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探微

王 骞

(云南师范大学 昆明 650500)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是孙雄编纂的一部大型诗歌选集，该书收录了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诗歌。该书最初名为《道咸以来所见诗》，后改为《道咸同光诗史一斑录》，最终定为《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下文简称《四朝诗史》)。该书以诗歌选集的形式，保留了晚清时期大量珍贵史料，对于研究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思想和文化等有较高的价值。

一、孙雄生平简介

孙雄(1866-1935)，原名同康，字君培，又字师郑，号郑斋。师郑乃师承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之意，郑玄字康成，同康亦有师承郑康成之意。戊戌变法失败后，孙雄恐人误以为“同康”有步趋康有为之意，于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名为雄。晚年号铸翁、味辛老人、诗史阁主人。[1]

孙雄出生于江苏昭文(今江苏常熟)的书香门第，是清代著名诗人孙原湘的玄孙。在乾、嘉诗坛上，孙原湘与舒位、王昙并称“乾隆后三家”，属性灵派，撰有《天真阁集》。孙雄早年曾师从于著名学者俞樾，在光绪十二年至光绪十三年(1886-1887)之间，孙雄肄业于江苏江阴南菁书院。南菁书院由江苏学政黄体芳(1832-1899)于光绪八年(1882)创立，书院聚集了许多硕学名儒。南菁学院兼综汉学与宋学，并祀郑玄、朱熹木主。孙雄进入书院以后，即在经学、礼学大师黄以周的指导下读《说文》《汉书》《尔雅正义》《尔雅义疏》等典籍，并很快进入考据学的门庭。此外，孙雄在南菁书院时，适逢王先谦以学政身份驻节江阴并主持《续皇清经解》的编辑工作，孙雄参与校勘，因此得以经常与王先谦商榷文字，并得王先谦指点治学门径。

离开南菁书院之后，孙雄于光绪十四年(1888)应乡试不第，于是北上京师并拜入同乡名臣翁同龢门下。在京师期间，孙雄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其中包括著名学者李慈铭，李慈铭曾点定过孙雄的骈文，并为孙雄的《师郑堂骈体文存》题写了赠言。光绪十八年(1892)在翁同龢的引荐之下，孙雄入李文田顺天学政幕府任职。光绪癸巳(1893)顺天乡试，二十七岁的孙雄得中第二名。次年甲午会试孙雄名列第六，朝考列一等第二，入翰林院，从此步入仕途。光绪二十八年(1902)翰林院散馆，三十六岁的孙雄出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一职。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于天津创建北洋客籍学堂并聘请孙雄担任汉文总教习，次年孙雄继任学堂监督。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京师大学堂筹办分科大学，经张之洞推荐，孙雄被选为分科大学监督，执掌京师大学堂下属的文科大学。孙雄曾一度与张之洞交往甚密，张之洞还浏览并订正了孙雄编纂的《四朝诗史》原稿，两人经常“论学谭艺，篝灯忘倦。”[2]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北大校长严复聘请孙雄担任北大史学讲师。1913年，47岁的孙雄，离开了北大，从此开始蛰居家中，并专心于著述事业。晚年的孙雄以清遗民自居，靠鬻文为生，曾任清史馆协修。1919年孙雄在京师发起成立了瓶社，瓶社是为了纪念翁同龢而立，故参与诗社者多为翁同龢的门生故旧，瓶社诗人的诗歌作品被孙雄收入《瓶社诗录》中。[3]

二、《四朝诗史》的编选体例

孙雄所编纂的这部《四朝诗史》，其编选体例模仿了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但也与《国朝诗别裁集》有不同之处。《四朝诗史》所收录每个诗人都有诗人小传，这些诗人小传有较高的文学史价值和文献学价值，值得重视。

