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话语权的建构：挑战与应对

摘要：制度话语权内嵌并标识民族国家的精神独立性，是国家主权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主观映现与话语标识。西方国家妄图通过世界经济秩序统治权、地方经验普世化的现代化阐释模式、学术话语的优势地位、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思维等，操纵人类制度文明的话语霸权，挑战和压制我国制度话语权。提升我国制度话语权的根本着力点在于，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叙事、批判性重构现代化理论体系、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倡导与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增强中国制度话语的时代性、自主性、原创性、道义性。

关键词：制度话语权;精神独立;现代化;共同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研究”（2015MZD04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建构研究”（2021BKS031）;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的演变逻辑研究”（2022-ZZJH-3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内生性创新研究”（19YJC710060）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2022）06-0039-07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下，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竞争力，为人类制度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既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又要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权，打破西方话语误读中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意见自由市场”。

一、制度话语权蕴涵民族国家的精神独立性

制度是体现统治阶级利益导向和价值取向的历史性存在物，以国家权力的普遍面相维系和巩固特定的利益关系、社会结构、思想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现状的由习惯和传统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②“用法律固定下来”的制度体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性，其生存根基一方面依赖于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确立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依赖于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软权力”——制度话语权，两者缺一不可。所谓制度话语权，是指统治阶级依据一定的概念体系、分析框架、议题设置、评价标准等，赋予自己的利益和思想以普遍意义，在建构、阐释、创新和评价本国制度体系中占领道义制高点，进而掌握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批判权等思想领导权，体现着受众对话语背后制度理念和国家权力的精神认同。与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统治方式不同，制度话语权是统治阶级以民族国家自身的话语体系展现本国制度内生性演化的客观历史进程，赋予本国制度建设以价值意义，旨在阐明和论证本国制度建设的合法性、权威性、主体性，因而是实现精神和道德领导的重要途径。

制度话语权内嵌并标识民族国家的精神独立性，是国家主权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主观映现与话语标识。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③ 精神独立并非纯粹思想领域的“自娱自乐”“封闭保守”，而是民族国家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等精神层面自主自觉地把握自身与世界的现实关系，是制度话语权之生成和确立的思想前提与精神基石。历史和现实深刻表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④。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生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和具体历史情境，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偏好和优势策略。同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价值理念以及道路选择等。将这些条件和要素整合、熔铸于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理念中，既是民族国家制度建设的内在机制，也是民族国家精神独立的应有之义。

在多元开放的国际话语空间，精神独立之于制度话语权的价值意蕴愈加凸显。这是因为，在漫长而封闭的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基于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编织的制度话语体系往往处于自说自话状态，那些异质性话语并不构成对制度共同体精神独立性的威胁与挑战。然而，伴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⑤。不同民族国家的普遍交往使得异质性制度话语体系在国内、国际双重话语空间交流交融交锋，是否具有精神独立性便成为关乎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在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非资本主义民族区域渗透的历史进程中，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精神独立性遭遇解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民族国家淹没于资本无限扩张的野蛮秩序和遥远宗主国的文化殖民中。正如费希特所说的，“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谁也就同时丧失了深入地影响时代潮流、自由地决定其内容的能力;如果他长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他的时代的发展以及他本身的那种与他的时代结合在一起的发展，就都取决于支配他的命运的外来暴力”⑥。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在苏联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中大力推行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分子式入侵”，通过书籍出版、影视广播、学术交流、议题设置等制造“全球归一”“制度趋同”的意识形态幻象，推波助瀾“寻根史学”“反思文学”“批判哲学”等社会思潮的泛滥与流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众声喧哗中陷入自我否定和仰望西方的精神迷途，整个国家笼罩在信仰缺失、价值缺位、道德缺席的精神阴霾中，最终走向了大国解体的历史悲剧。

在人类文明的百花园里，制度文明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事实，但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动力。强调制度话语权的精神独立性意蕴，绝不意味着囿于自身制度特性而盲目排外，也不意味着高估自身制度价值而唯我独尊。相反，它意味着所有民族国家都有权利自主探寻和自我主张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在此过程中，不同制度文明的交流互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明的傲慢、偏见与仇视，可怕的是以“文明优越论”为借口进行霸权主义的制度输出以及失去精神自我的制度移植。8C5C3B3F-0FCD-4085-A2C2-5B695B16E336

