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脱落命题：基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社会共体观的分析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是“脱落命题”中的首位性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社会的可能性与依据在于同自然连接的有机程度。尽管社会有自己的独特发展历史与运行规律，但自然对于社会的在体性质与优先地位是社会生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定。由于资本逻辑，人类社会强化了对自然的客体化程度，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社会逐渐从自然中脱落下来。自然的社会化、社会的风险化、风险的制度化、制度的资本化等是这种脱落的表征。我们生活在脱落的过程区间里，走向“生态文明、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的融合发展道路是抑制脱落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马克思; 恩格斯; 自然社会共体观; 社会脱落命题

C912-A-0078-12

2020-04-13

郭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赖婵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观的统一为视角》，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第1621页。

进入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态势与传染病毒的肆虐蔓延，我们采取了一切可采取之措施来进行全面科学防控，并且已取得了成效。与此同时，这也使我们寻思：病毒从何而来？目前，新冠病毒来源于何处，还是困扰科学家和社会大众的一个谜团。科学揭示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探寻病毒的原在宿主和寄存宿主对于疫情防控和疫情规律的探索在当下则是十分重要的。而本文将从“社会脱落命题”出发，以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社会共体观的视角，立足于自然社会生命共同体，为探讨病毒的生成宿存与蔓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即：社会从自然脱落的界断面乃是病毒生成宿存和蔓延的结构空间。

一、 还原：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客观事实与理论真实

要还原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社会观，原因有二：一是从结构化的视角，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自然和社会作为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整体因为多种原因而被隔离了;二是从时空本位和时间演化的立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自然的先在性和首位性因为各种原因而被遮蔽了。所以，我们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还原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社会观。

从方法论维度上讲，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分野并非自然社会整体意义上的自然与社会的隔离，而是确切——至少在主观意图上——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全部内容和内在逻辑。但是事实上，这种方法论陷阱恰恰隔离了事实，因为在本体论上，自然与社会须臾不可分离，人为隔离从而制造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和社会观的思想事实，实际上是一种虚构。①真实状况是自然与社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与演进过程中永远一体。自然与社会隔离的事实造就了新的事实，即自然观研究与社会观研究的隔离与分野：自然科学更多关注自然观，而社会理论更擅长社会观。当现实生活中出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当自然和社会都脱离本质似地出现问题时，就需要对这种方法论进行本体论反思。研究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方法论上视角与对象的隔离对事实本身所造成的遮蔽，于是有意无意地在考察自然时将社会拉入一并进行观察，同样在分析社会时也把自然作为背景纳入框架。可是问题在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分析模式里不存在“强强纲领”郭强：《“强强纲领”：知识行动论的知识逻辑》，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6776页。，因为自然总是规约和搀扶社会的，自然是优于社会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本文提出应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来还原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社会观” 称之为“自然社会一体观”“自然社会整体观”“自然社会共体观”“自然社会生命共同体”等概念都是可以的，因为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即表达自然与社会的不可分离性。。至于能否还原和还原程度如何，则取决于方法论创新的路向进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始终把观察研究的对象即自然和社会作为一个共体，始终把自然作为社会的在體，始终把自然社会作为不断变化的整体。这是还原研究的方法论准则，还原到事实才能找到真实。

二、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社会共体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无论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须臾不可离开自然，人与自然呈现为密不可分的一体化关系。人是如此，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如此，自然与社会的一体化或者自然社会的共体是自然、社会相互连接的基本形式。

1. 自然是社会的在体

“社会在哪儿”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终极命题。探索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找到社会的在体。

（1）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

自然对社会的先在性，在中国哲学的话语中可以表达为“先天性”。先天后地，自然在先，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产物和组成，这是中国哲学的共识性命题。自然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其一是，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自然就已经存在，纯粹自然的存在是不以人类社会的存在为条件的，人类社会是在自然演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其二是，自然先于人类社会现实实践活动而存在和发展，自然是人类社会现实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存在于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界是人类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那后者强调的则是和人类并存的自然界是人类活动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④张金钟：《关于自然界的先在性》，载《南开学报》，1993年第4期，第814页。