1.《四朝诗史》与《国朝诗别裁集》

孙雄在《略例》中云：“沈归愚、铁冶亭、阮云台诸家选诗编目旧例凡有科目者均以科第先后为次，无科目者约以辈行先后为次。又归愚《别裁集》于顺治、雍正两朝均先科目而后词人。康熙朝六十一年，因恐辈行先后相悬太甚，故变通其例，以六十一年三分之，科目词人相间次第，今略仿厥意，凡道光朝人均列卷一卷二。元年辛巳至十五年乙未为卷一，十六年丙申至三十年庚戌为卷二。咸丰朝人列卷三，同治朝人列卷四，光绪朝人列卷五卷六，元年乙亥至十六年庚寅为卷五，十七年辛卯至三十四年戊申为卷六，每卷人数页数多寡不能一律，多者有二百余页，分装数册。闺秀列卷七，方外及旧藩属遗民列卷八。如朝鲜诗人金泽荣，越南诗人陈桂山均附入卷八。异日乙丙丁集分卷亦用此例，以期画一。甲乙等集乃以得诗先后分之，非分时代之先后也。”[4]

沈德潜，号归愚，辑有《国朝诗别裁集》；铁保，字冶亭，辑有《白山诗介》《熙朝雅颂集》；阮元，号云台，辑有《淮海英灵集》。孙雄编纂《四朝诗史》，体例仿照三人所编之诗集，特别是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之凡例云：“卷中有科目者，一以科目之先后为次。无科目者，约以辈行之先后为次。世祖十八年，俱先科目而后词人。圣祖六十一年，若准次例，恐辈行之先后，太相悬矣。故三分二十年，科目、词人，相间次第之。”由此可见《四朝诗史》诗人排序大体是模仿了《国朝诗别裁集》的体例。

《四朝诗史》与《国朝诗别裁集》的选诗原则也有不同之处：《国朝诗别裁集》并未收录御制诗。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之凡例中云：“本朝御制诗，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千百世当奉全集为准绳，非臣子所敢选也。钱牧斋选明高帝以下诸帝诗，失尊君之体矣。兹编不敢采入三圣御诗，别于牧斋选本。”[5]但孙雄却认为：“诗书二经为总集之权舆，典谟雅颂所载多圣君贤相之作，盖欲维持风教必先宣扬上德，理有固然，无足疑也。近儒拘墟之见或谓天章云汉非私家所宜采录，然恭读成庙御制序，篇末二语云：详加校刊以惠艺林而示来兹，今恭录圣制数首冠于四朝诗史之简端，使艺林奉为矩矱，当亦圣意所许可也。……雄窃谓列圣御制诗炳乎三代，焕若六经。开诗歌声律之原，广敦厚温柔之教，承学之彦，咸宜诵习。”[6]沈德潜认为御制诗非臣子所敢选，不选御制诗是出于尊君之意。孙雄却认为御制诗应该被奉为矩矱，承学之彦，咸宜诵习，选御制诗正是出于尊君之意。这是二人选诗原则不同之处。

2.诗人小传

《四朝诗史》所选诗人，除了皇帝与皇室宗亲之外，每个诗人名下都有小传，主要介绍诗人的姓名、字号、籍贯、科名、官位及著作等信息。诗人小传有详有略，有的小传内容比较丰富，或对其人其诗进行评论，或交待其诗学之渊源，或考察其交友情况，或记载其生平轶事，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诗人，达到“知人论世”之目的。如：“王柏心，字子寿，湖北监利人。道光甲辰进士，官刑部主事，有《漆室吟》八卷。孙鼎臣序云：道光季年，政尚安静，英夷就抚，中外晏然。子寿尝深颦太息，抱无穷之忧，人皆迂之。又云：咸丰七年余入都过螺山访子寿之居，酒间出《漆室吟》，谓皆壬子以来感时述事之作，用兵之方略与夫政理之要悉见于是，古无此体也。君于诗雄丽深博，源出汉魏，要归于杜而兼有明李梦阳、何景明之长。”[7]有的诗人小传比较简略，只介绍诗人姓名、字号、籍贯、有无功名官位等。如：黄兆枚，字芥沧，湖南长沙人。光绪癸卯进士，现官吏部主事。[8]

