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空间批判的解释学重建与都市辩证法
——兼评梅里菲尔德的都市马克思主义

赫曦滢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产生一种多样化的城市肌理，这种肌理不是简单局限于某个城市或特定区域，而是在整个世界的广阔区域内编织着城市“故事”。仅仅诉诸城市、都市主义或城乡二元结构等传统概念，已经无法充分地理解当前的城市空间，城市发展的实践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辩证法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城市空间批判理论，对城市发展进行历史性反省，对当代城市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已经成为亟待完成的理论任务。梳理和总结梅里菲尔德的城市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厘清当代城市发展的脉络，对其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澄清与反思，为理解当代城市新的理论景观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城市空间理论及其属性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城市空间理论最早形成于20世纪初，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异质性的城市空间认知模式，塑造了异彩纷呈的研究景观。当代西方学者突破了政治经济学的狭小视域，从社会、性别、全球化、意识、历史和经验等多角度探究了城市空间的本质特征和理论属性。20世纪中期之前，一种以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著为基础的正统研究范式占据了城市分析的话语权，该理论视城市为社区的集合，使得社区成为生态“进化”和文明延续的代名词。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思想不断受到质疑，卡斯特认为城市问题本身就是社会问题，并不存在特殊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卡斯特进一步驳斥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称其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混淆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组织框架的本质。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将芝加哥学派的痕迹一扫而光。都市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土地、市场是财富分配的机器，城市空间及资源与政治主张、市民权利息息相关。进入20世纪80年代，城市空间和城市化研究表现出三个主要趋势：其一，以梅西和麦克道尔等为代表的女权主义学者建立了关注城市性别维度的分析框架，同时复兴了人们对城市背景下的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兴趣；其二，以弗里德曼、沃尔夫和萨森等为代表的全球城市体系理论的崛起，分析了全球化对城市内部结构的影响；其三，以布伦纳、科克伦、哈维和杰索普为代表的学者对旧的城市政治和城市治理进行重新概念化[1]。所有这些不同的城市研究路线都在不断发展并融合。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空间理论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城市理论的后殖民主义性质进行批判，认为20世纪的城市理论具有全球化根源；第二个转变是要求构建新型城市研究方法，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和组合理论（assemblage theory）运用于城市分析。

总而言之，近一个世纪以来，城市研究受到主导研究概念框架、问题和方法的局限，被不断扩大的城市空间所影响，分裂出不同的研究路径。这种分裂进一步反映了城市研究的多样性，也运用不同的词汇描述着特定的空间或时间对城市的塑造，后现代城市、消费城市、新自由主义城市、数字城市、全球城市、创意城市等新名词层出不穷。与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相比，梅里菲尔德更关心如何建立一个关于城市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概念，他认为这将有助于为该领域内激增的争论带来共同的话语起点。纵观历史，城市化从根本上是由经济发展、劳动分工、集聚效应、专业化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复杂作用缔造的人工环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市存在的最基本理由在于它在更广泛的区域、国家和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着作为经济生产和交流中心的作用。所有城市都可以通过聚集和分化的动态过程来理解，并围绕空间、土地和人类互动的关联展开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循环模式，与其说它是一种工业或农业的生产模式，不如说它是一种建立在空间生产基础上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城市已经被纳入全球化战略体系之中，通过将空间作为特殊的商品加以售卖，地方成了资本积累的策略。

二、城市空间批判的解释学重建

梅里菲尔德是一名独立学者、城市学者和作家，他充分论证了城市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意义，率先构建了都市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提出辩证城市主义、城市化拜物教、城市工人阶级、城市空间反抗等一系列构成都市马克思主义核心论域的重大问题，把“城市学科”升级到“城市实践的知识”层面，使其成为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

