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发展与再探索*

■ 季为民 李 斌

“新闻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业发展过程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类似,可以以史为鉴,给我们以智慧和启迪,帮助我们继承和发扬新闻事业的好的传统,更好的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类型媒体的丰富的工作经验,更好的总结过去,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①“1833 年,马礼逊在《杂闻篇》发表第一篇中文新闻短论《外国书论》”②,以此作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肇始③,则中国新闻史研究已近二百年。新中国建立后,新闻史研究迎来转机,并进入高速发展期,尤其是1982年,施拉姆来华后的当年11月,“ 由中国新闻学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从而造就了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整合的起点 ”④。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了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情况有个总体上的认识,本文对中国知网的期刊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全文检索“新闻史”或“传播史”共得到31974条结果,从年度发表趋势中可以获得总体发展情况的判断:新闻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始恢复⑤,自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逐年增长,并于2011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在高位平稳展开(见图1)。

图1 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近40年的发表趋势

经过40多年不懈的努力和积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新闻史学界逐步建立了学术自信,新闻史研究的“本体”界定越来越明确,研究“范式”⑥的探索日趋多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学科内外的兼容性明显加强,研究体系不断完善,中国新闻史研究正在健康发展。回顾2020年的成果,新闻传播史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学界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学术自信,学科的“本体意识”越来越明确,通过研究“范式”的探索赋予了传统研究许多创新灵感,在学科“共识”形成的基础上,研究体系融合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史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不断创新。

一、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特点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发展,本研究对2020年的相关论文和专著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所选论文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专业期刊为基准,参考中国知网(CNKI)的影响因子排名,选取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界》《新闻与写作》《当代传播》《全球传媒学刊》《新闻爱好者》《青年记者》和《新闻春秋》共12种期刊作为论文选取范围(见图2)。按照各期刊所设的与新闻传播史有关的栏目⑦和文本细读进行筛选,共获得2020年新闻传播史论文140篇,同时,对读秀数据库“新闻学、新闻事业”子目作了筛选,获得了2020年新闻传播学各类专著、译著和汇编共183部。其中,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汇编第1编共80册,涉及新闻传播史的著作共19部；此外,从其他子目下补充检索到两部专著:“中国外交史、对外关系史”子目之下的《战场之外》、“传播理论”子目之下的《澳门大众传媒研究》。

图2 2020年新闻传播史论文样本分布情况

经过对以上文献的质化和量化分析,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中国新闻史研究在强化“本体意识”和创新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一)加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寻求研究议题多元化突破

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努力建立严格的学科体系,确立较为明确的学科边界和研究方法,巩固学科合法性,从而在与其他学科开展对话时保持自信而不至于迷失自我。这是实现多元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近年来,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议题被快速纳入新闻史研究的范畴。如将公共空间和女性意识置于《新闻报》和《女学报》的新闻场域下进行讨论,不孤立地梳理《女学报》内容,但又没有抛弃报刊这一新闻史研究“本体”。在《新闻报》的女学消息建构的公共舆论空间中,女性通过信函式消息的传播,获得了某种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呈现出女性话语的多样性以及丰富的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出属于女性的公共舆论空间。⑧还有研究将西方高级时尚主导的“中国风”纳入新闻史研究的议题之中,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进而回答中国本土时尚设计师要对中国意义和形象重新定义,必须建立在对西方“中国风”的二次解构的基础上： “第一次解构是对‘中国风’在时间维度上的解构,即打破对‘中国风’呈现的时间切割; 第二次解构是对‘中国风’在空间上的解构,即从局部的符号/元素的堆叠运用走向对‘中国人’气质/特质的整体再现。”⑨用明确的新闻传播学科“本体”,回答了中国形象的重塑问题。正是明确的新闻史“本体意识”,才使得研究有机会涉及各种议题。更有将“中国现代性进程”、民族国家观念和国民主体意识等概念引入到清末民初报刊漫画的研究中,使得新闻史的研究具有了理论厚度,但不失新闻“本体”的阵地。