《四朝诗史》中的诗人小传，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诗人的生平有很大的帮助。小传中包含的信息有：诗人的著作情况，包括已刊刻和未刊刻的著作；诗人的家族、交游情况；诗人的生平事迹、是否出仕及官职升降情况；诗人的德行、性格；诗人的诗学渊源，诗歌风格，诗歌成就以及他人对诗人文学成就的评价。有的诗人小传中还包括了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社会历史环境等信息，对于我们认识诗歌的内涵很有帮助。《四朝诗史》的诗人小传在文献和文学史方面的价值不容小视，对于《四朝诗史》中收录的那些著名的诗人来说，小传可以补充传记的不足，使我们掌握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太有名的诗人来说，小传在保存文献以及帮助我们认识诗人生平事迹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三、《四朝诗史》的选诗特点

《四朝诗史》在选诗时，注意博收慎择，全面收录了晚清诗坛各个流派的诗人诗歌，有助于我们考证晚清诗坛大局。下面就《四朝诗史》的特点展开论述。

1.入选诗人以江苏籍居多，地域失衡

孙雄在《略例》中云：“王柳村《江苏诗征》，阮文达《淮海英灵集》均录至嘉庆朝而止，不佞此集于江苏人搜采尤多，异日拟别为一书以步阮氏王氏之后尘，所望乡邦同志助我征录，无任企盼。”[9]《四朝诗史》共收录的诗人449人，按照籍贯人数排名如表1：

表1 《四朝诗史》收录诗人籍贯人数排名表

《四朝诗史》收录江苏籍诗人最多，高达93人；其次为浙江籍诗人，达到74人，江浙两省的入选诗人数量远远领先于其他省份的诗人数量。这一方面是出于孙雄的桑梓之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清以来，江浙地区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化发达，名家辈出，在中国没有哪个地区能与之分庭抗礼。“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10]归有光云：“吴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11]《列朝诗集》的编纂者钱谦益，乾嘉学派的领袖人物钱大昕，《国朝诗别裁集》的编纂者沈德潜，《淮海英灵集》的编纂者阮元，《湖海诗传》《明词综》的编纂者王昶等一大批诗人学者，也都是江苏籍。在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诗学积淀影响下，江浙地区的诗学活动最为繁盛，因此《四朝诗史》所选江苏籍诗人多于其他地区。

2.《四朝诗史》与《眉韵楼诗话》

在编纂《四朝诗史》时，有的诗人诗作比较多，而《四朝诗史》因篇幅所限，不能多采用，因此许多本拟收入《四朝诗史》的诗歌，最后被孙雄收入了《眉韵楼诗话》中。此外，孙雄在编纂《四朝诗史》的同时，也一直在采集诗歌，那些在《四朝诗史》出版后又收到的诗歌，还有一些体裁与《四朝诗史》不太融合的诗歌，被收入了《眉韵楼诗话》中。孙雄在《眉韵楼诗话》的序言中说道：况此编之辑，原欲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及《皇朝诗纪事》两书相辅而行，俾后人参互校阅，知入选各家之梗概。凡前哲及近人诗有与诗史体裁不甚融合者，又有得诗在后不及补印入选者，悉载此编。[12]由此可见，孙雄编纂《眉韵楼诗话》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与《四朝诗史》及《皇朝诗纪事》两书相辅而行，有助于后人参互校阅，对入选的诗人加深了解。由于篇幅所限，《四朝诗史》的诗人小传相对比较简略，篇幅较短，而在《眉韵楼诗话》中，孙雄对诗人的生平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补充了更多的细节，使得读者可以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诗人的生平和诗歌创作成就。例如在《四朝诗史》中，诗人周腾虎的小传比较简略，只用了五行字，而在《眉韵楼诗话》中则用了一页半的篇幅详细的介绍了周腾虎的生平，为《四朝诗史》补充了更多信息。

