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文学梦，给心田种上四季花

庄电一

很难想象，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学基因、没有家学渊源、求学时也很少受到文学熏陶的人，居然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对文学创作更是一往情深，即使是在退休之后也笔耕不辍，每年仍有各类文字见诸各类报刊。在职之时，因为工作繁忙，我冷却了对文学的痴情、疏远了对文学的爱好、中断了对文学的追求。退休之后，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和自由发挥的空间，便想重拾青少年时的文学旧梦。

春芽

那么，文学的种子是如何播进我的心田的呢？文学是何时在我心中奠定不可动摇的地位的呢？老实说，我自己也说不清了，反正，在我幼小的时候，文学的种子就在心里潜滋蔓长了。

我最早接触的文学是诗歌，诗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初恋。我最早知道的诗人是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后来从爱读书的父亲口中知道了郭沫若，但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是我的本家，我在学校叫他老师，离开校门就改口叫他三哥，他对我也是另眼相看。从上初中开始，我就显示出对作文的偏好，一篇清明祭扫烈士墓的作文，曾被老师留作范文，供此后学弟学妹们借鉴。有一次，我到三哥家串门谈起了文学。三哥告诉我：他曾在刊物上发表过一首诗，还收到了36元稿费。36元？如此之高的稿费，真的让我震惊了：因为那时的学徒工每月才拿18元，许多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有这么多。什么诗这么“值钱”？我急切地询问。三哥告诉我，这首诗只有4句：“池里荷花根连根，胳膊大腿筋连筋。公社庄稼片连片，党和人民心连心。”哦，是一首民谣啊！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全诗，正是这件小事激发了我“写诗”的热情：原来这样的诗就能发表啊？这样平白如话的诗，我也能写呀！自此以后，我每天在上学的路上都构思“新诗”，一有“佳句”，就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马上记下来，然后抄写在一个作业本上，闲暇时再拿出来修改。

考上高中后，我写诗的热情更高了，什么题材都可“入诗”。高一时，有一批新战士入伍，学校组织我们五六个“能写”的同学写信欢送他们，散文诗歌不限。我“憋”了一夜写成一首诗：《一个新战士的背包》，送上去审阅，结果顺利通过。有位同年级却不在一个班的同学，因为父亲是本校的语文老师，所以语文基础雄厚。有一次，他“慕名”专门写一首词给我，要与我 “唱和”，我按他原来的词牌“诌”了一首给他。不料，他竟将两首词在校园里同时展出，一时间在校园里传为佳话。此后，学校教室外面的黑板报上，也常常能看到我的“作品”。学校开运动会，因所有竞技项目均为弱项而不能上场，我就在下面“写诗”为场上的运动员鼓劲、加油，一场运动会开下来，我便有十几首“诗”“诞生”。上高二时，我听同学说，有位高一的新生给《人民文学》杂志投了稿，虽然未被采用但却收到了编辑部“热情洋溢”的回信，而此人正是与我“唱和”的那位同学的弟弟。此事对我震动很大，不过，我自知水平不够，也没有给国家级文学刊物投稿的勇气。

夏花

高中毕业后，我在一个国营农场工作。刚到那里，就赶上了农田水利大会战。每天边挖沟边听工地的广播，因听到播音员说“下面播送某队某某某的来稿”，不安分的心弦便被拨动了：“这样的稿件，我也可以写呀！”于是，连夜赶写两首“诗”，悄悄找到广播站，乘人不备从门缝里塞了进去，然后若无其事地直奔工地干活。第二天，正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大喇叭突然播出了我的“诗稿”并报出了我的名字。刚认识不久的同伴都把目光投向了我：“是你写的？”“你还有这两下子？”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美滋滋的。我因此受到了很大鼓舞，便“乘胜进军”，接连又投去几篇，都如数播出了。当然，这都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但自此以后，我却留下了“能写”的名声。很快农场领导就让我当记工员和报道员，我每月有一天不用下田干活去整理报表、写报告总结，也因此参加了自治区农垦局召开的重要会议。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我如此痴迷“写诗”，并不是冲着稿费的。事实上，诗歌的稿费一直都不高。我那位三哥的4句诗能够拿到那么多的稿费，也许是因为获了奖。那时，我的心态是：只要能发表，倒贴钱我都愿意。

后来，审阅自己這些以诗的面目呈现的文字，我“清醒地”认识到：那些东西，哪里称得上是诗啊，意境、韵味、格调都无从谈起，充其量是一些“打油诗”“顺口溜”。再后来，我虽然也在报刊上发表过几首诗，但终究没有“登堂入室”，也一直在“低位徘徊”，因为我早已喜欢上别的文学体裁。

秋实

1977年，高考恢复了，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是报文科，还是报理科？对此，我有些犹豫。了解我的人，都认为我文科基础好，自然应该报文科，也都劝我报文科，但我自认为数理化都没有“弱项”，而更重要的是我一直渴望在科技方面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所以便很坚定地报考了理科，也真的考出了不错的高考成绩，其中，数学、理化的考分都不低。没想到，命运与我开了个大玩笑，我最终干的还是“舞文弄墨”的活，并且一直干到退休。

在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日子，我过得很充实。8小时之内，我全力以赴投入工作，赢得了学校领导的信任和学生们的好评;8小时之外，我在文学的海洋里畅游：诗歌、杂文、散文、小说、戏剧、教学研究均有涉猎，也有作品见诸报端。其间，因为投稿而引起有关部门和有关刊物的关注，我不仅在当地参加了戏剧培训班和通俗文学培训班，而且远赴上海参加了当代文学讲习班，而这些学习培训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促使我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各类文学创作之中，其中，仅完成的话剧剧本、歌剧剧本、电影剧本、电视连续剧剧本就有二三十个，既有独幕剧，又有多场剧，有的剧本还得到专业人士的充分肯定，已接近排演的水平。

喜欢文学，有一点文学情结，动起笔来就不会“以文害义”了。在我所写的新闻作品中，我在语言运用方面总想“添加”一些文学色彩，不愿意以枯燥、干巴、无味的语言示人。我的这种追求，不仅为我的新闻作品增色，而且引起一些读者的注意和好评。2002年，“三个代表在基层”大型主题采访活动结束后，中宣部在北京召开总结大会，我和中央媒体的其他5位同行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也许是我的发言稿语言比较凝练、也有许多排比句吧，本报一位与会者在散会时对我说：你的发言很精彩！在你发言时，我听到身旁有人议论：这个人肯定是个诗人，也写过不少诗！如此评价，实出意外，倒让我有了几分欣慰。看来，当年那点不厚实的“文学底子”，还在“发酵”呢。

冬果

2016年，也就是在即将退休之前，我将30年前创作的诗歌、散文、时评、小说、剧本整理成书出版。虽然自认为水平不高，但还是赢得了一些专家和读者不低的评价，这也让我增加了一点自信。

如今，在摆脱了各种困扰之后，在我心中长期“休眠”的文学种子，遇到了合适的“土壤”和充足的“水分”，就又“复萌”了。当然，我心里很清楚，重拾文学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的精力不比当年，也不允许我“不顾体力”再干“重活”了。对我来说，虽然不指望这粒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也不奢望能硕果累累，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这棵“文学之树”能无拘无束地长起来，不要过早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