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基层：县级融媒体中心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表现与思考

刘甜甜

[摘要]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国家政治传播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兼备传媒和政治的双重属性。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积极发挥县域社会治理主体作用;深耕“在地化”优质内容，加强内容供给侧改革;强化公共服务功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善用先进技术，搭建智慧化县域综合平台，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从而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基层社会治理;媒体融合

在我国，“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1]。作为治国理政所依托的“媒体公器”，县级融媒体中心基于地缘、人缘优势，凭借技术的加持，得以深度嵌入县域，与基层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表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要“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以此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治国理政的基础要件，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涵。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既是媒体实践，又是政治实践，不仅重塑了基层社会治理生态，激发更多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其中，还整合了社会资源，稳固我国的政治体系。

（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构建政治传播矩阵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县域社会，具有社会结构多元化、人口流动性强和社会矛盾多发等特点，县域空间信息流通量大且庞杂，其政治传播权力多呈现“脱嵌”状态。受益于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等技术的赋能，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一新型社会治理平台得以深度嵌入基层，更加高效地使中央的政治信息直抵社会基层，同时也使基层的民声、民情、民意直通中央，真正打通了国家政治传播体系的“最后一公里”。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枢纽，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当提高政治站位，打造主流舆论阵地，形成以自身为平台，基层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科学舆情治理格局。一方面，其要以融媒矩阵为宣传利器，创新舆论监督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其应制订科学合理的突发事件舆情应对预案，启用“零报告制度”，以及完善舆情应急联动机制。我们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中介，整合基层党政机关部门的舆情信息，实现信息共享，推进各职能部门对相关舆情的收集、分析、管理和引导，不仅能提高舆情处理效率，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还能消除舆情隐患，形成基层社会安全网。

（二）回应社会关切，强化社会互动

现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增长、社会变迁，社会矛盾不断出现，这种不和谐现象在县域社会尤为突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舆论引导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主动设置议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回应社会关切，展现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进而及时感知社会风险和化解社会危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县域居民拥有更多的自主发声渠道和发言方式。尤其是当突发事件或者民生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出现时，县域居民聚集的网络舆论场经常充斥各种谣言，极大阻碍了基层社会治理。面对“错位”的舆论场，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及时、准确、公正地回应社会关切，第一时间粉碎谣言，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同时，其要为县域居民提供便捷、透明的互动渠道，激发县域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让党和政府与群众进行有效对话，使社会矛盾在基层化解，进而强化党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融媒体中心以“衡南新闻网”“智慧衡南”App为主要抓手，通过设置“抗击疫情，衡南在行动”专栏，对全县疫情防控的有力举措、创新做法和典型人物事迹等进行报道，让全县群众第一时间获知防疫实情。

（三）深耕“在地化”优质内容，增强社会凝聚力

在以往的政治传播生态中，农民群体常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边缘地位，处在公众视域的“隐秘角落”，其民声、民情、民意多处于“遮蔽”状态，这导致基层政治传播格局处于失衡状态。现今，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内嵌于广袤、多元化的县域地区，为本地居民的“解蔽”提供了平台，为农民群体提供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无形中重塑着县域政治传播生态格局。县级融媒体中心厚植本地文化，其应积极发挥自身的文化粘合功能，通过传播乡土文化来增强文化黏性，形成基层线上、线下的社区化连接，凝聚社会共识，通过媒体再造乡土团结，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尤其是在生产融媒产品时，其要深入基层、强化用户思维，激发“新农人”作为融媒产品“产消者”的内生动力。

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深耕“在地化”优质内容，展现地域特色，以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同时，其要坚持移动优先，推出适合在移动端传播的融媒產品，让融媒产品更加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和个性化，以满足群众的多元化需求。此外，其要从群众视角去观察和思考问题，聚焦本地居民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相关报道。例如，江苏省邳州市融媒体中心将银杏元素与融媒体中心建设相结合，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银杏融合媒体”品牌。为了契合受众移动化、社交化的媒介接触习惯和轻量化、可视化的内容需求，邳州市融媒体中心推出“邳州银杏甲天下”App，将短视频和直播作为重要抓手，巧妙运用本土的银杏元素和方言，优化节目内容，有效拓展了主流媒体的传播半径，进而重塑了当地县级媒体舆论场。

（四）搭建智慧化县域综合平台，优化社会服务

作为县域基层舆论阵地的桥头堡的县级融媒体中心[2]，要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满足基层群众的切实需求，以优质的服务深度嵌入基层，积极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县级融媒体中心一方面要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作用，通过“媒体+”为县域群众提供新闻、政务、商务等服务，另一方面要拓宽媒体平台的功能区间，整合原本碎片化、条块分割的基层公共资源，满足县域群众差异化、多元化的需求。

