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平原农区乡村多元分化与新型城乡形态建设路径研究

马随随，李传武

（盐城师范学院a.城市与规划学院；b.苏北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院，江苏 盐城 224007）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等战略的提出与不断深化，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结构已经不能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求，乡村结构调整与功能演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乡村地域进入了全新建设时期［1］。乡村是由社会、经济、生态要素共同构成的耦合系统，其内部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具有区域性、不确定性、系统性等特征，同时还受到城乡关系的深刻影响［2，3］。因此，立足乡村自身特点，综合考虑城乡系统结构，构建差异性、特色化的新型城乡形态，成为激活我国乡村地区发展动力的重要议题。

自有城市以来，城乡之间经历了分离→对立→融合的过程，城乡形态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空间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演变机理的外在表现形式［4，5］。国外学者对城乡形态的研究大体经历了20 世纪50 年代前期的城乡分离朴素发展观、城乡分割发展观和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乡融合发展观3 个阶段［6-8］。伴随着该发展轨迹的变化，不同国家的城乡形态表现出鲜明的演化特征。如，美国先后构建了19 世纪以前核心城市带动小城镇的大都市圈发展模式、20 世纪80年代中心城市职能近域推进的“边缘城市”模式和20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的郊区城市化模式；英国在城乡形态塑造中，通过政策与技术扶持建设形成的郊区新城成为推动乡村发展及分担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与功能协调是英国优化城乡形态的重要策略；法国依托优美的城乡环境，城乡形态构建的重点放在保护城市与乡村的居住环境多样性上，致力于打造城乡环境一体化的“田园城市”［9］；日本通过农村城市化快速推进，对早期少数中心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产生的城乡对立局面进行了修正，形成了城乡居民在户籍、政治权利、社会保障和人员流动等政策上享受同等权利的城乡功能形态［10］。目前我国学者专门以“城乡形态”为核心议题开展的理论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土地利用表征的城乡空间形态的分析［11-14］，部分学者将理论分析与具体地域相结合，总结出乡镇工业化带动的“苏南模式”［15，16］、以“三集中”为主要特征的“成都模式”［17，18］和社会结构变迁驱动的“上海 模式”［19，20］等典型的城乡形态组织模式。

由此可见，从欧文与傅立叶的“新协和村”、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到我国以城乡融合为主要目标的新型城乡形态概念的提出，国内外学者一直在寻找一种理想的城乡形态。但城乡形态演变是一个非线性、多因素、多层面的交织耦合过程，“理想”的城乡形态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普适性的。从异质性视角出发，立足乡村基底条件和城乡地域系统发展阶段探讨城乡形态差异化发展路径，应当成为学者们今后关注的重点［21］。乡村性是对乡村特有性质的综合概括，乡村性评价能够为城乡形态的构建提供基础指引［22］。

本文选取位于传统平原农区且城乡融合发展需求强烈的苏北地区为案例地，以产业结构专门化水平作为确定城乡发展阶段与类型的依据，以乡村性指数表征乡村基底条件，将二者相结合完成乡村功能定位，并据此进一步探讨多样化城乡形态建设路径，以期为苏北地区和我国其他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苏北地区主要包括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市、盐城市、连云港市、淮安市和宿迁市5 个地级市，辖17 个县、3 个县级市和17 个市辖区，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湿润季风气候带，水热资源充沛，是我国典型的传统平原农区。2019 年，苏北地区土地总面积为5.49 万km2，年末常住人口3041.6 万人，完成地区国内生产总值22963.34 亿元，以占江苏省总量51.82%的土地仅创造了占全省22.97%的经济总量，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薄弱地区。该地区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对推进江苏省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与综合竞争力的全面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江苏沿海大开发、南北对口帮扶等政策的实施与高铁线路的全面贯通，苏北地区社会经济实力获得了明显提升。但在此过程中，粗放式、分散化的发展倾向依然存在，苏北地区尤其是苏北乡村地区的发展水平依然较低，城乡失衡矛盾突出。在转型发展背景下，如何利用好丰富的人口、土地、生态等资源优势，以特色化、差异化的新型城乡形态理顺城乡融合发展思路，应作为苏北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苏北地区下辖县域单元为基本研究单位，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与数据的可获得性，将各地级市的市辖区范围合并，最终确定25 个县级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搜集、实地调研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苏北地区差异化城乡形态建设路径进行分析。数据资料来自2016 年、2020 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苏北5 市与典型县域的统计年鉴；耕地变化率、乡村就业人员变化率由2015 年、2019 年两个年份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图形数据是江苏省最新的1：50000 矢量图层；极少数县（市）的个别数据缺失，采用相应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补齐或相邻年份数据插值获得。

