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中劳工标准民间规制的运行与效果

张会荣 〔美〕刘明巍 Kuruvilla Sarosh

一、全球价值链中劳工标准民间规制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一）民间规制的内涵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带动全球制造业资本流动，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人不得不面对资本“逐底竞争”所造成的劳工标准全面下降。〔1〕不少研究指出，消费者对全球供应链中劳工标准的日渐关注及各国政府对有关劳动条件相关法律的执法无力，导致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对劳工标准民间规制的自发性增长。〔2〕劳工标准民间规制在本质上是利用全球品牌商对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所拥有的采购影响力来要求其遵守基本的国际劳工标准，其发展最初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针对耐克①耐克，特指耐克品牌方，下文简称“耐克”。下文的“惠普”与此类同。在东南亚供应商工厂劳动条件的抗议和抵制。在巨大的消费者压力下，耐克最终承认其对供应商的劳工标准负有责任，并制定、实施全球第一个针对供应商的行为守则。此后，劳工标准的民间规制在全球迅猛发展，并出现多种形式，如SA8000或Goodweave提供的认证系统，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和联合国全球盟约（UN Global Compact）等报告机制，但最常见的形式还是来自跨国公司的行为守则。行为守则由三个关键要素组成，即（1）品牌为其供应链引入行为守则；（2）品牌参与审计评估供应链上的工厂合规程度；（3）使用评估结果指导工厂进行纠偏，奖励守规者，惩罚违规者。自20世纪90年代民间规制被引入到运动鞋及服装的全球供应链以来没有大的改变，现在已传播到玩具、电子、珠宝首饰、水产养殖、食品加工、家具、家居用品、办公用品和制药等消费品领域，进而形成民间规制的生态系统。系统中涌现大量的各类组织，如独立的社会审计组织、多个利益主体标准制定组织、民间标准制订组织、参与提供审计信息共享平台的组织、私人基金会、学生组织和具有批判性的非政府组织。他们以各种方式向跨国公司施压，要求它们改善供应链中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近年来多个利益主体组织功能开始演化提升，它们要求品牌深入供应商所在国展开工作，并向供应商支付改善工厂安全的费用（例如，孟加拉国协议和联盟（Bangladesh Accord and Alliance）。目前，供需合作在供应链上进一步向后延伸，如制造商实行双源采购时对供应链上原材料供应方进行改善缺陷方面的投资。〔3〕但相关研究表明，劳工标准建设仍任重道远，这不仅在于劳工标准内容方面的不完整，而且在于缺乏对劳工标准的执行机制，以及劳工问题的争端解决机制。〔4〕因此，在过去近30年里，民间规制的兴起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但向前演化充满阻力。

（二）全球价值链中劳工标准民间规制的运行现状

基于民间规制的整体运行经验，对相关数据分析结果可概括为：合规水平一般，违反仍在继续。这些分析数据的来源包括：耐克和惠普的审计分数分析〔5〕，专业审计公司的审计数据分析〔6〕，公平劳工协会和公平服装基金会等多利益主体倡议组织的审计数据分析〔7〕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柬埔寨优质工厂（BFC）项目的半公开审计报告等。〔8〕对这些审计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审计数据来源和不同的劳工标准上，合规情况是不同的。总体上讲合规的标准范围很大，与2002—2005年间耐克575家供应商的平均合规水平约为65%〔9〕相比，玩具行业的合规水平较低。〔10〕Locke还指出：2001—2004年和2009—2012年期间，所有耐克供应商的平均合规率看上去非常相似，十多年来没有明显的改善迹象，这表明存在一种停滞效应。〔11〕那些属于国际劳工组织“更好的工作”项目部分的工厂，合规程度似乎更高，不过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柬埔寨的报告显示，2006—2008年间，在来自300个不同工作场所的指标中，有高达90%的合规率〔12〕，但是只有少数的柬埔寨服装供应商实际参与“更好的工作”项目。以往研究还表明，东道国劳工制度越强的国家，一般来讲合规情况也越好。因为品牌和供应商之间存在长期的“关系”合同〔13〕，且不少知名品牌卷入多利益主体行列。〔14〕相对于禁止使用童工等劳工标准，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自由等劳工赋权，合规性通常较弱。〔15〕

对工人的访谈和定性案例研究的结果更不容乐观，在诸如工作时间、安全与健康等许多方面合规水平相当低。〔16〕其他方式对工人的调查也发现，工资、工时和结社自由等方面缺少合规性。〔17〕案例研究也表明合规水平低，如Ngai Pun对中国两家工厂的研究、Lund-Thomsen等对南亚足球行业的研究以及Yu对锐步一家中国供应商的研究。〔18〕虽然企业行为守则是有益的，但其要素之间的合规程度是不均衡的，在“过程”问题上尤其薄弱。〔19〕

