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朱 云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 农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

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势必带来社会与个体的分化，导致家庭发展核心化与家庭个体独立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核心价值在于个体独立，以谋求个体生活享受和价值实现为目标。中国式家庭受传统儒家孝道文化的影响，以家庭等级政治秩序维系团结型的家庭结构，父代家长制串联整个大家庭发展，家庭成员之间围绕整体发展目标配置家庭资源，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流变，家庭发展联合秩序受到冲击，农民家庭父子两代人的差异开始逐步显现，但是中国家庭的代际差异并不同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势和个体化价值实现，而是表现为凝合家庭资源重新组织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应对现代化转型挑战。围绕生产、消费以及分配的家庭生活实践在家庭内部两代人之间出现两种不同的家庭生活实践制度。

家庭代际之间生活实践的差异促使农民家庭进行多方面的调适，家庭资源配置从整体配置走向优化，家庭发展核心权力与家庭再生产的任务压力传导到子代，父代虽退出家庭权力中心，但是仍然要为子代小家庭再生产发展输入资源，表现为退而不养的特点。传统伦理约束下的子代资源回输部分基本用于小家庭自身的家庭发展支持，一方面提升了子代小家庭的核心发展竞争力，中青年城镇化和现代消费有了稳定的“后方”并且有接续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父子代际资源流动的平衡秩序被打破，老人自养周期拉长，既要保障自己养老生活，又要想方设法支持子代发展，养老生活质量无法保证，与此同时，老人的价值实现从整体大家庭发展转移到了子代家庭发展。在倡导家风建设的当下，如何理解中国农村家庭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代际差异,这成为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

家庭作为农民生活实践的最基本单元，学界关注甚广，其中家庭代际关系研究是关注重点，梳理既往研究，主要从三个研究视角展开。一是权力结构视角，费孝通[1]认为父系权威结构发生于从父居为主导的居住模式这一社会物理空间，形成了父母处于主导，子代处于依附的家庭权力结构。张建雷[2]从家庭政治概念出发，认为家庭中的亲密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家庭政治规定了家庭成员最基本的权力、责任和义务，以伦理责任为核心的“当家权”维系两代人之间的家庭秩序，统合家庭生产与家庭资源分配。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居住空间的变化和家庭发展目标扩大化导致农民家庭“过日子”的逻辑也发生了改变，在代际关系、夫妻关系等私人生活领域发生了剧烈变革[3]。二是家庭再生产视角，王跃升[4]认为直系家庭无法承载家庭发展压力时会自然走向分家，代际关系在子代成家这一人生任务节点开始转轨到父子两代独立。贺雪峰[5]认为，本体性价值的理性化导致农民家庭传统关系的延续性发生动摇，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伦理性危机开始出现。尽管从联合式家庭再生产模式[6]到核心家庭再生产模式[7]拉开了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的空间距离，但是隔代抚养、“老漂”进城等现象预示着这种“分合”家庭实践中仍然具有融合的一面。三是从家庭功能视角，李永萍[8]认为，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农民代际分化的背后是围绕传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9]模式的转型做出的家庭内部调适。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兼具现代和传统的双重面向。既有研究从不同层次的视角进行了丰富且有深度的家庭代际关系分析，但是缺乏对于具体经验场域下家庭代际“分”“合”差异状态的分析。对于中国农民家庭来说，整体性的家庭策略适应绝对不是静止状态行为，而是嵌入到家庭内部结构关系与家庭外部发展动力流变状态基础上的，代际差异受到家庭现代化转型的影响。