二、中国制度话语权面临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

伴随着世界格局和权力重心“东升西降”的空间结构转移，中国制度、中国道路愈加成为中西方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场域、重点论题。西方国家深谙“中毒的语言”所具有的魔力，妄图通过世界经济秩序统治权、地方经验普世化的现代化阐释模式、西方学术话语的优势地位、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思维等，操纵人类制度文明的话语霸权，挑战和压制我国制度话语权。

（一）以世界经济秩序统治权消解中国制度话语权

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⑦。制度话语权本质上是国家经济实力、政治权力的外化与折射，其运作奥秘不在于话语本身的辞令技巧，而在于奠基于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之上的强大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同时，世界经济格局也正在发生从西方导向到非西方导向的历史性转移。经济硬实力的增长理应为中国制度话语权提供言说的“资本”，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崛起的中国视为威胁其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最大挑战，把“社会主义”定义为恐怖性、诽谤性词汇，频繁设置话语陷阱，例如“国家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C型包围圈”“锐实力”等，企图以西方话语消解国内外受众对中国制度的认同感。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话语言说的资格与权力天然倾向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让其他民族国家在世界交往中失去言说资格和对话权力，是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话语格局的霸权心理与傲慢态度。归根结底，这源于其长期掌控世界经济秩序的统治权、主导权。回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可以发现世界经济重心和最大经济体先后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绝对优先地位。20世纪50—70年代，占世界国家总数不足1/5的西方发达国家一度掌握全球财富的70%。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而且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调节着资本主义时代思想的生产与分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既是国际话语平台和国际规则的主导者、裁判者，也是国际话语体系内容和传播手段的主产地、操纵者。它们以科技、金融、文化软实力为支撑，打造着嵌入西方制度理念的国际经贸话语体系、国际安全话语体系以及国际舆论话语体系，进而通过国际议题的设置、国际事务的决策、国际争议的裁决等，实现西方话语的越界与扩张，塑造着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面貌，消解和限制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正当性和影响力。

（二）以地方经验普世化的现代化阐释模式弱化中国制度话语权

围绕现代化开展的道路之争、“主义”之争，是中西方制度话语权较量的焦点所在。不可否认，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社会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然而，各个民族国家以何种方式融入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则在事实上存在道路分野，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普世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确实存在历史性的重合镜像。这种重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资本主义顺应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拓展，“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⑧。西方自由主义从“经济人”“道德人”等抽象人性论的假设出发，抽象论证资本至上、自由市场、三权分立、投票民主、公民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是现代社会的标准样本，赋予西方现代化的地方经验以普世化的阐释逻辑，认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只能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再版，只能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西方文明的过程。对于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和制度架构的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则制造“中国模式=威权国家”、公有制导致腐败和奴役等一系列倾向性命题，把中国崛起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

事实表明，历史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完全照搬他国道路。东西方国家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与文化传统中走向现代化，制度模式注定无法复制。即便同为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美国、英国、法国，其制度模式也不尽相同。西方现代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但是，现代化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包容性根本上取决于其与不同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发展道路的相适性。任何一種话语体系都是对特殊性经验的知识再现与理论升华，都有其真理性与合法性边界，“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⑨。西方现代化理论任意割裂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主观赋予地方性经验以至高无上的普世性和权威性，把私有产权制度、自由民主制度、三权分立、票选民主、多党竞争等描绘成最符合现代“人性”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悖谬，暗藏话语陷阱和政治风险，旨在把中国现代化引向新自由主义方向，进而塑造一元化、同质化的世界秩序。