（三）全球价值链中劳工标准民间规制面临的问题及根源

不少学者对民间规制的不同组成要素进行概念批评和实证探索。Locke认为民间规制模式是基于一个并无根据的假设，即“全球买家和供应商工厂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称”〔20〕，这也是“强大的全球买家具有杠杆影响力，可以迫使供应商遵守他们制订的行为守则或者改变做法以改善劳动条件”这一信念的来源。而实际上，供应商工厂更愿意为多家品牌生产，而不是把全部产能交付给一个买家，以免受其品牌需求意外骤减的影响。因此，许多品牌在特定供应商的生产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从而降低品牌对工厂的杠杆影响力。当然，品牌也有可能变得依赖于某些供应商，这更加削弱品牌的杠杆影响力。

民间规制受到的第一个批评集中在行为守则本身。不同公司之间的行为守则存在很大差异，对劳动条件强调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不同公司派出不同的审计人员以不同的行为守则标准来监察工厂是否合规，这导致平时为多家公司生产的工厂抱怨审计疲劳。但随着行业规范的扩展，这种缺乏协调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如公平劳工协会、道德贸易联盟、公平服装基金会等组织，尽管不是所有的买家都是他们的会员，他们对于会员使用相同的规范标准。最近，由大多数品牌支持的可持续服装联盟（SAC）倡议通过社会和劳工趋同努力创造一个标准化的规范守则和审计机制以减少批评，但这个努力刚刚起步。然而，民间规制无法稳步改善供应商工厂的劳动条件，与行为守则之间的标准衔接关系不大（因为大多数行为守则关注的都是类似的劳工问题），而更多的是与实施有关。

第二个受到质疑的模型组成要素是审计，或称为社会审计，这个问题在大量文献中受到关注。Locke认为能够通过审计过程收集到可靠的高质量信息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21〕有相当多的文献通过检验审计过程证实Locke的观点。〔22〕首先，关于常用的典型审计方式。人们已经注意到审计持续的时间太短，不能真正发现违规。典型的审计只有一到两天的时间，主要包括文件检查和对工厂走马观花的监察，以及对几个工人的采访（这些工人难说是否已经过工厂老板的授意）。审计结果如Locke所指出，审计人员更倾向“满意解决策略”〔23〕。其次，审计过程已经商品化。审计以较低的成本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如天祥集团、通用公证行、必维国际检验集团或者专门公司，因价格过低以致于审计公司无法完成一份高质量的审计工作。如Pruitt指出，审计并不涉及在工人家中与他们会面，否则，他们就能够坦率的评估工厂是否存在歧视或工会镇压。〔24〕再次，审计人员没有经过良好的培训。为了提高效率，审计员需要接受工程、安全与健康、人力资源实践和劳动关系等多种学科的培训，还必须对基本的定性研究方法有一定了解，然而没有现成可行的系统培训能够跨越这些不同的学科。结果，使审核员因“缺乏经验，难以驾驭工作，为了取悦工厂经理而在必要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5〕。最后，审计人员收受贿赂以忽略违规行为的审计欺诈也普遍存在。〔26〕总之，如Locke指出，这些多环节执行受阻的方法导致例行公事的“检查清单监察”，审计人员主要关注清单的“勾选框”，而不是真正关注缺乏合规的根本原因。〔27〕

此外，审计能力受买方和供应商之间经常存在的敌对关系影响。买家通常希望供应商提升合规水平，同时降低供货价格。供应商总是试图通过做最少的事情来达成目标。因此，买家和供应商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审计也因此变成一场对抗性的“猫捉老鼠”游戏：审计人员尽力去获得难以掌握的真实数据，而工厂经理却提供可疑的或部分的记录，或由工人做鹦鹉学舌般的回答，审计人员怀疑这些被指导的回答是虚假的。〔28〕实际上，大多数审计是提前通知的，这使得供应商更容易准备两套账簿，并指导工人按套路回答审计人员想要的答案，或者他们会将生产转包给不属于品牌审核范围的二、三线工厂。假设从审计中收集的信息是全球买家用作采购决策的依据，也是消费者做出明智购买选择的依据，这就存在一个“标准市场”。然而，从目前实践来看，很难通过审计获得高质量信息。

民间规制的第三个要素即审计结果与采购实践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最少的，因为各品牌并没有共享它们的采购数据。民间规制最初的设想是，在合规方面表现出稳步改善的工厂将获得更多订单和更长期的合作关系，而没有充分改善或纠正的工厂将受到惩罚。如果审计是为增加对行为守则的合规水平，则审计和采购实践之间必相关联。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买家是否已经调整自身的激励模式，对更合规的工厂进行整合奖励，这一点我们根本不清楚。一些品牌和零售商拥有人手充足、愿望良好的合规监察部门，但这些部门很少能影响生产/采购部门的决策。合规与采购之间缺乏联系，是民间规制设计中的一个关键失误。第二个问题是，采购实践通常是不合规的根源。买方持续不断地压低进货价格，导致供应商努力寻找不合规方式来削减劳动力成本，而延迟发出的紧急订单则迫使供应商为满足交货期而不得不进一步违反法定工作时间的底线。Locke对是否有可能设计出恰当的激励组合来改变供应链中各参与者的行为表示质疑。品牌商、供应商、审计人员和采购经理等所有参与者对激励的感知不同。采购经理会因以最低价格、最高质量和最短交货时间采购到产品而获得公司内部考核奖励，与供应商工厂是否合规没有关系。供应商获得奖励依据的项目与采购经理一样。合规检查人员会因为提高品牌生产工厂的合规程度而得到奖励，但采购决策与合规结果没有关联，这使得他们难以促进工厂合规行为的提升。审计人员会因为发现不合规的实例而得到奖励，但是考虑到审计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以及其他原因，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打破例行公事的“打钩监察”方法，也无法进一步查找不合规的根本原因。