二、 农民家庭代际差异的分析框架

(一)过程行为与实践对策

农民代际差异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路径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将过程行为具体化农民阶层分化、家庭发展目标、家庭价值实现三个维度，农民家庭在家庭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进行了代际内部调适，表现出家庭现代化适应的代际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打工经济让二代农民转身成为一代农民工，农民外出务工打破完整的乡土社会生产生活空间，“工”“耕”分离产生了第一次代际分工。2010年后，市场经济进一步繁荣，城镇化起步并发展迅速，二代农民工进入全国务工市场，一代农民工逐步返乡，相比较一代农民工进入务工市场只存在时间早晚的区别，二代农民工则因学历层次、市场资源条件等不同分化明显，导致农民家庭阶层产生分化。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可将当前农民划分为精英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等五大阶层[10]，阶层越往上，家庭发展竞争力越强，反之，则家庭发展竞争力越弱。与家庭发展能力分化相悖的却是农民家庭发展目标和所受现代化转型压力一致，其家庭发展目标集中表现在进城和买房目标，农民家庭人生任务实现被“无房不婚”、高彩礼等现代化标签绑定，简单家庭再生产目标扩大为复杂家庭再生产目标，父子两代人的人生任务相互捆绑，借贷消费、大龄未婚等现代化危机成为家庭发展压力的缩影[11]。当家庭发展受到市场经济冲击，家庭传统权力结构秩序趋于瓦解，父代家庭以实现小家庭发展为重心，代际关系走向非均衡性关系，即父代资源输出延长，子代资源回馈阻断，父代与子代的家庭价值实现转向了小家庭核心发展目标任务的完成，这表明，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家庭实践从外在策略到内在价值都在进行家庭调适，家庭代际差异是农民家庭适应现代化转型策略的概括。

凡勃伦深刻地指出，社会系统内部的调适与需求是相互并行的，当社会需求刺激系统调适时，新的结构化系统组织也在产生[12]。不同需求层次的家庭发展目标主导家庭经营策略，以农民联合式家庭再生产模式维系的家庭秩序可以实现家庭本体性价值任务，如传统“工”“耕”合作能够回应子代结婚成家等人生任务的基础性需求，但是当基础性价值任务被现代市场经济价值附加以及放置于村庄社会价值上的“面子”竞争时，农民家庭基础性发展压力开始倒逼家庭内部调适，在代际关系互动中形成了新型家庭生活实践秩序，两代人的生活模式开始出现分化。

在东部地区的调查表明，东部发达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较早，资本原始积累富足，地方市场资源丰富，农村家庭内部调适变动性不大，中青年一代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过渡较为自然和顺利，面临现代转型的家庭压力小。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距离全国区域性市场经济中心较远，县域内部产业发展不平衡，现代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对农民家庭秩序影响较大，需要农民做出的家庭内部调适变动较大，对农民家庭代际分工以及性别分工灵活性要求更高。笔者在豫北调研时发现，年轻人结婚必须在县城有房有车，计算起来，房子首付需要30万，汽车需要20万，加上彩礼50万和其他一些婚庆花销，总计不少于100万。子代家庭越来越重的家庭发展压力外溢到本该退出生产分工的父代。代际差异下的家庭代际关系伦理异化、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失衡以及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成为家庭现代化发展的风险压力。在国家提倡家风建设的当下，厘清当下农民家庭内部以代际差异为核心特征的内部调适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农民家庭代际差异受到农民阶层分化、家庭发展目标、价值实现三个维度影响，农民家庭现代化适应围绕经济调适(家庭资源积累方式)、策略调适(家庭资源配置)与价值调适(家庭价值实现)展开，农民家庭代际差异在“分”与“合”的状态下呈现出中国家庭的独特面向。

(二)研究进路

中国农民家庭的代际差异具体如何表现，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经验材料与问题意识来源于2019年8月在陕西渭南、2021年7月在江苏泰州、2021年9月在湖南衡阳等地农村的调研，三个区域对应了中国东中西区域和南中北区域差异，具有一般代表性，可以从不同地域的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中更好地理解农民代际差异。案例主要选自江苏杨村和陕西伍村，遵循学术惯例，案例中辖区地名、人民均作了化名处理。本文采用“过程行为与实践对策”的综合分析框架，通过对农民家庭内部代际差异的具体经验分析，探讨农民家庭代际差异的表现与机制，并进一步反思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为家庭政策与家风建设精准施策提供参照。

三、 农民家庭代际内部调适类型

家庭代际内部调适是指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以完成家庭人生任务和家庭再生产任务为目标进行的家庭策略调整，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实践的需求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决定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这直接影响到了农民家庭进入市场经济调整家庭发展策略的韧性。当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进行家庭代际内部调适的时候，家庭所受到的现代化冲击就越小;反之，则家庭转型成本越高。笔者所调研的江苏杨村和陕西伍村分别在东部地区和一般中西部地区有一定代表性，不同区域的家庭内部调适呈现出不同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模式。