(二)在坚持研究主题“本体意识”的同时,开拓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域的研究

新闻传播史研究并非只能局限在报纸的尘封一隅,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甚至哲学都是新闻传播史可以涉猎的领域。以“宣传”的研究为例,从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问世以来,关于宣传的研究遍布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广告学、法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和领域。2020年“宣传”研究再次成为热点,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均有涉及,跨度长达近30年。这些研究以“宣传”为主题,对近代历史中新闻媒介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总结对比中论证了宣传的社会价值。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了“中俄通信社”、《少年》《赤光》等媒体,依托自己的出版发行机构实现海外发行,积极参加大型国际会议宣传中国革命与中共主张,加强了对各国共产主义组织和海外华人的宣传工作。⑩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统战工作和对外宣传两个方面开辟了对内和对外两条宣传路径。有研究以《大众日报》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语境,探讨了“《大众日报》在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还有研究对国际广播电台的宣传方式进行了梳理,通过时长、内容等具体分析,探讨了国际广播“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透过文化交流从而实现政治上的沟通”。2020年“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被频繁运用，个案研究的选择凸显新闻传播学“本体”。以《全民月刊》的话语策略为研究对象，针对抗日话语进行微观分析，认为其“建构了亡国灭种危在旦夕，抗日统一战线是救国唯一选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缓抗’误国卖国，中共努力促成统一战线的媒介话语，其宣传技艺是中共政策宣传的典范”。同样是话语分析，将研究置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中，以《新华日报》的相关社论和报道为切入口，重现了报刊利用五四运动这一话语，进行抗日斗争。并认为“抗日话语体系的建构进一步警醒、动员了民众，更加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阴谋和汉奸卖国贼的真实面目”。

(三)引入社会史书写范式,拓展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野

社会史研究更加注重对整体社会、下层民众和“长时段”历史的研究。“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有学者以跨文化传播为理论基础,横跨佛道儒在中国融合的历史进程,探讨了佛教传播“在理论、身份、权力上展开深层次冲突,也最终在理论、身份与权力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协调”的传播史进程。研究展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整体性,涉及身份的认同、权力的争夺,与传统范式相比,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样,以“社会史”的叙事方式研究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新的呈现,有研究通过对李提摩太在华45年报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梳理,刻画了“他怀揣撒播基督福音的初心浮槎东来,赈灾两省,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打通中西文化交流闸口而蓄力和奔走,从结交权贵到撰文译著,凭借高超的人际沟通技巧和报刊图书活动,影响朝内官员；从传播西学知识到影响国人自主办报,勾连晚清社会的政治关系和社会文化交往”，“客观上成为晚清社会转型的助推器”。其另辟蹊径,以传教士的视角书写新闻史,这种叙事方式的“去熟悉化”,对于新闻史的研究的确是一种创新。如果说李提摩太具有“非普通人”的特质,那么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媒介融合为研究对象,则充分体现了“社会史”的书写特质。二三十年代的媒介融合“包含两个层面的融合：第一个层面指广播与报纸、电报、电话等媒体之间的融合；第二个层面指广播业与电器业、娱乐业等之间的融合”。并且着重指出无线电技术人才是关键。这些实践对于当下的媒体融合有一定的启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探索“媒介史”书写范式,推动研究的多样化和特色化

近年兴起的“媒介史”的书写范式成为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纸荒是中国近代新闻业发展的痼疾”,有研究以纸张为出发点揭示了近代“报界纸荒裹挟着近代报人身份的异化”及“新闻同业之间或对抗或合作”,最终“多以缩减报刊版面或关停报纸为应对,不少民国时期的优秀报刊被迫关停,而大量劣质读物却乘势充斥侵占市场,抢占着国民的阅读空间。纸荒不仅危害了新闻业的自身经营,其对近代国民精神世界的侵蚀和文化生活的破坏更是难以估量的。”这样的结论可谓振聋发聩,引人深思,这也是书写范式变化后的积极结果。还有研究将中国古代的历书作为传播媒介,通过其官方编造与发行的研究,提出中国古代历书“是一种具备显著仪式化特征的政治传播”。另有研究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进行了政治传播解读,以桓楚、宋代、明代为研究对象,将“古代将政令通过驿站由中央传至全国,再通过空间偏向型媒介实现府、道、县各层传达,直至各个村落”解读为空间维度的政治传播,将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媒介“如青铜器、九鼎、宫殿、雕塑、石刻等”解读为时间维度的政治传播,得出“桓楚:媒介‘重空间轻时间’”“宋代:媒介‘重时间轻空间’”和“明代:媒介‘时空统一’”的结论。以上研究从媒介生态环境的角度,审视不同媒介所导致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效果,为新闻实践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视野。