因此，民间规制模式的所有三个设计元素都存在概念和实践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民间规制模式未能在全球供应链中实现劳工标准的可持续改善，尤其是在其起源的服装行业。〔29〕然而，现有的证据大多基于对少数知名品牌提供的审计分数的分析，往往没有来自供应商和工人的相对应证据。再鉴于民间规制的保密性，人们对民间规制的认知还存在相当大的空白。例如，不同行业和不同品牌的供应链的平均合规情况是什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到底有多少品牌参与供应商能力建设、采购诚信单位建设等前瞻性合作关系发展的实践活动？已有的少数案例研究仅仅是围绕着知名品牌，从而限制更一般性的归纳总结。本文的两项研究提供另外一种观点。首先，与以往依靠品牌或买家提供的审计分数来检验民间规制效果的研究不同，本文将一家大型全球零售商的审计结果与工厂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与以往从买方或品牌角度研究民间规制效果不同，本文将聚焦于一家大型供应商如何同时经历多家全球品牌的民间规制展开研究。

二、案例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1：零售商视角的案例设计与研究方法

研究1试图将一个全球家居零售商（以下简称BBB）的审计分数与其供应商工厂的客观雇佣条件联系起来。客观雇佣条件是通过工人工资信息来衡量。本研究具体检验Locke关于通过民间规制的审计可以收集到准确供应商信息的假设。〔30〕BBB在企业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声誉，并较早地采用民间规制。BBB年营业额超过250亿欧元，在35个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拥有300多家门店，以采用与供应商长期合作发展的战略而闻名。BBB在2001年首次实施行为守则，要求其供应商在核心劳工标准、安全和健康方面达到最低标准。自2010年以来，BBB要求其供应商达到75项行为守则条款中90%的规定。2012年进一步将供应商的合规要求提高到98.6%，只允许供应商在加班时间这一项上与合规标准有出入。BBB内部审计员每年审计一次供应商。每次审计都从以下三个子集评估供应商是否合规：①工资和工时6项，②雇佣实践16项（内含工资和工时的6项）和③总体75项（上述项目加上环境、健康和安全的59项）。每个子集的审计分数都是按照合规项目占该子集中所有项目的百分比计算的。例如，一个供应商在遵守其他74项规定的同时，只违反一项关于工资和工时的规定，它的审计得分将分别是：工资工时得分83.3分（100*5/6）、雇佣实践得分93.8分（100*15/16）和总体得分98.6分（100*74/75）。我们研究的数据样本来自BBB在中国的300多家供应商。BBB已被视为有效民间规制的最佳案例，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为供应商设定合规目标底线以保持其供应商地位的品牌之一，而且它将审计结果与采购决策联系在一起。

我们首先获得BBB在华中地区的所有供应商名单（略多于100家），从中随机抽取30家，并从BBB获得这些供应商的背景信息和最新审计分数。然后，在2013年4月和5月期间，在BBB的审计师的帮助下，我们从30家供应商（平均每个供应商有52名工人）中每家随机抽取25—70名不等的生产工人的工资单，最终共获得1549张工资单。工资单上列出过去一个月工人的小时工资率、基本工资、出勤天数、工作时间、加班时间和加班费、带薪假期、社会保险缴费、津贴（如餐费和交通费）、工资总额和净收入等。

我们将BBB对这30家供应商的审计分数与工厂雇佣条件（工人工资信息）联系起来。鉴于审计得分有三种，这里主要集中在工资工时6项和雇佣实践16项的得分上，包括雇佣合同附加条款、工资考勤记录、正常付薪和无童工等。我们首先检测审计分数和从工资中计算出的供应商层面的实际累计违规之间的关联，例如有过违规经历的工人的百分比。使用分数logit模型，假设因变量即累计实际违规是取值于0—1之间的分数变量〔31〕，然后，使用多层建模技术来分析这30家供应商的审计分数和实际雇佣条件之间的关系。多层建模的目的是在较高和较低层次的分析中测试不同特征之间的关系〔32〕，特别适合于观察值相互不独立、违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假设的嵌套数据。在我们的数据中，来自同一个供应商的工人的雇佣条件可能受供应商的特定特征的影响，可能与来自另一个供应商的工人的雇佣条件之间存在系统差异。考虑到潜在供应商的嵌套效应，使用多层模型十分必要，它能更准确地测试出审计分数与工人实际雇佣条件之间的关系。另外，我们通过使用分数logit和多层logit模型，调查BBB是否对其供应商有杠杆影响力以及BBB与供应商合作关系长短是否影响供应商的合规，其中杠杆影响力以BBB在供应商总订单中的份额来衡量。