承认并坚持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要求和自然辩证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不但承认自然界之于人类的先在性，而且承认自然界之于人的现实活动的先在性，人对自然界的现实改造、人的实践活动以自然界的先在为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和基础，一切将无从谈起。根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自然是运动发展的，且按自身的规律运动、发展，而自然规律又是可知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在自然的怀抱中生存和发展，就在于能够在同自然的相处中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而人之所以能够认识自然规律，根源于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根源于人类活动的规律、人类思维的规律与自然规律在本质上的同一。可见，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界先在性命题在逻辑上密切相关，由自然先在性命题推出自然辩证法顺理成章。”④人类社会一旦同自然界互相隔离，一旦从自然的在体中脱落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会失去基础和存在依据。

（2）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首位性

如果说自然对于社会的先在性是表达自然与社会之间在时间维度上先来后到的顺序属性，那么首位性则是表达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在重要程度上的大小属性。也就是说，在我们讨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时，不存在自然与社会同等重要、二者无差别同一的问题。对社会来说，自然是第一位的，是首要的，是在先的，这就是自然首位性的根本内涵。

在无法分离的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中，自然的先在性或者对应于社会的先天性就体现了自然的首位性。从根本上，自然远比社会重要得多，自然对社会的优先性和本源性可以概括这种关系的重要性秩序，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中，自然永远是第一的、首位的，不存在自然与社会同等重要的事实和逻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然的首位性总是受到挑战，在主客二分法的世界里社会对于自然永远是主体，于是社会的重要性就逐步取代自然的首位性，自然成为次于社会的排在第二位的存在，这是人类中心主义 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及其所构成的社会才是主体进而成为主宰，自然是当然的客体，是社会的对象性存在。因此人类社会必须掌握和始终掌握世界的价值评价尺度，任何时候说到自然的“价值”都是指涉“对于人的意义”和“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人是一切的目的进而也是自然的目的，康德最早提出的“人是目的”这一命题就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状态中作祟的结果。

（3）自然是社会的在体即社会存在的本体

在体是载体，但又不仅仅是载体，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中，自然不仅载有社会，自然还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在医学上，“在体”是一种在体实验。英文是in vivo，是和in vitro相对应的概念。in vitro是在细胞内进行的实验，而in vivo是在动物体内进行的实验。比如，新药在临床试验阶段，首先是在细胞内进行，之后才用于动物体，然后是健康人体，之后是患者。笔者在此提出的“在体”概念更多的是指事物存在的本原性的地方。

对社会而言，自然不仅仅是载体，是母体，更恰切地说，它应该是在体，即存在的本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基本原理。不论社会的生成方式、发展过程以及文明形态，特别是社会独特的运行发展规律怎样有别于自然，就目前所知，社会是无法脱离自然而单独存在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根据科学测定，人体血液中的60多种化学元素的含量比例与地壳中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比例十分相似，这说明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是自然的形式。我们从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氧气、水分和食物，以提供我们身体活动的能量，以及生长发育和代谢更新的原料。正是大自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的环境，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营养和条件，才使人类发展、壮大。

在自然中存在或依赖自然而存在，这在本体论上表达了社会的存在状态。人类社会依赖自然而生存的这种本质特征，可以用“依存”概念来表达。由于人本身就是自然的组成，由于社会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在体，社会是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的，依赖自然而存在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不管人造自然达到何种程度，也不论社会如何征服自然，这个本质特征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社会依存自然的尺度。

2. 社会是自然的产物

从来源上说，社会是自然分娩出来的，社会是自然的产物。就从人本身来说，人的产生、生存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和自然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喝清洁的水，吃丰富的食物，来维持人体的生长、发育和遗传，这就使人体的物质和环境中的物质不断进行着交换。如果这种平衡关系被破坏了，将会危害人体健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了自然界的先在性，看到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他不能离开他的对象——自然界而生活，人的一切都和自然界联系着，对象性地活动着，并且“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④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马克思指出：“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这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自然界、 感觉”④;“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⑤。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在自然界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定意义上，社会也是如此，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3. 自然社会共在体

自然和社会是共存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同自然紧密而有机地联系着，它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所形成的共同体，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在体，是无法脱离而单独存在的生命体。社会的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与自然联系的有机性。这种联系的有机性越强，说明社会发展和人的生活越正常。

自然与社会的共在體，可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可达性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着丰富的自然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实践力量巨大、学术穿透力强大、历史解释力完整的基础性思想。这里将还原其中的一些片段，以领略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与社会的共在体思想。

