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价值定位与推进策略①

李 祥，晋家洪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

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发展定位、条件和方式具有的特殊性，对中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人才供给和智库支持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了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结合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台了许多积极而有力的帮扶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上，逐渐从外力支援转向关注内生力的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当前，中西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与东部高等教育发展相比，与人民群众更加多元优质公平的高等教育诉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多元高等教育需要，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已难以依靠政策倾斜和东部帮扶能够解决。从根本上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要靠自身的内生力培育，进而增强中西部高等教育自我发展能力，这既是涉及发展动力、发展能力和发展条件的复杂性问题，也是满足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多元优质公平的高等教育诉求的紧迫性问题。

一、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现实挑战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已逐渐受到关注，但梳理源头，我们发现其问题生成是多方面因素推动的结果，主要呈现为实践层面对更高质量的中西部高等教育需要、研究层面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可持续性的追问、政策层面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注意力的转移等。

（一）在实践层面，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

从不平衡角度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实施的十年，东部与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指标差距在缩小，一些指标中西部还超过了东部，如普通高校总数、教师人数、学生在校生数等，当前其不平衡问题已从量的均衡转化为质的均衡问题。如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不平衡，根据教育部2020 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总数为2 738 所，其中东部地区1 142 所，中西部地区1 596 所［1］;而东部与中西部普通高校研究生在校生数分别是168.8 万人和142.1 万人［2］；东部、中西部每10 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分别约为3 459 人、2 764 人［3］；在2022 年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全国有147所高校入选，中西部高校只有55 所（占比37.4%），“双一流”建设学科全国共计433个，中西部地区只有149个（占比34.41%）［4］。此外，以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A 类学科省份分布为例，中部占比19.99%，西部占比9.29%，中西部高等教育只占到了总体的29.28%，劣势也是十分明显［5］。从不充分角度看，中西部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依然有待提升，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要存在不足，中西部省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贵州省普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0 年为41.60%［6］，低于当年全国的54.40%［7］。二是服务区域经济增长能力不足，许多学者讨论了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问题，普遍的结论是贡献率偏低，如重庆市1997—2017 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53%，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且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72%［8］。又如民族自治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9］等。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贡献低的深层次原因涉及人才、劳动力、投入等不充分的问题。

（二）在研究层面，学界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培育，已经积淀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共识

长期以来，学界从发展战略、政策分析等角度深度关注了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既包括了许多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价值意义的讨论，还提出了许多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政策扶持思路，与政策实践积极呼应。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相关研究中，学界许多研究也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制约其发展的经费问题、人才问题、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涉及了内生力讨论的一些方面，如提出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要“从办学理念重塑、耦合机制加固以及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等内生型路径出发”［10］、“重输血”变“重造血”［11］、“组织知识联盟，激发内部活力”［12］、“明确支持重点，增强高校发展内生能力”［13］等，也有许多学者关注到了国家实施的“2011 计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契机，但提出“中西部地方高校能否抓住机遇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14］。可见，培育内生力已成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研究共识，但是何为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内生力，相关研究尚不成体系，对其关键要素和机制问题未能系统反思。有学者也提出，“中西部高校的内生性发展路径主要是回应其发展是什么、为什么、靠什么、怎么做四个基本问题”，并提出了“教育资源建设、师生深度参与、高校发展认同”［15］三大核心要素，值得我们借鉴思考。总体上，学界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培育的共识和初步思路为我们的讨论积淀了基础，但培育内生力是整体性、系统性工程，学界的思考大多是理论构想，要将其落地落实面临很多挑战，因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回答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培育的价值定位、实践困境及推进策略问题。

（三）在政策实践中，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注意力逐渐向内生力培育转移，内生力培育成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关键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于教育公平和高质量发展等话语，中央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加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高频词，2013 年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确定了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思路，此后“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也分别提出了“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等要求。与以往政策关注焦点不同的是，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相关政策中，培育内生力成为政策注意力的重点聚焦问题，如《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提出要“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与此同时，近年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的年度工作要点中涉及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培育也是高频词（见表1）。由此可见，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政策注意力对“内生力培育”有明显偏好，这是受到中西部高等教育已取得巨大发展成就、高质量发展诉求不断增强的内部推力影响的结果。但是，中央政策文本无法更为详细地提出内生力培育的实施路径，这固然有政策语言的局限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多样、诉求多元，其复杂性要求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在充分利用好中央倾斜和导向政策基础上，探寻自主发展的内生路径，方能提升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表1 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作要点涉及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的内容