（二）研究2：供应商视角的案例设计与研究方法

研究2定性研究服务于70多个全球品牌的大型供应商（以下简称ZZZ）的民间规制的经历。ZZZ是一家大型垂直一体化的纺织品和针织衫制造商，年营业额超过12亿美元。ZZZ有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关注工厂、社区、产品和人员，与传统的低成本服装供应商截然不同，其自身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总体上可以与它所供应的大多数全球品牌相媲美，甚至更突出。我们收集各个品牌给出的关于ZZZ下属9家工厂的整体运营情况的审计资料，其中来自中国广州的工厂A和工厂B的资料尤为详细。工厂A建立于1992年，拥有4038位雇员，工厂设备非常先进，有许多自动化流程，拥有诸如ISO9000和ISO14001等不同的质量认证。工厂B建立于1998年，拥有6400名员工，其他大多数方面与工厂A相似。

我们访谈ZZZ的2位市场营销经理、3名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职员（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的负责人）以及10名工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主管（每家工厂5名），他们不仅负责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还负责所供应的众多国际品牌的行为守则合规工作。此外，我们还访谈工厂的厂长和副厂长。访谈主要采用非结构化访谈方式，目的是了解供应商工厂是如何接受多家品牌审计的。在我们访谈的那个时间段，每家工厂向大约20个品牌供货。

综上所述，研究1和研究2都是有关最佳案例中的民间规制。零售商BBB是众所周知的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的领导者，而供应商ZZZ是服装行业的顶级供应商之一，为70多个著名的服装品牌供货。因此，如果全球价值链中劳工标准的民间规制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它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难以发挥作用。

三、研究结果

（一）研究1：劳工标准民间规制的审计分数与真实情况的对比

我们调研了来自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和福建省等省市的30家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供应商，他们平均雇用400名工人，平均经营年限为14年，30家供应商为BBB供货1—15年不等，总体平均供货7年。BBB对其众多供应商有相当大的“杠杆影响力”，虽然他们各自为BBB供货占自身生产量10%—100%不等，但总体平均有60%的产量是为BBB生产的。调研结果表明，大多数供应商已达到BBB规定的98.6%的合规水平，总体平均合规水平是97%。供应商对16项雇佣实践的合规程度（平均90.3%）高于对6项工时和工资的合规程度（平均75.2%）。BBB的行为守则中关于工资和工时的6项标准包括：（1）供应商应该根据当地法律支付工资，平均小时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小时工资；（2）供应商根据当地法律支付加班费；（3）每周工作时间不得高于60小时；（4）一周内必须安排工人休假1天；（5）工人根据法律和当地习俗享受带薪休期；（6）社会保障等福利符合法律规定。根据1549名工人的工资单和中国关于工资、工时以及社会保险的国家法律及地方法规，我们可以检查30家供应商是否遵守6项中的4项，即（1）（2）（3）和（6）项。尽管工资单上有关于工作日和带薪休假日的信息，但它们不足以作为评估供应商是否在第（4）和第（5）项合规的依据。

因此，我们在个体层面构建4个虚拟变量来衡量供应商对4个项目的遵守程度：（1）违反小时工资规定，即小时工资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是=1，否=0；（2）违反每周工作时间规定，即每周工作时间是否超过BBB行为守则规定的60小时：是=1，否=0；（3）违反加班工资规定，即加班工资是否低于国家劳动法规定的正常工资的1.5倍：是=1，否=0；（4）违反社会保障条例，即社会保险缴费是否低于当地标准，按工人月工资总额乘以当地社会保障缴费率计算：是=1，否=0。然后，我们整合来自所有1549张工资单中的信息，对比了来自6项工资工时的审计分数和来自工资单的4项工资工时实际违规数量。

结果表明，BBB的审计与工人工资中所反映的供应商实际违规情况不一致，30家供应商中有8家（27%）审计存在测量结果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测量错误的最小值，因为我们只能评估6个选项中的4个，而对于这4个项目，我们也只能评估工资单所涵盖的时间段的数据。然而，这个记录也有可能与实际的合规情况并不相符，因为供应商可能违反不能从工资单中反映的其他两项指标，或在其他月份违规四个项目中一个以上的项目。此外，与工资单披露相比，BBB审计可能发现更多的违规项目，因为有些选项通过工资单我们无法评估或者所获工资单的时间段覆盖不到。

基于工资单评估的4个项目，供应商合规情况似乎很不均衡，在4个项目上违规企业数量差距很大。从0家小时工资违规到16家（53.3%）社会保险违规，这表明民间规制可能会改善某些最低工资条件，如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但都无法显著提高其他项目的合规水平。

为评估BBB审计分数能否可靠反映供应商的实际合规，我们对2个自变量即工资和工时的6项审计得分和雇佣实践的16项审计得分和4个因变量，即每周工作时间、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缴费违规的工人百分比和4项中违规项目的数量，进行回归。如果BBB审计分数是真实情况的有效反映指标，我们期望看到自变量与4个因变量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审计分数越高，表明供应商违规项目越少或违反特定项目的工人越少。根据来自30个供应商的1549名工人工资单数据整合得出的结果见表1。

