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先三后”读书法

读书要有法。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读书是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信中说的“三先三后”的“为学之道”，是他一生遵循的读书方法之一。本文中，徐中远（毛泽东晚年的图书管理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如何运用这种方法读书。

“先博而后约”

“先博而后约”就是先博览群书，广泛地去读，在此基础上，再去读比较重要的、比较关键的、比较喜爱的书。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这与“先博”的主张是一致的。

青少年时代，毛泽东读书是怎样“先博”的？

毛泽东说：“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好像牛闯进了人类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去读书，仍然是“先博而后约”。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对大家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还是遵循“先博而后约”的原则。至逝世时，毛泽东中南海住所存书共有约10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本人的读书需要由工作人员用他的稿费购买添置的，也有一小部分是有关出版部门赠阅的。10万册是不完全的统计，因为它不包括毛泽东在北京、去外地向当地图书馆借阅的图书。仅这10万册，足以看出毛泽东博览群书是非同一般的。

“先中而后西”

“先中而后西”，就是先下工夫读中国的书，在熟悉、了解本国历史、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再去读西方国家的书，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为我所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书籍，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书、经史子集、古典小说、古典诗词曲赋等，毛泽东几乎都读过。毛泽东下苦功先读中国的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没有出国留学的想法来看。当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人出国求学，他的同学也都劝他出国磨砺，但他最终选择留在国内。

他认为留在国内探索的好处是“看译本较原著迅速得多”，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江山。然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以借鉴比较的东西。”

另一方面，是为了借鉴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经验、教训。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去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晚年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还坚持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

“先普通而后专门”

“先普通而后专门”，就是先读一般的、通俗易懂的、大众喜爱和需要的书，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读专业的、专门学科的书。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买10至15种，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每种买50部，总价不过100至300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感自己需要学习发展生产力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知识。这个时期，他亲自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

“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这“三先三后”的“读书之法”和“为学之道”，对我们如何读书学习启发良多，极有助益。

（《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