梅里菲尔德提出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构建“一体两翼”的理论工程实现对城市空间批判的理论建构：首先，城市空间批判是梅里菲尔德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构成，即所谓的“一体”。他运用辩证感性、自下而上的视角和“通俗”的写作风格构建了辩证城市主义的“批判方法论”。梅里菲尔德的意图是创造一个全新的城市理论，它包含常识和经验，通过对城市空间进行批判，构建城市的实践哲学。其次，在《都市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梅里菲尔德通过总结八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都市情感，沿着人文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两条谱系勾画了城市空间批判的重要内容，这两条分明的线索构成了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两翼”。他从对马克思的分析开始到对伯曼的分析结束，将本雅明、列斐伏尔、德波的研究放在前半部分，将卡斯特、哈维和伯曼放在后半部分，这样编排的目的是更清晰地表达人文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两条线索的分野。在笔者看来，梅里菲尔德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城市空间的讨论中，通过从不同视角穿透城市的表象，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城市空间认识论，这是其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他主张“去物质化的想象马克思主义”[2]，关注未来而非历史，关注城市的想象力，强调积极的空间行动而不是静态的结构分析。他跳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定式，另辟蹊径地将城市放置于研究的核心，认为当代我们需要肯定城市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有情感的、可预期的变革动力。梅里菲尔德研究的本体论背景是“后工业”的世界，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空间被商品化，公共空间被私有化，社区被中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播种了反抗的种子，全新的解放政治学已经萌生。列斐伏尔曾经断言，人类已经跨入城市社会。梅里菲尔德继承了以上观点，认为城市是当代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也必然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中心。都市马克思主义以积极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堪比布洛赫的“激进乐观主义”的当代演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向堕落的、被奴役的、被抛弃的和被剥削的人类发出呼吁相比，积极的马克思主义释放了人们的解放欲望，构建了乌托邦图腾，它试图避免幻灭和沮丧”[3]。

在人文主义线索中，梅里菲尔德使用了对现代性的辩证理解，将后现代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其首要目标是通过识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何将城市纳入他们的世界观，来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主义的关系。他想要展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如何在城市意料之外的角落里存在的，或者是怎样延续的”[4]。与此同时，梅里菲尔德对理论本身也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都市马克思主义是在思想和理论层面上进行理解的，是一段思想史；另一方面，他有意识地避免了对文本的单纯分析，更倾向于分析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在梅里菲尔德看来，本雅明、列斐伏尔和德波也遵循着人文主义传统，主观性的分析方法将这些理论家引向“市井生活和城市空间”[5]。列斐伏尔以“空间生产”为理论假设，以法国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构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形态。城市是权力的中枢场所，并塑造着“差别空间”的空间政治学[6]。德波认为，城市景观是物化的世界观，景观的本质是“以影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7]。这些理论家的思想在城市的物质条件下立足，他们所看到的是丰富的人际交往和复杂的社会交际。在梅里菲尔德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城市空间批判是接近文化地理学和城市理论视角的批判理论与文化研究。正如梅里菲尔德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和城市化的结合一直是个问题。一方面，城市被怀疑是颓废资产阶级的产物，不得不等待来自农村的真正政治能量的加入，以实现真正的变革；另一方面，城市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反城市倾向，正如芒福德所揭示的，现代城市是一个“墓地”[8]。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梅里菲尔德呼吁要建立一种“都市辩证法”，向人们展示都市空间重构的可能性和当代城市生活的积极方面。

在政治经济学线索中，世界主义和现代主义取代资本积累成为关键的理论切入点。然而，梅里菲尔德的分析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个体解放层面，他更关注如何释放人类潜能，构建城市政治。梅里菲尔德总结了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和伯曼的主要思想观点，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他看来，列斐伏尔呼吁重视“城市的权利”，卡斯特认为透过城市现象关注其中的经济关系[9]，以消除现代生活的具象化和商品化。哈维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灵活的积累策略和资本循环构建了城市的空间形态[10]。对于伯曼而言，城市浪漫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和大众文化的真实性萌发了政治行动，前者是对资本主义进步的抵制，后者是对霸权文化理解的颠覆[11]。这些理论家的文本都强调要抵抗资本无度积累和阶级特权。

梅里菲尔德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空间的解释学重建有几个明确的特征：第一，它挑战了许多城市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坚称城市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背景下由政治塑造的空间，不能绝对地看待空间关系；第二，作为人类实践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城市实践和历史发展具有延展性和开放性，城市是一个潜在的自由之地，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行动进行改变的场域；第三，有必要把城市和城市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第四，卡斯特和哈维的理论在梅里菲尔德的书中有了质的飞跃。城市马克思主义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城市需要马克思主义，还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须考虑城市空间的作用，强调城市空间将在塑造人类生活的过程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三、城市二重性和都市辩证法

城市具有二重性，城市空间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载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发挥着重要职能，是作为生产方式本身的重要神经中枢进行运转。一方面，城市是巨大的交换价值实体，城市化进程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密不可分。“马克思本人暗示资本主义积累以及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总体上的对抗性特征在城市中是如此明显……这种罪恶与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镇的增长和生活改善同时发生”[12]。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人们生活、建立社区、抚养孩子和扎根生存的地方，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当前，城市内外引发的各种冲突在梅里菲尔德看来都可以归结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冲突，城市危机的倾向始终存在。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的：“虽然城市空间需要用资本来分析，但某些概念，如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今天仍旧适用于空间。”[13]梅里菲尔德探讨了城市语境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矛盾的具体含义，两者辩证的矛盾不应该从抽象的角度来看，而应该从城市生活的实际肌理出发加以探讨。为了解释这一论断，他借用了马克思的四个相互交织的主题加以论证，即拜物教（fetishism）、阶级（class）、实践（practice）和类—存在（speciesbeing），这四个概念构成了都市辩证法的“四重维度”。梅里菲尔德的都市辩证法尝试着赋予这些概念以城市维度，并用这些概念串联起对城市空间的批判。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帮助标记都市辩证法的前提条件，标记城市中反抗的力量。这种行动和变革的力量，不依赖于任何预定的历史运动或乌托邦幻想。