（三）以学术话语的优势地位解构中国制度话语权

通过学术话语权解构目标国的制度话语权，是当今西方话语扩张的隐秘范式。在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中，以知识化论证赋予制度架构以科学理性和价值意义，进而生成和施行国家权力，是学术话语政治化和政治权力学术化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政治必然要通过知识化的论证才能被承认，政治斗争暗含的是对知识领导权的争夺，这样，政治问题实际上就转化为知识问题。”⑩ 一旦一个国家的制度合法性被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所主导和操控，那么，发展道路的全盘西化将不可避免。当今西方思想界、学术界热衷于开展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国别性研究，貌似逻辑严密、自成体系，却在无形之中植入西方的价值判断和制度理念，旨在为西方主导和控制世界提供一套全新的世界图景和知识体系。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近代以来中西方制度的相遇始终伴随着两种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的对撞。以1900年到2000年间的百年学术翻译为例，“中国全文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将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11} “话语逆差”现象固然与西方国家的强势输出有关，但也从侧面说明中国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需要。8C5C3B3F-0FCD-4085-A2C2-5B695B16E336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反映中国制度建设的学术话语呈发展态势。但是，一种话语体系从重建、成长到获得优势话语权，绝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引进运动”“与国际接轨”等潮流助推了西方制度话语体系在中国学术场域的泛滥，那些渗透资本主义制度精神的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大量涌入中国。从话语体系的倾向性来看，一向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话语蓄意制造学术与意识形态的“断裂论”，要么把马克思主义归入政治意识形态而架空其学术性，要么以学术性的名义抽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性。实际上，西方话语拒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源于其个人本位的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导向。西方国家崇尚自由个人主义，自然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上奉行个人本位，“把人民的需要和社会效益视为空洞的‘宏大叙事，视为非学术的意识形态而鄙视以致拒斥”{12}，不仅诋毁人民中心、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价值与制度形象，而且限制和挤压中国制度话语的言说空间。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智库配合本国反华立场和政治战略，创制和运用特定的概念、范畴、术语及叙事方式，通过操纵民调议题、设置指标陷阱、选择性数据采集等手段，炮制形形色色的涉华研究报告，公然披着专业和学术的外衣进行政治操弄，抹黑中国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四）以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思维排斥中国制度话语权

话语与思维方式内在交融，不同的话语蕴含不同的世界认知与思维方式。西方谋求压制性话语秩序的背后，渗透的是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对抗性思维范式。“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13} 当今中国制度形象面临“他塑”而非“自塑”，甚至“失语”和“挨骂”的现实窘境，与西方盛行已久的思维偏见及其造成的认知隔膜密切相关。从社会心理来看，“种族优越论”是近代欧洲人固守的虚假“文明”想象，烙印着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资本无限扩张的物质力量又在客观上强化着西方“种族优越论”和“文明中心论”，并且将其引向具有特定政治意蕴的西方“制度文明优越论”。在制度认知上，西方秉持二元对立思维，永不满足于充当被认识、被定义的客体，而是希望做认识的提供者、真理的定义者，似乎唯有西方才能科学地把握世界。因此，西方往往以制度文明立法者、评判者的姿态自居，以“自我”为标尺来丈量和重估一切社会制度，所有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他者”世界都被贴上“野蛮”“未开化”“非理性”的标签。这不仅是话语的膨胀、思维的迷误，更是全球性危机的文化心理之源。正如列宁所批判的，“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14}。

在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西方话语偏狭地赋予中国制度以“野蛮”想象，强化西方世界的同质化身份认同。一方面，以主观的历史想象编造中国制度的历史传统，认为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国是“怪异”“官僚”“停滞”的，有待西方“魔术般的力量”赋予它以生命活力，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并以此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法克服的“原罪”。另一方面，以“奴役之路”的反动面目来描绘中国制度的历史前景，把共产主义视为不和谐地镶嵌在历史进程中的“红色威胁”，以“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看待中国的经济活力与发展规模。当今世界，西方的没落和中国的崛起对比愈是鲜明，西方恐惧感、焦虑感愈是上升，就愈加强化二元对立思维，对华实施经济打压、政治抹黑、科技封锁、文化渗透，甚至以各种借口限制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国际话语空间中的“信息鸿沟”和“信息茧房”效应愈演愈烈。数据表明，“当代国际受众借助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68%，经过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有10%，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15}。在西方对抗思维和不平衡信息流向的裹挟下，一些国外媒体和受众形成误读、误判中国的刻板印象和“集体无意识”，成为压制和排斥中国制度话语权的隐形“高墙”。

三、在中国话语建构中提升制度话语权

以大历史观来看，制度话语权之确立与巩固并不取决于政策的标榜、抽象的论证、道德的辩护，也不取决于人们一时的主观认同或者某种势力的一时强大，而取决于话语体系对历史大势、时代之问的自覺把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多元制度文明共存的背景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权，根本着力点在于加快建构中国制度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增强制度话语的时代性、自主性、原创性、道义性。

