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生产性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罗芳 唱思琪

摘要：生产性服务贸易是推动服务贸易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对进一步提高国家竞争力，具有独特的润滑效用。更好地发展生产性服務贸易，是中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的重要途径。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文章从服务贸易结构、对外贸易依存度、经济发展及人口规模四个影响因素分析中日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发现，要实现中日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加快对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合理掌握对外依存度平衡，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韧性，增创质量型人口红利优势。

关键词：中日;生产性服务贸易;影响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经济重点放在了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到将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及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大展会写入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不断拓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加强制造强国的建设”“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生产性服务业是连结制造业和服务业重要枢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引领制造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和出口即生产性服务贸易，其在服务贸易中占比越高，就意味着服务贸易结构越好。从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数据整理中发现，在2005-2019年期间，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从222.91亿美元跃升至1807.66亿美元，平均增长率为116.13%。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从2005年的-0.48上升到了2019年的0.07，实现了由负到正的实质性变化，但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为更好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实施，不但需要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而且需要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支撑。

中日作为“一带一路”北线A的重要节点，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一直游离于“一带一路”规划的蓝图之外，形成合作圈上一个难解的刚性缺口和断裂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积极促进区域合作”。根据WTO相关数据进行测算发现中日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互补性不断增强，并与贸易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亟需厘清影响中日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从而为实现中日两国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提供政策依据。

一、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肆虐不仅使得全球价值链遭受了严重的冲击，更是导致了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日本经济全面萎缩。值此特殊情形下的中日贸易却呈现出逆势增长的新亮点，这说明依存度较深的中国与日本拥有很强的合作惯性。为此，深度剖析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水平尤为重要。目前，学界对于生产性服务贸易分类暂没有统一标准，本文主要参考余道先和刘海云（2010）的分类方法，结合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并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全面性和一致性的情况下选取了2005-2019年的数据，将生产性服务贸易按照建筑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以及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5类进行分类统计。其中，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来自WTO数据库，人口总数和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

（一）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分析

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抓手，其发展一直备受两国关注且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5-2019年中国和日本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在2009年和2015年出现负增长的情况。2009年，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使得世界经济历经艰难。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日本，外需急剧下滑，经济迅速衰退。积极的财政政策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困难”转换为“关键”，但恢复以往出口的快速增长局面是不可行的。2015年日本媒体反复使用“牵制中国”的字眼形容日本在军事上“谋求自卫权”和在经济上参加美国主导的TPP。为了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15年中国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而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反对的国家。

（二）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贸易专业化指数是在特定的市场里根据某一国家某个产业进出口数据测算该国该产业的专业化情况或比较优势，数值在（-1，1）之间，其结果值越大，表明该国该产业竞争力越强。贸易专业化指数界定的竞争优势以0为界，当TSI取值为（-1，-0.6）时竞争劣势极大;TSI取值为（-0.6，-0.3）时竞争劣势较大;TSI取值为（-0.3，0）时竞争劣势微弱，TSI取值为正表明具有竞争力，界定与取值为负相同。其中Xikj表示中国的i服务部门对日本的出口额，Mikj表示中国的i服务部门对日本的进口额。由于本文测算的为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与日本对中国的进口额相等。根据公式可知，中国对日本的竞争力与日本对中国的竞争力互为相反数，故本文以中国对日本的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为例进行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如图2所示，TSI指数大小排名前两位的产业分别为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建筑服务，2019年TSI指数分别为0.65和0.37，这两个产业是近年来中国在日本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竞争力极强，最高时位于2014年的0.79，整体趋势为上升状态，远高于其他生产性服务贸易。建筑服务的TSI指数从2005年的0.21上升为2019年的0.37，实现从竞争优势微弱到竞争优势较大的跨越，但是波动明显。金融服务的TSI指数从2005年的-0.84发展到2019年的-0.55，最大值为2013年的-0.35，由竞争劣势极大的状态发展为竞争劣势较弱的状态。保险和养老服务的TSI指数虽然一直处于竞争劣势极大的地位，但是在2005-2019年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表明保险和养老服务的竞争力正在逐年增强。知识产权服务的TSI指数在2005-2019年间一直处于竞争劣势的地位，位于所有行业之尾，并且无明显上升的趋势。

