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的财富管理思想

刘甲朋 吴小平

杨朱，又称阳子居、阳生，生卒年代已不可明确考证，大约活动于战国初期的公元前420年—公元前340年，在老子之后、庄子之前。杨朱是战国时期颇具盛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杨朱学说一度广泛流传，在诸子百家之中占据显要席位，成为当时一大显学，“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杨朱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又吸收并升华了春秋晚期以来隐者的思想，从“无为”学说发展为因顺自然的“为我”、“贵己”学说。然而遗憾的是，杨朱没有著作传世，其观点主张被保留在《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等文献典籍之中。杨朱对财富问题进行了高度关注和深刻论述，蕴含了十分丰富的财富及其管理思想。大致说来，杨朱的财富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富获取的“轻物重生”论

在杨朱看来，物是用来奉养人的，是役于人的，如果受外物诱惑的人不分轻重，把外物看得过重而轻视了人的身体性命，为追求外物而苦身劳形，甚至伤害人的身体性命，那就是身为物役，颠倒了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人之性寿，物者扬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吕氏春秋·本生》)。

杨朱主张将惠利自我作为一项重大的行为准则，“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也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重己》)。他反对对自己身体造成的任何损害，即使以损害自身一根汗毛的微小代价来换取整个天下的大利，也不肯为、不屑为。韩非子所说的“轻物重生之士”“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韩非子·显学》)，是对杨朱“为我”思想的明确表述。孟子在概括杨朱的思想时指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 。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杨朱在处理人和物的关系上提出了“轻物重生”(《韩非子·显学》)的原则，强调立身处世要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训》)。杨朱所说的“物”是指一切身外之物，包括财富、地位、声名等等。所谓“重生”，也称“为我”、“贵己”。“轻物重生”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身体生命是无限可贵的，除了自身生命之外，其他各种身外之物一概漠不关心，从而保身全生，避免“外物”劳苦和损害身心。

这里所说的“物”虽然并非专指物质财富，但也包括物质财富在内。杨朱认为，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无可非议的，并且和个人的“贵贱、愚智”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神农、黄帝等圣明君主都毫无例外，“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吕氏春秋·情欲》)。不过，从“轻物重生”论出发，杨朱极力谴责人们在获取财富过程中一味地盲目追求财富，“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吕氏春秋·本生》)。然而，他认识到，人要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财富作为保障，“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列子·杨朱篇》)。所以，杨朱并没有完全否定物质财富，而是主张使百姓能够全生、“全天”为度，“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吕氏春秋·本生》)。所谓“全其天”，就是要求社会生产的财富能保证人们过自耕自食、春耕秋获的田园生活。

杨朱认为，一个人应当顺应自然之性，重视和善于保养自己的生命，能够自食其力、身体安逸，具有悠然自适之乐，为此财富的获取必须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他既反对完全否定财富，陷入窘迫困顿的痛苦而损坏了生命；又反对过度追求丰厚财富，遭受货殖取利的劳累而伤害了身体。《列子·杨朱篇》以孔子的弟子原宪生活贫穷和子贡经商致富为例，指出：“杨朱曰：‘原宪窭于鲁，子贡殖于卫。原宪之窭损生，子贡之殖累身。然则窭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窭”就是窘迫困顿，指缺乏维持身体性命所必须的物质财富。“殖”是生财牟利，指经商获取巨富。在杨朱看来，“窭”与“殖”两者都会损害身体生命，正确的办法在于使生活快乐、身体安逸，所以善于使生活快乐的人不会贫穷，善于使身体安逸的人不通过经商牟利而劳累自身。可见，从维持身体性命与财物多寡的关系出发，杨朱主张以全生养身作为获取财富的界限，只能限于对财物的适度追求，拥有一定的适量财物。

“轻物重生”论应用于财富管理就形成了一种理论：财富作为外物的一种形式，是用来养性和为身服役的，因而对财富的获取应以自身的需要为界限，不可过多地追求财富。在此种情况下，“轻物重生”论就成为判断财富获取途径和数量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财富消费的“全生适欲”论

杨朱认为，财物的根本价值是为了保全身体和维持生命，为此应当合理地使用财富以满足养性全生的需要。他把财富养性全生和满足欲望的程度划分为三种情况，包括全生、亏生和迫生。具体说来，“全生”是指财富养性全生和满足欲望的程度符合适宜的水平，都得到应有的满足，“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亏生”是指财富养性全生和满足欲望的程度低于适宜的水平，仅仅在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迫生”是指财富养性全生和满足欲望的程度不但更加低于适宜的水平，都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而且所获得的都是个人十分反感和厌恶的，“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吕氏春秋·贵生》)。

