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宜居的评价与分析
——以晋陕蒙地区为例

曲阜师范大学 张肸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政策依据

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乡村振兴战略”，乡村问题一直是国家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其中，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体系中的关键性课题，宜居是稳定民心、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最基础的因素。其中，环境因素是生态宜居的一个重要指标，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乡村振兴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推动乡村经济复兴加快产业增值的最好途径，从而借此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必然要求。本文将对第二个部分宜居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文献、理论作系统分析，并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为国家宜居模式的探索、修改、构建提供定量的数据参考。

面对如何将乡村自身的发展与城镇化进一步融合，实现乡村宜业建设水平提高的迫切任务，改善乡村物质空间，注重文化传承，不断评价修改政策措施，积极探寻宜居模式，最终实现“宜业宜居”建设与发展是我们探索的主要方向。

面对如何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从而科学构建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宜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厘清人文、社会、经济和民生等不同维度对宜居化乡村的影响，是现阶段助力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因此对宜居进行评估有助于推动乡村宜业建设与发展。

（二）历史背景

就乡村振兴的历史作用来看，我国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振兴中华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乡村在新时代实现国家振兴的势头中定必会给社会带来新的动能和增长点，进行乡村振兴模式评价有利于督促地方政府对乡村发展政策及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优化，因地制宜地推出自身发展政策。本文就其中的宜居维度对乡村振兴成果进行评价。

从人口发展角度来看，截至2019年乡村人口共55162人，占全国人口（140005人）的39.40%，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乡村振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势必会激发巨大的社会发展潜能。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经济添加了大量的劳动力，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量在一定时期猛然增多，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人口红利”，可见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导致人们的生活资料诉求及生活环境诉求水平提高，评定宜居程度的指标体系从一定程度上变得十分必要。一方面，提高可以满足百姓生活满意度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之一，从另一方面来说，只有提高我国百姓的生活及社会满意度，才会相对容易地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在此可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及《管理学》中的期望理论来解释。

就现在社会关注度来看，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及宜居水平一直是国家及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水平。近几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的措施，有行动就要有评估。因此，对局部乡村地区宜居水平进行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创新型评价指标体系，对黄河流域地区宜居水平进行评估。

（三）宜居概念

宜居是对某一区域宜居化的综合评价，一个宜居的地区应该具有经济稳定增长、文化生活丰富、基础设施完备以及社会保障完备等特点[12]。

21世纪初，对宜居化的研究逐渐兴起，被各界人士广泛关注。国内相关研究大多以某一城市为研究起点，对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通过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城市居住环境变化、居住环境建设及居住环境评价。

（四）研究意义

宜居乡村水平测度的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理论意义：本论文将系统梳理有关乡村振兴和宜居的相关文献，并对文献作总结和评价，为后期的学术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依据。同时，本论文就黄河流域各地区近五年宜居状况深度分析后提出建设性建议，并对黄河流域市级乡村建设现状以及黄河流域环境特色进行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为继续推进黄河流域乡村文明建设和宜业生活改善提供理论指导，且对其他领域宜居建设有同样的指导意见。

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是黄河流域宜居乡村建设，通过对黄河流域宜居乡村建设现状进行探究分析，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黄河流域宜居乡村建设的主要驱动力和制约力。

二、文献综述

周茂春、袁红辉于2020年从理念、扶持水平、人才机制、互联网+、内生增长体系五个角度对西部山区农村经济增长作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措施[1]。刘振伟于2019年从公共预算支出、专项资金、土地出让收入、农业经营主体优惠税收、融资机制、社会资金六个方面分析了农村投入增长机制[2]。马亚飞、吕剑平通过选取适合甘肃省的乡村振兴水平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对甘肃省的乡村水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在2018-2025年，甘肃省在宜居方面将领先乡村振兴的其他四个方面[3]。张挺等从乡村振兴等方面,筛选科学的指标,构建出系统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11省份的35个乡村进行了实证评价分析[4]。何瑞铧等为加强乡村环境审计提供了理论指导，并强调环境审计的作用[5]。王秋兵等从生产、生活、三个角度构建由25个具体指标组成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评估辽宁省开远县的环境质量，并得出均衡发展型村域在评价过程中的得分均较高[6]。张海燕、向秋霜利用旅游费用法和层次分析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禀赋条件和保护传承现状两方面评估文化遗产服务广义虚拟价值，结果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不容乐观，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其价值得分，造成价值流失，需要引起重视[7]。欧阳建勇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政策实施绩效进行了测算[8]。顾大治等利用与合肥市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极高关联度的57个指标，在生产能力、改善生活质量、修复环境三个层面提出完善的乡村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9]。詹国辉梳理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政策，架构出乡村社会质量的理论框架图谱[10]。