二、中日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因素分析

（一）服务贸易结构

对生产性服务贸易进行细分行业比较如图3所示。为突出中国和日本的差异性，将二者出口与进口作为一个整体逐年进行展现，并取对数进行画图。从整体看，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但两者差额正在逐渐缩小。日本对华的贸易顺差集中在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以及知识产权服务三类服务上，且差额巨大。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差额呈现出先增后减，最后趋于平稳的态势。保险服务差额自2009年出现明显变动，这是由于2009年之前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2009-2012年传统发展惯性和思想滞后性问题共同显现，中国开始统筹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十二五”保险业发展紧扣科学的主题，突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使得保险行业迈上新台阶，差额出现了拐点。在2016年银监会发布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并明确提出开放发展之后，差额继续缩小并趋于平稳。金融服务逆差较小，但存在扩大的趋势。由于中日两国人均收入差异较大，两国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差异性明显，使得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发展较弱。知识产权服务差额存在逐渐拉大之势，根据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按照市场需求来决定进出口知识产权服务的多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需要与之相配的知识产权，这也是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必经之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中国知识产权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对日的贸易顺差集中在建筑服务以及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两者顺差总体上都呈现出了上升趋势，建筑服务上升趋势较为平稳，而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上升趋势尤为明显。

（二）对外贸易依存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用来衡量一国对于国际贸易依赖的程度，其定量表现为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通过对中日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数进行测算，可以发现中国与日本呈现出相反态势，但二者都存在长期偏低的问题。中国对日本的对外依存度呈现下降且逐渐趋于平稳的趋势，而日本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并于2010年高于中国。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小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大于大国。日本地域相对狭小，本身受限于资源和市场，故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附于对外贸易的外力支撑，走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路子。而中国由于自身资源禀赋优越、国内市场广阔等因素，有能够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经在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得到较好印证，也证明了“内循环”和“外循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对外贸易指数长期偏低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还未实现以服务型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远慢于GDP增长速度，说明中日在生产性服务贸易上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不仅对生产性服务贸易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尽管目前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大幅度放宽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相比之下，“走出去”卻没有相似条件。多数实现碳达峰的发达国家其主导产业大多以高端加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故中日生产性服务贸易存在巨大潜力。

（三）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向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的阶段，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数字化阶段，而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核心词语涉及“金融、流通、科技、信息”，无不明示了未来数字化技术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融入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可能性。近年来，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服务贸易提供了新动能，其应用领域也持续延展。贸易数字化能够大幅减少贸易中间环节、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成本，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态势更加明显，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将不断向专业化发展和价值链高端攀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新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近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国内部分城市已开始发展服务业提前布局碳中和。例如，上海计划于2022年举行首届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其中循环经济展区包括绿色金融、行业咨询、法律服务等与生产性服务业紧密相关的内容。日本为配合解决严重的工业污染问题，着重发挥“绿色金融”的力量，金融机构通过节能技改等具体项目提供低息贷款，对应对气候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日本在2021年发布的《面向2050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中提出通过“东京净零排放周”在国际发声，寻求国际合作。绿色贯穿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由此衍生出的支撑服务，有望成为促进中日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切入点。

（四）人口规模

无论是在UNCTAD还是BOP口径下，除养老服务业外，均属于数字贸易范畴。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接入互联网的人数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再加上数字贸易具有普惠化特征，使得中国的数字服务业在国内市场就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但要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亟需解决的问题，避免人口增长惯性出现巨大反作用力以及人口结构优化滞后于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的动态需求。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数据资源是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其中，人力资本是提升生产性服务贸易效率的重要源泉，科技创新、研发创造及各种管理信息流无不体现人力资本的功能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生产性服务业在日本经济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不断推进日本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升级。反观，中国的人才储备尚不能支持生产性服务贸易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尤其是计算机和金融的全链条各类人才，并且缺乏相应的评价机制让高端事业人才能脱颖而出。

三、政策建议

（一）加快服务贸易结构调整

一方面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中国的价值链互补性很强，可通过与日本进行技术贸易引进其高新技术，进而拓展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并优化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串联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推动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升级，努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带动性高的龙头企业，打造可复制推广的经典案例，促进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稳中提质。

（二）合理掌握对外依存度平衡

首先，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不断开放的同时，中国要保持市场的多元化，避免对个别国家的过度依赖。警惕“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完善中日服务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持续推进经济安全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建设。其次，将关于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规划融入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及东北亚区域合作中，进一步深入挖掘中日两国贸易合作的增长点，带动生产性服务贸易健康发展。

（三）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韧性

第一，中国需要继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应以《外商投资法》为依据，修订和发布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制度，制定和完善开放政策，为来华投资的外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吸引日本来华投资。第二，继续扩大进口，吸取日本以进口促进出口质量提升、通过进口整合资源的有效经验，各个地方政府利用好自身区位优势，以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合作机制为抓手，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拓展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四）增创质量型人口红利优势

在国际上深化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通过中日进行生产性服务贸易培养有建设性作用的复合型人才来实现青年创业，让人才供给体系科学地提高贸易效率。在国内人才培养上各高校要主动布局能够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相关学科专业，在高职高专院校遴选建设一批适用于中日贸易往来并具有较高社会声誉的特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