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角下的明清莲花山石刻

张 琰

( 泰山学院 泰山研究院，山东 泰安271021)

莲花山又称新甫山、莲华山，清代因九峰环抱、状似莲花而得名。根据最新出版的《莲花山石刻志》一书的统计，莲花山主体现存明清石刻154 通，主要分布在云谷寺、莲花山行宫(1)莲花山行宫，又称“新甫山行宫”“新甫行宫”，今名观音院，关于其介绍，参见尹成才主编:《莲花山石刻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 年版，第209 页。因本文主要讨论明清石刻，故仍用古称“莲花山行宫”。、太平庵、高泉寺、汉武帝庙、甘露堂、侯城等地，其中云谷寺92 通，莲花山行宫35 通，太平庵、高泉寺11 通，汉武帝庙、甘露堂、侯城16 通。石刻时间跨度为明嘉靖二十年(1541) 至清末，除了11 通明代石刻外，其余均为清代石刻。在莲花山石刻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量的女性题名，恰如清代学者蒋大庆所说:“庙原趋妇女，僧不解烟霞( 自注:碑题皆妇女姓氏) ”(2)蒋大庆．《柳园吟草》下卷[M]．民国七年知退轩钞本。，当代学人也关注到莲花山石刻中的女性因素(3)马东盈．顶上莲花:新甫佛教参访录[M]．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21:232．，但是诸如石刻中所展示的女性称谓、角色、社会地位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从女性视角考察莲花山现存明清石刻，以期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

一、莲花山石刻之女性称谓

关于女性称谓，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有一段论述，其言:古者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或系之字，则如仲子、季姜之类;或系之谥，则如戴妫、成风之类，各不同。周人称王姬、伯姬，盖周姬姓，故云。而后世相承，遂以姬为妇人通称，以戚夫人为戚姬，虞美人为虞姬。自汉以来失之。政和间，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习熟惯而不悟。(4)叶梦得．撰．田松青，徐时仪．校点．石林燕语 避暑录话( 卷四)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8．

从叶氏的描述来看，女子无名之习惯由来已久。莲花山石刻所涉女性称谓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某某氏。古时女子出嫁后随夫姓，后面附以父姓，谓“某某氏”，前一个“某”为丈夫之姓，后一个“某”为父亲之姓，如李刘氏、刘刘氏等。这一称谓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 《宫山创立太平草庵记》(5)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中就已经出现，并大量出现于雍正朝及其之后的的碑石上，如雍正年间《云谷寺重修玉皇殿题名碑》(6)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中，碑阴题名基本上都称“某某氏”。自道光年间开始，有些碑上成排的“某某氏”题名共用一个“氏”，即这一排所有题名只写“某某”，在整排下面写一个或者几个“氏”，以示共用。乾隆朝之后，“某某氏”成为莲花山石刻女性称谓之主流。

二，某门某氏。和“某某氏”一致，“某门某氏”中，前一个“某”为丈夫之姓，后一个“某”为父亲之姓，如李门刘氏、刘门张氏等。万历六年(1578) 《重修云谷寺记》(7)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中，就已经有了“某门某氏”的称谓。和云谷寺相比较，“某门某氏”称谓在莲花山行宫、太平庵和甘露寺石刻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甚至在云谷寺石刻中，用“某门某氏”称谓女性自雍正之后逐渐减少。

三，某氏。“某”为父亲之姓。此称谓出现较早，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 《宫山创立太平草庵记》及万历六年(1578) 《重修云谷寺记》中均出现此称谓，如刘氏、丁氏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称谓之后逐渐被“某某氏”和“某门某氏”代替。

