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中澳警察权对比分析

周 丽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警察权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现代社会，警察权最能体现行政权力“从摇篮到坟墓“特质的一项公权力。公民对其及其依赖，但又国外防范。陈兴良教授曾言“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行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因而，如何保证警察权的合理配置与良性运行，使其充分发挥保障国家安定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作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笔者以“警察权”卫搜索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搜索，发现出来的研究成果与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警察权的定义、特征、类型、属性、智能，警察权异化的表现形式及异化的原因、警察权运行的原则与边界，警察权规制存在的问题及法制化路径等方面，但当我以“澳大利亚警察权”为搜索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搜索，发现根本没有相关文章，显然，我国学术界对此的研究非常有限。因此，立足于国际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不仅要了解本国的警察权内容更需要了解澳大利亚警察权的相关知识。

立足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分别制定了不同的临时法案应对疫情的广泛传播，然而大部分国家在执行相关法案时都由警察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警察新的权力，之所以在这些国家警察会成为执行主体是因为警察作为公权力主体具有强制实施的权威和压制反判者的能力，从一般警察权分析，澳大利亚警察（以昆士兰州为例）具备的权力包括搜查权、调查权、逮捕权、询问权、取证权以及在执行任务时适当运用暴力的权力。然而，在2020年3月18日，澳大利亚总督根据《2015年生物安全法案》宣布进入澳大利亚公民的生命安全进入紧急状态，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援引《生物安全法案》中规定的防控生物安全风险的特殊措施，该法规中除了涵盖很多关键的保障措施更是明确了卫生部长有权确定紧急情况和提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的必要指示。因此，就疫情的爆发，一些列的法律决策相继出台，包括禁止海外旅行、禁止邮轮旅行和入澳之后必须进入偏远的地区隔离。在法律的授权下，卫生部长可以强制要求澳洲公民居家隔离或者接受医学治疗。

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对2010年《公共卫生法》的修正案中添加了很多针对限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条款，随着疫情的传播和发展，《公共卫生法》中针对疫情的条款也在不断调整，这些规定主要针对的活动包括聚会、游行、隔离和公共场合下的活动，在2020年5月15日确定的第二个版本和2020年3月20日确定的第一个版本中都规定了居民可以离开家的原因和可以进入的场所以及封闭场所中可容纳的人数。由此赋予了警察扩大的权力，在部分公民违反这些规定的情况下，警察可以对其询问、罚款和逮捕，从而执行公共卫生命令或部长命令。

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对警察在修改后的卫生法案中执行权力没有直接的限制，即使根据卫生法案警察持有对民众的合理怀疑，他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没有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很可能存在滥用情况，根据目前的执行情况，不仅存在没有逮捕证而直接逮捕被告人的情况，罚款过当、不当罚款的现象更是普遍，特别是针对澳洲当地的流浪汉和残疾人，他们的一些合法活动也会被当作对禁令的违反从而被罚款。除此之外，修改后的卫生法案也存在不严谨的地方，其中包括一些词语的歧义和理解上的偏差，这也会变成警察执法过程中的“合理借口”，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澳大利亚当局也应当补充出台相应的法律解释规范警察在疫情期间的执法行为，才能在新冠疫情这一特殊阶段为当地民众撑起“保护伞”。

从中澳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角度出发，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虽然作为最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缺少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我们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成效是可观的，甚至也在冥冥中被澳洲所学习，如果不是参考中国的封城做法，澳大利亚在颁布新的禁令是时也不会出现相关的封国政策以及州与州之间的封锁政策。如果不是参考中国的居家隔离政策，澳大利亚也不会在修订的卫生法案中规定相应的隔离政策，如果不是参考中国人民对病毒特性的早先研究，澳大利亚也不会设置相应的社交距离限制。所有的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中国人民走在抗疫前线的宝贵果实，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献出的宝贵成果。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中澳警察权的行使范围也有所不同，从澳大利亚修订的卫生法案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警察实际是在充当监督的角色，而多了一层监督者的身份，权力自然也相应得到了扩充，其中扩充的权力包括罚款的权力、询问的权力、逮捕的权力。而根据国内相关法律的规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期间的应急警察权隐含在人民政府的应急权中，人民警察具体实施时需要政府色再授权或者按职责行使，《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条则予以明确授权：“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组织处置工作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并由公安机关针对事件的性质和特点，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一）强制隔离使用器械相互对抗或者以暴力行为参与冲突的当事人，妥善解决现场纠纷和争端，控制事态发展；（二）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以及燃料、燃气、电力、水的供应进行控制；（三）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制有关公共场所内的活动；（四）加强对易受冲击的核心机关和单位的警卫，在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国家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外国驻华使领馆等单位附近设置临时警戒线；（五）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事件发生时，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依法出动警力，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尽快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传染病防治法》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11年修订）》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期间，警察有协助强制执行医学隔离治疗和协助强制执行医学观察的权力。因此，根据国内法的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除了授权权力以外，警察具有协助强制执行医学隔离治疗和协助强制执行医学观察的权力。在限制权力方面，澳大利亚警察在防疫工作中扩充的新权力并没有相应法的限制，因此也会造成当地民众在合法权利收到侵犯时很难维权，而中国在警察权行使方面配备了相应的检察监督体系，对保障人权和限制公权力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