关于媒介史研究的专著也各有特色。这里仅列举两本:《传播媒介娱乐史纲》以传播媒介的娱乐性为研究“本体”,讨论了多种媒介和文学艺术形式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娱乐元素和娱乐功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著名学者的论述,阐述了“增加自己的享受”(包括娱乐等精神享受)也是人们进行斗争的目的之一的观点；将媒介史重点置于“娱乐”的叙事方式之下,引用联系古今中外诸多传播媒介实践的实例,阐明了其发展变化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相联系的史实。《“时尚”是什么？——基于中国媒介的话语分析(1980—2010)》则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探索了我国1980—2010年间媒介(特别是时尚杂志)中“时尚”意义的建构、解构、变迁历程,明晰了“时尚”作为一个“异托邦”性质的概念在我国的传播理路,不仅彰显了西方的时尚传播理论与我国现实的不融之处,提供了一个中国版时尚研究的可能路径与理解视角,同时也是对媒介研究“新范式”的有益尝试。

二、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发展

通过分析可知,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色,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史料的补白、新闻职业发展宏观认知、近代社会发展的细节把握和新闻传播理论的溯源和总结等方面。

(一)新史料的挖掘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空白

恩格斯200周年诞辰,列宁150周年诞辰,客观推升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热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三种研究范式。”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明显占优,而这方面的新史料发掘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样本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印证了以上研究热点和判断。“中国共产党”“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频次排在前三位,紧随其后的是“《新莱茵报》”“马克思”“新闻思想”“《申报》”“政治传播”“《新华日报》”“中国形象”和“新闻业”等。词频排序前六位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占四个,分别为“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莱茵报》”和“马克思”(见图3)。

图3 202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样本论文关键词词频云图

首先,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明显占据主流。2020年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史领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位革命导师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阅读、研究和阐释为主,力图在马列原著中寻找思想的本来面貌,回归经典回归原著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研究中,许多成果主要以唯物史观与“再解读”的方法,深入社会历史语境与思想脉络,对马克思新闻原著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如对马克思代表作《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及马克思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的梳理,探索了马克思早期新闻自由的内涵,以唯物史观进行解读,谨防理解和诠释“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趋向”,避免误读。通过对1851—1862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10余年的新闻作品分析,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性新闻”进行研究,发现其思想洞见影响了各国政治议程的设置。对列宁新闻实践和思想的研究既有全面总结其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宏大梳理,也有对具体文献和报道的细致考察。

其次,创新性地发掘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新史料。新闻史的研究,虽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学研究,但史料的发掘和历史研究一样重要。2020年新史料发掘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得到更加丰满的诠释,对于新闻传播史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自2018年以来论文数量急速增加,2020年达到16篇(见图4)。这得益于陈力丹近几年主导的《新莱茵报》翻译研究工作。《新莱茵报》的翻译研究和版面再现,推动了相关研究，涉及《新莱茵报》经营与广告、新闻与时效性和客观性以及文学副刊的特色等等。不少研究成果填补了学术空白,如确认有37篇(组)恩格斯1848年6月发表在《新莱茵报》的新闻和评论没有中译文,这些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具有重要意义。

图4 “新莱茵报”篇名检索论文发表总体趋势

(二)新闻人物群像的描摹深化了近代新闻职业发展的宏观认知

历史是由不同的人演绎而成,新闻传播史的书写则离不开众多记者的身影。方汉奇先生曾说,“杰出的历史人物,更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在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中,著名报人、记者的研究“却始终是个薄弱环节”。近几年,知名报人、记者的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点”,记者群体的职业发展研究受到重视。

首先,新闻史上的著名新闻人成为202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亮点,它不仅是简单的史料梳理,而是通过个案研究以点带面呈现新闻职业的发展规律,给人新的启示。

2020年历史个案研究涉及的报人很多,如邓初民是20世纪早期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民主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代表。而对金雄白的研究则将其置于特定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网,虽然是个案研究,但也并非“挖阴私,揭老底”的“学术猎奇”,而是通过金雄白折射出“那一批近代以来国难关头失去风骨、自甘堕落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如果说“孤岛”报人研究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那么李提摩太的研究则体现了“范式”上的创新尝试。在“革命史”的叙事中,还原李提摩太怀揣撒播基督福音的初心,以及客观上成为“晚清社会转型的助推器”的事实。不论结论是否公允,这一叙事方式“去熟悉化”的另辟蹊径,以传教士的视角书写新闻传播史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

