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

谭华

摘 要：清末民初，一批苏州籍、常州籍报人作家会聚上海，引发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大潮，由此形成“苏州至上海”的发生路径，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结合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与城市现代主体生成的关系，可以发现，“汉口至上海”构成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另一条发生路径。吴趼人、李涵秋等汉口作家，是沪汉两地通俗文学场域的沟通者和建构者;其作品反映的汉口“在地性”经验，也是汉口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生产性激活”;近代汉口内含的现代城市母本文化元素，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在汉口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汉口至上海”的“路径发现”，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问题的一次突破，对于研究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汉口;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地方路径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5-0160-07

一般认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一批由苏州进入上海的作家构成，却忽略了“汉口至上海”这一路径。已有学者关注到汉口等口岸城市之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意义，提出“要关注口岸城市，特别是上海之外的口岸城市，如广州、天津、汉口、青岛、厦门、宁波等，研究这些口岸城市近代小说的编撰、出版及流通情况，并进行彼此的比较研究，考察其中的历史共性与区域差异”①。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②问题的讨论激发笔者对汉口之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关注与思考。本文尝试以清末民初汉口作家群为阐释对象，以近代汉口通俗文学语境为历史背景，诠释近代汉口怎样建构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源头与场域，以期推动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地方路径”问题的再发现与再认识。

一、“游幕汉上”：汉口作家群的近现代通俗文学场域建构

就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而言，上海无疑是其“发源地”③，晚清以来，一批苏州籍、扬州籍、浙江籍作家会聚上海，掀起近现代通俗文学热潮，由此辐射到天津、北京等地。这种传播路径与认知理念几乎成为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共识。④和热闹喧嚣的上海文坛相比，汉口文坛要冷静低调得多，但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起步很早，有研究者指出，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活跃于上海等地的小说作者，“有些人常往来于沪汉之间，与武汉有较多联系”⑤。清末民初，“武汉拥有一批知名作家，擅长报刊连载小说，在全国具有影响”⑥，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家有吴趼人、李涵秋、胡石庵、何海鸣、喻血轮、贡少芹等。正是这批作家建立起汉口文坛与上海文坛的联系，为诠释汉口作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源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与有效的视域。

1.吴趼人：汉口成长的近代最早职业小说家

吴趼人与汉口有过两次际遇，第一次发生在1902年4月至1903年6月间，吴趼人应邀由沪赴汉，参加《汉口日报》的筹组工作，并担任该报的主笔;第二次发生在1905年4月至7月间，吴趼人担任英文《楚报》中文附张主笔，7月，为了配合当时的抵制美货运动，他“辞汉口《楚报》之席以归”⑦。吴趼人在上海的一二十年间并没有创作长篇小说、选择职业作家的道路，直到与汉口交集后，他才开始大量创作长篇小说。“吴趼人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契机则是他在《汉口日报》的这段遭遇。”⑧他在《汉口日报》主持笔政期间，武昌知府梁鼎芬的倒行逆施招致他的口诛笔伐。正是由于在汉口遭遇“言论之自由”“不见容”，吴趼人才“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⑨。从此，吴趼人由报人转向职业小说家，并开启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由政治小说转向写情小说，由属意启蒙转向追求娱乐的创作转型。

吴趼人与汉口的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路向、创作类型甚至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格局。吴趼人“游幕汉上”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具有典型“事件”性质和标志性意义，它直接触发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由报章向小说的位移，表征了何海鸣、贡少芹、喻血轮等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一脉因政治失意而转向通俗小说创作的现象，从而开创了中国近現代通俗文学从汉口至上海的生成路径。