例如，北京市大兴区融媒体中心运用互联网思维，通过搭建网络平台，整合政府、社会、企业等公众资源，推出“北京大兴”App，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服务。通过“北京大兴”App，其增设了1449个网络政务办理事项，使群众通过手机便可办理相关手续，切实提高了群众满意度，充分发挥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蓄水池”和“拦河坝”的作用。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要点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既是建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的重要政治实践，也是重构基层政治传播格局、重塑基层治理主体之间互动机制的有益探索。

（一）明确自身功能定位，积极发挥县域社会治理主体作用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机主体，是有效连接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3]。国家通过顶层设计将传播力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范畴，并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视为党的政治治理策略下沉至基层社会的有效路径。

政治逻辑决定媒体逻辑[4]。作为国家政治传播体系的“神经末梢”，县级融媒体中心既要考虑自身的传媒属性，又要兼顾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因此其要承担基层的媒体宣传、社会治理职能。其不仅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讲好本地故事，还需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发挥自身主体性，使得服务重心下沉至基层，从而提高自身社会治理效能。

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要与基层社会深度融合，汇聚多方力量，构建基层协同治理格局。此外，县域治理共同体不应只局限于在本地区参与社会治理，还可以将自身发展置于更宏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立足本地、深耕基层，同时强化与市级媒体、省级媒体、中央级媒体的互动，形成区域化媒体传播力、社会治理能力上下凝聚和贯通的良好格局。

（二）打造基层主流舆论阵地，传递政治强音

作为最接地气的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凭借自身的地缘、人缘优势，深度嵌入基层，精准洞察基层群众需求。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痛点，其应积极设置议程，打造有针对性的融媒产品，改变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生态环境。同时，其还要坚持移动优先战略，契合县域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和需求，推出适合在移动端传播的融媒产品，让新闻更加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和个性化。作为基层政治传播基座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勇于发声，以事实为依据、以调查为前提，及时、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客观准确地把握舆情，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同时，其还要聚焦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积极发挥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推动问题有效解决，并在此过程中注意把握“时度效”，避免出现县级融媒体中心过度行政化的倾向。

（三）注重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2019年1月，由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发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指出，要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应把自身发展与党和政府的治国理政方针政策以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结合，通过提供优质服务，深度嵌入基层，积极发挥自身的传媒和政治功能。相较于中央级、省市级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地缘、人缘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更便于其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掌握县域群众的热点、难点和痛点问题。作为接地气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其要转变以往固有的媒体思维，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坚持群众在哪里，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点就在哪里的理念;要运用用户思维，满足用户需求，除了提供新闻服务，还要提供政务、商务、娱乐文化等方面的服务，更好地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充分激活县域群众对中心平台的黏性，激发县域群众的治理主体意识，鼓励更多个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添砖加瓦。

（四）搭建智慧化县域综合平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强化党的执政力以及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充分挖掘、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我国县域幅员辽阔、人口流动性大、社会问题复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难。得益于技术的赋能、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身处异地的县域居民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及时了解基层公共事务，并通过相关平台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县级融媒体中心应积极利用新技术，搭建智慧化縣域综合平台，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实现信息治理体系和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现今，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尤其在算法的加持下，其可以有效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与中央级媒体和省市级媒体相比，县级融媒体中心在获取县域群众的个人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地缘、人缘优势。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将移动端App作为主要抓手，获取县域群众在信息传播、消费、文娱等方面的大数据，建立县级数据库，为县级“智库”制订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同时，相较于第三方提供的数据，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自建平台获得的“一手数据”更具真实性、权威性、可信性，有助于党和政府第一时间掌握基层的社情民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有效地进行基层社会治理，强化党在县域的社会动员能力。

三、结语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政府和基层群众信息传播系统的“神经末梢”，其本土性以及与基层群众的贴近性决定了其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具有天然优势[5]。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明确自身功能定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积极发挥县域社会治理主体作用，充分发挥主流媒体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打造舆论主流阵地;要以优质内容、先进技术、创新管理为重要抓手，将自身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搭建智慧化县域综合平台，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服务好群众，进而实现引导好群众;充分调动基层群众、新乡贤、社会组织等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汇聚多方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讲话[EB/OL].（2015-09-01）[2022-04-03].http：//cpc.people.com.cn/n/2015/0901/c64094-27536312.html.

[2]陈国权.扎实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构建基层宣传工作新格局[J].中国记者，2019（09）：12-15.

[3]殷乐，王丹蕊.2019年中国县级融媒体发展报告[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02）：15-19.

[4]王智丽，张涛甫.超越媒体视域：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政治传播学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07）：1-6.

[5]关琮严，李彬.嵌入基层：县级媒体融合实践的治理转向及优化策略[J].出版广角，2020（19）：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