（一）城市化的拜物教

长期以来，拜物教理论一直被视为一种带有启蒙色彩的思想，表达着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联系。马克思认为“这些货币和这些商品，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在它们的占有者身上取得人格化的独立力量，与被剥夺了一切物质财富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因此，为实现劳动所必要的物的条件对工人本身异化了，确切些说，表现为具有自己意志和自己精神的偶像，商品表现为人身的购买者”[14]。简而言之，马克思要求我们将可感知的经验和不可感知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把握。这样我们就解决了物对人的“遮蔽”问题，我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将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在当今高度发达的都市社会，商品拜物教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都市化的语境迫使我们转换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即从对城市现象学分析入手，将拜物教不但理解为“物与物的关系”对“人与人关系”的遮蔽，而且看作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显现方式。那么，关于拜物教的分析就不仅仅是批判，也是一种呈现。在梅里菲尔德看来，列斐伏尔是在这方面作出尝试的第一人，他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对拜物教进行了独特的诠释。列斐伏尔敦促我们不要盲目崇拜空间，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空间中的物体。相反，我们要实现概念上的飞跃。因此，“空间生产”可以比作实际“物”的生产。这种充斥着商品关系的空间实际上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关系在世界各地和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这意味着城市化不是一个特定的物化过程，也不是一个在不同背景下以不同方式实现城市化的过程。相反，这一论点旨在批判性地将资本主义城市过程的整体框架视为一种双向运动，就像商品本身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因此，城市化也唤起了一种抽象的空间，通过透视人的关系可以呈现都市社会现实。

（二）城市工人阶级的形成

在城市主义的语境中，工人阶级的含义被双重特征所定义，即被精英城市化和生活现实与经验的碰撞所定义。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中的阶级现在是由城市化和都市辩证法所塑造的。当我们探讨阶级的形成时，必须思考阶级群体的思想文化传统基因[15]。针对阶级问题，梅里菲尔德在马克思相关理论基础上作出了新的尝试。他将阶级理论化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角色和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战斗，个人成为经济范畴和利益的“承担者”，这些利益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更。他认为21世纪的许多“非生产性”工作服务性质并不会破坏马克思的阶级预测，恰恰相反，实际上为阶级理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资本论》关于“机械和大规模工业”的关键章节中，马克思论证了生产力的技术发展如何使服务阶层成为必要。因此，在他看来，“传统”（蓝领）工人阶级的消失，不过是这一阶级的重建。因此，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反映了资本—劳动关系的深化，而非取代。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扩张积极地产生了一种非生产性的服务阶层。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传统”工人阶级的消失实际上是对传统工人阶级的重新构建。服务阶层的增长反映了资本—劳动关系的深化。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后工业”社会，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依然有效。当过程和经验之间的拜物教被戳破，当不可理解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被理解，当一个共有的经验被识别和接受时，阶级意识和阶级实践就会自然显现。

（三）城市的实践

集体意识和共同经验构成的阶级意识是城市组织和集体斗争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通过阶级斗争，人们可以认识和重塑自身，可以改变世界和自己的本性。实践对定义人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我们超越片面的、纯粹沉思的、孤立的存在。想要有感官上的享受，想要感受自己和身边其他人的存在，就需要实际的社会实践。对马克思来说，社会斗争同时也是存在主义的“旅行”。有时这些斗争会在城市街头爆发，并在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在这里，对工资关系和住房关系的不满会延伸为对所有城市问题的不满，进而通过斗争创造一种制度文化和公民空间，使实践得以在城市中展开。

梅里菲尔德认为城市最需要的是在自由交往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空间和组织。自由交往的实践可以反过来帮助光线和空气渗入城市和工作生活。“精益城市化”使许多城市变得黑暗和窒息，创造了无所不在、同质化的城市景观。在这些景观中，经济上的成功被连续复制，人类的体验变得麻木。因此，我们需要创造城市实践和空间，使革命实践与自由激情两者相结合，促进两种立场的对话以及化解两种思潮的对抗。