2.胡石庵：能与上海文坛媲美的通俗作家

“鄂中奇才”胡石庵“世业儒，博学能文，兼工书画，性孤僻，居恒寡言笑，不乐征逐”⑩，清末民初，在汉口办新报、著新文、兴革命。胡石庵的生平经历、个人才能、文学实绩等与沪上通俗作家群类似，他与苏州作家群、上海报人帮，形成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三角同构关系。胡石庵开始小说创作的时间较早，1906年《公论新报》创刊之初，他就开始在其文艺副刊上刊载小说，广受读者欢迎。清末光宣之交，在小说界革命成为文界乃至社会主题时，身处汉口、身为革命者、身兼文人与报人的胡石庵“应思潮之趋势，专攻小说”B11，创作各类小说共计40余种，“其描人群之心理，纪社会之状况，罔不绘影绘声，惟妙惟肖，而行文布局，悉自旧时名说部脱胎而来，宜乎一纸飞行，万家传诵也”B12，是汉口文坛能与上海文坛媲美的通俗作家。

除此之外，胡石庵还在汉口创办《扬子江小说报》，该刊是湖北武汉出现的第一份近现代小说专刊，也是当时除上海之外不可多得的小说期刊。《扬子江小说报》不是简单地跟随和模仿上海，而具有创新和开拓性质，在栏目设置上有精心策划和风格定位。《扬子江小说报》创办不到1年，共出版5期，从发表的作品来看，以小说成就最大。共刊出小说15部，类型包括爱国小说、政治寓言小说、哀情小说、侦探小说、传奇小说、短篇小说、武汉时事短篇，几乎囊括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全部类型。当众多通俗文学期刊在上海停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发展进入低潮之时，《扬子江小说报》主动汇入商业化大潮，顺应文学阅读休闲化的趋势，继承小说“启蒙”功能，并拓展小说“娱乐”的功能，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期刊的空档期做了重要补白。

3.何海鸣：沪汉通俗文坛的“桥梁”与中介

何海鸣是沟通汉口文坛与上海文坛的重要“桥梁”与中介。他早年在汉口入新学、投新军、著新文，后入上海，专事小说，进入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等组成的上海文化圈。何海鸣的文学起步于汉口，1907年在就读两湖师范期间，“开始学习写作，向汉口各报投稿”，其后在参加湖北新军期间，更是节省饷银购买报纸和新小说，同时也向汉口的报纸以及上海的《中外日报》《时事报》等投稿。何海鸣在汉口发展文学兴趣，扩大文坛交往，锻炼写作能力，为进入上海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何海鸣说：“那时候，汉口报界最出名的诗人，有李涵秋、胡石庵诸位。我在这一帮诗人和文友的队里，年龄最幼，倒很承他们的奖掖。”B13正是由于汉口的文学积淀与报坛人脉拓展，何海鸣进入上海后，可以依靠“卖小说度日子”B14。何海鸣“工于娼门小说”B15，“于社会小说上多费气力，兼及于军事、言情、侦探诸作”B16。

由此看来，“汉口”担当了何海鸣“空间诗学”的主角——构成其小说世界的一个界标，文学活动的一个节点，小说书写的重要对象，小说取材的珍贵资源，文本渲染的一抹底色。汉口既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何海鸣打开生路、诉诸理想的福地，又是其进入文坛、“开辟新路径”的福地，是我们统揽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有效坐标。

4.李涵秋：汉口走出的“第一小说名家”

李涵秋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界公认的“小说界第一把交椅”，他从无名小辈，到报界名人、“第一小说名家”B17，与其在汉口文坛的发展密切相关。从1905年北上武汉担任西席，到1910年返回扬州，李涵秋在武汉整整五年。汉口的文苑交往，激发了李涵秋的创作冲动。1905年，他创作处女作《双花记》。1906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雌蝶影》，该作的发表激发了他的自信，于是将处女作《双花记》投给汉口的《公论新报》。《双花记》引起武汉人士的高度评价：“如是作品，不但《公论新报》自出版以来，无斯佳构，即与汉皋各报纸所载之小说比较，洵为绝无而仅有。”B18《双花记》载完后，李涵秋声名鹊起，求稿者络绎不绝。汉口各大报纸争相刊载李涵秋的作品，他的创作因此蔚为大观。

