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瑞士”黎巴嫩陷入国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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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4日，黎巴嫩副总理萨阿德·沙米正式对外宣称，“黎巴嫩央行及政府已经处于破产状态，破产损失将由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黎巴嫩央行三方共同承担”。据联合国相关数据显示，“目前，82%的黎巴嫩国民处于贫困状态，失业率已经高达40%”。另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黎巴嫩经济收缩规模已达58%，国内生产总值从2019年520亿美元骤降至2021年218亿美元，收缩程度系全球之最。2021年，黎巴嫩公共债务增至100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2%”。

国际法理念的“国家破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其进口商品所必需的外汇，或者该国的主权债务大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政府收入已经不能维持财政支出。比如2008年的冰岛。当时，以“金融+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冰岛的主权债务为1300余亿美元，而该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0余亿美元，这就是典型的“国家破产”。

从法理上来看，国家破产不同于公司、个人破产。一方面，国家债务在国际法上没有统一的法律程序予以适用，不存在個人、公司破产可以寻求破产法庭给予保护的途径;另一方面，国家破产后，国家债务在一段时间内很可能处于还债停滞阶段，破产国往往会向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金融援助或者更高额的贷款。

实际上，黎巴嫩的国家破产之路属于积重难返。早在2019年10月，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辐射效应，黎巴嫩的重要支柱产业旅游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成了推倒黎巴嫩经济多米诺骨牌的那张牌。

随着全球金融业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陷入低迷，黎巴嫩的外汇储备在2020年降至“临界和危险”水平，该国首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其首都贝鲁特港口粮食储备仓库的大爆炸，更是造成了30亿至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相当于2021年黎巴嫩近十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而引发了其国内粮食储备严重不足。加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0亿美元援助贷款未审批通过，黎巴嫩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

2021年，随着旅游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进一步萎靡以及外汇储备难以支撑国内粮食需求的连锁反应，黎巴嫩金融损失已高达690亿美元。2022年3月，黎巴嫩外汇储备再次降至“临界和危险”水平，直至4月初黎巴嫩正式对外宣布破产。

仔细研究黎巴嫩国家破产的诸多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黎巴嫩的支柱产业过于依赖国外输血。黎巴嫩国内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分别是银行业、服务业以及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0%以上。且银行业和服务业均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旅游业的基础上。由于全球旅游业在2020年几近停滞，使得黎巴嫩陷入了循环危机，其货币“黎巴嫩镑”一度贬值超过90%，令多数黎巴嫩国民“一夜返贫”，医疗资源紧张、燃料进口无门、粮食难以自给自足等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

世界银行评估，曾被称为“中东瑞士”的富有国黎巴嫩目前正面临15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崩溃

正如黎巴嫩央行行长萨拉马所说，“政府宣布破产后，意味着再也无法支付债务和利息。缺乏流动性是政府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无法将资产变现”。

另一方面，黎巴嫩没有自我造血式的产业进行托底。黎巴嫩在农业、基础工业、能源业等方面并不发达。以“粮食产业”为例。该国有一半以上的粮食要依靠进口，其中重要主食小麦主要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对其依赖度高达80%。俄乌冲突发生后，黎巴嫩无法再像过去那般顺利地从黑海采购各类物资，只能绕远道运输回国，运输成本不断上升。各种因素叠加，造成了黎巴嫩国内粮食成了稀缺资源，粮价飞涨。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2月，黎巴嫩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飙升至215%”。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至2021年底，全球各国政府债务负担超过92万亿美元，全球国家的平均负债率已突破70%。许多国家都在赤字下运营。目前，全球有多达28个国家处于无力偿还外债的状态，如阿根廷、加蓬、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瑙鲁、斯里兰卡、印度等”。再加上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以农业、旅游业为支柱产业，以及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粮食的国家正在遭遇破产危机。比如，2022年4月1日，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已降至23.1亿美元，但其今年必须偿还的债务高达40亿美元，外汇储备濒临枯竭。

在《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一书中，德国作家、经济学博士雅纳·约尔格·基普讲述了国家破产的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国家资产难以变现（即“没钱”）。通常而言，国家会发布破产声明，即“无力清偿债务或者不支付利息或者用新债来偿还旧债”。以阿根廷为例。全球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发布报告指出，阿根廷是比较差的信用国家之一，因失败的货币政策、政治冲突、腐败等原因导致反复发生金融危机。在2001年，阿根廷政府宣布国家破产后，其政府资产在国际市场上已经难以市场变现，主权信用濒临崩溃。

第二个阶段是全民资产的集权收取（即“收钱”）。在宣布国家破产后，政府往往会厉行节约措施和提高税收，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预算以及提高财产性收益、工资收入等方面的税收，将更多资产集中到国家管控之中。比如，2021年，位列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由于1.2万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在国家破产后，巴西政府开始“节衣缩食”，削减了大量的社会公共支出项目。

第三个阶段是申请金融援助发展经济（即“借钱”）。实然，国家破产更像是一个形容词，以体现一国经济形势的危急。如果国家破产，政府负债太多，无法偿还，所有国民均会背上债务，直到有人接盘，或者还清为止。如今，破产国往往倾向于选择向建立了伙伴关系的经济发达国家、邻国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金融援助、贷款，在借新债还旧债的过程中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比如，2010年，因政府过度支出和旅游业的恶化，牙买加拖欠了79亿美元的贷款，在国家破产后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借贷来缓解危机。

当然，这种借贷存在的最大弊端，即借贷国如果通过高额借贷来控制破产国，那么破产国将可能变成借贷国的附属国，从经济的失独性渐渐演变为政治的失独性。比如，1997年，韩国公民将私有黄金出售给国家，试图阻止国家破产，却无济于事。国际金融巨头利用韩国国家破产的时机，强迫韩国政府对国有银行实施私有化改革，并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国有银行资产，造成了韩国货币政策基本被废，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性。

从另一个视角考量，国家破产是为了建立一种“破产保护”的国际金融机制，令那些巨额负债的国家得以申请“破产保护”，并通过延长债务偿还期限令国家有喘息之机。因此，国家破产不失为一种补救途径，往往是在百般努力穷尽之后的脱困之路。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