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医药在印度的传播及现代意义

滕金聪 张宗明

摘要 以古丝绸之路为媒介，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久远的物质文化交流。中医药作为我国四大国粹之一，具有“简便验廉”的特征，也是中印在物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载体。搭载着古丝路的“便车”，中医药在印度地区的传播以贸易往来、西行求法、外交活动等具体形式的促进和带动为主。2013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医药在印度地区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充分利用和借鉴古丝路下中医药在印度传播发展的经验，促进新时期中医药在印度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普及则尤为重要。

关键词 古代丝绸之路;中医药;印度;传播;“一带一路”;贸易往来;求法;外交

Spread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In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Silk Road

TENG Jincong，ZHANG Zongming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2100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ncient silk road as the medium，there is a long time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As one of the 4 quintessence of China，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 and cheapness.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Free ride”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s carried out，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India is mainly promoted and driven by specific forms such as trade contacts，westward travel，diplomatic activities and etc.Since 2013，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CM has ushered in a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in India，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experience of TCM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 under the ancient silk road to promote the wider and deeper popularization of TCM in India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Ancient silk roa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ia; Sprea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rade contacts; Seek scriptures; Diplomacy

中圖分类号：R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21.04.028

中印之间医学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最早把印度医学传入中国的是伊朗王子、佛教徒安世高，他在东汉末年曾到我国学习汉语。唐《开元释教录》中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学。”[1]这是目前最早的关于中印之间医学文化交流的明文记载。自此，印度医学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对中医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基于文化交流双向性的特征，印度医学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中医药在印度地区的传播也是必然的。但对于中医药是何时开始在印度地区有传播的迹象，学界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对于中医药在印度地区的发展主线认识也鲜有人具体描绘。想要探讨中医药在印度地区的传播及发展，似乎不是件易事。季羡林先生在其《中印文化交流史》中便曾多次提及“由于印度方面史籍缺乏，查找中国传入的物品异常困难”，“至于中国医理是否传至印度，则因文献不足，不敢臆断”[2]。

在我们看来，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医药在印度传播的蛛丝马迹就必须借助一些别的媒介，而丝绸之路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所提出的，指的是古代中国与中亚、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主媒介的一条西域交通道路[3]。随着时代的发展，“丝绸之路”又衍变为了中国与东西方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丝绸之路”一词从平面到立体，从单元到多元，被赋予了更多更立体的意义。

在古丝绸之路的“穿针引线”下，中印之间进行了商业贸易、西行求法、民间交流、国家外交等一系列的物质文化交流活动。而中医药作为我国古代科学的一块瑰宝，无论是形而上的中医基础理论还是形而下的中医学诊疗方法或是丰富的中药材都以其实用、简便、安全等特性经久不衰，在中印双方的物质文化往来过程中，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载体。由此，我们可以在介于古丝绸之路的中印往来活动中搜集并归纳出中医药在印度传播的若干线索和特点，并以此对当下中医药在印度的传播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1 古丝路下中医药在印度传播的具体形式

1.1 贸易往来的带动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4]可见早在秦汉之前，我国蜀地同印度地区就存在着贸易往来。这条沟通两地的通道即滇缅道，又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但直到公元69年，哀牢人归顺东汉并在此设立了永昌郡后，滇缅道才得以真正被打通。该通道以四川成都为起点，东西线在云南境内大理交汇后形成永昌道，后达缅印。此后，中印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川滇地区道地药材种类繁多，例如黄连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三七散瘀止血、消肿定痛，这些药材实用有效，对印度地区由于热带高温气候、蚊虫叮咬、饮食不节等诸多因素所引起的痢疾、疟疾、痈疽肿痛都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因此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印之间依靠滇缅道进行了大量的药材贸易，以此满足彼此的生活和医疗需求。蔡景峰在《唐以前的中印医学交流》一文中也曾提及“通过这条又称为‘西南丝道的通途，中印进行了药物交换。印度的药物由此道输入我国，而我国的药物也从这条道路输往印度”[5]。