真正让李涵秋在上海文坛走红的是《广陵潮》，这是公认的现代通俗小说名著。该作最初由汉口的《公论新报》《趣报》刊载，后来改名为《广陵潮》，在上海《大共和日报》副刊专栏《报余》上逐日连载，大受读者欢迎。新文学的权威人士胡适认为，“这时代的小说只有李涵秋的《广陵潮》还可读”B19。

李涵秋自1905年在汉口开始创作，到1923年去世，笔耕不辍18年，发表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23部，中长篇小说36部，另有诗集5卷，杂著3篇，笔记2篇，字数共计千万余言，可谓“通俗社会小说现代化之传人”B20。这些作品大部分在汉口创作并首先发表，其后几乎都在上海再版发行，并在上海文坛走红。这五年的经历不仅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素材，也为他进入上海通俗文学界奠定了坚实基础。李涵秋通俗小说创作起步于汉口，独步于扬州，“跃然”于上海，闻名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界，为确立汉口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另一源头提供了力证。

5.喻血轮：言情小说的先驱与典范

出自黄梅、来自汉口、游走于汉口和上海之间的喻血轮，也是汉口文坛与上海文坛的沟通者和建构者。他在汉口创作了大量言情小说，成为言情小说的先驱与典范。他在1915年至1916年期间创作的《悲红悼翠录》《情战》《名花劫》《菊儿惨史》《生死情魔》等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最早的言情小说，最初都由上海进步书局出版。他的自传体小说《苦海鸳》在上海《小说海》杂志上发表，由此“与上海文艺作家结文字缘”B21。1917年，喻血轮自汉口赴苏州，从事专业写作，广交苏沪文友，创作多部言情小说，建立起与上海通俗文学界的直接联系。他在此期间创作的《芸兰日记》《林黛玉笔记》《蕙芳秘密日记》，“一年中皆销至二十余版，其他各书，亦风行一时”B22。这些作品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日记体小说，也是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典范。他在1918年出版的《芸兰泪史》是能与《玉梨魂》《断鸿零雁记》媲美的言情小说代表作。

1921年，喻血轮来到上海，任《四民报》总编辑，再次融入上海文化圈。民初汉口一批报人（如何海鸣、贡少芹、王文儒、喻血轮等）进入上海，汉口通俗文坛与上海通俗文坛联系更加密切，生成了一条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由汉口到上海的发展路径。

以胡石庵、喻血轮为代表的汉口作家，是汉口文坛活跃一时的通俗文学作家，他们立足于汉口而走红于通俗文学最发达的上海。以吴趼人、李涵秋、凤竹蓀、何海鸣、贡少芹为代表的苏籍、沪籍作家，曾因“游幕汉上”而在全国获得声誉。他们由苏、沪入鄂开辟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第一现场，又由汉赴沪汇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中心。因此，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理应成为多元共生之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重要发生源头和有机组成部分。

二、“抒写物理”：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在地性”经验生成

李涵秋曾经这样自况在汉口的书写心态与叙事经验：“大化叠运，万事迁变，独风雅一道，所以摇荡性情，抒写物理，可以亘千古而不灭。”B23“抒写物理”是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书写城市经验的形象譬喻，内含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生成与城市经验的关系。中国通俗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都市空间紧密相关，都市空间的构成及其功能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文本的形式与内容具有同构关系，有学者就指出，“空间与空间意识的变迁”推动了晚清小说转型的“现代性之路”B24。通过细读、阐释近现代通俗文学文本内部的地方空间要素，不仅能发掘出汉口的“在地性”经验，更能从直观本质上发现汉口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中的源头作用和发展轨迹。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作家亲临聚焦汉口空间，感知想象地方风景，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建构汉口“在地性”经验的一篇力作。胡适将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等作品视为“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B25。这充分说明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代表作，而且蕴含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母本文化元素。这部小说注重汉口“地方经验”和地方风景的发现与塑造，按照主人公主要旅行地点，全书提到广东164次，上海453次，湖北100余次（湖北20次、汉口50次、武昌8次、宜昌23次），南京172次，苏州94次。从主人公旅行地点统计分析，湖北是仅次于上海、江苏的书写重点，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以上海为中心，以汉口等口岸城市为次中心的发生特征。