（四）“类—存在”与城市空间的反抗

梅里菲尔德认为“类—存在”是贯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概念，对它的再认识与再发挥对复兴马克思主义尤为必要[16]。人作为“类—存在物”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生成自我，也生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些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生成及内外矛盾既展现着人的当下生存状态，也表征着人类的生存窘境。马克思始终坚信有意识的实践和创造是我们改造世界的方式，强调我们要通过“积极而实际”的方式创造世界，要在自己的思维之外与现实进行搏斗。当前的城市世界和环境改变了人们的存在，影响着人们的自由意识活动。城市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和日常生活之争的焦点，城市中各种矛盾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复杂看法。当前的城市，已经不再仅仅被视为与资本主义相关，而是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征服空间的斗争，将冲突和矛盾融入充满激情的、公正的城市生活，用城市斗争不断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使城市保持活力，服务于所有大众。

四、简评

都市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底色的理论景观，是对城市理论的重构与创新。通过挖掘马克思对城市理论的奠基性、原创性和革命性贡献，创造性地总结和梳理资本积累与阶级关系，在城市演进与人造环境变迁中的积极作用，试图将城市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中，展示城市的辩证目的论，激发城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潜能与活力，进而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语境中重新筹划城市解放的议程，将其构建于马克思主义和人类生活的内在逻辑之中。城市理论之所以需要重构，一方面，由于城市化与反城市化运动现实发展所造成的激进形势的直接需要，理论创新已经成为解决城市危机、消除城市矛盾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彻底突破既有的城市话语体系，突破该认知所捆绑的对城市状态的片面理解，才能填补当代城市研究与实践中认识论的缺口。”[17]人们通过不断重构和创新马克思的分析前提，塑造着符合时代需求的理论架构，城市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复杂多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城市也是社会历史情境再现的重要方式，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折射了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和城市实践的状况，是地方性空间生产的反映。梅里菲尔德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以引人入胜的节奏“言说”了城市与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历程，用总体性方法论探讨了当代激进地理学的主题。他分析了将城市理论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由，带领读者踏上了一段知识之旅，旨在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认识城市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目标是建立一种规范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梅里菲尔德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于2002年，正是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之时。以城市之视域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将两者有机结合的研究范式，实属可贵。

如果说城市属性与城市空间的形成是同一化过程，城市的经济功能和空间的社会功能是构建城市的核心要素，那么梅里菲尔德提出的城市价值论和都市辩证法则体现了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他积极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系列历史难题，主张从政治经济学和人文主义两条线索审视城市的发展，对城市空间作出全新的解读。他探讨了城市空间与人类实践、阶级形成双向建构的过程，有几点论断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梅里菲尔德始终坚称马克思主义具有城市背景，城市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和壮大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地提出了都市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对其前提假设和伦理目标作出了系统的规制，抓住了全球城市化浪潮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为了适应这种要求而作出的基本理论回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都市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内涵界定和内容阐明。其实，关于空间转向和城市社会的学说和理论久已有之，但是却没有架构起明确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都市马克思主义也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显性线索，而只是以隐性的逻辑出现在关于城市危机和资本积累的研究中。梅里菲尔德实质上推动了城市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过程，虽然仍有不完善之处，但丰富了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基因”。第二，梅里菲尔德将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历史感融入全球城市化的分析之中，用历史的厚度和城市的多样性构成了都市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内在基本线索。他的研究与前人的最大不同是突破了单纯的西方视角，并没有仅仅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问题，而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纳入研究，解释了地方多样化造成的城市差异性，用更加生动鲜活的城市实践丰富了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在本质上看，《都市马克思主义》是一本书写城市意识的著作，验证了空间与时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风险的体验方式，隐含着对多元价值取向的向往，具有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第三，梅里菲尔德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释了当今的全球城市化进程，重构了后工业时代的都市辩证法，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具有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

当然，梅里菲尔德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其元理论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首先，就其主题来看，由于缺乏实际参与城市建设和规划的经验，梅里菲尔德的理论存在着对理论本身过度发挥的诟病。总体来看，梅里菲尔德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城市研究向更具有现实面向的方面迈进，从不同的视角都形成了具有启发性的新论断，推动了空间政治学的发展。但是也有引起对空间本体论性质争议和思辨的风险。其次，就方法而言，梅里菲尔德始终未能打破二元论的思路，理论和实践存在脱节，虽然强调了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没有解决城市结构和能动性的二元论难题。最后，就理论实质来说，梅里菲尔德的思想掺杂了列斐伏尔、本雅明、哈维和卡斯特的城市理论，体现了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混杂。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梅里菲尔德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推进现代性向更高级别文明方向不断迈进的意愿和勇气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