除了滇缅道下的中印药材贸易外，我国古代吐蕃地区与印度东北部之间也存在着以麝香为主体的自由贸易。麝香是我国川藏地区特产的一种药材，为麝鹿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用水稀释后的麝香具有浓郁、持久且独特的芳香。印度人素来爱用香料，麝香对于其的吸引力自然是十足的。但印度的东北部为恒河平原地区，并不具备生产麝香的自然条件，而我国吐蕃地区盛产麝香，又与印度东北部毗邻，这势必会促成印藏间的麝香贸易。17世纪初在印度做过6次旅行的进藏传教士塔瓦尼亚曾比较详细地介绍过西藏地区的情况。他说在恒河之北有个博坦（今西藏），出产大量优质麝香，其在孟加拉以北。仅在6次旅行中，塔瓦尼亚遇到过来自博坦的人，他们经常在巴特那一带（今印度北部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的一座城镇）售卖麝香[6]。但相较于滇缅道下的药材贸易，印藏之间的麝香贸易的量就要少得多。阿拉伯药学家伊本·巴伊塔尔在其所著的《药草志》中这样说道“吐蕃人找到麝香之后，收集起来，把最好的麝香装入从屠宰后的羊身上取下来的皮囊里，作为礼物敬献给其君主，供其使用。商人们很少能运走麝香”[7]。

唐代安史之乱后，由于诸藩割据，唐王朝失去了对突厥、吐蕃及南诏等边疆地区的中央集权管理，致使中印之间的陆路往来开始衰落。另一方面，该时期我国的造船业以及航海技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由此海路逐渐成为中印双方贸易往来的主线。

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南毗国、故临国”中记载“土产之物，本国运至吉啰、达弄、三佛齐，用荷池、撷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8]。南毗国、故临国为今印度西南沿海地区，而大黄、黄连都是原产于中国的药材，可见这些产自于中国的草药已经成为印度地区进行物物交换的“源筹码”;元朝王大渊的《岛夷志略》中“下里”条曾写道“国居口具喃古里佛之中，又名小港口……地产胡椒，冠于各番，不可胜计……其味辛，采者多不禁。其味之觸人，甚至以川芎煎汤解之”[9]。川芎主产于我国四川地区，有行气、祛风、止痛的功效，是治疗头痛的要药。下里国地产胡椒，采椒之人多为胡椒的辛气所迫，常患头痛之疾，川芎对这样的头痛有良好的治疗作用。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下里国存在着川芎且当地人民对川芎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可以熟练地应用于疾病治疗之中。虽两书中对这些药材是通过何种渠道，是以何种形式进入印度地区，并没有展开叙述。但基于以下几点，我们认为这些药材是从海路以自由贸易的形式进入印度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其一，两书中所提及的印度地区，南毗国位于今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下里国为南毗国的另一名称，而故临则是今印度西南沿海奎隆一带，它们自身便是印度西南沿海的港口城市，也是海上贸易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及销售地。《马可波罗行纪》第180章“俱蓝国”中就曾描绘了该地区繁荣的商贸往来场面，“蛮子、地中海东、阿剌壁诸地之商人乘舟载货来此，获取大利”[10];其二，大黄、黄连用于物物交换，川芎用于日常的头疾治疗，足以表明这些中药材在印度，至少是西南沿海地区有一定的数量基础及普及程度。若是以陆路的方式，从西域道亦或是滇缅道转展至西南沿海地区，路途之远，《宋史·天竺国传》中对北印度至印度西南地区的久远路程就有过这样的叙述“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那国，又西行一月至海……”[11]此外，由长途跋涉所带来的高成本，更是难以促成书中所记载的数量和普及度的。另一方面，宋元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先进的航海技术都为实现量大、途远的低成本货物运输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因此这些药材沿着海路售至印度地区，是更加可靠和可信的。

明初，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在明开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民间私人贸易被严厉禁止，中西方的貿易往来就基本上限定在了“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进行。公元1405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其船队携带了180名医官医士以及大量的中药材，以满足远航中疾病治疗的目的。与此同时，部分珍贵的中药材也在沿途中被用于交易。明代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小口具喃国”和“古里国”条中分别记载了“货用丁香、豆蔻、色段、麝香、金银铜铁器、铁线、黑璎之属”“货用金银、色段、青花白瓷器、珍珠、麝香、水荫、樟脑之属”[12]的史实，用麝香等药材去交换当地的珍珠、宝石，这是朝贡贸易下麝香等中药材流通至印度，也是中医药以药材为载体在印度传播的有力见证。