马克思指出，“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物——不管是表现为食物、燃料、衣着还是居室等等——才能生活。实际上， 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 其次就它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④⑦⑧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第79页;第86页;第89页;第86页。。通过人类的这种劳动， 自然界作为人类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源泉和基地， 被拉入到了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之中， 并且在劳动中生成了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从而进一步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⑤陆雪飞、王伟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探析》，载《学术论》，2019年第5期，第8289页;第96页。   所以马克思说，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 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 而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成为人。 因此，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④。这时， 人之外的自然与人自身的自然都真正成了人化的自然， 成了“人自己的人的存在”， 从而使自然界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而与之相应人的感性、个性也得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并外化为自然界， 这样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由于对象化而在自然界中得到了全面的实现。⑤

马克思认识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并且“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 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146页。“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⑦。另一方面，从历史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来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⑧。人类史在此意义上就是在实践活动中自然界相对于人不断得到确立的历史，就是人的主观意志在自然界中不断对象化的历史。人类的实践活动也使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发生转变，由自在自然转变为人化自然，并且只有加诸人类实践活动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⑨。在实践基础上，人类史与自然史实现了深层统一。

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本质上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进化规律的辩证统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人类改造自然进而改造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必须以遵循自然进化规律为前提。 郗戈、荣鑫：《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1期，第8897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家对自然与社会之关系有着立体化的多样性的论述。因为研究的价值有涉或者研究者的视角各异，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社会共在体思想被割裂了，片段化的、单元性的而非整体化的、系统性的思想成为支离破碎的观点。在资本现代性的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社会共体观往往被遮蔽、被抛弃，社会为本、人类中心、资本为上、利益优先取代了自然的先在性和首位性，从而致使社会从自然中脱落。而且，这种脱落在資本的驱动力下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触目惊心。而瘟疫与社会，往往在特定时刻，体现出自然与社会不可分割的有机性关联。

三、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命题

1. 何为和何处脱落：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命题

人从自然中产生后形成社会，其发展和演进逐渐改变了原初的那种有机的联系。人类社会同自然联系的有机性也随之越来越弱，当弱化到一定程度，社会便从自然中脱落下来，这就是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第一脱落命题。

笔者认为，在现代性社会中存在四大脱落，即社会从自然中脱落、个人从社会中脱落、灵魂从肉体中脱落、意义从行动中脱落。这四大脱落中最为根本的、对自然与社会影响更为深远的就是社会从自然中脱落，这是四大脱落命题的第一命题。

“何为社会脱落？社会脱落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社会现象，现代性就是人、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现实背景，是造成人的生存困境的根源。” 相雅芳、郭强：《脱落命题：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有机关系的本体论追问》，载《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7580页。作为第一脱落命题，社会从自然中脱落，表达了现实生活中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非有机性状况和不和谐的人地关系。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界面从两个层面上断开：一是，改造人类自我生存的自然，把天然自然改造成为人工自然，人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充满了人造物，人们赖以生存的饮水充盈着人造物，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充斥着人造物，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存环境变得不利于人类生存，相反却更利于病毒害虫的合成生成与流行传播。这种情形看似天然自然消失了，我们喝的水、呼的气、吃的东西再也看不到天然的了。而真实的情况是，人类自私贪婪的行为拉动着我们所依赖的社会从自然母体中逐渐地或突然地脱落下来。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通过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无意间合成了适宜于我们人造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各种细菌病毒。于是，“非典”来了，“埃博拉”来了，新冠病毒也来了。另外一个断面则是，贪恋天然自然的掠夺性社会人格把个人、社会与自然相分割，天然宝石癖好、野生动物滥食、矿产资源独占、石油资本垄断、土地资源过度开发等行为从个人到组织生生地把人类从自然中拉开。社会就这样从自然中脱落下来。每个物种在大自然中都有自己的独特位置和作用，破坏了这种平衡就会产生灾难。若问，病毒来源何处，病毒何以生成，病毒待在何方;笔者认为，答案即在于社会从自然脱落的界断面，亦即脱落界域的双断面。