(一)“双系双代”强支持型模式

案例介绍：江苏杨村，19个村民小组，756户，3176人，耕地4330亩。20世纪80年代村庄兴起船运经济，20世纪90年代，大量村民外出经商务工，土地抛荒严重，村集体动员村民将口粮田流转给村集体，再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给农场主，村民获得土地流转金，2020年每亩农地的流转金约1000元。由于本地工商业发育程度高，农民在就业、生活、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市民化”特征明显，“60 后”“70 后”农民进城后也可以从事工业生产，老中青三代普遍成为本地工薪阶层。村民人均年收入3万元左右，城镇化程度较高，每一个村民小组都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在城市购房。

在家庭人口结构上，杨村具有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典型特征，其严格执行了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村庄以独女户和独子家庭为主，形塑出本地小家庭“不嫁不娶”的婚配结合模式，小家庭得到了男女双系家庭两代老人的代际支持，即“442”的家庭人口结构。与一般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向外就业的传帮带功能不同，江苏以本地资源向内输出提供了中青年在县域就近就业的机会。中青年人生活圈和就业圈与属地重合，直系亲属关系网络、村庄地缘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姻亲关系网络形塑了发达的地方社会关系支持网络，与本地丰沛的务工市场资源双效强化了以本地就业为主的家庭资源积累生计模式。子代家庭可获得当地家庭代际、姻亲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中青年人以正规就业为主，主要分布在企事业单位、规模以上工厂及其他二、三产业部门，尤其倾向于选择本地编制类工作。

本地务工市场的包容性可为低龄老人提供丰富的非正规性就业机会，农村低龄老人进入市场经济周期长，以市场经济价值衡量退养时间，在长周期的务工市场劳务中为退养阶段积累了养老资源。以杨村9组村民卫明为例，卫明70岁，妻子在家做家务，儿子在城里上班，有房有车，但两个老人从不要儿子的钱。卫明和老伴每月领取养老金680元，他还在工地上打工，每天工资200～300元，一个月可以挣4000～6000元，两个老人除了自己花销，孙子回来时要给一点零用钱，还可以存一部分养老钱(1)案例来源于2021年7月18日在江苏杨村的调研访谈。。因此，当地低龄老人进城的同时还可以兼业，实现了高度自养和强家庭资源代际输出。可以看到，子代和父代高度非农化的家庭生计策略形塑了“双系双代”强支持型模式的家庭现代化转型模式，本地农民县域城镇化动力强，负担小。

(二)“父系单代”弱支持型模式

案例介绍：陕西伍村是城关街道下辖的社区，位于县城西北4公里处，毗邻108国道，属于城郊村，距离县城约三公里。由两个村合并而成，共有550户2128口人，5个自然村，9个村小组。全村耕地7500余亩，其中果林4500亩，主导产业为苹果、红提、鲜桃、食用菌、玫瑰、核桃等，余下的3000亩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此外，农户和园林公司等承包了400～500亩的村级机动地，小组一般也留有集体资产且由各组发包。伍村人均种植面积3亩左右，人地关系较为宽松。但因为土地农业基础设施陈旧及种植品种更新换代不及时等，农户果业种植收入从最高时候的户均2～3万元降到如今的几千元，果业种植凋敝。H县城缺乏产业支柱，产业链不够健全，无法吸纳县域剩余劳动力，中青年劳动力外流，老年人留守村庄。家庭日常消费和家庭积累较低，村庄经济分化并不明显。

不同于以江苏杨村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农民家庭的城乡短距离迁移，在以伍村为代表的一般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家庭结构中，70后、80后一代的中青年人成为外出务工的主力。广东珠三角沿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跨省务工的主要去向，他们由于学历层次普遍偏低，大多数只能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从事普通工种，为了实现长周期的经济积累，赚取高于地方经济市场的经济收入，他们外出务工的周期一般为一年，以家庭经济积累最大化为目标实现家庭整体跃升和向上流动。中西部地区的低龄老人，即60后一代人是三代家庭结构中的一代农民工，他们为完成人生任务进行了早期的家庭经济积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代农民工的市场经济劳动价值下降等主客观原因，中西部地区开始出现一代农民工的返乡潮，笔者调研的陕西伍村在2015年左右出现了大批农民工返乡，他们年龄在45～50岁之间，这部分人回到家中留守农村的同时也在寻找地方市场经济中非正规就业机会，但是地方县域工作机会与工资收入都与省外务工市场差距甚大，很多返乡农民工为支持子代小家庭发展，选择由女性老人进城照料孙辈，男性老人留守村庄务农，子代夫妻双方在省外务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服务于家庭扩大化再生产发展，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策略。