1.2 西行求法的影响 魏晋以来，佛学东渐，部分高僧出于想要深入认识佛教思想的目的，沿古丝绸之路西行前往古印度求法。在此过程中，他们在印度的所观所见所记及对中医药的所用所传则构成了中医药在印度传播的另一条主线。义净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公元671年，义净沿海路前往印度取经求法并在印度的那烂陀寺留学十一载，在归途中，他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书中对中医药在印度地区的发展进行了相关的描述。《内法传》二十七讲“先体病源”中载：“又复须知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这段叙述至少可以表明以下两点：1）当时义净西行求法所在的北印度地区对中医药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将部分中药材视为“神州上药”;2）虽知道这些药材，但当时“咸不见有”。可见这些中药材在北印度地区的普及程度并不高，当时应只是存在于王室贵族当中。二十八讲“进药方法”中则提到“若患热病者，即熟煎苦参汤饮之为善，茗亦佳也，自离故国，向二十余年，但以此疗身，颇无他疾。且如神州药石根茎之类，数乃四百有余，多并色味精奇，香气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针灸之医，诊脉之术，赡部洲中，无以加也……”[13]唐前中期，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医学全书《千金方》、本草著作《新修本草》等医书相继问世，医科学校“太医署”创立，中医药在该时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义净掌握了一定的中医药理论知识，且如条目中所表现的其能熟练地将中医药治病的方法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同时又对中国的传统医学，无论是针灸脉诊等实用技术还是各类中草药，都怀揣着无比热爱和推崇之心。因此，在义净居住于古印度那烂陀寺勤学佛法的10年中，向寺中的僧人或是附近地区的其他民众普及中医药知识应是理所当然的。正如薛克翘先生在其《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一文中所说的：“在义净周游五印度时，他也很可能向当地僧侣介绍过中国医药知识。”[14]

除了僧侣之外，北魏明帝时期，作为僧统（北魏时管理僧人的官员）的宋云同法力、惠生一起赴印西行求法也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了宋云同北天竺乌场国国王的对话，“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佗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15]华佗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医术精明，创“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编“五禽戏”用于医疗式锻炼。宋云在乌场国向该国国王详细介绍了华佗治病的事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中医药相关内容在印度的传播。

1.3 其他形式的促进 除了商贸往来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带动之外，沿着古丝绸之路，也存在着其他形式在推动中医药在印度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例如印度遣使来华进贡，我国各朝帝皇回赠印度遣使丝绸、瓷器、药材等各种物品;印度来华僧人返印后向当地人介绍中国传统医药的治疗方法;中印之间一直存在着民间文化交流往来及大批的民众迁徙现象，在这过程中往印度地区带去了中国传统的看病治病方法;阿拉伯商人在沿着海路购买中国药材的过程中，也常将印度的港口城市作为中途停靠站，不经意之间便也充当了中印医学文化交流的媒介。

但无论是何种形式，随着明清海禁政策及闭关锁国的逐渐深入，沟通中印往来的海路也渐渐被关闭。而近世以来，两国本身发展的落后使双方也都没有能力把他们的传统经济文化交往提升到一个新阶段，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渐则最终堵塞了两国往来的通道[16]。由此，中医药介于古代丝绸之路在印度地区的传播就暂时被按下了“暂停键”。

2 古丝路下中医药在印度传播的特点

总的来说，在古丝绸之路的纽带作用下，自古以来中医药在印度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普及。笔者将中医药沿古丝路在印度传播和发展的特点具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传播的内容 中医药在印度的传播以大黄、黄连、川芎、麝香等中药材为主。印度素来就是香料大国，麝香对其的吸引力自然是十足的;大黄和黄连则都有清热泻火、燥湿、解毒的功用，适用于印度由于高温和湿热所引起的诸多疾病。但中医学中特有的精气神阴阳学说、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基础理论以及针灸推拿等实用技术都鲜有传入。究其缘由，除了缺乏特有的中医理论和技术传播者外，古印度有着一套自己的医学体系，无论是阿育吠陀（Ayurveda）、尤那尼（Unani）、西达（Siddha）、瑜伽（Yoga）还是自然疗法，在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医疗救治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印度传统医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即阿育吠陀医学，其所倡导的三体液（气、胆汁、黏液）、“五大”学说（土、水、火、气和空间）、天然草药的使用及预防疾病、调养生息观念等虽同中医学的理论认知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二者的深层次内涵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中医学强调的“天人合一”体现的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并以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防病治病的方法为根本目的;而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中的哲学基础“梵我一如”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其在保持人体健康和解除患者痛苦的目的之下，更加强调解脱（mokas），即要通过悟与对神的理解而实现教化[17]。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想要把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用技术传入印度，其难度可想而知。

2.2 传播的范围 以古丝绸之路为媒介，中医药在印度地区的传播主要是呈集中式块状分布。其一分布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首先滇缅道及麝香之路下的自由贸易带动了中药材在东北部地区的流通。此外印度东北部也是诸多赴印求法僧侣的活跃地区，义净和玄奘都在那烂陀寺长时间讲学和修行，法显则在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停留了3年，作为西行求法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将部分中医药相关的内容在该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其二分布在印度西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如故临（今印度西南沿岸奎隆一带）、下里（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和科泽科德一带）。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下，以贸易活动为主线，大批的中药材被运往这些地区，或用于日常医疗，或用于销售谋利。