四，某某妻某氏。前两个“某某”为丈夫姓名，后一个“某”为父亲之姓，早在宋代，此称谓就出现在莲花山上，宋嘉祐六年(1061) 《甘露堂加建道路碑记》(8)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有“……妻王氏”之题名，再如乾隆二年( 1737)《莲花山云谷寺大殿题名碑》(9)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中之“刘志富妻侯氏”，雍正年间《云谷寺重修玉皇殿题名碑》中之“李兴妻徐氏”，此类称谓更加体现了女子的身份。嘉靖二十年(1541) 《重修甘露神祠碑记》(10)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之“时能刘氏”、万历六年(1578) 《重修云谷寺记》之“陈思远赵氏”等称谓则省略了“某某妻某氏”中标志身份的“妻”。

五，某某姐。莲花山石刻女性题名中，还出现了“某某姐”的称谓。如乾隆十五年(1750) 《重修白云洞碑记》(11)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碑阴中的“柏咬姐、柏好姐、柏强姐”题名。光绪十七年(1891) 《新泰县志》卷十七《烈女传》中有以下名字:“高宣姐:高安常女……王丑姐胞妹寅姐、为姐，叔妹用姐，系被杀王连之孙女”(12)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从方志记载来看，“姐”是对未婚女性之称谓，因而莲花山石刻中“某某姐”之第一个“某”为父亲之姓，第二个“某”为女子之名。与此相同的称谓还出现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 《重修莲花山观音菩萨大殿碑序》(13)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中，是序题名有“小全姐”字样。从莲花山石刻来看，未婚女性题名较少。

在莲花山石刻中，一通碑上的题名或者仅仅是以上称谓中一种，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 《重修子存殿碑记》(14)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中，所有女性题名均为“某某氏”;或者包含以上称谓中的数种，如万历六年(1578) 《重修云谷寺记》中，就有“某门某氏”“某氏”“某某妻某氏”三种称谓，而乾隆十二年(1747) 《创修子存殿碑》(15)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4 0 8、4 4、5-6、3 6 2、5 1、3 7 3、6 0、2 8-2 9、2 4 0、2 2 4．中，则有“某门某氏”和“某某妻某氏”两种称谓。

二、莲花山石刻之女性角色

莲花山现存112 通明清女性题名石刻，从内容来看或者为维修、创修莲花山庙宇碑记，或为题名碑，女性在其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

第一，维修庙宇等事宜的发起者，扮演此角色的女子被称作“领袖善人”或“领袖会首”。在有女性题名的112 通石刻中，维修事宜的组织者为女性的有39 通，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 ，云谷寺观音大殿毁坏，女善人协力重修，新泰庠生李文炤作记志之，其言:

自康熙元年，观音大士来居于此，创立庙宇，山曰莲花山，庙曰云孤寺，真宇内之大观，万古不易者也。数被风雨损坏，乃有女善人等协力重修，复使无虞。此其姓氏当必不没于人间矣。

功成勒石，故援笔而为之记(16)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26、145、159、99、588、408、12、40、46 -48、54 -56、63 -64、92 -93、123 -124．。

又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 《东盘山道重修碑》曰:

新邑西北莲花山，名曰新甫，上有观音大殿，万代瞻仰之香火盘路一条，偶遇四十七年八月间风雨甚大，将盘路崩□，怪石矗塞，崎岖嵚峻，其为可威，以为行人之大患，见者目睹心伤。时有城西上南保史家庄史吴氏等，一片恻隐婆心，约众结社，募化四方，自雁窝石分工修至三弔腰下，高老桥一道又重修，盘路一至挂香树焕然更新，一作待人之便，乃万古不朽云耳。(17)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26、145、159、99、588、408、12、40、46 -48、54 -56、63 -64、92 -93、123 -124．

是碑记载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 前往莲花山观音大殿的东盘山道被暴雨冲毁，史家庄史吴氏等目睹心恻，故纠众结社，重修盘路之事。再如嘉庆十九年( 1814) 《创修伽蓝殿碑记》记载了信女创修伽蓝殿一事，其言:“兹有信女李康氏、徐林氏者，念切菩提，为之创祠于大殿东，规模虽非宏敞而结构颇完密，庶几吾佛得所依据，而山灵亦籍之以生辉乎!”(18)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26、145、159、99、588、408、12、40、46 -48、54 -56、63 -64、92 -93、123 -124．