表1 工资工时审计分数和供应商层面累计实际违规数量

表1显示，衡量行为守则违规的4个变量中，没有1个与两项审计分数显著相关。这个研究结果彰显审计分数效用的基本问题，因为它们似乎没有反映出工厂的实际情况。除关系不显著，在某些情况下关系的方向也存在问题。例如，工资和工时6项审计得分与每周工时违规呈正相关（b=0.675，p＞0.1），而16项雇佣实践审计得分与社保缴费违规呈正相关（b=0.355，p＞0.1）。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BBB的审计分数不能作为有效指标来反映供应商在每周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和社会保险3个标准方面的合规情况。

接下来我们使用多层回归分析两种审计分数和工人实际工作条件之间的关系，控制个人和公司层面特征的影响，控制变量为性别、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公司规模、行业、省份和公司所有权。若BBB的审计分数是实际合规情况的有效指代指标，则审计分数应该与实际工作条件显著正相关，即审计分数越高，则工资越高、福利越多，加班时间越少。结果见表2。

表2 审计分数和实际的工作条件：多层回归结果

表2显示，在审计分数和实际工作条件之间只有三个关系显著，一个为正向，另两个为负向。第一个是在16项审计分数和社会保险缴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12.491，p＜0.1），表明这个审计分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应商工厂的社会保险缴纳的现实情况。第二个是16项审计得分与工厂提供津贴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b=-40.888，p＜0.01），即审计得分越高，工人得到的津贴越少（而不是更多）。第三个是16项审计得分与小时工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b=-0.568，p＜0.05）。综上可以看出，16项审计得分与实际工作条件似乎并不一致，审计分数也并不可靠，而6项审计得分与实际工作条件无关。

（二）研究1：全球供应链民间规制中买家对供应商的杠杆影响力和长期关系

以往研究使我们预期，当买方和供应商拥有较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以及买家订单占供应商总产量比例越高时，供应商的合规表现会更好。表3反映了4个违规变量对关系长度的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BBB的份额与任何违规变量都没有显著关联，这意味着BBB的经济杠杆在合规方面似乎并不重要。研究结果还表明，买家和供应商之间的长期关系本身并不能保证更好地合规。长期合作的供应商更有可能在加班费上违规（b=0.169，p＜0.05）。

表3 杠杆影响力、长期关系和供应商合规

总之，从表1至表3针对民间规制的三个设计要素中的两个要素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与Locke对审计数据质量与可靠性假设的批评相一致，我们发现BBB使用的审计数据与实际工作条件没有任何显著的联系。虽然审计分数表明，供应商达到98.6%的整体合规水平，但很明显许多供应商违反社会保障缴费规定或法定周最长工作时间。其次，关于民间规制中对品牌与供应商权力关系不对等的假设显然不成立。研究结果表明，专门为BBB生产的供应商违反最低标准的可能性与BBB的订单只占一小部分的供应商一样大。因此，杠杆影响力似乎没有作用。更令人惊讶的是，长期合作关系与实际违规的趋势之间似乎没有联系。综上所述，BBB的内部审计数据很不可靠。

（三）研究2：全球价值链中民间规制的审计实践

供应商ZZZ给70多个全球知名品牌供货。这些全球品牌中有8个是公平劳工协会的成员，17个是可持续服装联盟的成员。这些品牌对ZZZ使用的审计方法有很大的差异，如表4所示，有些品牌在审计上做得比其他品牌少很多。在全球74家品牌客户中，有24家对ZZZ没有任何审计。4级民间规制中60%的品牌是公平劳工协会成员，尽管公平劳工协会成员在较低级别民间规制的品牌中比重也很大。总的来说，公平劳工协会成员比可持续服装联盟成员更有可能出现在更高级别民间规制的品牌当中，当然有些品牌同时属于这两个组织。

表4 供应商ZZZ经历的不同程度的民间规制

供应商经常抱怨他们的不同买家分别推行的民间规制会导致审计疲劳。供应商ZZZ的两家工厂参与我们的研究，工厂A和工厂B分别为14个和18个全球品牌提供服务。2014—2015年期间，这些工厂分别经历24次和32次审计，每月大约进行一次或多次，有些月份审计超过4次。

大多数品牌将审计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品牌保留自己的审计人员。大多数的审计活动都是提前通知的，对这个行业来说，尽管有相当多的审计是突然进行的。在56个审计案例中，有27个品牌要求工厂支付审计费用，这是一个严重的设计缺陷，可能会导致工厂管理层和审计公司之间的共谋。

接着我们来看供应商是如何经历多家品牌的分别审计的。所有审计员在完成审核时一般都会被要求提供工厂的整体评级。工厂管理人员表示，他们对因不同审计人员使用不同评分量表所造成的问题感到失望，显而易见，在审计违规与最终评级之间缺乏明确的联系。基于不同的评级标准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实施的审计，工厂很可能在得到一家品牌给定的“可接受”评级的同时，却收到另一家品牌的“不可接受”评级，在调查中我们也屡次发现这个问题。工厂企业社会责任代表表示，关于评级量表与审计结果之间的联系，审计人员几乎不进行任何说明。虽然对共同标准和一致评级量表的呼吁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个问题仍亟待解决。