作为“功能性场所”的地方空间，汉口不仅形塑作家的生命体验、读者的接受经验、社会历史现实图景等文学外部经验，也形构地方故事、地方经验、地方风景等文学内部要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一、五十二回写上海一轮船公司督办到汉口商谈贸易，从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是近代汉口作为全国工业中心，适合生产商业故事的表征。该地分公司总理为巴结他，欲将一个标致的姑娘送他做小。不料消息泄露，传到督办夫人耳中，她迅速从上海乘坐快船仅用两天半就赶到汉口，致使一场投怀送抱的献媚计划流产。这是近代汉口交通技术领先于全国这一地方经验的形象化表达。督办夫人栖居汉口花园洋房，里面的西式陈设样样俱全，这让她转怒为喜。作者通过她的眼睛，描绘出一幅具有“汉派”底蕴的都市景观。近代汉口作为仅次于上海开埠的城市，得西方现代文明风气之先，率先形成现代性地方风景。吴趼人在作品中着力塑造汉口现代风景，一方面反映出汉口风景具有与上海媲美的现代感，另一方面也说明汉口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中具有生产现代景观的独特功能。从这个意义而言，汉口城市现代化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诞生。

汉口位于九省通衢之处，交通极为便利，同时又拥有发达的水运码头，各色人等会聚于此，各界事件通达于此，因而往往成为近代通俗作家塑造社会故事、关联跨地情节、反映时代风气的首选空间。吴趼人的《糊涂世界》可视为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在地性”经验生成的样本。小说中，吴趼人将湖北汉口绘制成文学地图的中心，伍琼芳将两个孩子送往湖北，为帮伊大人化解参奏风波，又取道汉口，南下上海，经由天津，奔赴京城;指省贵州的曹来苏到长江中下游考察，最先也是来到汉口纺纱织布局;佘念祖本湖北武昌府人，指省福建，因回家探亲，来到武昌，后又从武昌取道上海，返回福建。这些人物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而作者通过各种事宜将其会聚到汉口。这种设置，表面上看是作者汉口经历的拟像呈现，实则是作者在借助汉口交通中心、工业重镇等“在地性”经验，塑造故事情节，反映时代气息。

近代汉口以九省通衢的地理格局、传输贸易的经济格局和官營机器的工业格局，形成异于传统城市的文化景观。这些新生的文化景观必然会重构“游幕汉上”通俗作家们的认知结构，从而形成经验、感知、观念与技巧的会通融合。《糊涂世界》中作者展开了对汉口特殊都市经验的发现与审美。文本中曹来苏由黔入汉路途中，作者安排了一系列奇闻轶事，若就通俗小说追求情节的曲折而言，创作目的已经达到，但作者却将这一人物串联的情节延伸至考察汉口纺纱织布局。这种设计安排是为了体现近代汉口在交通、贸易、工业等方面的领先优势，成为作者以内地发现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作者借由汉口“中介”达到对现代风景的发现与描绘，不仅说明汉口是他生命中的重要存在，也折射出作者“文学反映生活”离不开汉口的潜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看，汉口对近现代通俗文学是一种“生产性激活”，彰显出建构扩大通俗文学场域的功能与意义。

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源头之作，对于观照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在地性”经验生成具有典范意义。这部小说共提到上海198次，湖北50次（湖北12次，汉口9次，武昌29次），湖南36次（湖南25次，长沙11次），广东23次，直隶5次，苏州21次，南京48次。从这些地点出现的次数不难发现，上海、苏州等地乃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书写的中心，但湖湘一带的汉口、武昌也是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描述的重镇。