除了上引碑文中明确记载维修事宜由女性发起外，康熙七年(1668) 《天王堂》(19)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康熙八年( 1669)《万古流名》(20)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等题刻虽未直接提及发起者，但石刻上题名均为女性，发起者应为女性无疑。

作为维修庙宇等事宜发起者的女性们通过担任结社领袖，组织结社、募捐资金，完成维修等工作。如同治十一年(1872) 《重修观音殿碑记》记载:“今黄家庄俞廷芳之妻牛氏，孙村庄牛诵妻路氏，涝凹庄李相武之妻路氏，缘募数年，积蓄若干，愿附诸君子后，不敢以众善为己功也。”(21)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又如光绪五年( 1879)《新甫山重修云谷寺殿宇记》言:“高峰顶下势稍坦平，有寺曰云谷，前人既接修矣。无如风雨剥蚀，圮倾殊甚，有善人萧永亮、萧任氏相谋踵砌，竭力募化，数年而始告竣。”(22)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再如光绪五年(1879) 《重修玉皇殿出山像伽蓝殿地藏王殿碑记》曰:“有首事傅赵氏等，不忍坐视，输赀财募四方，群起而重修之。”(23)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募化资金之工作难度很大，正如同治十一年(1872) 《重修昇仙桥创修渡仙桥碑记》所言:“山行数十里，烟村不过四五，募财千万户，捐资亦仅二三，未结莲花之社，难济水滨之寒，险在前也。”(24)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

第二，维修庙宇等事宜的参与者，莲花山此类石刻数量达54 通之多。因此类石刻题名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因而考察男女排名之变化就变得极为重要了。莲花山现存明代石刻11 通，其中5 通有女性题名，但是此时女信众所占比例较少。女性题名逐渐增多的时间为清康熙年间，题刻于白云洞前石壁上之康熙七年(1668) 《天王堂》题刻题名即均为女性。康熙十年(1671) ，青州府乐安等三县信众结社重修云谷寺大殿及南楼，其中乐安县领袖为女性，在此次维修活动中，参与的女信众人数明显增多。(25)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康熙中期，所涉石刻之题名基本上采取男女混合排列的方式，并且从数量上来看，女信众明显少于男信众。康熙末期，碑石记载中的女性题名明显多于男性，如在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 《重修莲花山观音菩萨大殿碑序》中，新泰信众除个别之外，均为女性，而费县信众则全为男性，但是总体来看，女信众的人数远远多于男信众。雍正八年(1730) ，弥勒佛殿久经风雨，张门尚氏纠众结社，刘国宾、刘仁文协助维修，同时题名按照女信众在前、男信众在后的顺序排列。(26)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乾隆二年( 1737) 《重修莲花山云谷寺正殿善人题名碑》(27)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信众按照碑阳女信众、碑阴男女信众混合的方式排列，刻于同年之《重修莲花山云谷寺大殿施工题名碑》(28)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中则是碑阳男信众、碑阴女信众之排列; 乾隆十五年(1750) 《重修白云洞碑记》中，碑阳碑阴均男女混合排列;乾隆三十九年(1774) ，出现了男女信众分开排列( 竖排) ，男信众在前、女信众在后的排列方式(29)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2 1:3 6、7 3、3 1、4 1 7、4 2 6、1 4 5、1 5 9、9 9、5 8 8、4 0 8、1 2、4 0、4 6-4 8、5 4-5 6、6 3-6 4、9 2-9 3、1 2 3-1 2 4．。嘉庆七年( 1802) ，又增加了男信众在中间、女信众在两边竖排的排列形式。(30)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36、73、31、417、426、145、159、99、588、408、12、40、46 -48、54 -56、63 -64、92 -93、123 -124．道光十一年(1831) 《重修玉皇阁三佛殿吕祖阁龙王庙出山像碑记》(31)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36、73、31、417、426、145、159、99、588、408、12、40、46 -48、54 -56、63 -64、92 -93、123 -124．中，男女信众分开横排，其中男领袖善人在前、女领袖善人在后，值得一提的是，碑石下半部女信众题名采用小字(32)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36、73、31、417、426、145、159、99、588、408、12、40、46 -48、54 -56、63 -64、92 -93、123 -124．。道光年间，同一行的题名中，如果全是女性，那么整排之“某某氏”则只刻“某某”，在下面刻1 或2 个“氏”，以示共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民国时期莲花山石刻上的女性题名日渐减少。由上可鉴，从时间上来看，康熙年间女性题名所占比例逐渐增高;乾嘉时期，题名主要为女性，男性较少; 嘉庆道光之际，男性数量增多，但从整体数量上来看，女性题名还是多于男性。从场所上来看，云谷寺、莲花山行宫、太平庵三处庙宇女性参与较多，而汉武帝庙、侯城、甘露堂则女性参与较少。