不同审计公司使用的评分量表不同，审计结果也相当不一致。我们检查在同一时间段（2015年3月16日和3月18日）不同的审计公司在A工厂进行的审计。在现实情况几乎不变的情况下，仅相隔2天完成的审计显示的违规结果却出现很大差异。这表明，要么是来自不同审计公司的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关注的目标不同，从而忽视大多数品牌使用的行为守则之间的通用性，要么他们没有得到统一的培训。我们再查看第二个例子。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审计人员来自同一家审计公司，分别代表2个不同品牌，对B工厂进行审计（2014年的9月23日和10月6日）。令人吃惊的是同一家审计公司（不清楚当天到访的具体审计人员是否是同一个人），仅有几天之隔，发现的违规行为却大不相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差异导致了不同的评级结果。大多数审计都会超过200个单项，但每一个单项都缺少相应的参考权重，而审计人员依据各单项给予总体评级。审计人员个人应该能够对这一问题做出调整和判断，而品牌也可能在他们作出评级决定时给予一般性的指导。研究发现，审计人员关注什么和在审计过程中实际发现什么，有相当大的差异。ZZZ供应商的可持续发展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审计工作关注的焦点往往受品牌审计其他供应商的经验所影响。例如，一个品牌若在它的一家供应商工厂发现化学安全问题，就会立即在审计另一家供应商工厂时对化学问题高度关注。

在供应商ZZZ的两个工厂所做的56次审计中，我们试图理清“发现的不合规事件的数量”与“审核人员给出的总体评级”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合规事件的数量”不如“不合规问题的严重程度”更加确切。但是，考虑到不同的审计人员对严重程度的理解不同，以及缺乏不同审计人员给出最终评级所依据的权重的相关信息，通过审查审计报告来判断严重程度是不可能的。按说审计报告中发现的不合规案例数量越多，最终评级就越低，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下面表5以A工厂的审计和评级结果为例进行详细说明。

审计的目的是发现违规并帮助工厂改进。下面表5表明审计人员在同一时期的发现存在巨大的差别，不同的发现并不总是系统地与评级量表相关，公司间评级尺度不同，审计人员也不向工厂解释评级的合理性，再加上审计活动历时较短，正如ZZZ的工作人员所讲，通常情况下在一个“2人1日”的审计中，两位审计员会花半天的时间在办公室检查各种工厂记录，然后下午在工厂周围走走，同时采访工人。另外，品牌将超过60%的审计外包给审计公司。而在民间规制实施的早期，多数审计是由品牌自己的审计人员完成的。

表5 工厂2015年违规次数与评级之间的关系

ZZZ的可持续发展员工认为品牌自己的审计人员和第三方审计公司的审计人员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大多数第三方审计机构都着意找出违规行为，以证明它们与品牌之间的审计合同是有价值的。因此，第三方审计人员总是带着一种验证心态，试图“打钩”尽可能多的违规行为，且有不少审计人员似乎没有受过良好的培训，尤其是在安全和健康问题上，他们还经常遭遇审计欺诈，包括有些审计人员索要回扣以做出“良好”的合规报告。更一般来说，ZZZ的员工认为即使是品牌自己的审计人员，也大多怀有一种验证心态，只有相对较少的品牌审计人员承担教练式的角色，或对工厂的管理质量、工厂自身的可持续规程和系统有一个整体的看法。考虑到ZZZ自己的可持续性计划已经非常完善，ZZZ的可持续发展员工对这种缺乏理解感到愤愤不平，他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审计方式反映的是品牌在其他地方的经验，而不是这家工厂的客观条件。他们对比这些“靠经验的审计”与品牌自己的审计人员所做的审计，后者更专注于合作关系，使用建设性审计方法，花费大量的审计时间从根源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并愿意花时间培训工厂管理人员。

审计持续时间短、使用例行的验证思维并越来越多地外包给第三方审计公司的好处是“便宜”。目前各品牌或通过自己的员工进行审计，或委托第三方公司审计，审计的成本却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供应商身上。调研结果显示，ZZZ为其A和B工厂的审计支付60%以上的审计费用。2014年两家工厂所有审计支付的平均价格为每次审计1782美元，其中每位审计人员平均费用为737美元，2015年两家工厂的相应数据分别为1398.28美元和652美元。从监管设计的角度来看，让供应商为自己工厂的民间规制审计买单，会引致供应商与审计机构的勾结。而且，在如此低廉的价格下，审计人员也不愿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找不合规的真正原因。