（一）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叙事，增强中国制度话语的时代性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叙事主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最大本钱。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16} 建构成功的国家叙事，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时与势在社会主义一边。从国际环境来看，时代主题呼唤国家叙事方式的更新。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原来那种建立在撕裂世界基础上的狭隘发展理念、霸权主义叙事方式被淘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契合时代精神的新型国家叙事方式。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是中国制度话语赢得尊重和认可的坚实底气。西方之所以“误判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其对中国发展成就视而不见，而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和持续变革能力的忽视甚至诋毁。因此，以中国话语、中国理论去发现、追问、解释中国制度建设的真实面目、经验事实，要自觉遵循话语建构和话语传播之“道”，从制度价值、制度哲学的层面把握和阐明中国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凸显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政治领导力，“把‘国家重新带回引领发展的中心位置”，因为“西方‘发展学的核心就是坚持个人中心主义的‘去国家化方案，但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就是把国家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制度能力，‘去国家化的‘发展学无疑使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17}8C5C3B3F-0FCD-4085-A2C2-5B695B16E336

切中发展主题，建构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制度话语体系，要在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等方面全面发力。英国学者马克·柯里指出：成功的身份叙事要做到两点，“一是我们解释自身的惟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特性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它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跟他人说话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外化，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二是我们要學会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18} 牢牢把握我国制度话语权，要在叙事内容、方式、方法上做到有的放矢、解疑释惑。在叙事内容上，要着力展现中国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对人类文明的世界意义和中国贡献，自觉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正确义利观、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使其成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鲜明标识。在叙事方式上，要在科学调研国际受众文化心理的基础上，积极建构多元、立体、高效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要扎实推进经济外交与人文外交、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的互构统一，利用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平台、主旨演讲等，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国际道义维护等方面的制度话语权、舆论话语权。在叙事方法上，要坚持正面宣传与问题导向、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自我言说与他者言说、正向话语言说与逆向话语辨伪相统一的话语策略，增强中国制度话语的针对性、有效性、亲和力、感召力。

（二）批判性重构现代化理论体系，增强中国制度话语的自主性

在西方现代化陷入内在悖谬而不可自拔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克服了后发国家的转型悖论和依附式发展困境，在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保持了自身独立性，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开拓，内在地要求冲破“以洋为尊”“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话语陷阱和思想牢笼。西方现代化理论把资产阶级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视为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精神力量，并以此作为制度建构的道义基础，模糊、遮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构现代化理论体系，克服和超越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局限，不仅是批判西方“制度文明优越论”的需要，而且是阐明中国制度建设自主性、建构中国制度话语权的关键。唯有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保持对“姓资姓社”界限的自觉，才能展开平等的文明对话，否则极有可能在文明的交融中走向文明的消融。

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构，不是简单意义上各种知识的杂拌，而是一场深刻的“术语革命”。它不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现代化话语霸权，而在于重建人们理性把握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制度文明的历史眼光和科学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19} 现代化理论的“术语革命”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从“破旧”方面来看，要推翻西方现代化理论主观任意的独断论前提，使其从唯我独尊的霸主地位退回到地方性话语的位置。西方现代化理论囿于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的先验预设，盲目推崇资本的自发扩张、市场的自发运动、个人的自发行为、物欲的自发膨胀等，结果自然是“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20}。然而，华盛顿共识幻灭、钱主政治泛滥、两极分化加剧、民粹主义猖獗、难民危机频发等社会乱象表明，自发性、无批判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已经沦落为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面对全球治理难题更是空乏无力。从“立新”方面来看，要以大历史观科学研判和澄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事实前提、领导力量、历史逻辑、发展动力、价值取向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历史方向、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秉持自立自强、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灾难，观照人类命运与共的整体利益。故而，中国实现的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同并进的现代化，建设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新型制度文明，创造的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良性互动的制度繁荣景象。在此意义上说，以中国话语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必然、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直接关乎我国制度形象与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三）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增强中国制度话语的原创性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制度话语体系建构须臾不可偏离的学术根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科学理论之于变革世界、改造社会的指导意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智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21}。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内在的紧张关系，进而成为推动意识形态创新和飞跃的内在动力”{22}。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成功的中国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要求用原创性的中国话语、中国学术来书写中国制度的说明书、宣言书。正如2019年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总结70年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23}。打造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进行本土化、创新性的学理研究，彻底摆脱中国制度阐释的“话语贫困”，还原中国制度价值、制度精神的本真面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哲学社会科学神圣而艰巨的学术使命。