为了消除指标量纲和性质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23］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去量纲处理：

式中，Xij为i研究单元第j 项指标值；Xmax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Xmin为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X'ij为i研究单元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1.3 研究方法

差异化城乡形态构建需要在多功能思想指导下，分别对城乡地域系统发展阶段和乡村类型进行精准识别，以便全面把握城市与乡村的个性特征及其协同发展的关键契合点。产业结构作为支撑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其发展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征城乡地域系统发展特征，而乡村性作为评价乡村综合属性的科学方法，已经被众多学者验证和认可。本文借助产业结构专门化程度和乡村性指数分别表征县域类型和乡村空间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将二者结合完成乡村类型划分，为探索新型城乡形态建设路径提供基础。

地区发展类型划分的方法较多，本文选择“平均值+ 1 个标准差”作为划分苏北地区县域发展类型的标准，该方法能够较直观便捷地完成县域类型划分且其可行性已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获得验证［24，25］。该方法首先基于三次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计算得出研究对象三次产业平均值和标准差。以此为依据，如果县域某产业指标超过该指标“平均值+1 个标准差”的数值，便可得出该地区发展状态被该类产业主导的结论。

在乡村性指数计算方面，本文借鉴相关学者对乡村性内涵及评价方法的研究成果［26，27］，同时考虑到评价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能够体现乡村地域动态发展特征的耕地变化率、乡村就业人员变化率、农地产出率、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指标来分别反映乡村地域土地利用、人口结构、经济效益、产业结构、居民生活等方面特征，综合构建苏北地区乡村性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ity

在明确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本文采用熵值法［28］确定各指标权重，并通过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得到各样本区的乡村性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式中，Yij表示i 县第j 项指标值的比重；X'ij表示i县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m为评价县域数；n为指标数。

2 县域乡村多元分化特征

2.1 县域发展类型划分

依据2019 年苏北地区25 个县域单元的三次产业产值及其占比情况，按照“平均值+ 1 个标准差”的评价标准，将苏北地区县域单元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等4 种类型。其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超过17.11%的县域确定为农业主导型，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超过43.94%的县域确定为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超过49.14%的县域确定为商旅服务型，将不属于以上3种情况的县域单元划归为均衡发展型，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苏北地区县域三次产业占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Table 2 Mean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propor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in county units of Northern Jiangsu

从不同类型县域的数量关系看，农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县域分别占总数的12%，工业主导型县域占比为16%，均衡发展型县域数量最多，占县域总数的60%。如图1 所示，农业主导型县域主要包括丰县、睢宁县和灌云县，经济基础薄弱、边缘化明显是该类县域的主要特征；工业主导型县域包括连云港市区、宿迁市区、灌南县和响水县，主要为经济发展条件优良的市辖区或工业基础较好的县域单元，该类县域农业生产和旅游开发资源均较为匮乏；商旅服务型县域包括徐州市区、淮安市区和东台市，该类县域依托自身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致力于推进煤炭塌陷区生态化转型、特色旅游线路设计和自然遗产地绿色创新，努力打造现代化商旅服务高地；均衡发展型县域数量较多，且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在苏北地区5 个地级市均有分布，虽然该类县域产业结构同为相对均衡状态，但是内部发展层次仍存在较大差异，既可能是低效率的三次产业低水平均衡，又可能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下的多业态高水平均衡，这需要结合乡村性指数做进一步细分和确认。

图1 苏北地区县域发展类型Figure 1 County development types in Northern Jiangsu

2.2 乡村性空间格局

综合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苏北地区县域单元的乡村性指数（RI），按照0—0.40、0.40—0.55、0.55—0.75 的得分区间分别将乡村性划分为弱乡村性、中等乡村性和强乡村性3 类，并通过GIS11.0 软件绘制成图（图2）。

图2 苏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Figure 2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ity in Northern Jiangsu

