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结构调整和碳排放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杨林京，廖志高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与日剧增。而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直接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为了能够抑制住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完成建设美丽中国目标，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刻不容缓，为此我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第一次引入“绿色发展”理念，要求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在2019年中国的单位GDP碳减排量，已经提前并且超额完成2020年的气候行动目标。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恶化，承担大国责任，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大会议及气候峰会上宣布较2015年《巴黎协定》的基础上提高碳减排目标，碳强度由《巴黎协定》中允诺的2030年实现碳达峰，到完成2030年达峰目标的同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随着这几年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为主要工具的绿色金融飞速发展。“绿色资金”对绿色企业的加大扶持，和对高耗能企业的限制性约束都会对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直接产生影响。随着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绿色金融将会对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加之，产业之间差异所带来的能源依赖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从欧美的发展经验看，第三产业比重大于第二产业比重并处于主导地位，因为第二产业对能源的依赖度和消耗量远远大于第三产业。因此，为实现碳减排目标，我国产业结构需要往第三产业进行优化升级，改变之前的能源消耗模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以燃烧煤炭的方式提供能源是我国主要的能源产生方式，诸多新能源并没有被完全的开发利用起来，煤炭的燃烧将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这无疑是对碳减排工作的巨大挑战，所以如何丰富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减少碳在其中的比例将会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绿色金融与碳排放

针对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能够对碳排放起着抑制作用，Shahbaz et al.（2013）认为，金融的发展将会通过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增强对环保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来实现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在实证检验上，张忠杰等（2020）建立了动态和静态空间面板模型，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碳排放的水平将会越低。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碳排放强度，Dogan&Seker（2016）认为，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的同时，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将得到提高，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资源的更大需求，从而提高碳排放水平。从实证角度看，陈碧琼和张梁梁（2014）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发现，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提高都会显著提高碳排放的水平。针对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方向的争议，邵汉华和刘耀彬（2017）对金融发展和碳排放之间的异质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并非简单的抑制或者促进作用，其作用方向与国家政策引导有很强的相关性。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上，何吾洁等（2019）通过对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四个维度的衡量，建立VAR模型，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将会显著的降低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刘婧宇等（2015）通过绿色信贷的传导路径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在短期、中期明显减少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排放。邵学峰和方天舒（2021）通过熵权法，构建绿色金融发展综合指标，不再单独考虑绿色信贷、证券、保险和投资等单一因素，使绿色金融整体发展更加直观，并且利用该项指标实证后，发现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但是随着绿色金融的不断发展将对碳排放产生越来越大的抑制作用。在绿色金融的持续性研究上，马骏（2015）认为，现有绿色金融尚不具备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只有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时才能够完成。综上所述，研究绿色金融发展和碳排放水平的关系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研究假设1：

H1：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

（二）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影响

结构的调整往往会在不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减小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本文所研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指减少对“高排放，低产出”的第二产业的依赖，适当地增加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过去第二产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但是其污染排放、恶化环境的弊端也在逐渐显现。李慧敏等（2021）通过空间计量的方法，发展在以第二产业为主的能源密集型产业集聚的地方，其碳排放的强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证明高能耗、高排放的第二产业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的碳减排。在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方面，原嫄等（2019）对多国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最后发现产业结构带来的碳排放变动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在中高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碳减排的效率最高。

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减少对煤炭碳能源的依赖，并且逐渐增加对新能源的使用从而达到碳减排目的是本文将能源结构调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原因。张伟等（2016）运用Kaya恒等式，发现我国低碳化的发展是通过能源结构优化来实现的。何立华等（2015）通过对山东能源结构的研究发现，保证经济增长不变的情况下，能源结构优化的强度越大，其碳减排强度也就越大。朱妮和张艳芳（2015）通过对山西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建立VAR模型发现，能源结构优化将会在中长期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抑制作用。综上所述，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将会对我国碳减排产生重大而积极的作用，提出研究假设2：

H2：结构调整（产业与能源）将会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三）能源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中的中介效应

前文已分析了绿色金融发展将会对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有效性，但缺乏对其传导路径的深入探讨。

首先，金融发展对能源结构调整有显著的影响。孙浦阳等（2011）在对金融和能源结构的研究中，认为金融发展将通过带动国家经济发展，从而影响能源消费的结构。其次，绿色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绿色金融本身所指的便是对国家环境问题的相关投入，一出现便拥有了强烈的目标导向。在对绿色信贷的深入研究中，刘传哲和任懿（2019）认为，绿色信贷能够通过扩张效应、技术效应和反馈效应来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高晓燕和王治国（2017）认为，绿色金融发展会对新能源产业发挥巨大的支持作用。能源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无疑对碳减排工作拥有着巨大的意义。结合前文阐述，本文对绿色金融、能源结构调整和碳排放三者关系进行梳理，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低排放的环保行业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支持，个人的环保意识得到了提升，降低了化石能源的依赖，能源结构得到优化从而帮助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综上所述，提出研究假设3：

