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前的城市防空实践

谢 忠 强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太原 030006)

城市防空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涉及正面战场的一项重要议题。不过，从学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对象分析，既有成果多聚焦于中国人民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双方陆战史实之研究，而对中国人民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空中侵略史实的关注相对较少。基于学界抗战史研究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对陆战与空战关注不均衡的现状，本文主要在学习学界前辈所发表或出版之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忻平[1]、高晓星[2]、李湘敏[3]、古琳晖[4]、谭备战[5]、经盛鸿与吴先斌[6]等学者对日军空袭南京过程中的空战史实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系统探讨南京防空实践的专论尚付阙如)，辅以补充其他各种相关研究资料，对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南京应对日军空袭的相关史实进行大致的梳理，并对其历史认识作出一定的总结与分析。

自淞沪会战之初直至南京陷落的将近四个月时间里，日军对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7]。据统计，1937年8月15日至12月13日间，“日军对南京的空袭达118次之多、投弹1357枚”[8]33，给南京军民造成极大的伤亡。而针对日军频繁的空袭，南京军民也采取了“积极防空”“消极防空”及舆论斗争等多个方面的应对措施。

一、积极防空

布置“防空飞机队及高射炮队”，是南京国民政府对于重点城市所采取的“积极防空”措施[9]。根据1935年12月份之《南京防空计划》，保卫南京的“空中部队有驱逐第一队(驱逐机九架)、驱逐第二队(驱逐机九架)、驱逐第三队(驱逐机九架)、侦察第一队(侦察机九架)”，高射炮队包括“七五高射炮兵第一营及第二营第一连、高射机关炮第一营、高射机关枪第一营”[10]。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根据战事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对南京的防空火力部署进行了一定的调整。8月16日，蒋介石向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的周至柔作出指示：“今晚起，应防倭空军对首都之夜袭”，“东南战区之空军布置”“不必集中在首都为妥”，“应以杭州、南京、扬州各配驱逐大队一个，形成三角形，以便彼此策应”[11]；地面防空炮火也作相应的加强，即“以七五高射炮4个连、三七高射炮7个连、二零炮6个连、七九机关枪5个连、一五零空照灯9副”，配置于南京，“掩护机场、兵工厂、水陆交通设备、发电厂及各重要机关”[12]122。

南京空中及地面炮火部署“较为完备”[13]，在应对日军空袭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日军对南京的空袭，“自1937年8月15日至12月13日止大致经过了三个大的阶段”[2]。从“1937年的8月15日到9月中旬是第一阶段”[7]，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主要以支援淞沪陆战、打击中国空军及争夺制空权为目的。在应对日军空袭的第一阶段，由于此前南京国民政府较为周密的部署，首都南京在应对日军空袭的过程中多次击落日机，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如1937年8月15日，日机16架“分二次袭京轰炸”，中方“大批驱逐机迎击”，“市内各处高射炮、机关枪均对准敌机射击”，“结果敌机被我击落六架”[14]。8月16日，日军五次空袭南京，“我空军亦即全体出动”，“击毁敌机五架”[15]。8月19日，日方军机共12架分两队企图轰炸安徽广德地区及首都南京，轰炸广德的日军飞机中有1架被中方击中坠毁，“飞南京之敌机亦被击落一架”，后“又有敌机十余架来袭首都”，“被我高射炮击毁两架”[16]。8月21日，日军“重轰炸机十余架”，“企图飞京夜袭”，“被我击落三架”[17]。8月24日，“敌重轰炸机九架”，“企图夜袭”，中方“派驱逐机出击”，“击落日机两架”[18]。8月27日，日军“重轰炸机十二架”，“企图夜袭”，中方“派机前往截击”，“击落敌机二架”[19]。9月19日，“敌机四十六架”，“向京来袭”，“我空军闻报，即派机队前往迎击”[20]，击落日机“有七架之多”[21]。9月20日，日机50架“分两队来京侵袭”，“我军闻报，即派机前往拦击”，击落日机4架[22]。