受到本地市场经济资源的掣肘，一般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代际资源支持呈现出农业兜底的维持型特征，即父代无法完全实现非农化就业，而是依靠土地生产资料或者原始务工积累提供子代极弱的资源支持，即使父代依靠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以借贷形式支持子代家庭发展，债务压力也将转移到能够有较大机会获得市场资源收入的子代家庭。而父代本身因为年龄限制，从区域性市场经济退出劳动后也难以在本地找到稳定收入来源，家庭日常开支能省则省，遇到重大家庭开支则“吃老本”，储蓄很快花光。伍村一位村民说：“我们打一辈子工，到头来只够给儿子娶媳妇的彩礼钱。”当地老人以代际伦理关系衡量退养的时间，子代家庭最大限度吸纳父代资源以增强竞争力，因此，当地老人的“不退养”相比较东部发达地区农村老人的“退而不休”少了温情脉脉的自主安排，而体现出农民较重的家庭发展负担。可以看到，子代和父代的“半工半耕”弱积累家庭生计与农民家庭扩大化再生产之间的张力形塑了“父系单代”弱支持型的家庭现代化转型模式，农民家庭发展压力较大(如表1)。

表1 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的差异化模式比较

(三)小结

综上，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家庭在现代化转型与城镇化过程中，有充足的地方社会资源和家庭代际关系资源，发育较早和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维系了本地男女双方家庭两代老人强资源输出的家庭资源分配秩序，促成了同时在城实现本地就业和居住的城乡社会流动结构。同时，原生家庭和姻亲家庭的代际内支持强化了家庭应对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能力，东部地区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具有家庭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双重保障，家庭代际内部调适能力强，现代化过渡顺利，农民家庭代际内部现代化转型实践为“双系双代”强支持型模式。在此模式下，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家庭虽然在居住空间上有城乡之别，但是两代人既有独处空间，又时常受到家庭温情滋润，家庭代际情感关系呈现出温情脉脉的特点。相比较而言，一般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地方资源不充足，没有培育出成熟的市场经济机会，离全国性市场中心距离远，中青年异地务工，父代退出发达务工市场后也难以进入本地市场务工，城镇化成本高且质量低。相对欠发达的地方市场经济体系和家庭资源禀赋形塑了当地男方家庭父代老人弱资源输出的家庭资源分配秩序。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内部资源和本地地方社会资源没有提供家庭代际内部资源调控的富余资本，所以农民家庭虽然有应对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能力，但是付出了极高的成本，集中表现在父代深度卷入到子代家庭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承受了较大的家庭发展压力。因而，中西部地区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压力较大，家庭代际内部调适灵活性不够，还处在现代化转型的阵痛期，农民家庭代际内部现代化转型实践为“父系单代”弱支持型模式，父子代际之间由于处在远距离城乡空间分隔，极度考验子代小家庭的发展竞争力，家庭代际情感关系呈现出关系松散的特点。

四、 农民家庭代际差异的路径走向

(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

各地调研经验表明，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首先，城镇化改变了城乡人口和经济结构。农民进城购房和进城务工是城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购房和务工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带来了当前我国城乡关系的深刻变革。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在中西部农村，由于土地生产经济附加值低，人地关系紧张，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难以满足农民家庭生计需求，因此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就外出务工，农户的承包田一是由家里的老年人耕种，二是流转，三是抛荒。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城乡人口和经济结构关系发生转变，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劳动力市场成为农民主要的务工地，同时城市务工也成为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生计的来源。而农村则成为老年人的留守之地，小农经济成为农民家庭经济来源的补充和兜底保障。其次，城镇化带来了农民家庭结构的变化。进城务工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进入高度竞争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排斥性，决定了中老年劳动力面临着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的风险。因此在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环境下，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劳动力分工结构，也即农民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进城务工，而不再具备劳动力市场竞争优势的中老年劳动力则在乡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对于低龄老人而言，劳动是养老和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劳动不仅可以获得养老生活的经济来源，也可以作为家庭“半工半耕”生计模式的组成部分来减轻家庭应对城镇化的经济压力，低龄老人从事生产劳动是实现其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13]。与土地相结合的“老人农业”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生活和劳动的重要方式。东部地区由于市场经济发达，形成了高度非农化的家庭生计模式，即父代和子代两代人均可以实现进城务工，虽然父辈基本脱离了土地生产要素，转而进入市场经济获取家庭资源积累，但是两代人务工的程度却不同，其实质上还是半工半耕组合下的家计模式。