①弱乡村性县域呈分散组团分布，规律性与非规律性现象并存。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乡村性较弱地区主要包括各地级市的市辖区和经济结构转型较为剧烈的县域单元。该类县域单元受到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活动的影响，农业生产、自然风光等乡村性表征逐渐弱化，土地、产业、人口等要素和县域结构与功能的非农转型成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②中等乡村性县域占比较高，轴向延伸趋势突出。乡村性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主要集中分布于苏北地区的中间地带，共包括9 个县域单元，占比达36%，水热条件优越、农业产业发达是该类地区的共同特点，空间上表现出沿淮河生态经济走廊东西轴向延伸的分布特征。淮安市区下辖的洪泽区素有“淮上明珠”和“渔米之乡”的美誉，其优越的农业生产与自然风光条件、淮安市区乡村性处于中等水平有一定关系。其他8 个县域单元也均为苏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或渔业、禽畜产品集中区。③强乡村性县域呈零散分布，边缘性特征明显。强乡村性县域主要包括丰县、沛县、睢宁县、新沂市、灌云县、灌南县和泗阳县，占苏北地区县域单元总数的28%。从这些县域单元的空间分布情况看，主要涉及徐州市、连云港市和宿迁市3 个地级市，零散分布特征突出。此外，这些县域还具有与其所在地级市的中心城区距离较远或农业生产优势突出的共同特征，远离城市中心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镇化、工业化活动对乡村空间的影响，同时也为这些地区依托自身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发展农业、保持传统乡村景观特征提供了外部环境。

3 新型城乡形态建设路径

县域单元发展类型与乡村性评价结果，有助于厘清苏北地区各县域单元的基底条件和现时发展秩序。但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功能性和动态演进性，如何依托各地区城乡发展的本底特征模拟未来发展情景，并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构建差异化的城乡形态，应作为新时期乡村建设与城乡融合的重要任务。本文以苏北地区各县域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指数评价为基础，尝试构建符合苏北地区实际的差异化城乡形态建设路径（表3）。

表3 苏北地区城乡形态建设路径Table 3 Construction path of urban and rural forms in Northern Jiangsu

3.1 现代农业助推城乡经济共进

该发展路径主要针对农业主导型强乡村性县域单元，包括丰县、睢宁县和灌云县。这类县域多位于远离市区的边缘地带，区内劳动力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的比重较高，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农业配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发展能力受限。充分发挥农业基础和生态资源优势，以农业现代化、商品化和观光化等作为乡村转型重构和城乡形态重塑的切入点，是该类地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乡村地域借助观光农业、商品农业等多功能农业发展方式，一方面为县城和镇区等非农地域提供粮食、蔬菜等生活资料，另一方面通过环城游憩带、农家乐等乡村旅游形式满足城镇人口休闲旅游需求，最终实现城乡间互动频繁、经济共进的特色化城乡形态。

3.2 新型工业支撑城乡产业联动

该路径主要适用于工业主导型县域单元，且需要依据各县域乡村性指数的差异做进一步的细化。其中，乡村性指数较低的县域单元主要包括连云港市区和宿迁市区等市辖区范围，这类地区的工业技术水平、工业产品附加值均较高，快速工业化导致当地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耕地资源向工业部门集中，乡村地域以城镇化、工业化后备空间的角色定位，不断接受城市地域的向心极化和辐射扩散，进而形成产业融合推动下的新型城乡形态。乡村性指数中等及较高的县域单元主要包括响水县和灌南县，这些县域虽然工业产值占比较高，但是其产出以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初级工业产品为主，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工业化与城镇化失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镇地区“涓滴效应”的发挥，城乡失衡矛盾较为突出。该类地区未来应注重破解城乡差距过大和乡村工业低端锁定等“瓶颈”问题，围绕乡村特色和现有产业基础，积极推进城镇工业部门技术外溢和空间转移，构建以城乡工业效率同步提升和联动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新型城乡形态。

3.3 绿色创新推进城乡生态共生

该路径主要以实现城乡生态融合为主要目标，立足县域商旅服务业专门化水平较高的现状，通过引导城乡间生态要素流动和生态功能协调，提升城乡绿色发展效率。适用该城乡形态建设路径的县域单元主要包括乡村性指数较低的徐州市区、东台市和乡村性指数处于中等水平的淮安市区，这些县域单元均位于生态资源丰富、商旅服务设施完善、旅游吸引力较强的地区，对乡村绿色经济发展城乡生态融合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未来这些地区应注重传统文化和生态景观保护，立足城乡服务业发展基础和生态本底特征，创新商旅服务、观光农业等现代化绿色经济业态及产城耦合发展机制，形成以生态融合为基础的新型城乡形态。