1937年9月下旬至11月中旬为第二阶段，日军对南京的空袭重点针对“军事设施、党政军机关驻地及重要的公用设施”[7]，妄想制造紧张氛围，瓦解中方守卫将士的抵抗决心。经过第一阶段的防空战斗后，尽管南京的空中及地面防空力量消耗较大，但在应对日军第二阶段的空袭战斗中，仍给来袭日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如1937年9月22日，“敌机三四十架飞京袭击，大批我机即升空”，同时“密集高射炮、高射机枪向空射击”，“结果被我击落四架”[23]。9月25日，日军“不顾英美法三国之抗议”，“派遣飞机二十九架，继续轰炸南京”，中方战机在地面炮火配合下共击落日机5架[24]。9月28日，“敌机二十三架”，“企图空袭”，“我空军奋勇追击，在嘉兴上空将敌轰炸机一架击落起火。”[25]10月6日，“敌重轰炸机及轻轰炸机二架”，“企图袭击首都”，“我空军闻报，即派机前往截击”，击落日轻轰炸机1架[26]。10月12日，“敌机三度袭京”，“我空军得报，派机多架”迎战，击落日机4架[27]。10月18日，“敌机十架二次来犯，我机升空迎击”，“我高射炮枪密集射击”，“敌机一架被击中着火”[28]。11月20日，“日本轻轰炸机七架”，“出现于南京上空”，“中国驱逐机四架起而迎战”，击落“日机一架”[29]。

1937年11月下旬至12月13日为第三阶段，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主要以“协同攻占南京”为目的。经过前两个阶段的防空战斗后，南京的空中及地面防空力量均已消耗严重。然而，为了保卫南京，中方的防空力量与日军展开了最后的厮杀。

1937年11月22日“下午一时许”，日军“轰炸机数架，在驱逐机数架掩护之下，复向京空进犯”，中方“空军立即前往截击”，“我高射炮复在下助战”，“剧战一小时，敌机一架被我击中，坠下油箱，负创逃去”，“其余数架，亦均受伤不支，狼狈而逃”[30]。12月1日，多架日方军机于“十五时十分左右袭击南京”，“中方二十一架军机当即升空迎敌，在南京郊外空域与敌机激战，力保日方军机未能飞入南京城上空。”[31]12月3日，日方军机先后两次企图袭击南京。其中第一次大约发生在当日“上午十点左右，日方军机五架直冲南京，中方军机勇敢接敌，终将敌机赶走；第二次大约发生于当日十三点三十分左右，日方再派军机十五架从秣陵关方向攻击南京，中方防空将士英勇还击，除在汤山上空将十一架敌机击退外，亦凭借地面防空炮火将飞入南京上空的四架敌机打跑”[32]。12月4日，约有一个大队的日机空袭南京，“但为中国空军驱逐机升空截击”，“只有三架窜入京市”，其中“二架被击落”[33]。12月10日，“日军以山上大炮及空中轰炸机掩护进攻，华军奋力抗战”，“并以驱逐机飞起迎战，卒将日机全数逐去”，后“日军主力以大炮、坦克车掩护，进犯光华门，虽占领光华门外飞机场，但死伤奇重”，“华军守飞机场之兵士壮烈抵抗，无一生还”[34]。

二、消极防空

在应对敌方飞机轰炸的斗争中，“除了以战机与地面防空炮火给来袭敌机以直接军事打击外，实施必要的交通、灯火、音响管制与积极抢救伤者也是减少己方损失的必要措施”[7]。事实上，南京军民在应对日军空袭的过程中除了从空中及地面予来袭日机以火力打击之“积极防空”外，还从“消极防空”的角度进行了交通、灯火、音响管制以及防毒、消防、救护等应对布置[12]372。

实施交通管制，“系备敌机来袭时，使交通不致阻塞，使防空工作者、避难者皆得畅通无阻，动作便利”。交通管制区域，按南京市“警察区域划分，各区内按交通实在状况分别设置道路管制、公路管制、铁路管制、水路管制各队”；各路管制队之上“设一交通管制大队，以统一指挥，该大队由京市工务局会同警察厅、交通司、船舶管理所、水上公安局、江南汽车公司、京沪车站津浦铁路车务警务处及京市铁路管理局、童子军等组织之”[35]。

灯火管制之目的，系预备遇有空袭之时，能适时将南京管辖地区及其近郊之灯火由首都防空指挥部施行有效之管制，使夜间来袭之敌机迷失其轰炸目标、行动困难，借以减少空袭之损害。南京灯火管制区域包含市区全部、江宁、镇江、天长、滁州、全椒、采石、丹阳镇、句容、溧水等处；管制类别分电灯、标灯两种；管制等次分为“中央管制”“部分管制”“各个管制”等三种。指挥灯火管制之机关即首都防空指挥部，执行管制职务的为灯火管制大队，下设五分队(即南京市中区灯火管制分队、东区灯火管制分队、南区灯火管制分队、西区灯火管制分队、北区灯火管制分队)，每分队设电灯班、标灯班、陆上移动灯班、水上移动灯班[35]。