(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中的代际融合

城镇化和家庭现代化转型成为中国家庭代际内部调适的关键变量，农民家庭从简单家庭再生产到复杂扩大化家庭再生产[14]，对传统的家庭再生产秩序形成冲击，重塑了家庭代际内部调适下的新型家庭秩序。调研发现，东部地区中青年往往在县城买房，工作日在城里上班和生活，周末或者假期回到村庄和父母一起生活；低龄老人可以实现在城务工以及照料孙辈或者是“白天务工，晚上返村”的早出晚归生活；孙辈则跟随父母进入城镇接受教育，父母在工作的同时监督孩子学业，生活照料问题如接送上下学、做饭等家务一般是交给女性老人。如此，形塑了完整且稳定的家庭关系秩序。家庭老中青三代人均能凭借地方劳动力市场优势实现经济价值货币化转换，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福利保障为农民在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提供了城市公共服务与完整家庭生活质量的保障，从而实现了本地农民深度融入的农民市民化转型。

中西部地区，市场资源稀缺，农民工务农范围大都以跨省务工为主，本地务工机会极少且工资收入低于全国性市场。因此，本地中青年往往在县城买房，但是无法居住在城，而是夫妻双方通过省外务工补贴家用和支持家庭城镇化发展；低龄老人以退守农村为主，即使进城照料孙辈，周末或者假期也会回到农村，返回城镇时带上一些粮食，以基本农业生产缩减生活开支以及缓解子代家庭再生产压力；孙辈则留守乡村或者由祖辈在城镇陪读照料，成为县域内留守儿童。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教育转型背景下，祖辈虽然可以提供孙辈生活上的家庭照料，但是却不能在现代教育转型背景下监管孙代的学习，比如孙代放学后的手机管理以及祖孙两代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在广大一般中西部地区，家庭教育竞争使得父母逐渐改变了只负责赚钱的生活模式，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参与到家庭教育中，且往往选择牺牲小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力，但是女性回归家庭陪读无疑加重了男性劳动力在大城市务工的压力，即家庭劳动力减少状态下的低积累能力与高消费的张力带来的城镇化压力。

(三)家庭价值实现的转型

传统家庭秩序中，家庭对老人而言是自我价值实现和精神寄托所在，因此家庭成员的照料和陪伴给予了老人最大的养老满足。家庭关系仍然遵循大家族的逻辑，父代的伦理权威仍然存在，父代具有很强的统筹能力，有能力在多个儿子之间进行总体性的调平，代际支持主要是子代对于父代的反哺，代际伦理呈现出厚重平衡的关系。对于父代养老，子代之间不会计较投入多少，而是各凭良心，比如在湖南衡阳了解到，子代一旦工作就开始每月给父母”吃饭钱“，由父代统筹各个儿子的资源维持大家庭的开销。父母也有足够的自主性和权威在家庭会议谈养老的事情，兄弟关系服从于代际关系，家庭价值生产建立在包含父代家庭在内的大家庭之上，代际关系均衡。而当城镇化和现代化潜在改造子代家庭发展观念，子代扩大化的家庭再生产目标冲击了以大家庭再生产为价值中心的家庭代际关系秩序时，父代代际责任是刚性的，在家庭厚重伦理责任关系影响下，父代责任无限延伸且没有节点，只要父代还具有劳动能力，就要为子代付出，包括为子代娶媳妇、带孙子、买房等。中年父代的劳动力是兄弟竞争的资源，在父代丧失劳动能力之前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自养阶段。等到父代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了，才需要子代养老。养老矛盾往往也是这个时候尖锐地爆发出来。可以看出，在家庭现代化转型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围绕厚重均衡代际关系的家庭价值生产秩序被子代家庭竞争发展压力阻断，子代家庭核心化发展目标催生了以“小家庭”价值为中心的家庭观念价值异化。新的价值实现秩序中，农民家庭代际内部以父代牵头主动调适后的家庭资源整合壮大了子代家庭发展竞争力，使中青年一代能够从容应付复杂化家庭再生产。