李欧梵说，“晚清的通俗小说，只要牵涉到维新和现代的问题，几乎每本小说的背景中都有上海”，“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集其大成，形成了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B26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并非只有上海参与“空间生产”，汉口也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空间诗学”的主角。汉口的维新、现代是《文明小史》这部小说的重要背景。开篇故事发生在湖南永顺，“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年”的柳知府，外放湖南，他带了家眷，星夜兼程，乘坐轮船，“由天津、上海、汉口一路行来”。北京、天津至上海、汉口、湖南的旅行路径，表面来看不过是人物的行走轨迹，但从深层内涵来说，这蕴含着中国通俗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地方路径。阿英指出：“李伯元写《文明小史》，所以要从湖南开场，很明白的是要先写一个守旧的地方，以与维新的湖北、上海各处相对照。”B27紧接着，作者详叙了柳知府在湖北总督派来的意大利矿师等人的帮助下，在永顺轻八股、重策论、习洋文、兴实务，闹出一番风波。作者在守旧的地方标举湖北的维新，从侧面说明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要彰显维新的现代主题，离不开湖北汉口。正如李欧梵所指出的，晚清通俗文学的现代就是指新政、维新等，该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都与晚清新政有关，“从湖北、广东到直隶、上海，全书的重心放在上海，因为上海是当时现代文化最眼花缭乱的所在”B28。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正是依靠汉口等新政、新知、新民色彩异常强烈的地域空间，而获得最初的现代性。

汉口的维新、现代不仅构成小说的重要内容，而且在流动中生成中国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小说中刘伯骥等有志之士来到汉口，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现代图景：汉口开埠，万国通商，商贾云集，九省通衢，火轮行驶于汉口、上海之间，各国领事驻扎于此，总督大人讲新法、创实业、办学堂，企业勃兴，报馆林立……这些场景集中鲜明地展现出近代汉口在商业、交通、工业、教育等方面有别于上海的新变，成为中国近代通俗作家借助小说发现地方风景，推动城市气质与居民行为同构的现代性、“在场性”写作。小说从第十六回开始，书写空间逐渐从内地汉口位移到都市上海。如果说作者钟情汉口，是因汉口新政文明而具有现代性，那么作者移情上海，则是因上海发达的商业文明而富有现代性。从汉口到上海的空间位移，一方面反映出汉口与上海一样，是清末民初最具现代性之所，另一方面则体现出晚清通俗文学经由汉口至上海而生成了一路“流动的现代性”。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与上海近现代通俗文学不是支配关系，更不是屈从关系，而是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与上海近现代通俗文学都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口与上海都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源头，“汉口至上海”路径与“苏州至上海”路径都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生成路径。

三、城市作用：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母本文化探源

范伯群先生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母本文化要素这样界定：“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B29从这几个母本文化要素来看，汉口具备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历史条件。

首先，汉口率先形成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赖以存在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20世纪初汉口初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成为全国的先锋和典范。

近代汉口市民社会的生成，可以从社会实体和精神层面判断：其一，近代汉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转型，现代市民阶层出现，逐渐成为都市社会的主体。武汉城市人口急剧增长，1911年武汉三镇城市总人口已达83.247万B30（农业人口除外），同时期上海的人口也才128.9万B31。这些人员主要为职员、商人、个体劳动者、官员，他们在汉口完成身份的转变，成为现代市民的主体。其二，商会、商帮等社会组织的出现，促进了公共机构、公用事业的发展。其三，新知群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通过报刊媒介参与公共事务、发表公众意见的积极性，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其四，消费社会的出现，培植了市民休闲、消遣的意识，市民阶层出现以娱乐、趣味为指向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小说在近现代文学中主体地位的形成是与市民社会的产生密切相关的”B32。汉口市民社会在全国率先形成，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在汉口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培育出满足市民休闲需要的通俗文学。近代以来，漢口的公共基础设施取得长足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出现自来水、路灯、电报、电话、公园、图书馆、电影院、豪华餐厅、公厕、马路、火车等现代设施。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汉口市民由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定时上下班，由此出现可供阅读的剩余时间。现代市民由于职场竞争压力，需要通过读报、读小说等方式缓解压力、放松心情。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发展，赋予市民日常阅读的经济能力，培养了市民“消遣式”阅读观念，催生了满足市民休闲需要的通俗文学。