作为参与者的女信众，主要分为总领或领袖、会首、普通信众三个层次。如根据乾隆三十二年(1767) 《重修九莲菩萨殿碑记》(33)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234 -236、230．所刻的信众题名，除了男女领袖各5 人之外，又有赵任氏、闫张氏等至少5 名女性会首，每一位会首名下按照村庄排列普通信众。与乾隆三十二年(1767) 《重修九莲菩萨殿碑记》中一个会首负责几个村落信众的情况不同，康熙五十五年(1716) 《重修观音菩萨大殿碑记》中每村都有一名负责的会首。

三、莲花山石刻大量女性题名出现之原因

莲花山现存明清石刻154 通，其中有女性题名的石刻112 通，为了便于下文分析，现把112 通女性题名石刻分布列表如表1 所示:

表1 112 通女性题名石刻分布

通过上列表，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第一，莲花山现存明清石刻中存在大量女性题名。莲花山现存154 通明清石刻，其中有女性题名的石刻占73%，女性题名的数量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莲花山殿宇的维修都是在女性的领袖或参与下完成的，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 《重修送子观音殿碑记》所言:“四方募化竭力，实出信女;一举告竣厥工，半赖哲妇。”(34)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234 -236、230．第二，有女性题名的石刻分布最多的地方为云谷寺，其次为莲花山行宫，分布最少的为汉武帝庙、甘露堂和侯城，甚至无女性发起对上述三庙宇重修的记载留存;从频率上来看，女性发起重修云谷寺周围殿宇的频率远远高于莲花山行宫及太平庵，可见，女性纠众结社，发起重修庙宇，也是有选择性的。

莲花山现存明清石刻中大量女性题名表明，女性在莲花山活动频繁，究其缘由，有以下五点:

其一，明中后期始，随着碧霞元君信仰的兴起，结社进香蔚成风气，四方香众“群聚为会，东祠泰山，南祠武当”(3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A]．顾炎武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647．，莲花山西北的东岳泰山发展成为与武当、普陀并列的朝圣之地。詹锺玉描述进香泰山情形如下:“四方朝元君者，殆无虚日，士女杂沓，梵声呗唱，振摇山谷，甚且幼女少妇，随尼僧走数千里，亦有士人携室至者。”(36)詹锺玉．游泰山记[A]．燕台文选初集( 卷二)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第122 册) [Z]．342．女性成为结社进香的主流，万历朝大学士沈鲤有云: “今田野人家妇女相聚三二十人，结社讲经不分晓夜者;有跋涉数千里外，望南海、走东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庙烧香者。”(37)沈鲤．文雅社约[A]．楼含松．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明代编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2512．清代，泰山进香更是走向全盛。(38)周郢．泰山编年通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在女性结社进香的大背景下，莲花山也迎来了大批的女性进香者。如前所述，莲花山石刻现存女性题名大量出现于康熙之后，至乾嘉时期，女性题名数量占全部石刻题名数量的百分之九十，从这些题名所涉区域来看，莲花山进香女众主要集中在新泰、莱芜、蒙阴、泰安、费县等地区，如乾隆二年(1737) 《重修莲花山云谷寺正殿善人题名碑》和《重修莲花山云谷寺大殿施工题名碑》等有大量蒙阴女性题名，再如乾隆五年(1720) 《修菩萨千佛阁碑记》言:

雍正元年开山修草庙一座，八家善人同修，巩善人、殷可全、柳善人。昔日盐徒作乱，有刘官庄尹天爵平定一息，发愿心修上□三间，不意一作古人弃，有长子尹如为招理□□，又有尹门王氏共议，蒙阴、莱芜、新泰三县众会人等共修。(39)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2、15、337．

从上引文来看，太平庵修建为八善人共同发起，后经尹如为与尹门王氏共议同修，参与者基本上为女性。莲花山现存明清女性题名碑表明，围绕莲花山进香，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进香队伍。

其二，莲花山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丰富明清时期女性的业余生活提供了理想场所。莲花山，又名新甫山、小泰山，汉武帝封禅泰山，在新甫山筑离宫避暑，改新甫为宫山，清代因“九峰如莲”(40)孔贞瑄，聊园诗略( 卷四) [Z]．清康熙刻本．改今名。莲花山历史悠久，至迟春秋时即以“新甫之柏”闻名于世，明代“新甫拥翠”更是成为新泰八景之一。文人墨客辗转前来，争相吟诵八景胜景。张相汉《游莲花山记》、谢良琦《莲花山记》等更是助推了莲花山的影响。这无疑为整日禁锢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女性提供了摆脱世俗压抑生活的理想之地。

其三，明清时期，莲花山以观音崇拜为中心，构建起的圣神的信仰空间，满足了女性的精神需求。莲花山与观音崇拜有关之庙宇主要是云谷寺、莲花山行宫及太平庵。云谷寺建筑群位于莲花两高峰之下，传为秦始皇封禅泰山东巡驻跸之地，明代时有“佛殿一所、关王祠一座”(41)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2、15、337．。清康熙初年，县尉夏君创建观音寺，寺遂成为观音道场，之后规模不断扩大:康熙十二年(1673) ，创建广嗣堂，恭祀送子观音; 至康熙十五年(1676) 时，云谷寺观音信仰影响远达青州府、长清、泗水、益都、齐东、聊城等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创建关帝庙;康熙五十三年(1714) ，重建白衣观音菩萨殿; 雍正年间，修建了弥勒殿和玉皇殿;乾隆年间，兴修文昌阁;嘉庆年间，创修伽蓝殿，并有了地藏王菩萨殿。至此，云谷寺建筑群基本形成，大殿、广嗣堂、文昌阁、关帝庙、玉皇殿、吕祖阁、白云洞、兴云洞等屡次重修。正是鉴于云谷寺观音之灵应，雍正年间，山下创建莲花山行宫，是为云谷寺下院。与云谷寺建筑群相比，莲花山行宫建筑群主要由三皇韦陀阁、南海大士及众娘娘殿、九莲菩萨殿、大悲阁、子存殿、火神庙等组成。由云谷寺及行宫所构建的莲花山神圣信仰空间中，囊括了观音、玉皇、关帝、文昌、吕祖等传统社会中的主要神灵，能够满足怀揣各种精神需求前来礼拜之善男信女的精神需求。传统农耕社会对男性子嗣看的很重，甚至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思想，“生子”之责任主要压在女性身上，故而司生育之神更加受到女性的崇奉，莲花山广嗣堂也正是基于“广求男嗣之念”(42)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2、15、337．之目的而创建的。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莲花山观音道场创建白衣观音菩萨殿、弥勒殿、伽蓝殿的组织者和施财者基本上由女性组成了。