实行音响管制，是为避免其与防空警报混淆。音响管制区域，亦按南京市警察管区划分；由各区之警察保安队及交通管制队队员负责管理，不再另设管制部队。实行音响管制时，“庙宇之烧香礼佛，只准敲木鱼，不得撞钟击鼓”；“游戏场戏院之演剧，只得用檀板、三弦、月琴、胡琴、箫笛，不得用铙钹锣鼓”；“轮船火车之开行、停泊、告警、呼援，只准用旗号、无线电，不得放汽”；“工厂上工、散工，只准用木铎，不得用汽笛”；“人民之婚丧庆祝，只准吹弹细乐，不得用锣鼓爆竹”；“耶稣堂、天主堂、福音堂之礼拜祈祷，只准用钢琴唱歌，不得击钟放大乐”[35]。

防毒，意在防范敌机空袭首都所掷之毒气弹，力求使其失效或减少毒气之损害而保军民之安全。“防毒大队之组织，由卫生署、兵工署、学兵队、军政部军医司、军医学校、市党部、童子军理事会组成之。”防毒人员遇受毒气袭击时，“无论在前线或城市”，要引导民众“镇定心神、安静呼吸，劝诫民众切勿惊慌、呼喊奔驰致使毒气反多吸入”；此外，“鉴于毒气必依风之来路成线状袭来，不可随毒气进行之方向并行，须与毒气成直角横行，故要带领民众选高广处及上风躲避，倘有避毒室之设备”，则应引导民众藏入避毒室内[35]。

消防，系当敌机空袭投掷炸弹及燃烧弹引起市内多处火灾时，各消防机关团体迅速出动，施行有效之灭火工作。南京全市，按八警区划分为八消防区；全市组织一个消防大队，大队之下设八分队，即每消防区为一分队。各区内之自来水龙头、公井、私井、河流、贮水池、水塘等均查照南京警察厅、各警察局消防水利调查表详细登记，标于各消防区图上，以备临时应用，并将堆集沙包所在地点及水利信息详细登记、绘图，发给各区之消防队及民间救火会备用。“各区接到空袭警报后，各巡逻班应立即出发，巡视本区各处，同时消防工作人员应全体整装待令”；消防人员“对于被困火场内之民众，务要设法救出，如有受伤者，迅速交由救护队送入附近医院诊治”[35]。

在实施交通、灯火、音响管制及防毒、消防等应对措施的基础上，鉴于当敌机空袭时一般市民因敌机投下各种炸弹难免有中毒者、炸伤者或因火灾而受伤者以及因惊恐、混乱而受伤者，为“减少损失起见”，“依南京警区划分，设救护八分队，合编成一救护大队”；对以上市民，“各分队在其本管区范围内，即加以指导、收容、管理与诊治。”[35]

事实表明，上述出于“消极防空”角度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5]。如1937年9月7日，日本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的电报中称，“尽管日军空袭不断”，但南京“一般居民也比较平静”[36]173。10月27日，日本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的机密信函中，也专门汇报了空袭时南京市民的情况：每当日军飞机企图空袭，南京的城市防空系统提前30分钟就会响起警报，提前10分钟再发紧急警报；接到警报后，南京路面行人就会全部躲入公共避难场所，路上车马也会统一停放至指定场地；从警报响起到路上行人就近进入地下避难场所，均由警察、宪兵或者志愿者指挥、协调，秩序良好，而一般市民也都“毫无惧怕之色”，“情绪稳定如常”[36]177。

三、舆论斗争

除了上述“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个方面的应对外，中方还通过新闻媒体对日军空袭南京进行了舆论上的揭露和抗议。根据揭露“敌方之暴行”、深化“民众认识”并“引起国际同情”的新闻宣传方针[37]，包括《申报》《大陆报》《中央日报》《新民报》《新京日报》等在内的中国媒体，均就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从舆论上进行了勇敢的揭露和抨击。