其次,群像研究以更加宏观的叙事方式,更多展现的是新闻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历史转折中的作用和地位。2020年记者群像研究更加细化,涉及摄影记者、国外记者等。同时,还对新闻记者公会这一特殊团体组织进行了研究。

摄影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影像呈现及摄影界和新闻界的跨界合作,成就了职业新闻摄影记者的特定群体。在民国时期的新闻界,不仅有中国记者的身影,还有外国驻华记者的活动。将中国记者和外国驻华记者的合作与竞争进行梳理,揭示了“在这扑朔迷离的表象背后隐含着两个深刻而坚实的思想预设: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记者群体的不断扩大,新闻协作的要求不断提升,新闻记者公会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新闻记者公会“不仅有利于推动新闻职业化进程,发展新闻事业,也为新闻界建构职业共同体和‘记者网络’,借助‘网络力量’对抗国民党政权的过分束缚,融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坚实基础”。

几本专著也体现了“群像”研究的特点。译著《美国女记者的故事》以载入史册的美国女记者的经典采写经历和报道案例为脉络,描述美国女记者群体在社会变革和报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富有传奇色彩的新闻采写奠定其行业和社会地位的过程,进而推动新闻行业规范的形成和社会进步。《报刊史的底色:近代中国新闻界与社会》重点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新闻记者群体,探究新闻界结社、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和维护职业公益等组织行为,展现近代中国新兴职业群体的社会生长历程及其与国家政权的相互制约关系。

(三)个案的历史挖掘拓展了对近代社会发展的细节把握

2020年,对于媒介历史的研究依旧是重点。从媒介个案历史研究的论文来看,数量较多的是关于近代报刊的研究,内容包括新闻媒介的业务、理念等,众多报刊个案的历史研究汇集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媒介整体面貌。另有部分媒介研究关注了媒介与新闻理念的转变、社会的变迁等议题,拓展了媒介研究的视野。

首先,媒介个案历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纪录片等,但也有个别研究开始关注新媒体。呈现方式为全国性大报依旧受到重视,如《申报》等；还有对校报的研究,通过对《北京大学日刊》创刊和五四前改革的历史脉络全面梳理,分析了其崇尚多元并包、营造学术氛围、丰富校园文化三方面报道革新内容。除报刊外,广播和电视媒介的研究在2020年的样本中共有8篇,从对外宣传、媒介融合、传播理念、管理体制、娱乐节目和伦理方面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抗战期间,与美国、英国进行人员交流,观摩学习,“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透过文化交流从而实现政治上的沟通”。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以电视纪录片作为媒介研究对象,探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的流变:即“取道新影”—“发现电视”—“定义纪录片”的认知转变过程和“党的宣传员”—“记录者”—“朋友”的职业角色转变过程。关于新媒体的研究是202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探索。有研究从政治与新传播技术关系角度切入,在2009—2018年社交媒体兴起的背景下,探讨了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党报公信力如何受到影响。虽然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对党报公信力的影响,但对于社交媒体十年兴起的历史、受众、传播效果均有梳理。

其次,以媒介研究为载体,将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新闻理念的转变进行梳理,更加宏观地动态展现了媒体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媒体本身对于观念史的影响。有研究以《申报》为中心,结合《字林沪报》《新闻报》《中外新报》《上海新报》以及《中外新闻七日录》等,通过对19世纪早期中文报刊伦理观念内涵的梳理,明确报纸“体例”与多项伦理议题有着密切联系,这些联系“勾勒了以体例为中心的19世纪新闻伦理观的内涵”,表明报刊媒体为融入中国社会不断进行着道德调整,“在伦理层面规定了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成为近代新闻伦理讨论的起点,阐述了报业的价值关怀、行动职责、操作规范及从业者品德等。还有研究对1925年上海三报《民国日报》《商报》《中华新报》因刊发工人泣告书导致被告被判一案作了回溯,研究在史料的挖掘中,直观地展示了政府当局、工人运动、新闻媒体和新闻法制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上述研究一则涉及新闻伦理,一则涉及新闻法律,都以新闻媒介报刊为载体,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找寻新闻媒介与社会历史的必然联系。

专著方面,《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是“第一部系统阐述国民政府在中日敌对时期,运用租借英文报刊作为宣传工具,并以此为基础拓展了中国国际宣传机构的研究”,本书涉及大量珍贵档案和资料,涉及的中西文报刊达到26种,其中22种报刊是国内研究涉足不多的民国时期外文报刊,例如ChineseCourierandCantonGazette、ChinaCritic、ChinaatWar等等。