综上，中国农民家庭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实现从简单家庭再生产到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型实践具有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由于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合度较高，不仅可以在地化利用市场经济资源丰富现代化和城镇化压力下的家庭经济资源储备，还可以维系较完整的家庭生活；而一般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也卷入了现代化家庭转型与家庭竞争环境中，但由于市场资源稀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过程中经历了家庭代际内部调适的阵痛期，即在家庭代际资源和子代家庭市场参与程度不深的情况下，承担起城镇化生活和抚育孙代的家庭竞争压力，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家庭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父代留守农村“稳固后方”，子代为实现家庭跃升目标“冲锋在前”，成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调适应对家庭现代化转型的缩影。总的来看，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代际关系调适与农民家庭内部价值实现的转变紧密相关，以核心家庭发展为目标的家庭价值实现成为农民家庭代际关系内部调适的最大动力来源。

五、 家庭代际差异的反思及其现代化调适

(一)农民家庭代际差异的反思

1.家庭代际关系伦理异化

在中西部地区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家庭受到传统伦理观念和父子之间情感联结的双重影响，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责任是一种共识。当父代失去自理能力时由子代进行赡养，或是采用轮养的方式，或是在其中一个儿子家长期居住，子代均摊老年人的赡养费用。多子分担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并不会构成压力，女儿养老[15]在后台作为增量的支持。城镇化背景下老年人的养老资源被子代挤压，家庭内部主要支出用于子代买房和孙代教育上，老年人为了能够让下一代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会不断挤压自己的生活开支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将资源流向子代。当前老年人为了减轻小家庭的经济压力进行长周期的自养，并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打零工用于自身平常开销，但是仍然会将子女放在第一位，若是子女需要经济支持，老人便会尽力帮助并将存款给子女。从价值层面看，子代结婚后，老人便完成人生任务，即使子代没有成家，老人到60岁以后也可以进入退养状态，其退养在无结构压力下具有自主选择性与合法性；但是家庭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父代在厚重的代际伦理责任下也被卷入子代家庭竞争中，子代家庭对父代资源也是极度汲取的，因此老年人的劳动力资源被高度利用和整合，父代就没有退养的合法性，更没有劳动与否的选择性，老人要“干到不能干为止”，直到劳动能力完全丧失以后，才真正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进入退养状态。老人有劳动能力却不劳动，就会遭遇舆论的负面评价，老人退而不休的状态对老人养老产生深刻影响，家庭代际关系伦理秩序受到冲击。

2.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失衡

当前大量公共资源向城镇集中，其资源匹配速度与农民城镇化的速度并不适应，而且与农民生产生活需求脱嵌。调研显示，中部地区县城具有弱生产性和强消费性，盲目推动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在县城聚集，提高了农民获得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的成本，会提升家庭再生产和发展的成本，弱化家庭养老的能力和空间。从县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来看，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乡镇是更理想的场域，确保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在乡镇适度集中，完善乡镇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从而降低农民家庭再生产和家庭发展的成本，有利于提升家庭养老能力和空间。从湖南调查的经验来看，一些乡镇将村小和乡镇中心小学、初中合并，建立九年一贯制学校，将有限的资源整合投入到九年一贯制学校，改善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学习环境，并且用一部分资金奖励表现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大大改善了学校的教学质量，降低了很多家庭进城求学的动力和压力。通过实行寄宿制，也使得家长能够从教育负担中解放出来。这一方面提升了农民家庭储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灵活和高效配置的空间，使得农民家庭尤其是低龄老年人能够兼顾农业生产、孙代和高龄老年人照料等多重目标，有利于提升农民家庭当前和未来家庭再生产发展的空间和能力。

3.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

农民社会心理负担主要来自于家庭发展压力，随着家庭现代化发展，农民城镇化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越来越重，集中体现在生育观念的变化上。在中西部农村实际调研来看，人们的生育积极性有所降低，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下，传统家族观念正在逐步瓦解，同时伴随着精细化教育所带来的养育成本的提高，这两方面共同导致了生育率一降再降。家庭生育意愿往往受文化价值因素的影响，但有了生育意愿并不一定会导致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张力体现在“生得起但养不起”这一现实境遇上。第一，农村家庭的婴幼儿抚养近年来同样出现了精细化与消费化趋势，奶粉、奶瓶、尿不湿、婴幼儿衣物玩具、辅食营养品等代表着现代城市科学育儿模式的符号，正在快速取代传统农村家庭的粗放式育儿。由于生育数量减少，单个子女养育成本的抬升体现出农村家庭的优育逻辑。第二，农村家庭学前教育出现了城镇化苗头，即在幼儿园阶段便让儿童进城就读，家庭养育成本也因此而加倍抬高。从多地调查儿童青少年问题的经验来看，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极大损害了少年儿童的生命健康，激化了家庭亲子矛盾，削弱了少年儿童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增加了社会发展不稳定因素。同时，畸形的儿童社会化加剧了青年的生育焦虑，破坏了地方生育生态。释放生育潜力一方面是要提高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要进一步降低养育成本，减轻过重的家庭社会心理负担显得尤为重要。