公共领域的发展带来文学观念的变革，催生了以启蒙为主旨的现代小说。近代汉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培育出文学公共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媒介，发表言论，参与公共权力的批判。这导致文学观念发生根本变革，文学由载君王之道转向载新民之道。汉口小说创作界和出版界，都注重小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价值取向。与此相呼应，吴趼人、李涵秋、胡石庵、喻血轮等人创作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带有谴责讽刺、新知新民的意味。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汉口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市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也孕育了以启蒙为主导的“新小说”的诞生。

其次，市民阶层的出现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提供了读者群体。晚清以来，武汉出现大量移民和流动人口。其中有士绅，有职业文人，还有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员。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具有相当的阅读能力。这些移民来到武汉后，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转变了既往的思想观念，转化为现代市民，成为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第一批读者。据《汉口小志·户口志》提供的1915年汉口市民结构的数据，“汉口政界135人、军界196人、警界224人、法界97人，学界2025人，律师20人，馆幕60人，司事572人，矿师28人，儒士571人，美术737人，地理、星卜177人，术士47人，教士101人，机匠640人，土泥工1914人，窑工44人，各实业工人2221人，小贸9464人，小艺4625人，报界122人，绅界293人，商界30990人，水手324人，划夫1479人，车夫2157人，轿夫671人，码头夫7914人，医士401人……”1915年前后，汉口中产及以上阶层在市民总人口中已经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据《武汉市志·教育志》统计：“1910年，公立在校学生在每万人口中有121.7人，大学生17.2人，中学生（含各类中学，下同）37.4人，小学生67.1人。公立在校学生数占三镇总人口数的1.9%。”B33从汉口市民知识构成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汉口有知市民已占很大比重。像学界、报界、教士、儒士、绅界、优伶等有阅读文学作品的必要，像占比较重的政界、商界有阅读文学作品的可能，像水手、划夫以及乘船的旅客也有阅读文学作品的需要。因此，近代汉口已经具备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得以产生的读者条件。

最后，汉口近代报刊的发达，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平台。曹聚仁认为，“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B34，“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B35。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产生与民办小报关系密切，小报不仅是近现代通俗小说的刊载基地，也是读者接受的平台，甚至是近现代通俗小说主题宗旨的风向标。1903年到1911年，武汉出现民办报纸热潮，“达到近数十种”B36。清末民初，汉口有各种小报、花报30余种B37。“这是一类以‘消闲为主要目的，以市民和有产有闲阶级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品类繁多。”B38各大报纸也大登广告和言情小说，并发行文艺副刊。同一时期，在汉口创办的小说专刊，数量也居全国前列。据统计，自1872年到1919年，中国创办的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的报刊近100种，“集中于上海、杭州、汉口、北京等地出版”B39。1902年至1917年，我国以“小说”命名的专刊有29种，其中上海23种，汉口2种，香港2种，广州2种。B40

近代汉口报刊媒介的发达，促进了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仅就言情小说而言，这一时期，汉口创刊发行的报纸基本都刊载该类小说，作为湖北军政府机关报的《中华民国公报》曾连载过哀情小说《英雄泪》。1906年，吴趼人的《恨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拉开“写情小说”的帷幕。该小说迅速在武汉文坛引起关注和反应，汉口的通俗文学创作也出现向“写情小说”靠拢的倾向。这一时期的汉口作家李涵秋、胡石庵、高楚观等都发表过言情小说。1912年到1917年，汉口通俗文坛言情小说创作又一次出现热潮，以喻血轮为代表的汉口通俗作家推出了一批言情小说。1917年，随着武汉第二本专门刊发小说的刊物《汉口小说日报》的创办，汉口言情小说创作再次出现繁荣的局面，出现李涵秋的《双美夺夫记》、何铺山的《恨海波》等。从民办小报、小说专刊创办的历史进程与文学实绩来看，汉口自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诞生以来，就作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生产的主力，参与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以上我们从场域建构、“在地性”经验、母本文化三个方面，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生路径进行梳理，表现的是从汉口地方出发，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路径的结构性把握，揭示了汉口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场域建构的价值与意义，即汉口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主要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生成除了“苏州至上海”的路径外，还有一条“汉口至上海”的路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生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复数”，作为地方代表的汉口如何参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场域建构需要“深描”，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视域下，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更需要充分研究。