(四)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推动了新闻传播理论的溯源和总结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历史,总结学科史也都经历了从无意、无知到有意的自发、自觉的过程。2020年,新闻传播史学史论文的增多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论均有涉及,增加了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理论化厚度。

首先,新闻传播学术史的理论研究突出了对基本概念和重要事件的探讨。有研究通过对“舆论”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传播、接受和融合的梳理,不仅厘清了“舆论”这一概念的学术历程,还“分析了民本思想、清议传统、‘公’观念等三种本土知识资源,对舆论概念在近代中国使用的影响”。有研究通过对施拉姆中国之行的三个细节的回顾,分析了施拉姆形象经历的变迁,以及“冷战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在‘现代化’观念上达成的共识对中国传播学产生的影响”,从中“折射出中国传播学者的学科意识与焦虑”。除此之外,也有将伊莱休·卡茨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脉络整理,以学者的研究视角全面呈现美国学术界的研究路径和走向。

其次,对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也有不少思考。对“受众民族志”引入新闻传播学,被视为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对这一问题溯源“有助于厘清诠释主义范式在当下传播学学术地图中的位置,并促进对如何让被‘5W’模型割裂的传播学在传播要素高度融合的今天走向‘综合性研究’的思考”。还有研究“通过分析2009—2019十年间中英文数据库中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有关论文,从研究热度、区域分布、学术共同体建立以及海内外国家形象研究的热点和主题的差异等方面,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整理和分析,通过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其变化特点和中外差异”。这些研究方法的运用都推动了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开拓创新。

再次,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亟待对研究内容、方法及语境进行反思。一是对“民国新闻史”概念在“时间、空间和对象”这三个维度上进一步厘清,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内容应涵盖民国时期在中国疆域内产生、发展、变化的全部新闻事业而不仅是民国南京政府官办及在当时社会语境下合法存在的新闻事业；二是民国新闻史研究方法具有“塔形体系”的特点,趋于微观和细化的具体方法居于塔尖地位,质化和量化两大研究方法是塔身,而“塔基是由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制约并决定的基础性研究方法”,应提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在矛盾错综复杂和利益冲突激烈的“民国语境”中,没有代表所有人利益的新闻人、代表所有阶级利益的新闻媒介和绝对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新闻言论。对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总结反思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拓展和细化,增强其理论化的厚度。

最后,从学术史和传播理念的角度,梳理广播电视事业及广播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斯图亚特·霍尔所提出的“媒介社会学”理论范式下,将新中国成立后70年间的广播电视资料作为研究样本,“重新梳理广播电视内部组织运作与外部传播观两个层面、四个维度的社会学指向及其演变历程”,得出“在多元媒介环境下,广播电视应突破单一媒介形态理念的消极保守认知,从‘大视听’‘跨媒介’的价值意识层面重塑传播理念”。另外,有研究“立足于我国广播学专业发展的历史沿革,探讨了当下广播学建设要以人文基础、跨界能力和技术思维为人才培养路径”,认为要在新时代的要求下,发挥听觉优势,实现广播学的融合发展。

专著方面,《美国受众研究的历史轨迹》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考察美国受众研究的起源和历史演进,对长期以来学界所认为的美国受众研究“主动―被动”二元对立的分析维度以及唯量化研究独尊的刻板印象质疑和分析批判。

三、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问题

经过分析发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论文发表不均衡、比例偏低、论题较为集中、传播史研究乏力、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照等方面。

(一)新闻传播史的成果发表不够均衡,学界重视程度不高

新闻传播史相关论文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2020年,新闻传播学四大核心期刊共刊载论文569篇,新闻传播史论文有60篇,占10.5%。其中,《新闻与传播研究》25篇,占全年论文总数的31.65%,《国际新闻界》占13.48%,《新闻大学》占12.04%,《现代传播》占4.15%(见图5)。而从本文重点考察的12种期刊来看,全年共刊论文3813篇,新闻传播史论文有140篇,占比为3.7%。虽然新闻传播史研究论文的绝对数量还算可观,但占比仍偏低,研究热度与当前的“历史热”反差强烈。比较新闻学三大方向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的成果,新闻史论文占比远低于三分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多数新闻传播学者对于新闻史教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高。