杨朱认为，“全生”能够有效地保全身体和维持生命，“亏生”和“迫生”都不利于养性全生和满足欲望，“迫生”更是会对身体和生命具有极大的伤害。他指出，“全生”是最好的做法，“亏生”就稍微差一等，“死”又稍微差一等，“迫生”是最下等的做法，“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吕氏春秋·贵生》)，尤其是被迫生存、求死不得的“迫生”还不如死去，“迫生不若死”(《吕氏春秋·贵生》)。所以，杨朱主张“全生”论，“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吕氏春秋·本生》)，从而使得财富能够更好地为养性全生服务。

杨朱指出，人具有各种欲望，“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这是人感官的本能活动，即“情也”(《吕氏春秋·情欲》)，过度节欲、禁欲和纵欲都颠倒了身体和财物之间的关系，会对身体和生命带来诸多伤害。他详细阐述了纵欲的危害：“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魔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吕氏春秋·本生》)。所以，杨朱在财物消费方面主张以物养生的原则，反对纵欲、禁欲和过度节欲，大力倡导“适欲”论，“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吕氏春秋·重己》)。他进一步指出：“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吕氏春秋·贵生》)。

可见，所谓的“适欲”，就是正确使用财物使得各种欲望都得到适度的满足。为了更好地养性全生和满足欲望，杨朱提出了一种符合“适欲”要求的财富消费标准：“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惮热。……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为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吕氏春秋·重己》)。

三、财富归属的“公物”论

杨朱认为，身体是生命的主体，决定着生命的存亡，而财物养护着身体，所以为了完好地维持自己的生命必须保全自己的身体，不能完全否定和抛弃物质财富，“既生不得不全之……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列子·杨朱篇》)。然而，他却明确指出，财物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社会的，并非归属于个人私有，个人只能使用财物，却不能够无理地独自占有属于天下的财物，否则，如果个人将财物归属为私有，实际上就是把天下“公物”据为己有，并且有可能会成为个人的一种累赘。

杨朱认为，将属于天下的身体和财物化为公有，归属于公众所共同拥有，才是最为合理的社会。他从所有权角度论述了财物的归属问题，反对财产私有制，主张财富归属的“公物”论。杨朱指出：“物非我有也……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列子·杨朱》)。杨朱财富归属的“公物”论倡导财产公有，可以说是天下为公理念的鲜明体现。

这里，杨朱混淆了生活资料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区别，并全部予以否定。值得指出的是，杨朱否定财产私有，并非是因为发现了私有制度的弊端。他完全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审视一切，将自然的力量过度绝对化，把财物看成是大自然的产物，使其处于大自然的掌控之中。正是在此消极的颓废思想基础上，杨朱反对财产由个人私自占有，而极力主张财富归属的“公物”论。他否定私有财产是和道家否定社会经济活动的错误观点相关联的，错误的论据使正确的结论也变得软弱无力。

四、财富施舍的“散财”论

杨朱认为，人们应该互相怜惜和关爱，使勤奋劳碌的人能够安逸，使饥饿的人能够吃饱，使寒冷的人能够获取温暖，使穷困的人能够摆脱窘境。他指出：“生相怜”，“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列子·杨朱》)。在此基础上，杨朱反对个人聚集财富并将其留给自己子孙后代的做法，主张“不为子孙留财”(《列子·杨朱》)。他要求人们将个人拥有和积累的私有财富用来救济贫困的人，提出了财富施舍的“散财”论。这是杨朱反对财产私有，主张财产公有的必然结论。

杨朱以卫国的端木叔为例，简明地阐述了财富施舍的“散财”论：端木叔是孔子弟子、著名大商人子贡的后代，依靠祖先的商业经营活动，家中财富积累达到万金之多。端木叔将满足自己奉养之后剩下来的财物，首先分发施舍给本宗族的穷人，所剩下来的财物分发施舍给本邑里的穷人，最后所剩下来的财物分发施舍给全国的穷人。他在即将到六十岁的时候，血气躯干都将要衰弱了，于是抛弃家内杂事，把他的全部库藏及珍珠宝玉、车马衣物等财富在一年之中全部散尽，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钱财。等到他生病的时候，家中没有用来治疗疾病的药物储备；等到他死亡的时候，家中没有用来埋葬的钱财资费。一国之中受过端木叔施舍恩惠的人，共同筹集资金埋葬了他，并且把钱财都还给了端木叔的子孙。杨朱十分赞成端木叔在自己奉养之余施舍“万金”的做法， 称赞端木叔是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品德操行超过了他的祖先，“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列子·杨朱》)。

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杨朱在财富及其管理方面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极具特色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和总结杨朱的财富管理思想，吸纳其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财富管理提供理论借鉴，有利于提升财富管理意识，形成正确的现代财富管理观念，从而指导财富管理实践活动，提升财富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