从莲花山现存明清题名来看，前来结社进香的女性主要有三类: 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和老年女性。从题名数量来看，已婚女性数量最多，未婚女性和老年女性数量较少。不同年龄之女子前来进香的原因不同，未婚女性可能来求得好的姻缘;已婚女性可能来求子嗣、为孩子求功名;老年女性则求晚景顺遂。这极有可能是云谷寺建筑群有佛教神灵之外神灵存在的原因。

其四，明清时期女性频繁在莲花山结社进香与社会各阶层对其之态度不无关系。明清莲花山石刻中，有官员参与的有15 通，其中明代碑刻2 通，清代碑刻13 通;从所涉区域来看，14 通涉及云谷寺，1 通涉及太平庵。明代官员参与的两通碑刻为万历五年( 1577) 《重修云谷寺佛殿及关王祠记》和嘉靖三十五年(1556) 《宫山创立太平草庵记》，从碑石记载来看，太平草庵的创立及云谷寺佛殿、关王祠维修的倡导者都是郡省祭官史润，此二碑发起者均为男性，但其中不乏女性信众，加之史润妻子还是明隆庆二年(1568) 《创修保聚庵碑记》(43)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633、26、28、230、36、259、33．的功德施主，史润对女性参与之的态度无疑是支持的。

清代莲花山与官员有关碑记中，均有女性题名。康熙四十七年(1708) 《重修莲花山云孤寺碑序》言:

莲花山旧有云孤寺，历年久远，遗址仅存。国朝定鼎，改修观音大士殿宇。不数年而云雾毁催。大县主目睹心伤，命住持贫衲重新修理，幸遇善信艾门管士( 氏) 等同心募化，四方捐资鸠工，不三年而告成。(44)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633、26、28、230、36、259、33．

碑记中所言“大县主”为新泰知县吴阶玉，与该碑同年同名的另一通碑记言: “本县吴县主上山进香，视之不忍，命住持□重修，三年工起。”(45)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633、26、28、230、36、259、33．可见，知县吴阶玉前往云谷寺上香，目睹殿宇毁坏，命住持修理。女善信艾门管士负责维修事宜，其与“王门井氏、葛门位氏、赵门牛氏”等约众结社，共募集到230余名参与者，其中男性仅40 人，值得一提的是，“生员”“巡检”“约正”等题名也列在女性之后。

乾隆二十五年(1760) ，鉴于莲花山行宫送子观音殿荒废不举，领袖张吕氏、张吴氏、赵张氏等黯然神伤，遂于“远近州里约社聚众，共成义举。”(46)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633、26、28、230、36、259、33．此次维修得到了知县王醇的支持。道光十一年(1831) ，新泰知县李溱带领教谕、训导、右堂、汛司一众官员重修云谷寺玉皇阁三佛殿吕祖阁龙王庙出山像，共立碑3 通。同治十一年(1872) ，李溱带领同一队人马重修了云谷寺大士殿，在这两次维修中，女性参与人数远远超过了男性。以知县为首之官员对女性承办维修事宜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明清时期，随着女性进香队伍的不断增大，朝廷一再下旨严禁女性结社，士大夫针对泰山进香也展开了激烈讨论(47)周郢．明清之际的碧霞元君论——兼与彭慕兰先生商榷[J]．史学汇刊，2013(1) ．，但是从莲花山现存石刻来看，朝廷的禁令并没有影响到新泰地区女性结社进香的热情。士绅们对女性进香表示充分理解，甚至感于女善人维修不易，“姓氏当必不没于人间……故援笔而为之记(48)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633、26、28、230、36、259、33．。”同时，不但官员们维修庙宇都得仰仗女士，而且士大夫对女士结社进香有很高的评价，如清嘉庆十七年(1812) ，云谷寺观音殿“殿宇落色，神像减辉”，山之阳高佐庄王安氏担任领袖，率领信众重新殿宇，王锡五赞之“巾帼丈夫”(49)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633、26、28、230、36、259、33．;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 《重建白衣观音菩萨殿碑记》评价重建观音菩萨殿碑记之女士为“女中之丈夫”(50)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633、26、28、230、36、259、33．。时人对结社进香女性之“巾帼丈夫”等极高评价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女性所具有的社会地位。