图5 近三年新闻传播学四大核心期刊文献总量和新闻传播史文献分布情况

(二)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内容、对象和时期较为集中

从样本论文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主体”较为单一,表现为研究领域较为集中,对象的媒介类型以报刊为主,研究时期集中在民国时期。

首先,从媒介类型来看,研究的对象以报刊为主,即便研究以新闻业、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为主,也都离不开报刊这一载体。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和《国际新闻界》为例,2020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共有新闻传播史相关论文27篇,以报刊或报刊相关为研究主体的论文达到17篇,占比达到63%。再以《国际新闻界》为例,共有新闻传播史相关论文12篇,以报刊或报刊相关为研究主体的论文达到9篇,占比达到75%。研究“主体”集中在报刊媒介上,研究的范式、路径和方法趋同,甚至论文结构也大同小异,同质化现象突出,忽视了其他媒介的研究,使新闻传播史研究所呈现的面貌相对扁平,造成了新闻传播史的呈现较片面,导致新闻传播史就是报刊史等误解。

其次,从时期来看,多数研究以民国时期为主。以2020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国际新闻界》刊发的新闻传播史论文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研究民国问题的为13篇,占48%；《国际新闻界》研究民国问题的为7篇,占58%。主要原因有：一是民国历史不太久远,和更久远的历史相比,研究结论对现实更具借鉴意义；二是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史料和资料比较丰富,获取相对容易。但也造成了学界对更久远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投入不足,使得新闻传播史研究难以跨越早期历史的认识局限。

(三)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野狭窄,路径单一

传播学引入中国知识生产领域已逾百年,其间经历了两次“引进”以及三次“突进”。第二次“引进”对中国传播学学科分属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在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和第一次引进相比,“引进主体不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而是新闻学者”。受此影响,目前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仍旧以新闻史为主,表现为新闻史的发展有着很清晰的演进历史和一大批代表性学者。反观传播学的研究如日中天,但传播史方向的研究发展过程则相对模糊一些,这直接体现在传播史研究的成果上。202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新闻史的研究领域内,涉及的媒介主要是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传播史研究成果只对“唱新闻”、人民广场作为政治符号的确立、佛教和传播学术史作了关注。

(四)新闻传播史研究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新闻传播学关注的是转瞬即逝的新闻讯息的生产和获享,对于社会重大问题的报道传播非常重视。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席卷全球,全球都在积极应对,科学防控。中国更是成为了焦点,从武汉到全国,经历了一场与病毒抗争的生命保卫战。在这样的背景下,140篇样本论文中只有1篇“以对《申报》在1910—1912年间的鼠疫报道为核心,并进行时序上的延伸,对其文本主题及相关社会反馈进行分析,提炼出了知识、建制和观念三个维度的主题,并把这三个主题置于近代化史观之下,与中国社会主流的近代化进程进行对比”。与疫情相关的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的研究重点,成果数量众多,新闻传播学科也不例外,但新闻传播史研究中这一事件几乎缺席。一方面,历史研究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跳出事件才能对历史和材料作出更加全面客观的研判,另一方面,说明新闻传播史研究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不太敏感,和现实存在一定的脱节、疏远。

四、创新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再探索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史研究借助新史料、新工具、新方法不断取得突破,也引发了“颠覆”和“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讨论。近年来,也确实“有人声称要‘颠覆’以往的学术范式,‘重构’以往的叙述框架”。“颠覆”和“重构”意味着彻底放弃原有的新闻史研究范式,建立一套“摆脱‘时间与空间’(以时间为纵向主轴、空间为横向范围研究综合或专门新闻史)或‘线条和板块’(以研究者的世界观或政治立场为射线,认识分析特定板块空间下的新闻史)的研究范式和叙述体系”。在融合与借鉴背景中,是否真的可以认为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体系正在被颠覆,新体系已在重构中？或者说,我国的新闻史研究体系是否需要被颠覆,需要被重构？对此,有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前人的研究成果不管其水平、质量、立场、观点(乃至世界观方法论)如何都已经是客观存在,都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也有学者认为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学科体系建设是可行的,“在整体转型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从新闻学理论内部,做好整体转型的积累工作,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理论创新和话语逻辑结构的难度较大。

当然,中国新闻史研究体系的发展建构从未停歇,但不可能彻底“颠覆”和“重构”,需要以理性、科学的渐进发展模式,不断补白、借鉴、融合,从而创新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在三个方面重点探索。