(二)中国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调适

从中国农民现代化转型实践可以看出，通过家庭代际内部调适而形成的代际差异反倒成为农民家庭适应现代化转型的家庭策略。在过去，父子两代在居住、工作和生活上的时空分离主要是代际间责任和义务的边界关系在时间和空间形态上的表现。而今，时空分离不仅是代际关系的物质表征，更是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机制，它避免了代际间因生活方式不同而产生家庭冲突[16]。家庭转型之前，家庭内部存在结构性关系，成员角色源于其在家庭中的位置，即父父子子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每个人都依靠家庭规则行事。由于存在家庭结构，每个人在家庭生活中有规则可依，减少了日常摩擦。就算发生家庭内部矛盾，也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家庭是靠规则维系着的。家庭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庭结构弱化，家庭内部人际关系更看重日常相处。与过去讲究责任义务不同，兄弟姊妹之间，也是要靠感情维系。在此过程中，家庭现代化转型倒逼家庭进行策略性调适。首先，农民家庭在代际分工上的差异性在家庭再生产上形成了功能互补，父代留守农村，利用土地资源维持乡土社会生活，子代在城市务工维系城镇化的生活开支，父代在农村的留守成为稳定的后方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子代城镇化的支持，比如父代在孙辈的生活照料上解放了中青年一代的劳动力，实现了家庭资源积累的最优化组合；其次，在家庭资源分配上，父代生活在农村是一种紧缩型的生活，基本可以实现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减少了不必要的日常生活消费，子代在城市是一种消费型生活，因此家庭开支较大。正是这一紧一松的生产消费关系，构成了代际差异实践下的代际资源融合。最后，家庭代际融合在代际城乡流动之间形成家庭代际合力交汇，在半工半耕的劳动分工秩序与半城半乡家庭空间结构下，父代进城照料孙辈，子代假期返乡与父代团聚，形成一种温情脉脉的家庭代际关系情感融合。因此，在家庭劳动力配置、家庭资源分配和家庭情感关联的家庭再生产实践中，农民家庭代际差异内含代际融合的可能性。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具有鲜明的代际融合特征，子代家庭扩大化再生产是建立在代际合力基础之上的; 父代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亦以子代家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前提。

六、 结论

中国家庭现代化和城镇化转型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家庭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家庭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私化”和“独立”。中国农民家庭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中国家庭的代际差异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文章以农民阶层分化、家庭发展目标、价值实现三个维度构建“过程行为—实践策略”的分析框架，从调查经验出发围绕经济调适(家庭资源积累方式)、策略调适(家庭资源配置)与价值调适(家庭价值实现)三个变量发现，农民家庭的代际差异在“分”与“合”的状态下呈现出中国家庭的独特面向，具体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差异化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资源应对家庭现代化转型挑战的同时也蕴藏着社会风险，一是家庭代际关系伦理的异化，二是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失衡，三是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笔者认为，城乡二元融合状态下，不可忽视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要提供有层级性的农民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县域发展应定位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要在制度层面做到城乡均等化，消除对特定人群的歧视性政策，构建“城区—中心镇—中心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减轻农民负担[17]，使社会心理负担有释放的空间，实现家庭社会健康发展。中国农民家庭面对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家庭生活实践表明，虽然中国家庭正在经历着剧烈的现代化转型，但是家庭的核心化并不意味着家的整体性的退场，中国的现代家庭依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面向，代际合作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普遍发生使得“合”具有了功能主义意义上“实”的内容[18]。正是在家庭劳动力配置、家庭资源分配和城乡流动的代际差异中，农民家庭内含代际融合的可能性。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具有鲜明的代际融合特征，子代家庭扩大化再生产是建立在代际合力基础之上的; 父代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亦以子代家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