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五色观”

胡建君

敦煌壁画《九色鹿》局部，北魏

电视剧《延禧攻略》中，那种或素净，或明澈的色调深入人心，貌似岁月静好的舒缓与安宁掩盖了后宫凌厉的刀光剑影。有人将其戏称为“延禧莫兰迪色”。的确，喜欢画瓶瓶罐罐的意大利画家莫兰迪偏爱高级灰调，那种简单干净的风格似乎与剧中素雅的画风若合符节。

但是，《延禧攻略》的色调其实是纯正的传统中国色调，远比莫兰迪色悠久广阔得多。莫兰迪偏好低饱和度与灰暗的中间色调，传统中国色讲究整体的纯粹。莫兰迪色具有落满灰尘的时空感，中国传统色调拥有历史沉淀的岁月感，二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莫兰迪色是在色彩里加白加灰调出，整个画面相互制约甚至互为抵消而取得微妙的平衡。传统中国色则是在色彩中加水加墨调出，相互辅佐呼应而获得整体的宁静高贵与平淡天真。

曾有权威色彩机构评选近年来的秋冬流行色，排名第一的名为“浅艾蓝”或“雾霾蓝”，这种沉静而复古的蓝是经过岁月、写满故事的线装书的色调，沉蕴美好而有内涵。在张爱玲的《十八春》中有一处对曼祯穿着的描写：“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蓝色的罩袍，蓝色的罩袍已洗得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文雅的感觉，像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这种文雅的色调非常中国，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立德夫人也把中国称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直让人想到诗经里的那句“终朝采蓝”，这四个字如此安宁质朴，却又流光飞舞，像一个干净蔚蓝的梦。

这样的蓝色调，早在900年前，就已经被宋徽宗所欣赏。他的《瑞鹤图》，用淡石青烘染出大片幽微美妙的天色。宋徽宗偏爱单色釉，喜欢含蕴内敛的青瓷，他认为白瓷过于一览无余而锋芒外露。青瓷最接近如玉的谦谦君子，那种素净温润、闲散淡远的自然美，有着内在的丰厚与光芒。尤其汝窑的雨过天青色，更是宋徽宗梦中玄秘的颜色，颂简素之雅，顺万物之道。还有钧窑，能同时驾驭绚烂与沉静两种风格。金代的钧窑大多为致密的灰胎或灰白胎，在微妙的光线下呈现出特别的蓝色，最接近那种纯净而高级的雾霾蓝。

公元1259年，昭明往中国天目山径山寺拜师学佛，归国时将茶具、茶叶及饮茶方式带回日本。陆续有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由遣唐使传入日本，深深影响了日本精致审美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器物色调上的把握。在《日本传统色》一书中，所出现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所谓的日本色彩，其实都是来自中国汝窑、龙泉窑、钧窑的颜色，堪比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或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而建窑普遍表现出的黯淡，如月华一般清苍，如万籁一般幽茫，如风雨一般无常，更深深浸润了日式审美的风骨。

天何言哉，四季行焉，万物生焉。万物在虚空中静默生长，而色彩的意义则是“实”，是内在生命维度的精彩外现。中国传统的“五色观”正是从自然中生发，结合“阴阳五行说”，与构成世界的其他要素逐渐整合发展而来。《周礼》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何谓“五色”？即青、赤、黄、白、黑。其中的赤（红）、黄、青（蓝）暗合了几世纪后西方历经多次物理实验而得的“三原色”观念，而中国人凭借与生俱来的直觉与心手相应的实践，早就捷足先行了。

赵佶《瑞鹤图》，宋

敦煌壁画《双鹤图》局部，盛唐

中国传统的“五色观”，并非独立静观的存在，而是一个全息式的整体思维系统，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与五方相匹配，青色代表东方，赤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黄色代表中央。与五时相联系，青赤白黑分别代表春夏秋冬。汉代推崇“五时服色”，着青衣迎春，戴黄玉度夏，挂白帘接秋，披黑裘祭冬，俯仰进退，咸有风则。传统色彩观调动眼耳鼻舌身意，甚至味道也可以用颜色来呈示，如辛味用白色来表示，酸味用青色表示，咸味用黑色表示，苦味用红色表示，甘味用黄色来表示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小至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至国家典礼仪式，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在浪漫的文学艺术领域，五色有了更美更深情的表现。红有绛朱赤丹，蓝有青苍碧靛，白有月缟素雪，黄有缃茶驼栗，黑有玄缁乌皂，读来便口齿琳琅，气象万千。唐代女诗人薛涛曾采集百年芙蓉树的花瓣与树皮，精制成深红色的浣花笺，那是用来书写相思的吧。风雅的北宋，日常书写绘画用纸张便更加讲究。如谢景初制作的笺纸人称“谢公笺”，俗称“鸾笺”或“蛮笺”，光用色就分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黄、浅青、深绿、浅绿、铜绿等，听来都如此赏心悦目，那是一个内心无上富足荣光的时代。清代《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春扫落花夏采蕉叶，捣烂成汁，和了云母粉入纸皴染成五色彩笺，心意斑斓而芬芳，不愧是文学史上最美的女子。

传统中国画不拘泥于“五色观”，主张随类赋彩，用色即是摄情。从自然界出发，又从主观印象中提取带有感情的色彩，以达成人类与自然神祇之间的感应沟通。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于是看春山谈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如此美妙多情，如对故人。更进一步，在日常绘画中，又有了朱竹、墨牡丹等表现形式，逾越规范定式而清新超逸、渊雅风流，可谓运墨而五色具，不拘常法却合乎常理。早在苏东坡的时代，就已经广泛流传，不求形似，不重色彩，从而营造出自成格局的人文气象。

《李师师外传》中的一段描述：“帝尝于宫中集宫眷等宴坐。韦妃私问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帝曰：‘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徽宗不会动心于寻常的脂粉，唯独钟情李师师由内而外的“幽姿逸韻”，那就是繁华落尽素以为绚的大美，那也是“延禧色”之所以深入人心之美，如应万物，如合天地，飞扬顾盼，气质俱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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