H3：能源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中具有中介作用。

（四）产业结构调整的调节作用

绿色金融发展在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下，无疑会对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产生更强的调节效应。一方面，绿色金融政策可以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随着绿色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性越强，其良性的相互作用也将会随之增强，将会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意义。在绿色金融和产业结构的互动下，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不同类型产业的能源需求结构是有所差异的。在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传统的能源结构简单，廉价的优势将会失去。受此影响以煤炭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将会被更加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所代替。随着能源结构在产业结构和绿色金融的调整优化下，更加合理的能源结构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碳排放的格局。苏任刚等（2019）认为，绿色金融能够帮助绿色产业的发展来达到生态环境优化的目的。胡怀敏和连思涵（2021）对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变化实证研究后认为绿色金融发展较快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用将会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产业结构将会在绿色金融和碳排放的后半段继续产生影响。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促使需要更加清洁高效能源的产业得到发展机会，追求“低成本，高排放，低产出”的企业或相关产业将会失去原本的优势，结合前文在这种良性循环下，能源结构发挥直接作用，产业结构发挥调整增强作用二者同时发力提升碳减排的强度，从源头上解决碳排放问题。综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4：

H4a：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和能源结构中具有调节作用。

H4b：产业结构调整在能源结构和碳排放中具有调节作用。

结合上述研究假设1—4构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1.碳排放（coal）。碳排放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借鉴陈向阳（2020）和国际通用IPCC的做法，选用碳排放总量来对碳排放的大小进行衡量，数值越小证明碳排放越少，数值越大其碳排放就越大。碳排放总量是通过对各个省份的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力10项能源的消费量计算得出，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oalit表示i省份第t年的碳排放总量；coalitj表示i省份t年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总量；Bitj表示i省份t年第j种能源的能源消费量；Zj表示j种能源碳元素的折算系数；qj表示j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其中二氧化碳排放系数采用IPCC的标准，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2019》。用coal代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终采用2003—2018年30个省份数据（西藏数据缺失）来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2.绿色金融指标（slv）。借鉴尹子擘（2021）等的做法，通过主客观赋权的方式，结合《中国绿色金融报告（2014）》的主观权重和熵权法测算出的客观权重，以1∶1的比例进行加权最后计算得到的综合权重。数据来自于《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选取2003—2018年30个省份数据（西藏数据缺失）来计算绿色金融指标。

3.产业结构指标（sug）。借鉴付凌晖（2010）的研究，通过对二三产业结构层次进行计量，得出本文产业结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Ki为第i产业产出在总产出的比重；i是各个产业相应的权重。

4.能源结构指标（engj）。使用煤炭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表示，即engj=煤炭能源消费/总能源消费。

5.控制变量。借鉴孙丽文等（2020）和江红莉等（2020）的研究，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城镇化率（czh）、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均实际GDP（rgdp）、研发资本存量（zb）和产业合理化水平（sr）。同时在建模过程中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为了避免数据差异过大导致的回归问题，本文所涉及的控制变量均进行取对数处理。

表1 各变量定义

（二）模型构建

本文在控制其他变量产生影响的前提下，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分别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之间所存在的关系问题。为检验假设1，构建模型（3）。

其中，下标i为公司、t为年份，coal表示碳排放。主要解释变量为并购商誉（slv），CV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Year和∑Industry代表同时对年份与行业的控制。

为检验假设2，构建模型（4）和（5）。

其中，下标i为公司、t为年份，coal表示碳排放。主要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Sug）和能源结构（Engj），其余含义与前文一致。

为验证假设3，借鉴温忠麟等（2004）的“依次检验法”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该模型由模型（6）和模型（7）构成。当β2、β3和β4都显著时则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当β2和β3都显著，且β4不显著时则具有完全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H4a和H4b，建立了模型（8）和模型（9）。通过加入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交乘项的方法来检验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对能源结构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中的调节效应，模型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固定效应。当交互项显著时，则调节作用显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碳排放相关数值表明不同省份碳排放水平的差距较大。绿色金融数值表明不同省份绿色金融水平的波动较大，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地区拥有更好的金融基础和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是金融投资受到宏观政策和市场情绪的影响造成不同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产业结构指标表明不同省份的产业结构层级差距并不是特别大。能源结构指标表明不同省份的能源结构差距较大，一方面是因为各个省份的主要能源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水平的差异，使得不同省份所依赖的能源消费来源有所不同。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主效应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定性，表3同时列示了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见，列（1）—列（6）分别检验了绿色金融、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性，绿色金融和产业结构的系数为负数，而能源结构的系数为正。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能源结构的不合理将会加剧二氧化碳的排放，假设H1和H2得到验证。说明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和资金导向的作用，改变传统的以“高污染，低产出”为主导的第二产业的发展方式，着力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同时加强技术革新，开发利用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等是解决碳排放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在绿色金融的发展过程中，“低碳、环保、高产出”的第三产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而传统的“高污染，低产出”的第二产业逐渐被资本所抛弃，得不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必然逼迫此类型企业破产或者转型，最后促使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迈进。同时，因为资金对新能源行业的偏好，传统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也会逐步得到改善，逐渐采用各种新能源。通过绿色金融对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层次的优化调整，能够帮助我国在保证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为碳减排带去新的发展契机。