3. 所选诗人身份以官吏居多

《四朝诗史》共收录诗人449人，其中有官职者或曾经担任过官职者达333人，占全部诗人比例的74.16%。在《四朝诗史》选录的有官职的诗人中，有身居要职的朝廷重臣，如左宗棠、曾国藩、李鸿藻、翁同龢、张之洞、袁世凯、徐世昌等人，还有许多朝廷高官、封疆大吏，因此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一书中，对孙雄进行了讥讽：又尝纂《诗史》，乃藉以宣上德，并表扬达官贵人。故《诗史》成而雄之月俸以增。然清室既亡，彼故不能如梁鼎芬之所为，徒奔走督军省长间，营为咨议顾问，然则颂圣者，特为拉后之洞而发耳。[13]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光宣间，葺近人诗为《道咸同光诗史》，周玉山捐资刻之，最无别择。又为《诗史阁图》徵诗，余最爱夜起一诗云：“近代诗才让达官，曾闻实甫论词坛。潜夫只有伤时泪，也当君家史料看。”盖以所采多贵官讥之，而师郑不知也。[14]客观地说，孙雄也并不是只采贵官，《四朝诗史》还是收录了一部分布衣身份的诗人，这些人默默无闻，只是因为诗歌写得好，而被孙雄收入《四朝诗史》中，但《四朝诗史》确实存在在着多采贵官的问题，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4.博收慎择，兼容并包

孙雄在编纂《四朝诗史》时，其选诗的原则是博收慎择，其目的之一是供艺林浏览。清代诗歌流派众多，有宋诗派、同光体、中晚唐诗派、汉魏派、桐城诗派、诗界革命派等，有些诗派的诗学主张甚至相左，最明显的就是清代的唐宋诗之争，不过孙雄在选诗时，并没有偏向于某一个流派，而是能够兼容并包，《四朝诗史》所选的诗人，大体囊括了晚清诗坛的名家，基本体现了晚清诗坛的大局。《四朝诗史》所收录的晚清诗学流派及其主要诗人如表2所示：

表2 《四朝诗史》收录晚清诗学流派及其主要诗人

《四朝诗史》的兼容并蓄还体现在孙雄不但收录了中国的诗人，还收录了朝鲜、越南的诗人，例如越南诗人裴文禩、陈桂山，朝鲜诗人金泽荣。所收录的诗人除了普通的士人外，还有方外之士，以及女性诗人，有位高权重的重臣，也有布衣之士，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所选诗歌的内容既有反映国内情况的，也有反映国外风土人情的。通过《四朝诗史》，我们可以考证晚清时期中国与朝鲜、越南的文学交流情况，这有利于对我们对晚清诗坛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同时，这也体现出孙雄开阔的视野以及在晚清新旧交替的时代士人们开始开眼看世界的觉醒。

四、《四朝诗史》内容特点

《四朝诗史》分为甲乙两集，甲集8卷，乙集8卷，凡16卷。按孙雄的计划，在甲乙两集刊成之后，将继续编纂丙集和丁集，但在乙集刊成之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席卷全国，随后清帝退位，清政府朝宣告结束。时局激烈动荡，社会剧变，丙集和丁集的出版遂难以为继。

《四朝诗史》甲集书首为《拟刊印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预约集股略例》，主要交待编纂缘由、编纂原则、编纂宗旨、成书过程、集股方法、凡例等内容。其次为甲集目录，主要用于检索。再次为《四朝诗史题词汇录》，收录了孙雄友人的投赠之诗以代弁言。最后是正文，正文包括诗人小传，诗歌作品。

乙集书首为《自序》，交待时局的变化及甲乙二集的刊印情况。其次为《中央教育会三次登台发言纪实》，内容为孙雄在中央教育会上对军国民教育、中小学读经讲经等问题所做的发言。再次为两篇序言，第一篇是《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序》，作者为陈夔龙；第二篇是《四朝诗史叙》，作者为陈衍。两篇序言之后为乙集目录。目录之后为《四朝诗史题词序录》，收录的都是投赠之诗。最后是正文部分。