其五，明清时期，地方女性的经济地位为结社进香提供了财力支持。明代新泰及周边山区桑麻业兴盛，万历年间已“桑麻遍野”(51)康熙《新泰县志》卷四[Z]．康熙年刻本．，顺治时“惟恃枲与丝，岁偿额之半”，可抵偿近半数田赋，成为时人重要经济来源。根据康熙时宋起凤的记载:“其茧( 山茧) 不借人力饲养……俟结茧后，各采归。缫为丝线，妇女成织，售于市……今沂蒙、新泰诸村落老人能言之。”(52)宋起凤．稗说( 卷三) [A]．明史研究资料丛刊( 第二辑) [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81．桑麻之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奠定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如康熙《新泰县志》记载:“刘氏:义民安边妻。边早故，子方一岁，欲以死殉，恐孤子无托，含悲饮泣，母子相依，纺织度日。……藏氏:岁贡宗邵女，适生员牛青麟，麟病故，氏方十九岁，有遗腹，四月冰霜，自持纺绩，以养翁姑。”(53)康熙《新泰县志》卷五[Z]．康熙二十二年刻本．乾隆、光绪朝纂修之《新泰县志》也多次提到女性靠纺织养家之记载。清代褚氏去世前“掷素所蓄积钱五千余，山茧线三十余两”(54)乾隆《新泰县志》卷十七[Z]．乾隆四十九年刻本．予亲人。正是因为明清新泰及周边女性从事纺织生产，故有资金捐施到莲花山庙宇维修等事宜中来。

莲花山女性题名石刻中，不乏女性施财的记载，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 《莲花山关帝庙前建修石桥盘路南天门下重修盘路创修朝阳桥碑记》之“领袖刘王氏重修盘路使钱二十千”(55)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75、87、267、247．、乾隆六十年( 1795)《重修观音等殿宇碑记》之“杨郝氏修大殿施加六千”(56)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75、87、267、247．、道光七年( 1827) 《重修行宫西殿题名碑记》之“王张氏施钱一千”(57)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75、87、267、247．，嘉庆七年(1802) 《重修观音大士碑记》虽未明确捐资数量，但言“今有善信孙朱氏等，乐捐金善助力”(58)尹成才．莲花山石刻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75、87、267、247．。上述关于女性捐款之记载说明，明清时期女性是有一定的经济地位的，这种地位赋予女性一定的财产支配权。

由上可鉴，明清时期莲花山女性题刻数量庞大，有女性题名的石刻约占现存石刻总数的73%，其中记录女性发起重修等事宜的石刻占比为35%，记录男性发起石刻占比为17%;石刻题名均为男性的有19 通，占莲花山石刻总量的12%。同时，在有女性题名的石刻中，有部分石刻题名均为女性;另有一些石刻，女性题名数量远远超过男性，甚至出现了由数百题名组成的石刻上，男性题名仅有几十个或者几个的状况。明清时期莲花山石刻上现存大量女性题名表明:被禁锢在家庭生活中“相夫教子”的女性群体，走出家门，约众结社，既摆脱了俗世生活的压抑，丰富了精神生活，又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排解了生活中的焦虑。

与同时期泰山主峰石刻相比较，莲花山石刻的女性色彩更加突出。如前所述，明代泰山成为女神碧霞元君信仰祖庭所在之地，“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59)马铭初，等．岱史校注[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155．，“税课抑不止，终日万人上”(60)邱嘉穗．岱下感怀二首用壁间韵·其二[A]．东山草堂全集( 卷一) [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Z]．济南:齐鲁书社，1995:235．，结社进香主体亦是女性，但是现存石刻中的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甚至香社碑中的绝大多数会首是由男性承担。究其缘由，泰山为朝廷祭岳之地，碧霞元君信仰也打上了官方的印迹，尽管女性香会兴盛，仍然难以被士大夫接受，故而现存碑石女性痕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