针对1937年8月15日至9月中旬空袭南京的第一阶段中，日军诡称其轰炸主要是以南京及附近的中方军事目标为主的无耻谎言，《申报》等中国媒体对其进行了及时而勇敢的抨击，揭露了其“无差别轰炸”的罪恶本质。中国新闻媒体除了对历次日军空袭南京给平民所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进行及时报道外，同时还援引国际法之相关规定，彻底戳穿了日方关于“轰炸非军事目标合法”的无耻谎言。据《申报》报道，“日大使署海军武官本田海军少将”“曾发表日飞机轰炸非战斗员为国际公法所许之言论”，对此，中国新闻媒体访问了在华的“外籍公法学者数人”， 其意见表明，“本田所发日飞机理得轰炸平民所援引之原则并未经各国承认，故未编入国际公法”[38]。而为了进一步剖析日军空袭南京的非法性，中国媒体还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申报》刊文指出，“日第三舰队法律顾问藤武教授”“一九三二年著有《沪战之国际公法》一书”，“其书中有‘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代表六国之公法顾问委员会在海牙草拟天空战争法规及战时无线电管理规则，惟并未列入任何国际公约’等语”，“今可引其书中之言以攻本田之谬论”[38]。

针对日军在第二阶段空袭南京的过程中以“制造恐慌”进而“打击中国军民抵抗决心”为主要目标的战略诉求[39]，中方新闻媒体则对南京军民的防空战绩进行了正面报道，力图平稳人心，粉碎日军空袭南京制造恐慌的政治阴谋。此外，针对日军1937年8月15、19、22、23、24、26日的多次空袭给南京军民所带来的心理波动，中国新闻媒体还援引“南京音乐公司之皮尼诺氏”之见闻为例，借南京外侨之言安抚民心：“皮尼诺氏”声称，尽管日方军机几乎每天都要空袭南京，但南京的防空系统不仅布置比较周密而且实战效果颇佳，南京市内不仅秩序如常，物价也基本稳定[40]。

1937年9月19日下午，时任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的长谷川“向驻沪各国使领致送节略，声明日本海军航空队将于本月二十一日午后轰炸首都南京，谓各国领使立即通知旅京侨民，一律于是日午前退避至安全地点以免遭受危险，所有驻泊在该处之各国兵舰及商轮亦请驶至扬子江上游”[41]。日方通知要求驻南京之“各国侨民迁避”，引起了部分市民及外国侨民的不安。为稳定民众情绪起见，中国媒体对各国驻南京使馆的态度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如《申报》等媒体报道了法国使馆的态度：“闻法国驻沪总领事昨日上午答复日方，法国驻南京之大使馆及领事馆与在下关江面之军舰不能撤退。”[42]中央社也对各国态度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披露：“苏联及英国大使馆人员决计留京”“法德意使馆则暂时不移动”[43]，而且英国表示坚决抗议日本向英国驻南京外交人员“发号施令”的“狂妄行为”[44]。此外，包括中央社在内的中国媒体还对于日方通知外国侨民“迁避空袭”所包藏的政治阴谋给予了揭穿和批驳[22]。

1937年9月下旬以后，日军空袭南京之频次、强度都甚于前一阶段，南京军民的反空袭斗争也到了更困难的地步。为了鼓舞南京军民反空袭的战斗士气，中央社等中国新闻媒介还对世界各大国反对日军空袭南京的态度进行了报道：“‘空前之野蛮行为’”，“此为《泰晤士报》对于日本痛斥”[45]；“美国应允与国联大会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合作”，“俾西欧各国对于中国现所发生之惨剧便于交换意见”[46]；“关于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一事，法国大使顷训令驻日大使亨利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46]；“《曼彻斯特指导报》评论，谓日本如真正顾及非战斗者之安全，则当不轰炸南京”[45]；“德国驻日大使赫柏特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新照会，对于日空军轰炸南京加以抗议”[47]；“自日机在华滥轰炸平民之后，英伦反日运动蓬勃而起，颇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48]；国联大会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举行非正式会议，对日本飞机在华“非法轰炸”通过谴责决议案[49]。毋庸置疑，中国新闻媒介对于国际社会抗议和抨击日军空袭南京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机狂轰滥炸之下“中国难民”的“悲观情绪”[36]425，进而也在客观上鼓舞了南京军民反空袭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四、历史评价

战争历史的发展规律表明，“城市不仅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中心，而且又往往是一国一域的战略要地”，“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大中城市常常是敌对双方争夺或攻击的主要目标”[50]。南京作为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自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日本侵略者就将其当成了最重要的空袭乃至占领之目标。为了加强首都的空中防范，南京国民政府早在1930年代初就作了积极的“军事部署”和“防空演练”[51]。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过程中不断加大空中军事力量的投入，导致中国军民牺牲巨大，南京国民政府对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大城市遭受日军空袭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虽然面临“积极防空”军事力量、防空专业人才、防空建设经费等均严重缺乏的现实困难，但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决心增强南京的防空能力，努力构建首都防空体系[8]2。而经过自1931年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之前数年时间之防空建设，南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较完备的防空体系”[52]。