《四朝诗史》采取以人系诗，以作家统领作品的形式。甲集卷首为御制诗，包括道光、咸丰、同治三帝之诗，无光绪帝之诗。御制诗之后为皇族宗室诗歌。卷六迄袁克文止，卷七收录女诗人诗歌，卷八收录僧人诗歌及越南人裴文禩、朝鲜人金泽荣之诗歌。乙集前六卷收录士人诗歌，卷七为女诗人诗歌，卷八收录僧人释达宣，越南人陈桂山的诗歌。

《四朝诗史》所选诗歌，体现了孙雄“以诗存史”的意识，他有意选取了许多以反映晚清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晚清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空前的危机，以及面对各种内忧外患时诗人们的心灵世界，为我们理解晚清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乙集陈衍所作序中引用孙雄语曰：“外人每讥吾国无史学，所有历史史料而已。吾所录无以名之，姑名诗史，亦史料而已。以为史则去取必严，以为史料则去取之不严，留以待后人之去取可也。”[15]对于《四朝诗史》的史料价值，陈夔龙在乙集的序言中云：“不独存数十载士大夫骚人墨客闺秀方外之馨咳，而政教典礼风俗名物之繁赜，并因以散见其略，昔子美思力沉郁，抚时述事，论者尊曰诗史，一家之言且然，况纂此累朝篇什者。”[16]

从道光年间开始，清朝开始逐渐衰落，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极其尖锐，国家和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涌现出了许多民族英雄，这些在《四朝诗史》中都有所体现。此外，腐朽的晚清政府对内残酷剥削人民，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同时，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知识以求自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陆续进行。晚清发生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通过诗歌的形式，保留在了《四朝诗史》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1.反映历史事件的诗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反映列强侵华的诗歌在《四朝诗史》中为数不少，如张维屏的《三将军歌》，歌颂了陈连升、陈化成、葛云飞三位爱国将领在鸦片战争中，英勇顽强地抗击英国侵略军，最终壮烈牺牲，为国捐躯。严鈖的《吴淞口吊陈忠愍公》记录了英国侵略者进攻吴淞口，老将陈化成率军与敌激战，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身体数处受伤，牺牲在阵地上，表现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闻法夷夺踞台湾鸡笼炮台感愤有作》是诗人赵藩的作品，诗歌讲述的是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者占领台湾基隆炮台，诗人对刘铭传能够击退侵略者的期盼以及对局势的忧虑。《四朝诗史》收录了清代著名学者王闿运的一首《圆明园词》，诗人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圆明园昔日的壮丽辉煌以及被英法联军烧毁后成为一片瓦砾的惨状，通过圆明园的今昔对比，让人对这座精美宏丽的园林被毁感到痛惜，以及对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感到愤慨。

《四朝诗史》中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诗歌为数不少。如吴重憙的《丁酉除夕感时书事》，面对日本索要巨额赔款的无耻要求，诗人感叹道：“从今欲壑成无底，括尽金缯债不停。”对于日本悍然出兵朝鲜，诗人张英麟在《平壤行》中云：“东倭狂悖犬羊性，朝鲜竟叹鲁无鸠，控于大邦亟求救，应怜麦秀与禾油。”时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的刘含芳，在面对日寇对威海卫的侵略时，在《日本兵破威海卫将逼烟台誓以死守口占一绝示内子》一诗中写道：“威海已失之罘危，手无重兵安能支。丈夫效忠妇殉节，他日双星照海湄。”此诗后有孙雄的按语云：“公治东海甚有政绩，氓庶至今讴歌弗谖。甲午东氛恶，时誓以死守，夫人郝氏懿声流播，能成公志，此诗词意朴质，可以见共生平矣。孙雄谨议。”成本璞的《刘公岛为甲午海战覆军处》是一首回忆刘公岛海战的诗歌，北洋水师在刘公岛海战中全军覆没。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张其淦的《挽邓壮节公》和缪钟渭的《纪大东沟战事吊邓总兵世昌》都是歌颂民族英雄邓世昌的诗歌，曹允源的《吊戴孝侯观察》则是为纪念戴宗骞所作，1895年1月日军进攻威海卫，清军将领戴宗骞率军奋力抵抗，因寡不敌众而战败，后吞药自杀殉国。《甲午中秋前日左冠廷军门战殁平壤诗以吊之》是一首纪念民族英雄左宝贵的诗歌，作者张锡銮。左宝贵在朝鲜平壤抗击日军，壮烈牺牲。