“脱落”原是植物学概念，指的是植物的器官与整体自然脱落的过程。后来这个概念被生物学所运用。而把“脱落”概念引入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分析现实社会也是很有意义的。社会从自然中脱落，这是全球性的现代性危机，尤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脱落更为显著。可以想象，现代性程度越高，其脱落的程度也就越大。资本现代性更是跟这种脱落度密切关联，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现代性背景下人类加剧了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矛盾，在理性和科技发展下加速了人、社会从自然中脱落。” 相雅芳：《社会脱落：现代性视阈下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思考》，载《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48页。

社会脱落作为人的生存困境的标志和现代性危机的实践特征，其形成原因是多重的。它从根本上体现发展的悖论和关系演进过程中风险嵌入的结构化过程，主要原因包括：主体性哲学下的世界祛魅、理性哲学下的科技发展、资本逻辑下的利润追逐、文化缺失下的异化消费等等。从表层的内容可体现为人地关系失衡、人与自然对立、天然自然的消失、风险社会的来临和灾害的人为性等诸多方面。从表现特征上可体现为时时处处的风险丛生、碎裂充斥的社会关联和生活非生活化的无根化等。

社会脱落并非只是今天的事情，今天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肆虐也只是在重复人类与自然关系史上昨日的故事，故事还会以别的形式再现。人类或许能在短期内战胜疫情，却难以在根本上阻止、清扫病毒的区间，因为社会还处在从自然脱落的过程中。人类从害怕自然、敬畏自然，再到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一直到欺凌自然、掠夺自然，在所谓“文明”的道路上，那些不文明的生活方式，那些不计后果的发展方式，那些唯我独尊的生存方式，将使人类社会迅速地从自然中脱落。如果不能悬崖勒马，尽快抑制社会脱落，社会的无根化将使人类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今天消灭了新型冠状病毒，明天或许又会出现更凶猛的、更新型的未知病毒，后天还可能会出现自我合成的、人类无法抵挡的不可名状病毒，等等。

2. 脱落生成的机制与方法论视角

从社会在自然中生成那天起，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结构中就内设和形成了脱落的现实机制——就像父辈生了孩子，孩子长大要分家一样的情形。脱落具有某种天然的给定的性质，这在马克思那里也有更多的说明和解释。社会与自然的不同也就注定了这种脱落的给定性，只要社会存在就有脱落存在，只要社会发展就有脱落强化存在，这在现象学里就是“自然态度悬置”，也是现象学社会学中的“加括号”方法（无须证明的内容）。社会从自然中脱落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所内设的结构性生成，生成后的演进便是自然的过程与人为（资本）的过程的某种统一。不能把这种生成与演进完全归咎于或者归因于资本，但是在现代社会，资本现代性膨胀，强化了这种生成，加速了这种过程，恶化了这种后果。所以，社会与自然的张力性有机化关系成为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机制。这种机制既是自然状态的，也是人为介入的，因此这种脱落也是可以抑制的。

3. 脱落表征的内在循环链

自然的社会化、社会的风险化、风险的制度化、制度的资本化等可以看作是社会从自然脱落的表征循环链。如何从学术上观察（洞察）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现实状态，需要新的方法论原则。这里笔者强调动态的连接的循证技术方法学原则。很显然，自然的社会化去向（趋向）与结果是脱落的关键证据。水还是那般自然的水而不是别的，但却溶入了人造物，比如相关重金属元素;气还是那般自然的气，但却加入了些许抑或很多人造的有害颗粒物……即便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是如此。如果加入这些人造物对自然生成发展、对人类自身健康生活有益也就罢了，可是事实上大多情况下都是相反的。于是，自然被糟蹋蹂躏成为非自然。因此，自然的非自然化，自然的社会化，尤其是过度社会化，就是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铁证，而且是源头性的、根本性的证据。社会从自然中脱落所导致的全部反思性负面影响或结果——也可以看作就是本身——就是社會风险化。我们生活在脱落过程区间里，同样我们处身于风险社会中，当下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笼罩着我们生活的周遭，这是不可选择的。处在一个不确定风险的时代，诡异之处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讨论的是“黑天鹅”一般的小概率风险，但其实我们都清楚所指称的却是如“灰犀牛”一般的最大不确定性（得隔着多远看，灰犀牛才能变成一粒灰）。隔离是一时的，永久隔离是不现实的，但是脱落的强度和速度越来越大，与此相关的生存性风险则越来越肆虐，似乎会让我们永久处在应对风险的隔离中。这时候社会风险化就自然地演进到风险的制度化层面。在脱落过程区间里生活，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或参与制造者，风险的结构、特征和表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风险制度化的形成与作用。风险制度化是风险通过制度形式内嵌到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固化到人们生活过程之中的某种过程与结果。所以，在高度现代性时期，风险不是个人选择的，而是社会通过制度形式给予的。制度资本化是脱落命题的核心概念，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惯性在西方现代性时期是由资本决定的，资本是人类贪婪的集中体现。一旦制度资本化，就意味着自然社会化的速度与规模达到新高度，也就表明自然的非自然化水平的提升。自然的社会化程度或自然的非自然化程度越高，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速度与规模越大，人类社会也就越来越处在风险不断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充满风险和波动的世界。坚如磐石的社会机制和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虽然在危机中展示出很强的弹性和韧劲，但也显现出了它们极端脆弱的一面，比如可以被一个新知的病毒迅速地（希望也是短暂地）侵袭。