三、研究思路

（一）研究内容

本文在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的相关理论，以当前的相关政策为指导思想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选取计算各指标的权重，以判断某个指标离散程度的熵值法作为评价方法，以晋陕蒙能源基地为例，通过对该地区宜居指标的纵向比较和分析，探索该地区宜居现状、潜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与落实。

1.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以人为本的观念、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两大理论为基础理论，以指标体系构建的系统性、层次性、代表性及数据可获性为原则，构建了晋陕蒙地区生态宜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四个子目标[13]，为更精准地对百姓宜居成果进行评估，笔者设置准则层过渡到指标层。为使数据更具有说服力，在设置绝对指标同时设置相对指标，相对指标如下：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以人为本的观念中最能体现宜居的，笔者认为是共享的相关指标，主要包括富民、惠民、安民。因此笔者选取其中有关评价农民富裕程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层，并设置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两个准侧层，评价实力的同时评价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最终选取三个指标：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惠民程度中主要通过文化教育程度来评价，也是通过教育结构与教育质量两个方面，选取学校数、在校学生数、专任老师数和幼儿园数来评价教育结构，由于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与教育质量之间理论上呈正比关系，所以选取这三个指标来评估教育质量。

安民主要通过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两个方面来评价，较为全面，具体的指标体系如表1。

表1 指标体系的构建

2.数据来源

本文以晋陕蒙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晋陕蒙地区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府谷县、榆阳县），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保德县）和吕梁市兴县，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东胜区、伊金霍洛旗）总共三个省12个典范县为样本，搜集所需数据。

相关指标数据主要选取于2014—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地方各统计局。

（二）研究方法

为了客观反映被评价对象的现实差异，本着简单实用的原则，本文使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和实证评价。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它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决定指标的权重，相对变化程度大的指标具有较大的权重[11]，此方法现广泛应用于统计学等各个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利用熵值法计算每个数据的信息熵，通过剔除熵值比较小的数据后求取平均值，最终得到每个指标的熵值。最后，利用熵值的大小来计算指标的权重并求得最终得分，利用权重的大小来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利用最终得分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第1步，数据标准化处理：

负向指标：

式中，X’ij为i样本第j项指标标准化值，Xmax为第j项指标最大值，Xij为i样本第j项指标原始值。

第2步，计算i样本第j个指标的比重：

式中，yij为i样本第j个指标比重，m为样本数。

第3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第4步，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式中，Wj为第 j 项指标权重，n 为指标个数。同理，可计算第j项三级指标相对于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权重，即：Vj和 Tj。

第5步，计算指标的最终得分：

四、实证分析

（一）权重分析

根据式（1）-（4），运用熵值法，使用2014年-2018年各省份数据，确定各三级指标权重Wj及三级指标相对于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权重Vj和Tj，并通过 Wj逐层相加得到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相对于生态宜居的最终权重，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对各指标的处理结果

由表2可知，在三级指标中，所有指标均在5%以上。说明选取的指标代表性较好。从三级指标相对一级指标的权重Tj可知，在经济发展中，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权重都较高；在文化教育方面， 学校数和幼儿园数权重较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互联网宽带入户数、邮电业务总量和公路通车里程权重都较高；在社会保障层面，两项指标的权重都较高，各自都达到了50%。二级指标中，经济实力、教育结构、教育质量和公共设施的权重都很高，都达到了10%以上。在一级指标中，文化教育权重最高，其值为0.6276，说明文化教育是生态宜居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同时也是开展生态宜居体系建设的基础力量。总体而言，经济和文化要素对于乡村振兴中生态宜居的建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等各项教育方面的支出是核心要素。同时，社会保障这方面是不可忽视的方面，直接关乎整个社会稳定与否的重大课题，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共同打造的关键一环。

（二）综合评价

使用（5）式计算出指标的综合得分情况，结果见表3。

表3 综合处理结果

由表3可以得知，文化教育的综合得分最高，其值为0.2909，说明在文化教育这方面黑三角地区发展可观，而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这三个层面的综合得分偏低，没有达到生态宜居的标准值，有待提高和改进。

五、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熵值赋权对影响生态宜居的指标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经济因素对当前晋陕蒙地区生态宜居建设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其中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核心要素，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其对生态宜居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此外基础教育是提高晋陕蒙地区文化气息的着力点，教育方面的投资也是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15]

（2）三个省份在城乡居民社会医疗方面有很大的欠缺，社会福利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

（3）基础设施是城乡规划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推动力量，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表现出种类少、门类不齐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