2.反映中国近代对外交往的诗歌

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而清政府在与列强的战争中一败再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许多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想要更多的了解世界。洋务派为了自强，开始实行洋务运动，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派官员出国考察，许多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写了很多反映国外社会发展、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诗歌。《四朝诗史》中收录了很多这一类诗歌，这是《四朝诗史》的一个特色。过去由于交通工具不发达，国人少有机会走出国门，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局限于国内，而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乘坐轮船出海，游历世界变得不再那么困难，于是诗歌创作的领域便扩展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壬寅夏五月往日本途中作》中，作者写道：“民风余太古，国计萃群长。缩地施全力，锄奸筑大防。空嗟邻已厚，海水正茫茫。……中原求治切，敢惜涴缁尘。”在作者看来，此时日本经过一系列改革，已经超越了中国，不禁发出感叹，并点明此行日本的目的是为寻求治国之道而来，《严凫芗同年由日本差旋奉赠》一诗中，作者听到友人讲述在日本的见闻，感叹：“彼人近特起，思之生敬畏。取善裒众长，用世斯为贵。”《日本嘉纳治五郎以考察中国学务来江南既宴集陆师学堂感而有赠》从日本人嘉纳治五郎的角度来看中国，揭示了当时中国的许多弊端，发人深省。《甲辰孟夏于役西班牙京都赠日本赤羽公使》讲述了面对北方列强沙皇俄国的威胁，作者意图依赖日本主持公道，“唇齿相依有同志，报言仗义赖东邻。”其实日本与沙俄乃是一丘之貉，作者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明显是不现实的。《将往日本考求政法仁先枉诗赠行依韵奉答》讲述了作者将去日本求取救亡图存之道，“无方可活国，兀坐手书囊。海外往求药，南阳迟种桑。……周邦新命日，汉社中兴年。风气通三岛，文明共一天。乘流惊海若，赠策得龙川。”

《春二月八日见巴西王》讲述了作者受到巴西国王接见，并简略记叙了巴西的风土人情。《旱疫行》则讲述了作者在巴西亲眼见到的旱灾和瘟疫流行的情况。《航海感赋》讲述了作者乘坐轮船在大海上行驶的经历，感叹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便利。《郭筠仙少宗伯出使英国同舟至上海招饮赋呈》和《刘云荪京卿出使英国上海相见感旧有作》两首诗记叙了清政府使节出使英国的事情。《送孙魏若京卿奉使德意志》则是向德国派出使节。《自大吉岭入哲孟雄境》和《唐纳山口望诸莫拉利雪山诸峰》分别记叙了作者登上冈底斯山脉和唐纳山口所见到的壮观景象。《四朝诗史》中这些有关外国的诗歌，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外交往情况，保留了有价值的史料。

孙雄的《四朝诗史》所选诗歌的题材丰富多样，包涵了晚清时期社会、历史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没有将选诗眼光局限于某种特定题材。应该说，孙雄作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其立场是希望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是《四朝诗史》所选诗歌并非都是一味地歌颂清朝的作品，它还有许多批判黑暗现实、揭露清朝腐朽的作品，也有很多宣传变法图强的诗歌。孙雄的选诗眼光，并不局限于国内，而是将目光投向世界，具有开阔的眼界，为世人了解世界局势的变化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