(一)确立并规范新闻史研究“主体”的合法性、整体性和多样性,加快拓展媒介史研究

经过近百年的学术积淀,新闻传播学西学东渐,由术入学,登堂入室,逐步建立了学术自信,成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学和传播学相互支撑,互为补充,在学科之林占据了独特的领地。尽管二者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企望独立门户的插曲,但目前来看,新闻学和传播学已基本厘清了知识脉络、明确了学术定位,因此在当前互联网和媒体融合的背景下,需要在总结新闻传播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再结合再创新再发展。具体到新闻史研究来说,可以由新闻史研究规范学科主体的内涵,使其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用来“固本”；由传播史研究拓展学科主体的外延,体现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属性,用来“扩土”,以媒介为中心,以媒介生存为前提,研究其“内在性”“生命性”和“整体性”,将媒介置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艺术等整体生存环境中考察,找寻媒介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多样性。这样,既可以解决新闻史研究“主体”单一化趋势,又可以“固本守正”,强化学科的“合法性”。

(二)借鉴并融合多学科研究范式,推进新闻史研究创新发展

新闻史的研究范式和路径,一直都是学界的争论焦点。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自“解放后一开始,就碰到把中国新闻史看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问题,更有看成革命史的问题(特别是初期)”。对此尽管学界存在多种观点,有些甚至截然相反,但讨论的脉络还是清晰的:前后经历的“革命范式”“民族国家范式”“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媒介生态范式”等多样化的学术探索,推进了新闻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新闻史研究需要在研究“范式”上继续探索,发挥其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特点的学科优势,灵活向其他各学科门类学习和借鉴。这需要新闻史学者放下成见,消除壁垒,借鉴并融合多学科研究范式,打通人文社科各学科之间的关节。当然,这种借鉴也不是毫无原则和无章可循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历史和现实”“局部与整体”“偶然和必然”三对关系,秉持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一致,防止出现“站位偏差、‘情感’干扰、舍本逐末、学术猎奇等”问题。以学术借鉴推动学科范式的多学科融合,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三)加快中国新闻史研究体系的整合与创新

新闻史研究体系在建立过程中,学科发展脉络清晰,不论是“主体意识”的逐渐强化,还是研究“范式”的不断创新,都体现着继承与整合的特点,即每一个研究“范式”都是在既有“范式”基础上融合产生的。整个新闻史研究体系的建立,就是一个不断改进、调整、优化、整合、创新的过程。“颠覆”和“重构”是对以往学术成果的全盘否定,是资源的浪费和学术的断代。这种具有破坏性的越级方式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体系的发展中出现。参与其中的学者需要用“历史的辩证的平等的态度对待前人在新闻史研究方面产生的成果,而不能以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一切”。同时,不断地提高对新闻史研究体的认知水平,提高整合的兼容性,不失时机的促成体系的创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 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期,第39页。

② 这是目前发现的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新闻出版方面的现代文章。1833 年8月29日,马礼逊在《杂闻篇》(在澳门出版的中国领土上最早的中文期刊) 第 2 期发表《外国书论》,二百多字,介绍西方的活字印刷术的技术和使用方法,首次使用“新闻纸”的概念。参见林玉凤:《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杂闻篇〉考》,《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

③ 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起始时间有多种说法:有以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刊载的《新闻纸略论》为起点的；有以1908 年出版的章士钊著《苏报案纪事》为起点的；有以1917年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作为附录,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为起点；有以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为起点。说法很多。

④ 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第25页。

⑤ 目前检索到最早的论文是方汉奇于1957年6月发表在《新闻业务》上的《十九世纪外商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日报》。

⑥ “范式”出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出身于物理学,这本著名的小书本属于科学史范畴,“范式”是指“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而这些成就在书中指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牛顿的《原理》和《光学》、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的《化学》以及赖尔的《地质学》等自然科学著作。所以“范式”原意更偏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

⑦ 如“新闻传播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常设栏目)、“新闻传播史研究”(《国际新闻界》的常设栏目)、“新闻与传播史”(《新闻界》的常设栏目)。

⑧ 张新璐:《〈女学报〉的公共舆论空间与女性主体意识》,《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1页。

⑨ 陈雅莉：《再东方化:欧洲高级时尚对中国形象的意义生产及传播研究(1968—2018)》,《现代传播》,2020年第10期,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