因此，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问题，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差距、理论积淀共识、政策注意力凸现等反思的必然，但如何培育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内生发展作为一种新发展理念，起源于20世纪中叶欧洲针对乡村发展困境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内生发展往往关注的是在发展中处于劣势或者不利地位的对象，回应的是发展的同质化和不可持续两方面问题，其核心要点是事物发展必须是从其内部造血，形成内生力。可见，内生力是内生发展的着力点，中西部高等教育要振兴，既要做特也要做强，这就需要培育内生力，形成中西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力量。具体而言，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需要回答我要发展、我能发展、我有条件发展三个基本问题，因此其内生力培育自然也涉及内生动力、内生能力、内生条件三个关键要素，我们从这三个关键要素出发，进一步可以从价值定位和推进策略角度讨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二、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内生力培育的价值定位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取得巨大成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诉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根据2021 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结果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 430 万人，毛入学率已达到57.8%［16］。按照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将经历由‘大’到‘强’的转变”［17］，即我国高等教育在新的阶段已经从注重数量的增长转向寻求高质量发展，这与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内在统一的，其内涵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就是要消除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18］。面对中西部高等教育长期“振而不兴”的局面，通过培育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遵循。

（一）“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回应了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价值

高等教育适应性是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长期关注的根本问题，其立足于高等教育发展内容，主要呈现出对象适应性、过程适应性、方式适应性、目标适应性四个层次。具体而言，虽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涉及师资、学科、人才培养等诸多复杂问题，但其归结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通过这些发展内容的落实，进一步增强中西部高等教育的适应性，能不能适应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要不要适应，只有中西部高等教育形成“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形成凝聚发展共识的思想。从实践看，这种“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已经初步形成，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但是，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话语下，“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还要进一步回答我为谁发展和我要发展什么的深层次难题，这种有着比以往“我要发展”诉求更优质更多元的内生动力表达，是凸显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适应性的价值反映。具体而言，这种价值反映在以下两点。

一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重心是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短板的关注，体现的是公平、特色和错位发展的高等教育治理理念。这涉及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布局等具体问题，从多个角度回答了“我要发展什么”“我为谁发展”的内生动力难题，集中反映了中西部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优质的高等教育诉求两方面适应性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体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中的使命担当，回应的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能够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诉求的使命感。

二是新时代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诉求产生于中西部与东部高等教育发展在更高质量方面反映出的差距危机。在中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高等教育发展诸如院校数、在校生数等“量”的差距缩小背景下，要求其建立起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回应其更高质量的发展适应性诉求，从这个角度看，又体现的是横向比较产生的差距意识和发展危机的紧迫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表现形式，它积极回应了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价值问题。

（二）“我能发展”的内生能力构建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的协同价值

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形成发展共同体，是立足于对其能力和基础的系统反思。梳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诸多政策，我们可以发现，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是其内生发展最为关注的关键词，其目的是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度和精准度，这就意味着中西部不同区域、不同院校之间并不是“分蛋糕”式的竞争关系，这也是中西部高等教育之间有可能形成发展共同体、彰显协同价值的重要原因。但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凸显协同价值，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最终要反映为其有无形成共同体的内生能力，这是其发展条件水平和振兴目标定位共同决定的。

一方面，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条件水平决定其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我能发展”的可能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储备了内生能力基础。数据表明，《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实施至今，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是极为显著的，主要表现为政策“组合拳”、经费支持、人才队伍建设等。在政策“组合拳”上，近十年来，中央政府针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出台了诸多扶持政策，最为典型的是“一省一规划”的省部共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西部高校对口支援，以及“双一流”建设计划、“双高计划”等对中西部高校的倾斜。在经费支持上，2012 年以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得到中央财政诸如一流大学（学科）、特色发展引导资金等经费大力支持，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中西部省部共建高校经费大幅增长，总计超500 亿元，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重点共建带动中西部各地政府投入建设资金超190 亿元［19］，与此同时，在学生资助方面，中央财政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大的资助面覆盖和承担更高资助比例。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既重视通过专项计划、对口支援等培育中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也通过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对中西部评选倾斜制度引导人才往艰苦地区流动。为了稳定中西部人才队伍，在学科评估、人才遴选中还屡屡创新了科研成果不随人走、人才帽子“人走帽留”等评估和人才政策。这一系列支持措施彰显了国家“注重东中西部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公平与均衡发展”［20］，同时也奠定了中西部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的“我能发展”能力基础。