（四）研究2：民间规制的审计结果与买家的采购决策

民间规制体系的一个基本设计原则是将审计评级（合规结果）与品牌的采购决策联系起来。但大多数品牌在做采购决策时很少关注工厂的民间规制合规表现。这也是民间规制模式中最受质疑的环节。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合规更好的工厂会获得更高的订单量，我们无法获得全部品牌从A，B两家工厂采购的实际数据，但我们却能够检查审计的时间安排，以确认审计是否在接近下订单的时候进行。在这个行业，通常是9月至10月期间给下一年的订单，尽管营销经理表示，品牌通常在11月底才会确认订单。然而，两家工厂在2014年和2015年接受审计的时间无规律地分布在全年的各个月份，从而表明审计和采购决策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供应商与买家关系的文献中经常关注的主题是品牌和供应商之间的长期关系是改善合规的关键。〔33〕ZZZ与它供应的许多品牌都有长达15年左右的合作关系。在长期合作的前提下，品牌应该有更好地鉴别和了解供应商合规的能力，双方应该更加注重“承诺”，而不是一味地关注“合规”。在A和B工厂的案例中，根本不清楚长期关系是否促进信任的增加（以“是否认为有必要进行审计”来衡量），也不清楚长期关系是否会带来订单增加的承诺。关于品牌对供应商的信任，结果显示很复杂。在关系超过10年的15个品牌中，有8个品牌继续定期进行审计，而剩下的7个品牌有的不要求审计，有的接受其他品牌审计，也有的接受ZZZ的内部审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品牌进行审计比第三方审计的可信度似乎更高。

ZZZ的营销经理们表示，他们在为老客户供货方面的长期经验并不一定会增加客户对订单的承诺。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关系才会对订单产生影响。比如，当他们为某一品牌生产一种特定的产品，而没有太多其他供应商生产这种产品时，这个品牌更愿意提前下单，这使得他们能够有效地规划产能。而当他们在品牌整体采购战略中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时，也会增加自身的影响力。此外，采购主管与ZZZ管理层之间的个人联系也会影响合作意向。

总之，ZZZ的审计经历分析表明，从高质量供应商的角度看，审计已渐变为一种常规的、低成本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外包给第三方审计公司，越来越多的审计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对审计人员所采用的例行的“核对清单”的心态有相当多的不满。正如ZZZ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所指出，审计人员严格依赖核对清单阻止公司通过“关注根本原因”来增加合规性。ZZZ对客户的分类很有启发性：他们将客户分为两类。一类客户是想要做得更好，并且经常愿意贡献点什么……而大多数其他客户只是遵循严格的规则，对“我们都是为了什么”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另外，他们还强调，品牌间不同的优先顺序与合规程度对他们很重要。总之，我们在研究2中对一家品牌供应商和70家全球顶级服装品牌的分析表明，民间规制模式中三个设计元素的前两个元素以及“合规与订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证据都是缺失的。

四、讨论

研究1给我们的启示是，全球品牌用审计分数作为评估供应商是否合规的关键指标是不可靠的。对BBB的案例研究表明，审计分数与工厂的实际工作条件没有明显关系。尽管BBB自己的审计人员不断报告较高的审计分数，但供应商一直在违反周工作时间规定、社会保险缴费规定等。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BBB的审计误差呢？这里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BBB品牌的审计人员缺乏有效审计所需的基本技能培训。第二，供应商擅长使用审计人员难以发现的备用记录。第三，供应商与BBB的审计人员相互勾结。第四，供应商可能会在审计之前临时突击合规，其他时间段则不是。最后，BBB的审计人员可能会认为某些违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BBB品牌已经建立具有社会和环保意识的领先零售商的声誉，作为民间规制体系的早期采用者和领航者，前两个解释难以说通。自21世纪初以来，围绕审计的问题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得到重视，因此BBB品牌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需要更好地培训审计人员。虽然有可能受到中国制造业现实的影响，但保留两套账本并不是中国供应商独有的现象。我们没有机会调查第三种解释的正确性。第四种解释是可能的，因为BBB的审计通常是提前通知的。然而，如果真的这样，审计就可能没什么用。最后一个解释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在中国，人们一致认为，考虑到其他制度条件，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险缴费等行为守则中的一些劳动标准有点不切实际。〔34〕

无论哪种解释，研究结果都清楚地表明以审计评分来衡量全球价值链中的民间规制在劳工标准执行方面的有效性这一主流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尤其是在中国。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工作场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多方验证。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建议：比如通过工人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审计人员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人社区进行更为详细的审计；让工人参加到审计过程中，特别是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审计结果只是呈报给工厂和品牌的，而从未提供给工人。

如果说研究1表明，品牌用来监察民间规制实施的主要度量指标存在缺陷，那么研究2则表明，整个民间规制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研究2涉及一个顶级供应商和70多个全球品牌，他们都长期使用或参加各种民间规制项目。结果发现，这些民间规制项目实施得杂乱无章。一般来说，这些评估都是按照例行方式进行的，带有一种“打钩”的心态，侧重于验证而非分析根本的违规原因，而且并不总是向工厂提供需要改进的信息，也不总是为它们的评级提供解释。此外，审计的成本不是由品牌支付而是被推给工厂本身。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审计“外包”给审计公司。即便是在从供应商ZZZ采购的这批知名品牌中，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审计与采购（民间规制的第三个关键因素）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长期关系必然会导致信任的建立。事实上，尽管供应商ZZZ的管理是高质量和专注的，但从其采购超过17年的许多品牌仍在以这种缺陷很多的方式对其进行审计。采购和长期关系之间缺乏联系是个大问题，因为这是改善合规的必要条件。