3.4 三产融合共谋城乡发展秩序

该类模式致力于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相对均衡的情况下，通过城乡间产业的互动融合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演进，理顺城乡发展秩序，实现城乡形态创新。乡村性指数较低的盐城市区、沭阳县、滨海县、阜宁县、建湖县，乡村工业、商品农业、观光农业等新业态大大提高了地区农业产出效率和农业产品附加值，三次产业处于高水平均衡状态，识别当前城乡系统运行机制，通过增加要素、结构、功能的多样性，保障城乡系统不会因内外部扰动而脱离高水平均衡的稳定状态，是组织该类地区新型城乡形态的重要准则；乡村性较强的沛县、新沂市和泗阳县受边缘型区位特征和资源匮乏的制约，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该类地区应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拓宽城乡联系通道，并通过特色优势挖掘、现有产业提升、高端产业引进等方式，努力打造地区经济增长极，以空间和产业的极核化打破低水平均衡的桎梏，引导城乡地域系统跨越关键变量阈值，进入更可持续的新稳态；乡村性指数居中的县域属于介于前两者中间的各产业均衡发展状态，所涉及的大部分县域存在一定的特色或优势，各业态发展效率中等但优势产业门类不突出，显示出其在区域分工中功能定位不明晰的短板，该类地区新型城乡形态建设应当重视影响城乡产业高水平融合的关键变量，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建设，提高特色产业辨识度和专门化水平，以产业分层次改造和联动发展推进城乡形态创新重塑。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乡村与农业多功能理论的兴起为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形态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以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多功能视角下新型城乡形态建设的思路框架，并在分析县域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格局的基础上，针对乡村类型多元分化特征提出了新型城乡形态建设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①新型城乡形态构建需要统筹考虑城市与乡村两大地域单元的属性特征并找出其最佳契合点，选取产业发展阶段和乡村性指数表征城乡地域系统发展特征，方法简单且效果良好，能够为乡村类型划分及差异化城乡形态建设提供方法论基础。②选取位于传统平原农区但城乡融合发展需求强烈的苏北地区作为案例地，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均衡发展4 种类型和弱乡村性（0—0.40）、中等乡村性（0.40—0.55）和强乡村性（0.55—0.75）分类标准的基础上，分别对县域发展类型与乡村性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不同类型县域的数量表现为均衡发展型＞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与商旅服务型；农业主导型县域边缘化特征明显，工业主导型县域以市辖区或产业园区集中地区为主，商旅服务型县域紧邻城市建成区或生态资源集中区的区位特征突出，均衡发展型县域空间分散且内部分异显著；弱乡村性县域呈分散组团分布，中等乡村性县域占36%，且沿淮河生态经济走廊东西轴向延伸趋势突出，强乡村性县域占比最低且边缘性分布特征明显。③依据乡村地域类型，针对性提出“现代农业助推城乡经济共进”“新型工业支撑城乡功能联通”“绿色创新保障城乡生态共生”和“三产融合共谋城乡发展秩序”等符合苏北地区实际的差异化城乡形态建设路径，同时依据不同类型乡村的乡村性指数分化状况，在亚类尺度上对各城乡形态建设路径的重点进行了梳理。

4.2 讨论

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在乡村多元分化空间格局的识别和差异化城乡形态建设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指标可获得性、方法多样性、尺度耦合性和区域动态性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存在不足之处：①研究方法不够完善，选取产业专门化水平刻画县域类型，具有直观且可比的优势，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县域空间的社会和生态功能，因此针对县域发展状况和乡村地域类型的评价方法仍有待继续深入。②以县级单元为基本研究单位，以求从宏观层面厘清乡村发展类型及新型城乡形态构建路径，但城乡形态是城镇和乡村两大空间多因素综合作用、多尺度耦合互馈的结果，后续研究应重视县域内部差异性和多尺度关联性，加强中观乡镇、村域尺度和微观农户尺度及尺度间互馈机理的研究，为城乡地域系统协同演进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③本文提出的新型城乡形态建设路径，是建立在城乡地域系统现时发展特征基础之上的，但应明确的是，城乡地域系统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且这种变化具有典型的非线性、多因素耦合及突变性等特征。因此，借助多情景模拟方法，科学研判地区未来发展状态，并对城乡形态建设路径进行优化调整，应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突破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形态是对城乡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及其外化表现的综合反映，包含城乡空间形态与功能形态两个方面。本文从乡村类型划分出发，重点探讨了以功能融合为目标的新型城乡形态建设路径，未能对其与城乡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和协同发展思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今后，城乡形态研究应将土地利用、城乡治理等纳入到研究体系之中，通过多学科交叉、多方法融合进一步提升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