增强中国制度话语的主体性、原创性，既要“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文明的经典学术话语进行深度挖掘和意义再生产，同时也要“面对现时代”，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制度实践，再造或重塑扎根中国、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制度话语体系。具体而言，一是政治话语的学术转化，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和政策文件中体现集体智慧、人民广泛认同的政治概念、政治术语进行学理化的凝练、概括与论证，使之转化为学术化的制度话语。当下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学理研究，就是成功范例。二是日常生活话语的学术升华，即对反映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党群关系、政治生活的大众话语进行逻辑严密的科学界定与理论升华。三是传统话语的学术再造，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景和中华民族政治智慧、治理经验的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新阐释、新语境。同时，中国制度话语建构不是游离于人类文明大道之外的故步自封、自我言说，而要以交流互鉴的开放态度，批判性借鉴其他文明成果，提升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创新力、包容性。8C5C3B3F-0FCD-4085-A2C2-5B695B16E336

（四）倡导与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增强中国制度话语的道义性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4} 命运与共的利益格局和全球治理的现实挑战注定了并非所有的制度话语都能够赢得尊重与认可，只有那些最大限度地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制度话语才能实现双边或多边话语认同。因此，提升中国制度话语权，不是要延续西方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丛林法则”，也不是要固守抽象思辨式的“正义呐喊”，而是要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以现实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倡导与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具有世界认知科学性、利益分配合理性、价值抉择道义性的话语体系，合理表达中国制度主张和制度理念。在此意义上，提升中国制度话语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巩固和扩大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凝聚和实现人类价值共识的过程。

增强中国制度话语的道义性、正义性，尤其需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方面，要处理好阶级话语与人类话语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25}阶级性是我国制度话语的本质内核，但这不是拒绝人类话语而走向自我窄化的理由。通过阶级斗争而最终消灭阶级、建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本意和初心所在。当下社会一度流行迷恋民主、排斥专政的倾向，实际上是以人类话语排斥和遮蔽阶级话语的有害政治心态。只有两种话语相得益彰，让无产阶级话语为人类话语提供明确的历史方向，让人类话语为无产阶级话语提供多元而广阔的话语平台，才能在不断扩大的话语共识和外交“朋友圈”中增强中国制度话语的思想穿透力。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对话协商与话语交锋的关系。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在对话协商中找到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平相处之道，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提升制度话语权的理想方式。但是，当人类共同利益和普遍交往日渐打破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时，反动思想、陈旧逻辑和霸权话语总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此时，话语交锋不可避免。话语交锋虽然会让话语双方的利益分歧、思想差异以激烈冲突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同时也是展现制度形象、扩大和统合自身话语支持力量的有利时机。因此，我们要精心打造、充分利用国际话语平台和融媒体矩阵，旗帜鲜明地同错误思想展开话语交锋，做到“在议题设置上有引导力、在规则制定的讨论中有说服力、对于霸权倾向有回击力、对于质疑有解释力”{26}，让中国制度话语“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权，既是提升我国制度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应有之义，也是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重塑国际舆论秩序的现实之需。我们要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契机，以中国智慧承载历史担当，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制度话语体系，把中国制度故事讲得越来越精彩。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3—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6页。

③{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208—209页。

④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⑥ [德]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页。

⑦{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57页。

⑧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页。

⑩ 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1} 熊澄宇：《在交流和创新中增强文化自信》，《求是》2014年第18期。

{12} 侯惠勤：《我国意识形态制度自信的底气》，《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13}{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261页。

{1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15} 孟威：《构建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光明日报》2014年9月24日，第16版。

{17} 杨光斌：《二○一七年：文明进程的中国时刻》，《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8日，第5版。

{18}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杜2003年版，第2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

{22} 张志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

{23}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求是》2019年第23期。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26} 张志洲：《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人民日报》2017年2月17日，第7版。

作者简介：朱培丽，新乡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南新乡，453000。

（责任编辑  刘龙伏）8C5C3B3F-0FCD-4085-A2C2-5B695B16E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