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雁春 张恩敏
摘要:文章基于云南省十六个州市农业龙头企业调查问卷,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寻企业人力资源、内部财务因素和外部政治资源对于云南省农业龙头企业的融资能力的联合影响效应。研究分析发现三因素的联合影响效应呈现出三种路径类型:内部财务因素主导型、“外部政治资源+企业人力资源”主导型以及“内部财务因素+外部政治资源”主导型。最后,文章根据每一种路径类型对企业提出相关的融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龙头企业;融资能力;fsQCA;财务因素;人力资源因素;政治因素
一、引言
农业龙头企业是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规模和经营业绩上达到相关规定标准且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企业。它主要通过各种利益连接机制,将各种优势资源有效集聚,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以提高其盈利空间。而农业龙头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要想提高其产品市场份额与市场竞争力,实现利润的增长,就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然而由于市场和制度因素,以及农业自身弱质性的行业特征,导致农业龙头企业面临着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期限结构不合理、实际融资成本过高等民营企业常见的融资难、融资贵困境,而这最终制约了农业龙头企业进一步的经营发展。
鉴于农业龙头企业现在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是聚焦于企业融资能力影响因素之上,以期找出缓解其所面临融资困境的有效途径。不过现有研究仍有着些许不足:一是大多数关于影响农业龙头企业融资能力的研究仅关注于内部财务因素与政治资源对于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效应,而人力资源的影响效应常被忽略。二是大部分使用统计回归分析方法的现有研究忽视了融资能力影响因素的因果复杂性问题,仅通过传统方法探索的单个因素净效应是无法完全解释的(Fiss,2011)。
而fsQCA方法被视为探索联合影响效应的有效方法(Ragin,2008),近年来已被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的各个领域(杜运周和贾定良,2017)。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运用fsQCA方法探索了人力资源、财务因素与政治因素对于农业龙头企业融资能力的联合影响效应,从而揭示了影响农业龙头企业融资能力的核心因素,并得出了3种引致农业龙头企业高融资能力的构成路径:内部财务因素主导型、“外部政治资源+企业人力资源”主导型以及“内部财务因素+外部政治资源”主导型。
二、文献回顾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对于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概括,即外部影响因素与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主要从企业的政治关联性和政府扶持政策因素两个维度进行。首先,对于政治关联性,大部分的研究表明了企业融资或多或少均会受到政治关联性的影响。胡旭阳(2006)、李姝和谢晓嫣(2014)等的研究揭示了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会受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影响;阎竣和陈传波(2008)的研究发现农业中小企业的政治关联性对于企业获得来自银行的债务融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的扶持政策会为企业的融资带来积极的影响。申万香(2014)的研究则表明了财政补贴的隐性担保功能有利于企業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从而间接增强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史伟和霍丽(2014)的研究则直接揭示了与未获补贴的企业相比,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的债务融资额更高。对于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企业财务因素与人力资源两个方面。关于企业财务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均贡献颇丰。例如,Titman和Wessels(1988)、Hamel和Prahalad(2007)、Foss和Knudsen(2008)及吴芃和魏莎(2012)、柴洪和杨林娟(2016)等的研究均表明企业规模、销售收入、盈利性、成长性等财务方面的指标对于企业融资能力有着显著性影响。而毛旻昕(2005)的抽样调查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小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受到企业管理层平均受教育一定程度的影响。
通过文献研究,不难发现大多数研究均是运用统计回归方法来探寻企业内部财务因素与外部政治资源对于农业龙头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效应,然而这却有着一些不完善之处。一是仅能探寻单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影响净效应的统计回归方法弱化财务与政治因素对于农业龙头企业融资能力的联合影响效应。二是多数学者在分析农业龙头企业的融资能力时并没有考虑人力资源这一关键因素,然而人力资源对于企业融资能力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效应(毛旻昕,2005);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源与财务、政治因素一同纳入融资能力fsQCA分析,希冀得到一个更加契合农业龙头企业实际融资情境的分析结果。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自于2017年云南省农业厅对云南省十六个州市农业龙头企业实地调研所得到的调查问卷,由此我们获得了188家农业龙头企业的相关数据,并从中提取了与研究变量相关的数据,再剔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了122家样本企业。
(二)研究方法
社会学家Charles C.Ragin(1987)基于集合理论与模糊数学极大地发展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这种将“案例导向”定性分析与“变量导向”定量分析有效整合的跨案例比较分析方法为解决复杂因果关系的问题提供了新途径。早期,QCA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后来,QCA方法传播到组织管理领域,研究问题的复杂性推动了QCA方法从清晰集到模糊集的不断发展,而由模糊集与真值表分析融合发展出的fsQCA拓展了QCA的应用范围和适用性,与此同时为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例如,Fiss(2011)运用fsQCA方法分析企业的战略类型;王凤彬等(2014)运用fsQCA方法揭示了央企集团的管理框架演进;张明等(2019)基于fsQCA方法分析了中国企业为什么能够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
本文在研究融资能力影响因素时运用fsQCA方法的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fsQCA方法从整体性出发探讨众多因素间复杂的共同作用(Ragin and Rihoux, 2009),考虑的是各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个自变量的净效应,着重研究对被解释结果有解释力、由前因因素组成的相似或相异的构型(Ragin,2000,2010);因此,fsQCA方法将有助于本文找出引致农业龙头企业高融资能力的不同前因构型。其次,由于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样限制了自变量在因变量变化时的内在关系,使得自变量处于统计回归模型设定的关系之中,而非完全等效效应。而fsQCA方法能够很好地处理这种完全等效的因果关系(程聪和贾良定,2014),因而fsQCA方法更加契合本文研究问题的实际情况。最后,传统的统计方法仅能处理对称的相关关系,但是在研究企业融资能力影响因素时,由于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相关因素及相关因素的影响方向也可能不尽相同,即自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是非对称的因果关系。但是,fsQCA方法允许并且能够很好地处理这种非对称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本文认为fsQCA方法比传统统计方法更适合本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