆性的影响，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备通过数字技术将生产要素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能力，进一步促进形成新业态、新模式［3］。也正由于此，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势在必行，数字经济将会呈现出在体量、质量及领域3 个维度上的全面性铺开式发展，最终引领全球网络空间一体化。

3 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3.1 政策法规监管层面

随着“大数据”概念的诞生，从数据本身出发，围绕着数字领域的确权问题、隐私保护等问题就一直为学界业界讨论的重点话题。可以发现，无论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还是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都是对数据领域的规制。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关于数据相关的政策法规相较欧美发达国家仍处于分散立法、部门规制阶段，立法进程相对滞后，国家网络主权、数据主权的相关法律细则也处于缺位状态，仍是发展数据经济的潜在隐患。与此同时，从数字经济所衍生出的监管问题出发，可以发现，在当今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下，面对数字平台的迅猛发展态势，政策法规往往处于监管滞后的情况。同时，也可以发现，数字经济下的数据相关行为是复杂多元的［4］，对于用户数据的采集、计算、应用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项侵权风险。实际上，在数据经济领域，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的行为已经渐渐浮出水面，并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另外，由于数字经济往往依托于虚拟网络，也因此对税收带来了一定挑战，数字经济的虚拟特性使得对常驻机构的认定规则难以适用。数字经济平台一方面为经济形势带来更多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为避税行为带来了便利，为征收税款带来了实践层面上的挑战［5］。

3.2 核心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层面

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往往围绕着“数据”展开，并扩展到算法与算力两个基础设施层面，进一步发挥实效性的应用功能。数据作为经济关键生产要素，需要科学监管和规制，同时也需要解决数据模型独立、数据孤岛等问题，真正发挥平台优势。信息技术底层硬件一直按摩尔定律发展，但是，其基础理论和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仍未发生变化。在算法层面，可以发现，隐私计算、区块链技术与零知识证明等交叉信息技术对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先进的算法技术可以实现解决数据要素的经济收益共享与分配的问题。在算力层面，算力决定智能化水平的上限，智能芯片的意义尤其凸显，从核心专利的角度可发现，在排名前10%的核心专利中，美国拥有量占比80%以上，我国拥有量占比不足10%，因此，芯片核心技术仍需要不断探索。这些卡脖子问题往往会成为阻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限速环节，积极发展核心技术、落实基层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发展数字经济必须要攻克的挑战。

3.3 数字人才资源层面

在人才和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下，通过教育改革，不断提升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技能水平，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技能和创新能力。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数字人才资源缺口大，交叉学科高水平人才的获取难度高、培育周期长等已成为经济升级换代的瓶颈。而数字人才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的，主要是基于就业者是否拥有ICT 数字技能。OECD将数字经济所需要的ICT技能分为3类，即普通、专业及补充技能。专业技能人才往往是稀少的，无论是数字战略管理，还是深度分析、产品研发、先进制造，再到数字化运营和数字营销，都需要专业人才贯穿始终，才能真正实现数字经济的价值最大化。尽管目前我国政府为数字经济人才创设了若干资源支持性的政策，但是仍需要更多高水平的交叉型人才，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体系建设。

4 对策

4.1 完善法律政策建设，推动监管科学改革

实际上，国际上整体的数字规制法律政策的框架性文件已经逐步发布和完善，我国也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形成了我国的数字规制法律框架体系。目前，应当面对的是如何处理数字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在具体规制情形下的理解和适用问题。这不仅需要在国内进行制度探索及法律层面的调研，也需要通过立法等手段，立足国内，提高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和话语权。由于数字经济在全球的战略地位，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势必要构建适应自身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业态，越发凸显出现有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纠正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同时，在监管层面，面对数字经济多元化多样化的特点，推动监管层面的科学改革、促进科技与法治的融合是必然需求，将如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应用于监管实践中，进一步弥补监管可能存在的漏洞。同时，也应当意识到，纵使科技手段可以助力监管灵活性的提升，但是市场监管的本质属性之一是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因此，针对数据可能带来的隐私、网络安全等问题，应推动监管科学改革。政府应建立更明确更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体系，促进数字技术有机融合到传统产业之中，明确职责的种类和程度，厘清政企权责。

4.2 加大技术资源引进，加强人才建设，着重提高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实力的提升需要技术资源的支撑。从政府的层面上，需要扶植创新型高技术产业，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同时，也需要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包括变革大学及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提升人才对数字化应用专业技能的水平，将数字技术类课程纳入到通识课程中等方式。数字人才资源的建设是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和速度的关键环节。提升我国全民数字素养，同时，培养高水平数字科学人才，激发大众创业［5］，不仅有利于缩小各区域的数字鸿沟，同时也有助于传统产业人员实现职业转型与再就业［6］。从人力资源的体力优势向中高端智力优势转移，构建人才创新的国家红利，是发展数字经济所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从政府的角度上看，需要政府部门建立更完善的行业配套扶持体系，针对越来越多的网络灵活就业人员，需要从顶层制度设计和服务创新方面考虑其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医疗，以及税赋上给予倾斜政策和红利，充分释放其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

从企业角度而言，必须重新审视数字化人才缺口，不断提高存量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使其以高超的能力水平快速适应数字化转型挑战，如提供启发思维转型浸入式培养项目，《吉林省新职业（新业态）职称评审实施意见（试行）》设立了数字化管理专业；同时，应提供快速晋升通道。企业应多渠道获取数字时代多样化的技能型高新技术人才，通过就业和创业平台的内外，不断开放、赋能灵活就业人员，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益。

对于个人而言，数字时代，机器智能显著提高了其替代人的能力，对人才的技术能力和人文素养、继续学习能力、创新力、职业提高能力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应储备足量的复合型跨界技能人才，同时，维持终身学习的状态对于个人而言是必要的。

4.3 新时代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点

第一，要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发展主流，也对传统经济理论产生较大影响，例如，传统的经济理论注重信息完整，但是数字经济以共享大数据，这也造成个人隐私存在隐患的情况。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这也导致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缺陷，为此，我国应规划数字统计的认识，完善数字经济的概念，这也是新时代建设数字中国的重点。

第二，要做到发展和规制并重。要想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应该实施信用制度，拥有一个良好信用是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传统经济的信息比较落后，数字经济正好完善这个缺点，海量信息成为建立健全信用制度的有力武器。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竞争，我国应把握机遇，加快完善信用制度。数字经济的共享资源给个人隐私带来了隐患，为此，我国应制定相关的法律，保护居民的信息，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应健全法律制度，规划互联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