另一方面，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目标定位凸显了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我能发展”的精准性。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立足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全局性战略，党的十九大以来，在高质量发展话语下，中西部高等教育若干政策都体现了要求精准性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的发展诉求。如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并要求“推进职业教育东西协作”，以及“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等，同时还提及了“东部地区高校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东部地区职业院校对口西部职业院校计划”等。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推动省际协作和交界地区协同发展”。2021年12月，教育部召开的围绕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情况介绍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推进高校集群，发挥高水平大学的龙头作用和高校集群的集聚溢出效应，建设专业集群，引领中西部高校聚焦区域发展急需，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21］。由此可见，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目标诉求要求精准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指出：教育和知识是全球共同利益，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2］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能够促进中西部各高校从合作共赢、融合发展的共同利益角度看待区域共同体建设，这有利于激发中西部各高校的集群发展意识，促进中西部高校之间对现有资源的优化组合，实现中西部高校间资源互补，最大化发挥中西部各高校资源、人才、技术优势，这是对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诉求的积极而高质量的回应。

（三）“我有机会发展”的内生条件彰显了破解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公平价值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与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既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反过来也是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智力支撑。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高等教育的差距，是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条件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括中西部地区所具有的区域比较优势和新时代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后发优势，这两种优势构成了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培育的外部保障条件，使得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我有机会发展”的内生条件能够破解中西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凸显发展的公平价值，其依据来自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比较优势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的物质基础，供给了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造血”来源和机会。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不能走东部地区的发展“同质化”道路，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定位有自身的特殊性，培育内生力也是基于此展开讨论和思考的，如前面我们提及的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传统中西部发展的比较优势，更多基于本土资源开发，其可持续性存在很大问题。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要充分挖掘中西部的比较优势，从内容上看应是多元的，即不仅仅应从经济层面考量，还要将生态环境、国家安全、文化产业等诸多要素纳入进去，挖掘其自身的优势资源和契机；从过程上看应是发展的，即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有些潜在的优势需要挖掘，甚至有的优势需要创造，从这个意义看，除了特色资源优势外，中西部高等教育还可以从形成发展战略联盟、改善人才使用环境、创新高等教育特色发展机制等方面入手，自身生产出更多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政策后发优势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的制度基础，体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获得优惠或补偿的条件合法性。从现状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后发优势主要来自中西部自身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带来的庞大人力资源基数、东部高等教育的经验吸收、技术变革更新的便捷性以及政策制度激励。相比前三者的后发优势，政策后发优势的积极作用在于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提供了具有合法性的制度保障。按照约翰·罗尔斯的观点，“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23］，体现了差别原则的正义观，中西部高等教育处于发展不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制约着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补偿或者优惠成为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实践的重要抓手。我们认为，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滞后，是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表现，许多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涵性差距突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自东向西呈阶梯式下降态势［24］，在实践中，国家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往往会对西部降低标准和适当倾斜，无论是以往的“211 工程”还是后来的“双一流”学科建设，许多高校都基于政策后发优势的补偿倾向得到支持和大力发展。所以说，中西部高等教育具有“我有条件发展”的内生条件，这种内生条件是破解中西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实需要，彰显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平价值。

三、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内生力培育的困境

内生力培育是高质量发展话语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内生力培育从思想、行为和环境三个维度形成了“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我能发展”的内生能力和“我有机会发展”的内生条件。但是，从这三个维度看，由于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薄弱、环境复杂、诉求多元，构建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培育体系还存在以下四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一）对自身比较优势认识不足，因缺乏发展自信而产生的内生动力薄弱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西部高等教育受制于各种条件，加之开放进程也相对迟缓，自身发展意愿也并不强烈，往往处于“要我发展”的政策外力推进状态，没有形成“我要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有了较大改善，其发展的意愿日趋强烈，“我要发展”的意识逐渐形成，此时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已经从要不要发展转化为如何发展的自信心不足问题。正因如此，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尚不能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就有了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外部帮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中西部高等教育要素系统亦无法为中西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供给人才和科技创新支持，就有了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区域适应性的内生力问题的关注。发展是否有自信，反映的就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是外力被动还是内生主动的适应方式选择问题，如对外在帮扶的偏好、贪求大而全的综合实力和排名等，一些中西部高等院校的一些专业因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就业率偏低屡屡被批评或警告，这都是新时期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能力自信不足而选择追随外力发展的决策反映，最终使得差距没有缩小，特色也没有形成。