4.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程度及其分析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程度同脱落的速度相关，这个速度又同社会与自然联系的有机程度相关。作为自然世界有机组成部分的社会，在人类社会生成与发展的早期或者是前现代时期，社会与自然的关联，其有机程度是非常高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脱落，这种有机性越来越低。有机程度或有机度是检测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所有指标的统合性表达。这个有机度，实际至少可以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以自然为本的，其中社会是自然的构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而非机械的僵硬的关联。在前现代时期，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社会不发达时期，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而非敌对的。这种有机关联是原生的、本初的。笔者把这个时期社会与自然之间关联的有机，称为“原有机”。这种有机是暂时的和短期的，也是现代社会无法再次回归的有机。本文所讲的社会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大多情况下都是指这个意义上的。其二，由于脱落，社会与自然连接的有机性在其内容性质上都会发生变化，以自然为本位的社会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属性就会发生变化，原有机性越来越少，有机程度越来越低，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也随之越来越多。由于人类社会无法脱离自然而单独生存——至少在可知的历史时段会是这样，而社会也必须存在，否则自然也就成为没有人类社会的单纯自然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社会与自然就必须生成一种新的关系，达成某种和谐抑或妥协，此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就形成了某种新的有机关系。这种有机关系不以自然为本原，而是强势地以社会为本原，人类的所有成果都被有意无意地注入自然中，人类影响自然的程度和强度达到新高度，好像形成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有机存在。笔者把这种有机称为“次有机”，也就是被社会强制改变过的以社会为本原的非自然性的“有机关联”。由于次有机关联是非自然性的、社会优先的、违背原初属性的，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自然与社会，有时候看似相安无事，实则内含巨大的风险和危机。比如，当我们习惯了饮用含有各种毒素的水，习惯了食用含有农药残留的蔬菜，习惯了呼吸含有人造有害颗粒物的空气……一个时期内我们表面上可能处在某种虚幻的安全之中，实际则是生活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这就是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陷阱性后果。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原因或背景可以表述为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对象化乃至客体化。本来就是一体的——更准确地说，自然是社会的在体，但是人类社会却把自然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对象，割裂了自己同自然的有机联系。马克思在分析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象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辩证法特性的對象性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然史”上形成的各种自然对象，包括植物、动物和人，都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亦即物质本质力量的存在物”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1页;第103页;第269页。 ，对象性的存在物才“参加自然界的生活”，才“对象性地存在”，“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能参与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的存在物，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的存在物，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不能作为对象来行动，它的存在就不是一种对象性存在”②。比如，对植物来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保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作为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作为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而是太阳的对象一样”③。在马克思看来，人也同样如此：一方面，人把自身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作为自己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自然本质展开的对象;另一方面，人又成为他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的现实的感性对象，成为其自然本质展开的对象。因此，马克思指出，“非对象的存在物，这是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出来的，亦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即抽象之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9页。。当然，在表述对象性思想的时候，马克思把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认为异化是同雇佣劳动相联系的一种历史性的暂时现象，而对象化则是社会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必要因素，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基础。同时，马克思强调作为对象性活动（劳动）的对象化的客体的创造，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对自然界、外部世界的占有和改造。“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0页。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只能改变自然物的形式。人在改变自然物的形式的时候，就在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对象化就是人的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实现。笔者较为赞同黑格尔的观点，认为自然的对象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另外一种异化，尽管在传统哲学中把自然作为劳动的对象，但自然作为社会的对象性存在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了。从自然作为社会的在体，到自然沦落为社会的对象，这是社会中心价值观膨胀的表现，更是人类社会把自然作为对象，进而使其成为敌人，因而进行掠夺性征服、霸占蹂躏和过分陶醉于战胜自然的过程。在哲学上，自然作为社会的对象性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符合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法。从人类中心主义角度来说，社会当然性地成为主体，而自然也就成为社会的客体，成为社会的对象性存在。但问题是，这种哲学思想一旦进入到实践层面就会被现代西方的资本所歪曲，自然也就自然地被表面化为社会的对象与客体、劳动的对象与客体，实际成为资本为了野蛮生存和狂妄扩张的掠夺对象、征服对象。于是，自然被资本所霸占、蹂躏，自然的非自然化被生成和加速，自然的社会化被生成和加速，所有人跟着资本狂欢并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社会就这样从自然中脱落了下来。