表3 绿色金融、结构调整分别对碳排放影响的主效应回归结果

（三）中介效应检验

针对能源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流程，进行接下来的检验。表4报告了能源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同时再结合表3中的回归结果。列（1）中能源结构调整指标（lnengj）与绿色金融指标（lnslv）的系数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所以继续进行接下来的检验，通过观察列（4）发现lnengj和lnslv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具备显著性，证明能源结构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中拥有部分的中介效应。针对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同上。列（2）中产业结构调整指标（lnsug）与绿色金融指标（lnslv）的系数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所以继续进行接下来的检验，通过观察列（3）发现lnsug并不显著，继续进行sobel检验，发现P=0.717拒绝存在中介效应，证明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中不存在中介效应。以上分析表明，在绿色金融发展抑制碳排放的作用过程中，能源结构调整是重要的影响路径。因此，一方面，绿色金融发展本身具备的资源配置作用，能够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发展促使能源消费结构更加偏向新能源方向的过程中，在新旧动能的转换过程中，由于全新的能源结构更加具有低碳化的优势，所以对抑制碳排放强度有着突出的作用。综上所述，假设H3得到检验。

表4 能源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结果

（四）调节效应检验

按照调节效应的检验流程，第一步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主效应已经在表3中呈现，结合表5所报告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绿色金融影响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影响碳排放的调节作用结果的回归结果，本文做进一步的分析。纳入产业结构调整变量后，绿色金融指标、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系数均显著，同时列（2）和列（4）的回归结果中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金融以及能源结构调整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说明产业结构在这两个过程中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绿色金融对能源结构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强，且能源结构不合理增加碳排放的强度将会被削弱。这证实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政府大力培育发展“高产出，低排放”的第三产业，而对“高污染，低产出”的第二产业进行减产限能等举措的正确性，可以促使能源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最终实现减排目的。在调节过程的前半段中，金融资本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为了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对能源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迫使金融资本选择将资金投入到新能源开发投资中，从而使能源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在调节过程的后半段中，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促使高耗能产业为了自身的发展选择成本更加低廉和清洁的能源，进一步减少以煤炭为主的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随着新能源的大范围使用，碳排放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也实现了向绿色低碳转型。综上，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将有利于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进而为碳减排碳中和提供保障，假设H4a和H4b得到检验。

表5 产业结构调整的调节效应结果

（五）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经详细描述了，绿色金融、结构调整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结构调整内部的能源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调整关系并无过多涉及。许珊等（2016）对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关联度及协调度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关联度及协调度正在不断地提高，证明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各个产业因为其行业的特殊性（产品性质、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等）决定了其对各类能源品种有不同的需求，同时其能源的利用效率也会有所差异。一般来说第三产业对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是最少的，而第二产业是最多的。这就代表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的能源结构将会抑制产业结构的升级。为此本文对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做进一步研究，揭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之间的异质性关系。

根据前人研究经验，本文选取分位点10%、25%、50%、75%以及90%进行分析，表6列示了能源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系数。该变量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用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各个分位点上的估计结果系数值都在1%水平上显著，并且系数值都为负。这意味着从2003年起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能源结构的不合理显著拖累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以煤炭能源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结构，与以注重高利用率和低碳的产业结构之间出现了矛盾，致使能源结构的单一低效极大地拖累了我国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产业升级。接下来对各个分位点回归系数进行深入研究，回归系数在[-0.022，-0.01]浮动，回归系数呈现下降趋势，90%分位点系数比10%分位点系数降低了0.012。这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能源结构的弊端不断显现，在产业结构水平较低的地区能源结构的不合理影响较低，因为“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尚可以满足需求，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这样的模式渐渐产生与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不相符的弊端，最后对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

表6 面板分位数模型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2003—2018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通过研究绿色金融、结构调整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绿色金融发展和结构调整（能源和产业）优化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第二，能源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以及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第三，能源结构的不合理将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如下建议：从政府角度看，一是大力推进并引导绿色金融的发展。由于金融资本存在的盲目性和逐利性，其发挥的资金引导作用往往不能产生长期效应，这就需要政府在加大对绿色金融投入的同时加强方向引导，帮助金融资本意识到低碳结构和碳减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发挥资本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用市场化手段去解决资源错配、结构优化和碳排放问题。二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能源结构优化。一方面，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往往是一个产业能否优化调整的重要方面，政府在降低第二产业中的“高污染，低产出”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加大第三产业中“低碳，高产出”企业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也要关注产业的服务质量、效率和范围，积极促进其优化和转型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帮助国家更好地完成碳减排目标。另一方面，在保证能源有效供给的情况下，扶持新能源，减少传统能源的使用，加快新旧能源转换，改善能源结构，降低煤炭能源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而通过能源结构的优化实现能源强度的降低。从企业角度看，重点是提高技术水平，将碳减排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碳减排的主要力量，应加快转变以“低技术水平，高资源投入”为主的发展理念，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水平和品牌效应。面对越发严峻的环境形势，越来越高的碳减排要求，企业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是企业发展并非就此停滞，如何将碳减排与自身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在碳市场中寻找生存和壮大的机会，将会成为决定企业未来价值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