（二）中西部高等教育参与主体之间的竞争性带来的内在协同不畅，无法形成内生协同力的问题

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进展及成效令人鼓舞，但横向比较，中西部高等教育体量小、底子薄、高层次人才匮乏的短板依然存在，新时期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就是在这样基础条件薄弱而发展诉求又追求多元优质公平的前提下构建起来的。由此可见，中西部高等教育要振兴，若只依靠不同区域不同高校的自力更生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整合力量，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协同发展的集聚效应，关键在于形成协同发展的内生协同力，这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追求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协同联动机制的必然反映。但是这种具有内生特点的协同联动机制仅仅处于理念层面，实践中它还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多元主体的利益无法协调。从高等教育内部看，在现有的评价体制下，区域高等教育内部，除了合作关系，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具体反映在生源、师资、经费、项目等问题上，一些省份内部高层次人才竞争也非常激烈，以致政府部门不得不出台省内人才流动的约束性措施，因此许多内生协同的实践，更多发生于不同层次学校之间，类似于内部帮扶或支援的性质，平等的协同地位很难实现，其内容层次也比较低，更多是开展了诸如校际互设公共课学分互认、举办运动会等内容有限的合作。有学者提出，当前中西部高校集群发展还面临战略意识较为薄弱、优质资源相对缺乏、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开放水平有待加强等现实问题［25］。从高等教育与外部关系看，中西部高等教育与其他主体也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等主体间有着极为复杂的责权利关系，各自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如即便在教育评价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一些省份近年来的选调生招考，也明确指定了报考学校范围，这个范围往往是东部的“双一流”院校，另外还有许多事业单位和基层公务员招考，也将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排斥在外，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认同感偏低，更别说涉及内外部协同发展问题。与此同时，从过程维度看，高等教育适应性涉及稳定与变革的矛盾调适问题，随着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改善和环境变化，高等教育要适应发展需要做出自我变革，而任何变革都会触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有时候这种变革是非常激烈的，因此面对社会转型发展的复杂环境，中西部高等教育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变革的矛盾，不是外界可以确定或者帮扶能够实现的，需要中西部各高校提升自身治理水平，激发办学合力，形成内生协同力。

（三）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定位，要求对外在资源结合实际内化为自身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内生转化力问题

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资源整合和参与式发展，并不排斥外界的资源供给和帮扶，但更关注外在资源能否内化成自身的发展需要和能力；同样，我们讨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内生力问题，并不排斥和否定外部资源支持和帮助，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这种外在输血能不能转化为中西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其决定者不在于外部主体，而是取决于内部主体的内生转化力。一方面，这是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是要达到或者超越东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而是形成各美其美的差异化发展道路，本质上要追求的是适应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高质量教育需要，这显然不是简单移植东部高等教育经验，利用其资源就能实现的；另一方面，中西部高等教育无法形成对外在资源进行内化的内生力，外在的资源无法为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奠定物质、知识和人才基础，这就造成了对口帮扶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而要破解这一问题，亦需要培育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内生转化力。从根本上说，以内生力培育角度讨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需要回归到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诸多复杂的区域内部教育治理问题上来，这要求从内生主动的角度及时调整改革学校的专业布局，不断彰显自身的办学特色和清晰定位，回应本区域二三产业相关学科专业人才需求不足的难题，而这亦不是外力输血可以实现的，需要基于内生力培育，在这个意义上，外力输血所带来的高等教育资源需要内化为中西部自身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这种内化的过程和技术的形成就是内生转化力培育的现实挑战和诉求。

（四）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政策后发优势难以显现所产生的内生条件问题

尽管中央层面出台了大量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直接或间接政策，但受限于不平衡不充分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政策后发优势难以得到彰显，政策给予的大力支持难以成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条件，这涉及两个维度。从社会发展维度看，高等教育适应性涉及短期满足或长期引领的定位问题。事实上，高等教育“适应”抑或“超越”的讨论在学界长期争论不休，虽然高等教育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其适应性的诉求有着充分的实践依据，但也有批评者提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内在冲突问题［26］。在实践中，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社会发展适应性问题，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集中反映，政策所给予的优惠和支持，本意是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提高适应区域发展的能力，但依然无法抑制中西部许多高校追求国内一流乃至国际一流的冲动和愿景，在发展定位上一些条件好的高校追求“世界一流”“世界高水平”大学，条件一般的高校也忙于硕士点申报或者“摘帽子”升格大学，这种追求所需要达成的指标往往都有脱离区域实际和学校条件的风险，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从个体维度看，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在于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需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博士硕士点和招生指标、“双一流”高校建设等方方面面，政策在这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后发优势更多是“优惠”或者“倾斜”，通过评价标准降低、指标倾斜、专项计划等诸多形式破解不充分难题，实践中确实起到了显著效果。但是，政策后发优势在破解不充分难题上，更多给予的是参与机会，即偏好指标分配的起点公平和新时代随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增加，人民权利诉求逐渐聚焦在学习结果和发展上，有学者甚至认为，在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规模的扩张必将引起性质的变化，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将由权利变为义务［27］。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是否可能成为一种义务尚待讨论，但是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结果公平诉求的确日益增强。因此，从不充分的矛盾角度看，政策后发优势要能体现出来，就要凸显人民群众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办学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简单的指标倾斜、给予中西部高校评价标准降低等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质量预期，也难以缓解当前高质量高等教育竞争压力，乃至缓解中小学师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的教育焦虑。