民间规制在一开始就有望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对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工标准的公共监管的有效替代品。尽管人们越来越质疑它改善全球供应链中工人工作条件的效果，但它已被全球各消费品行业广泛接受。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行业中最好的公司，也很少有证据表明实施民间规制在管理上更加有效，或者表明推动实施民间规制是道德使然。相反，民间规制模式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附带现象、一种按惯例实施、追求低成本、审计日益外包且与任何采购决策不相关联的活动。因此，民间规制生态系统似乎正在“走过场”。

五、结论

本文通过两项研究较全面地审视全球价值链中劳工标准的民间规制。我们对这两项研究和文献中相关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际劳工标准的民间规制已经在全球价值链的供应商工厂中广泛采用，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外贸企业中尤其明显。其他研究亦发现劳工标准民间规制在过去30年的迅猛发展。〔35〕例如，美国财富500强的所有公司都已制订针对供应商的行为守则，并且大量跨国公司参与到对供应商劳工标准的审计中。〔36〕Bartley和Zhang发现劳工标准的民间规制在中国的消费品出口供应商工厂中已广泛采用，仅SA8000认证的供应商就从2001年的28家增加到2014年的600家。〔37〕

第二，我们对这两家大型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关于劳工标准的民间规制作为国内劳动法规执行机制的一个补充，在保障和提升劳工标准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的两项案例研究都展现国际劳工标准民间规制模型的三个重要作用机制，即全球品牌企业对供应商的杠杆影响力，社会责任审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供应商工厂的劳动条件透明化，使供应商工厂重视审计结果，并期望通过好的审计结果维持或促进和全球品牌的采购关系。在这三个机制的作用下，案例研究中的供应商企业在劳工标准的执行方面总体上好于现有文献中一般的国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例如，在BBB的案例中，我们没有发现供应商在工资、工时方面的明显违规，但同一时期针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工资、工时的违规仍很突出。〔38〕这一结论与Bartley和Zhang，Distelhorst、Locke 和 Pal T.， Locke，Short、 Toffel和Hugill等的发现基本一致。例如，Bartley和Zhang发现在广东省经过SA8000认证的企业平均来说在一些劳工标准方面好于没有认证的企业。〔39〕然而，我们所研究的企业本来就是在劳工标准方面执行较好的企业，其相对较好的劳动标准在多大程度上是受跨国公司民间规制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我们发现，在国际劳工标准民间规制的执行中仍存在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也造成供应商企业的不少困惑。具体来说，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民间规制模式的三个理论假设都存在显著的缺陷。研究1通过对比一家大型零售商提供的有关劳工标准（工资、工时和社会保险等）的审计分数与从中国供应商工厂抽取的样本工人工资单中的相应数据，检验民间规制在审计方面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审计分数作为供应商合规的评价指标存在严重缺陷，从而对相关大型零售商在其中国供应商工厂中使用民间规制模式提出质疑。

研究2调查一家大型供应商如何经历来自其供货的逾70个全球品牌实施的民间规制。研究结果显示，民间规制以一种非常不连贯的方式进行审计，且以较低的成本外包给那些“打钩思维”的审计公司，而不是指导供应商如何改进；即使是相同的一组审计违规数据，由于不同品牌的不同杠杆影响力导致其评价尺度差异巨大，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评级。这家供应商的审计监察还突出许多其他审计问题。显然，有必要建立一套所有品牌和供应商都能接受的统一的评价量表。

此外，研究1和研究2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民间规制的第三个组成要素，即审计结果和采购决策之间有关联。无论是全球零售商还是为70多个全球品牌供货的供应商，都代表拥有全球供应链并实施民间规制的众多企业中的“精英”。假如民间规制在这样的企业都起不到作用，则在其他任何企业更难以起作用。

我们的发现支持Locke对劳工标准民间规制理论缺陷的推测。最新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分别指出民间规制三个组成要素存在的问题。例如，Distelhorst、Locke、Pal T.和 Short，Toffel和 Hugill对大型劳工审计数据库的分析表明，全球品牌商对供应商的采购影响力受到制度环境的显著制约，使得民间规制在某些国家的供应商中效果不明显；Kuruvilla、Bartley和Zhang的案例研究和访谈发现国内民间规制的劳工标准审计存在很多虚假和欺诈的现象；Amengual、Distelhorst和Tobin对一个大型服装和设备全球品牌的采购和审计数据的分析发现，其采购决策和供应商劳工标准的改善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40〕

最后，知名品牌把与劳工标准相关的民间规制引入全球供应链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虽然民间规制模式目前已扩展到其他众多行业，但关于其有效性的批评却越来越多。本文利用不同于现有研究的证据来源补充这一批判。显然，随着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依托的大量新就业形态的蓬勃发展〔41〕，彻底改革这种模式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