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宏 黎林烽
(1.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2. 阿坝师范学院 四川汶川 623002)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状况,充分肯定了社会福利的功能和地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农业社会人身依附的主从关系被打破,传统保障形式逐渐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需要,福利社会化的要求由此产生。马克思在其“两种生产”中论及社会福利两大功能:
首先,社会稳定功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福利体系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被资产阶级所掌握,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剥削的地位,无产者必须附属在资本上才能够得以生存,处于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若是从资本的本性出发,有产者不会理会无产者的死活。但是,为了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使资本主义大生产能够持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发展,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处在赤贫状态下的劳动者进行救济。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外在需要,是资产阶级的无奈之举。作为救济贫民、抚恤伤残等社会福利方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拐杖。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的建立和发展,也是工人阶级不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除了资产阶级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要求,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具有补偿社会风险和恢复社会生产的功能。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1](P6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产过程是一个消耗体力和智力的过程,是把体力和智力凝结为价值的创造过程,“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再生产工人或延续工人阶级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1](P307)“利润的一观点视角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1](P959-960)马克思还引用19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乔治·拉姆赛的话说,“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只是把资本家的损失平均分摊,或者说更普遍地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分摊。”[2](P393)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机制的重要性或者作用就在于通过整个社会来分散或者弱化个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风险,这样,通过社会福利手段,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稳定,社会状况得到好转,缓和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从而顺利实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控制。此外,资产阶级统治得到维持必须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所以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必然要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要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进行下去,就要保证生产过程的延续,就必须保证劳动力的延续。社会福利是延续劳动力的必须手段,尤其是社会福利的补偿机制和保险机制。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培训才能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利用劳动培训等社会福利方式,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要求。同时,人的生产是两种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物质生产的前提条件。社会福利体系提供的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为人的生产即劳动力的代际延续提供了必要条件。社会福利供给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要件。
马克思认为,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应该遵循四个基本原则:适度原则、基础性保障原则、公平原则以及普惠原则。马克思认为,社会正常生产生活需要福利保障,而福利保障需要一定的资金作为支撑,资金的缴纳应当量力而行,根据资金来源主体的不同情况和条件适当筹集。社会福利制度应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之上,而且要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契合。通常情况下,社会福利保障水平都是由社会剩余产品价值量和社会保障物品可供给量决定的,因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制度发展而言,适度原则极其重要。比如,一些西方国家未能坚持适度原则,一味地透支财政资金换取国民高福利待遇,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主权债务危机。基础性保障原则也是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指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必须要承担起调节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公平性原则是指社会福利保障资金的筹集要公平,如奢侈品行业的利润很高,那么其税负也应相应提高。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福利保障公平原则,一方面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按劳分配并非是处处平等 ;另一方面则为社会福利保障资金具有顺畅的来源渠道提供了理论支撑。公平原则也为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提供了一个解决的路径。马克思提出的普惠原则仅仅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福利保障制度必然要坚持的一项原则。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民性和无产阶级性,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理应确保所有无产阶级劳动者都能受益,也要最大限度地让所有国民都参与其中。[3]
社会保障属分配范畴,是对部分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和再分配,是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它具有社会属性。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社会保障是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其性质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是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保障领域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本质看,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根据资本的共同利益和需要,通过社会保障的形式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而已。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一书中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实质,他说, 这是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掠得一只火腿,丢还给工人一根香肠。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支出看,它是工人阶级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采取同劳动无关的政府恩惠的形式,从而造成国家福利的假象。社会保障基金包括三个来源:一是工人缴纳的保险税。这种保险税是工人工资的直接扣除。二是雇主的保险税。雇主将保险税打入成本进入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而消费者主要是工人,实际上也是劳动力价值的扣除,只是形式上它没有直接支付给工人,而是上缴了国家,由国家根据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共同需要来统一使用而已。三是政府补助。这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和印钞票,而税收的主要部分是工人所得税,还有各种各样的间接税,这些税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工人缴纳的。印钞票,造成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支付的社会保障金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工人工资中扣除下来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归根到底是由工人自己负担的。[4]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工人的社会福利资金,看似为工人阶级的人口生产和自身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实质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资金具有两重性,着重强调了对工人阶级身心发展的危害性。首先,迷惑了部分的工人阶级,使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为了工人的生活生产条件改善而不懈努力的,导致工人阶级丧失斗志;其次,对于资产阶级延长劳动日,加大工作强度,劳动者采取了默认状态,导致影响了工人身体正常的发展,同时在精神上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使劳动者未老先衰致使过早死亡。实际上,资产阶级受到资本本性的支配,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资本的积累,或者说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对于社会福利的重视,只是为了尽可能利用工人的劳动力,压榨更多的剩余价值,绝非是关注工人的需要。[5]
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具有重要价值,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也正是基于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建设领域取得了一些辉煌的成就,绝大部分人民都能够在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下安居乐业、和谐生活。因此,要继续坚持马克思福利思想的指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民生福利制度。
第一,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标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福利资金最根本来源是广大人民群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社会福利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理应通过资源再分配减少社会上的不平等,尽可能满足最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社会福利不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附属物,而是满足群众多元化需要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福利,必须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福利思想作为源泉,必须秉承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终理念,对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目标进行定位。同时,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顶层设计也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现代社会福利观念。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分配机制。社会福利制度的优劣不在于资金投入的多寡,而在于其适用性如何。要全面考虑社会福利制度是否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能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是否能真正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广大社会公众基本能通过体力或脑力的辛勤劳动进一步提高收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然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若处理不当,将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产生一系列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当前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资源投入不足问题,而是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社会成员对公平的追求要求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必须要考虑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层次的需求。这需要国家在福利制度设计层面予以考量,以制度保障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平等享有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提升全社会成员的获得感和幸福感。[3]
第三,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必须按部就班,不能一步到位。民政部提出的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是在消除以前社会福利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的。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不折不扣平均分配”,因此,必须按照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来确定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水平,按照社会成员对于福利的需求水平来进行社会福利需求的划分。可按照分目标、分人群、分阶段逐步设计实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要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并重,不可偏废。
第四,中国社会福利的提供方式要多重组合,明晰政府责任。社会福利具有社会稳定器和补偿恢复的功能,必须重视社会福利的建设,政府在社会福利建设中必须起主导作用,必须将社会福利管理体系层次化,服务和评估体系标准化。中国政府社会福利责任不仅仅事关民生议题,也是政府社会管理制度改革的议题。政府具有监督其他社会福利提供主体的责任,同时,无论任何阶层的社会成员,都有问责和监督政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