2.3 传播的程度 中医药在印度的传播程度总体上并不高。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传播内容以中药材为主而中医药理论体系和实用技術鲜有传入及传播范围局限在两大块区域之外，大多数中医药在印度的传播都并非“为了传播中医药”而“传播中医药”。例如商人之间的自由贸易本质上是为了谋利，僧侣西行求法的初衷则是探寻佛教理念的真谛，国国外交或是外交下的各种往来活动主观上也都是为了对外宣扬国威。如此，中医药的传播更多的是这些活动下的“衍生物”或者说是“附加值”。

3 古丝路下中医药在印度传播的现代意义

“以古鉴今”是历史本身特有的现实价值。2013年，国家“一带一路”倡仪正式提出，在“新丝绸之路”的感召下，自2014年起，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颁布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以促进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而印度自然是“新丝绸之路”下中医药海外传播大框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国家，但近年来，中医药在印度的传播可谓是障碍重重，政策立法短缺、理论观念差别、互动往来贫乏都成为影响中医药在印传播的“绊脚石”。目前，印度国内有20多家针灸诊所，综合中医诊所3个，分别分布于首都新德里及西南部的卡纳塔卡邦，中医药协会3个，但都为针灸类协会且会内人数不多[18]。这样的发展程度是远远不足且不容乐观的。那么在新形势下，如何促进中医药在印度地区的深入传播，古丝路所促成的中医药在印传播进程似乎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3.1 先药后医 要充分重视中药材在中医药印度传播进程中的作用。古丝路下，大黄、黄连、川芎、麝香等珍贵中药材打开了中医药在印度传播的突破口，而在新丝路大环境下，中医学理念在印度鲜有传播，针灸等实用技术在印度的普及情况也并不佳。鉴于印度素有使用草药的传统，那么将中医药在印传播的主体和重心重新转向中药材，用适用于印度各个地区的优质中药材来化解这一传播困境，这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但在此过程中，要关注和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印度素来被称为“世界药厂”，仿制药种类多、价格低廉，中药材在出口印度的过程中，必须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其价格竞争力;2）印度的专利制度对本土的药企有着较高的保护色彩，如何妥善处理好该环境下中药材在印度的准入问题，值得思索;3）部分同名药材在中印的功用描述不尽一致，如香附在我国为疏肝解郁、调经止痛之要药，而在印度医书《医理精华》中记载则主要用于祛风热。因此在中药材的使用过程中，更要留意这些差异性。

3.2 先点后面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力。在中医药印度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印度政府一直未对中医药设立有利的发展政策及明确的行业规范准则，这使得中医药在印度的发展长期处于夹道求生的处境。那么何不另辟蹊径，从地方的传播和发展为切入点，先点后面，以点促面，从而形成点面结合的发展新格局呢？古丝路下，印度的西南沿海及东北部是中医药传播的主要地区，而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先后通过了针灸法案以确定了针灸在本地区的合法地位，而首都新德里也由于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在区域内拥有一定数量的中医诊所、机构及协会。这些地区都是新时期中医药在印度传播发展很好的“初始点”。加强同这些地区的医学合作与交流，让中医药先在地方上拥有更多的认识度和受众群，而后再带动周边的城邦认识和了解中医药，“从点到面”以促成中医药在印度更广范围的普及。

3.3 先文后理 古丝路下，中医药在印度的传播主要是在贸易往来、西行求法、外交活动等具体形式下进行的。所谓“好风凭借力”，“新丝绸之路”下要推动中医药在印度的发展，就更应突出各个具体形式的推力作用。而人文交流则是其中最关键的形式，也是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要前提。2014年，“中印友好交流年”正式启动，这进一步拓宽了中印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人文交流。而在医学文化交流领域，印度来华学习中医的留学生逐年递增，电视剧《医圣》、纪录片《本草中國》、皮影戏《药王孙思邈》等系列中医药文化传播精品不断呈现，中医药健康文化旅游产业被大力推广，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也在全面制作当中，这些都将使更多印度民众在彼此的医学人文交流往来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对进一步深入普及中医药的理法方药部分具有很好的带动作用。

4 结语

2019年2月21日，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正式颁布命令，承认针灸为独立的医疗/疗法系统，并将制定具体的管理细则，包括设立针灸学院和研究所，以及针灸师的教学、培训和认证[19]。这是“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医药在印度传播发展的新纪元。但是在新丝绸之路下，摸索和探讨古代丝绸之路中中医药在印度传播的轨迹并以此为其新时期的发展带去更多层面、更深程度的收益，使中医药在印度发展进程的突破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持续地升温和回暖，这仍然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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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3收稿 责任编辑：苍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