注释

①潘建国：《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②李怡、李永东、张光芒等学者在2020年《当代文坛》杂志中，持续探讨“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问题，提出把“地方路径”作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写文学史”的思路方法和结构性视野。李怡、高露洋、徐亮红、妥佳宁等学者在同期杂志上分别诠释成都、京津冀、安徽等“地方路径”如何参与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

③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绪论第10页。

④魏绍昌认为，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人员以江苏省内两州、两常居多，他们在上海有“苏帮”“扬帮”之称，鸳鸯蝴蝶派起源于上海。参见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2015年，第20—21页。范伯群也认为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中心，它为苏州籍、扬州籍和浙江籍作者提供了故事材料和出版便利。参见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绪论第13页。汤哲声认为“鸳鸯蝴蝶派是活跃于清末民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大多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活动于开埠以后的上海的苏州人，如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等人。因此，鸳鸯蝴蝶派就是吴地文学在新时期的延续”。参见汤哲声：《鸳鴦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⑤《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⑥B36唐惠虎、朱英：《武汉近代新闻史》（上卷），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21、12页。

⑦裴效维编：《吴趼人研究资料汇编》，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80页。

⑧王立兴：《吴趼人与〈汉口日报〉——对新发现的一组吴趼人材料的探讨》，《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

⑨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9页。

⑩B11B12陶报癖：《小说家天门胡石庵小史》，《心声》第三卷第一号，1923年。

B13求幸福斋主：《民元报坛识小录》，《越风》半月刊第7期，1936年。

B14何海鸣：《我的报人史》，《中央导报》（南京）第1卷第4期，1940年。

B15何海鸣：《介绍〈海鸣诗存〉出版》，《家庭》第八期，1922年。

B16B18贡少芹：《李涵秋》，上海震亚书局，1928年第1编，第1、20页。

B17刘明坤、武和兴：《简论李涵秋小说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B19B2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0、202页。

B20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B21《喻血轮小传》，《喻血轮集》（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61页。

B22喻血轮著，眉睫整理：《绮情楼杂记》（足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329页。

B23李涵秋：《白桃花诗分咏有序》，《沁香阁诗集》卷五，上海震亚图书局，1927年，第2页。

B24耿传明：《空间意识变迁与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B26B28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7、16页。

B27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B29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B30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59页。

B31邹依仁：《上海历年人口统计（1852—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第90页。

B32李俊国：《都市审美：海派文学叙事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4页。

B33B37《武漢市志·教育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22—23页。

B34B35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8、83页。

B38湖北日报新闻研究室、湖北省志新闻编辑室：《湖北新闻史料汇编》第1辑，1986年，第41页。

B39袁宝华、翟泰丰：《中国改革大辞典》（中篇），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2787页。

B40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57—658页。

责任编辑：采 薇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a group of Suzhou and Changzhou newspaper writers gathered in Shanghai and triggered the tide of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The occurrence path of Suzhou to Shanghai formed by it became the general consensus of the academic circle. If we comb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the generation of modern urban subjects， we can find that ‘Hankou to Shanghai constitutes another occurrence path of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The writers in Hankou such as Wu Jianren and Li Hanqiu are the communicators and constructors of the popular literature fields in Shanghai and Hankou.The experience of Hankou′s locality reflected in the works is also the ‘productive activation of Hankou to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modern city matrix contained in modern Hankou provided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in Hankou.The path discovery of Hankou to Shanghai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occurrence issues of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has a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how local path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a.

Key words：Hankou;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local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