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内生力培育的推进策略

尽管国家在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层面出台了许多政策帮扶，但就目前而言，关于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培育仍面临诸多困境亟须解决，为了进一步凸显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的内生力，我们还尚需从以下路径进行突破。

（一）强化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发展自信，培育发展动力

新时代背景下强化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培育，思想观念上应积极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我要发展”意识的形成，充分认识自身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属于后发型的高等教育振兴，在客观条件与发展水平上与东部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无法直接移植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从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实际诉求出发探索适合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内生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西部高等教育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拥有的比较优势是促进其内生力培育的物质条件，这是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所需的“造血”原料。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内生力的培育不应一味地追求向东部地区看齐，更不是走“同质化”发展道路，而是要基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实际，发挥区域特色资源优势，改善地区人才使用环境、形成区域发展战略同盟以及不断创新中西部高等教育特色发展机制，增强自身的内适性。另一方面，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的培育还要形成对国家政策倾斜带来的后发优势信心。相较于比较优势而言，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拥有的后发优势信心主要来自庞大的人力资源基数、东部高等教育办学经验的借鉴吸收、技术层面变革的便捷性以及政策制度激励。而政策层面的后发优势则赋予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我们应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政策精神的宣传和学习，改变实践中一些中西部高等院校对政策的误解和认识偏离。

（二）搭建中西部高等教育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平台，凝聚发展协同力

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平台，凝聚发展协同力，需要立足自身能力和基础条件，主要涉及政府主体和高等院校主体。就政府主体而言，应积极为各主体参与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搭建平台，构建有助于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合作组织框架机制、要素流动机制，以及保障中西部高等院校校际互动的监督机制，同时应改善中西部高等教育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环境，如积极支持大学城、职教城、科技城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信息化为主导的数字资源平台、创新应用基地等的搭建。就高等院校主体而言，高校各主体间的合作互动和协同发展应成为振兴中西部大学治理重要理念，各高校应形成不同区域、不同院校间不是“分蛋糕”式的竞争关系，而是形成合作共赢、融合发展的区域共同体建设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抓住政府主导下中西部高校集群发展平台优势带来的契机，形成自身集群发展意识，发挥区域高校集聚效应，打造区域优势特色专业集群，促进中西部高校间资源的优化组合，实现中西部高校间的资源互补，最大化发挥中西部各高校的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特色发展、错位发展。

（三）优化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转化力

对口支援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机制，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的是资源整合以及参与式发展，并不拒斥外部资源的援助。一方面，为了更契合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在新一轮的对口帮扶下，应优化帮扶机制，改变以往“帮扶-接受”的单项资源输入模式，采取菜单式帮扶模式，强调中西部高校内生需要，提升帮扶与需要的精准匹配度。另一方面，中西部高校在外部“输血”的帮扶下，还要积极挖掘自身的转化能力，因此要通过跟岗学习、专题培训、专家引领等方式加强中西部高等教育自身转化资源的能力培育，这是确保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打造自身特色优势的有效渠道，促使外部资源内化为中西部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需要。

（四）重构中西部高等教育多样化评价制度，改善内生制度条件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要充分用足用好政策优势，但评价制度制约着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内容选择和发展方向，因此以评价制度为突破口，引导中西部高等教育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是改善制度内生条件的理性选择。一方面，要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的评价体制机制建设。《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从改进高等教育评价和改进学科评估入手，建立分层分类的评价指标体系，横向上重点关注办学特色、人才培养和区域贡献等评价指标，“在评价中充分考虑不同学科的成果形式，助力学科特色发展、卓越发展”［28］。纵向上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高等院校的发展基础，对其发展进步的业绩进行评价，同时通过以评促建，评价结果应转化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动力和发展定位的主要参考。另一方面，要改革用人评价。为了更好地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在高等教育评价改革上要深入推进“破五唯”，特别是改变用人评价的“唯学历唯名校”现象，给予中西部人才公平参与的机会。这要求政府相关主体要深化用人评价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标准。如各地区选调生、公务员招考，要根据岗位要求科学设定招考条件及学历层次，基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可以有针对性地招收高职院校毕业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