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论的另一面

丹尼·罗德里克

当我1980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开始任教时，与日本的竞争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当时哈佛首席日本专家以斯拉·沃格尔的著作《日本第一》，确定了这场辩论的基调。

我记得当时，就连学术界的讨论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美国占据国际优势的色彩，那样的现状令我感到十分震惊。美国不能让日本主导关键产业，而且必须采取自己的工业和贸易对策—不仅仅因为这可能有助于美国经济，而且因为美国根本不能屈尊第二名。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旧世界才有的特征—缺乏信心的社会对自身的国际地位感到不安，并因为真实存在或想象出来的历史不公正而摇摆不定。而既富有又自信的美国精英或许看重爱国主义，但他们的全球视野却倾向于世界主义精神。但零和博弈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走远，而一旦美国在全球经济图腾柱上的地位遭受威胁，这一点就变得分外清晰。

在柏林墙倒塌为美国带来持续30年的胜利后，现在正以更大的规模上演着类似的过程。相比1980年代的日本，中国对美国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经济挑战。美国通过试图重新宣告其全球主导地位来应对上述事态发展—美国决策者很容易将该目标与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繁荣的世界混为一谈。他们认为美国领导是促进民主、开放市场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对美国有利就是对世界有利。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本质为良性的看法，构成了美国例外论神话的支撑。

这样的神话，往往导致美国决策者无视自己如何行使权力的现实。只要符合其自身利益，美国就会破坏其他民主政体，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状况明显。

美国设计“开放市场”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往往主要反映的并非小国愿望，而是美国商业和政策精英的利益。而当国际规则与这些利益相违背，美国就会拒绝参与（就像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劳工组织的绝大多数核心公约一样）。

《联合国宪章》等“后二战秩序”的诸多要素，并不纯粹属于美国或西方，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说错，但认为中国对那些真正的普世架构所造成的威胁大于美国却远不能确定。例如，美国决策者在中国经济实践中所遇到的许多麻烦，都来自普世规则并不盛行的领域—这些领域与贸易、投资和技术问题尤其相关。

根据布林肯的说法，美国“将塑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以推进我们对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谁又能反对这样的愿景？但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担忧美国的意图绝非如此善意。在他们看来，布林肯的声明听起来像是在威胁遏制中国并限制其选择，同时胁迫其他国家站在美国一边。

美国信奉其自身的良性例外主义理论，中国同样声称愿意建立稳定、繁荣的全球秩序—但上述秩序不能单纯是由美国一家安排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國越是将中国视为威胁并试图对其进行孤立，中国的对策似乎就越能印证美国的恐惧。

面对那些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应当关心美国相对力量衰落的人，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往往用一个反问来回应：你是愿意生活在一个由美国主导、还是由中国主导的世界？事实上，其他国家宁愿生活在一个没有主宰的世界里，小国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不会被逼迫选边站队，而且也不会在主要大国争斗时沦为附带损失。美国领导人越早认识到其他人不会通过同样的玫瑰色眼镜来看待美国的全球野心，则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