从1937年8月15日到12月13日，南京军民对日军空袭所采取之一系列应对措施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野蛮行径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审视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的高度，本文对南京应对日军空袭的历史认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南京军民的应对情况而言，应该说南京的防空工作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防御效果。如前所述，在1937年8月15日至9月中旬第一阶段及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第二阶段的防空战中，由于南京及周边的防空力量较为完备，防空战斗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如8月15日南京首次反空袭战斗结束后，日军空袭部队总结道“南京附近的防空设施出乎预料的完备”；空袭南京的“木更津航空队”“被击落飞机4架、中弹需要修理的6架，第1天木更津队的势力就消减了一半”[53]。再如8月21日，中日双方在南京的空战导致日方航空兵力损失严重。据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称：日方“航空员十九人行踪不明，刻已确认战死”，“计航空兵曹长川口雄一、大庭弥一郎、佐藤久一、赤堀政一，一等空曹川田正太郎、高桥哲平、中岛策郎，二等空曹石岛浩平、植木启二、掘越泽惠、小原一壮、小野进司、岩田武雄，整备兵曹长增山传，一等整曹龟田重、鸟羽季雄、铃木幸三，二等整曹时任正武及内田幸助等十九人”[54]。

其次，在给南京应对日军空袭举措以客观肯定的同时，也要看到整个南京的防空建设还是有着明显的缺陷或不足的。综观南京应对日军空袭的具体史实，可见空战及地面炮火的反空袭战斗均有着较为严重的不足。以空战为例，可以明显看出战前准备不足及具体战术运用不当等问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空军计划在冀北作战，准备出击天津、丰台等地敌军，部署将主力转场至信阳、许昌、周家口等地机场，计划协同华北地面陆军作战”，“除酌留部队防御南京、南昌、广州外，空军各队以石家庄—德州之线为根据，以140架战机开赴华北，分配于石家庄、大名、济南、新乡和济宁等机场”[55]。淞沪会战开始前夕，“中国空军的主力部队还在纵深地区”，“直到1937年8月13日，才临时决定将其调往华东地区，致使空军第四大队于8月14日冒着恶劣的气象条件和空中有敌情威胁的情况下，紧急从河南周口机场转场杭州笕桥机场，当飞机刚着陆，未及加油，日轰炸机已临空，大队长高志航只得率部仓促升空迎战”[1]。此外，“中国空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明显处于劣势，因此，中国空军要有效地抵抗日军的进攻，必须合理部署兵力，巧妙运用战术”，然而“国民政府当局却采取高度集中的部署，与敌人打消耗战”：“淞沪会战开始前，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将驻华北的空军部队大部分调往华东，集中部署，与敌人拉开了对抗的架势”，这正迎合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需要；“在兵力使用上，中国空军没有集中兵力打击对我威胁最大的轰炸机，反而经常与日军的战斗机格斗，放跑了轰炸机”；“在空战中，中国空军由于没有准确的敌机进袭航线的情报，只能分散在几个空域待战，往往形不成局部优势”，“严重影响了空军的战绩”[56]。

最后，南京应对日军空袭的斗争对于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具有重要影响，而制空权的丧失导致战局急转直下。南京国民政府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投入，但终因财政及技术实力所限，而使得南京的防空体系在日军大批飞机将近四个月时间的连续轰炸面前显得较为孱弱。南京空中及地面军力在应对日军空袭的过程中虽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其自身的消耗也同样严重，导致制空权早早落于日军之手，为淞沪会战失败及南京沦陷埋下了伏笔。有一位曾经多次参加空袭南京的日军航空队员在后来的回忆和总结报告中指出：在人类战争历史进程从单纯的路上或水面作战进入到路上、水面和空中相互协同的“立体化”战争时期之后，日军对南京连续大规模空袭的战果如何，不仅是日军全面侵华能否实现“速战速决”整体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决定中国首都南京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而经过一系列连续性、高强度的空袭之后，中方战机及南京周边的重要军事设施损毁严重，在制空权完全落入日方手中后，1937年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的沦陷也就不可避免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