5.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显著表征：人化自然的出场与场域机制的形成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表征就是自然的非自然化，自然已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自然了，而是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这种自然就是人化自然或者社会化自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本质力量越来越表现出自然界的对象化，自然界在越来越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人化自然。

马克思所讲的“人化自然”，其基本点是指被人的实践改造过并生活于其中的那部分自然界， 是在人的积极干预下发生巨大变化而形成的自然界。人化自然的出现是自然社会关系演进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揭示的真理。人化自然是自然社会共在体发展和演进的必然结果。人化自然的结果就是人工自然，自然的自然属性越来越黯淡，自然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明显，于是社会就从自然中脱落下来。

人化自然的必然性并不能永恒地等同于人化自然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即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取决于人化自然的程度，适度的人化自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但是过度的人化自然或者过度的自然社会化程度所导致的自然非自然化，必定会致使社会从自然中脱落，从而衍生出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害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相关理论的时候，一定要分析和把握人化自然在整个自然中的分量，即人化自然的程度。当然，衡量和评判自然的非自然程度或者自然的社会化程度需要科学的方法和实践的把握。当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性地出现突发性公共环境风险时，比如“非典”或者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的时候，一定是人工自然的状况出了问题，其人化自然是不适度的，当然这也是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一种表征或证明。

6.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历程在现代性尤其是资本现代性下到达顶峰

在人类社会早期，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一体化演进，自然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但是当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进程就开始呈现加速态势。西方经过一系列革命（包括思想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等）进入了现代社会，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根本上在于资本现代性的推动。

资本无法遏制的贪婪性必然以自然为敌，其通过能够使用的所有手段从自然中获取内爆的利益。所以，从古希腊理性文明和希伯来信仰文明演化而来的西方工业文明 其实资本现代性条件下的所谓“文明”（比如工业文明、资本文明）都不是文明的直接形式，根本上这些文明形态或样式都是资本获得利益的例外后果。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就会掉进资本文明的陷阱里。，在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推动下，通过科学技术的革命、机器的广泛运用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进而通过机械化、化学化、设施化等手段，掠夺、控制自然，从而加速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进程和程度。

四、 我们在脱落的过程区间里生活

1. 在何时和在何处：脱落命题的答案

我们生活在哪里，好像是终极的哲学命题，实际则是近在咫尺的生活提醒。脱落命题如果成立的话，可以使我们确信认知，我们生活在社会从自然脱落的过程中，我们生活在社会从自然脫落的区间里。

社会从自然中脱落似乎是人类不可选择的宿命。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在理性不及的时候，就注定了人类结成社会的缘由在于从自然中攫取美好生活的基础，社会从自然中脱落似乎处在一种永远的过程之中。就像自然是社会的本体一样，自然天然地成为社会日益挣脱的对象——挣脱久了也就习惯性地成为脱落。

摆脱脱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于是我们确知，从时间的维度上讲，人类生活在社会从自然脱落的过程中。那么，何时是个尽头呢？如果要给出一个学术上的时间节点，那么可以说，当社会与自然的连接的有机性为零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再生活在社会从自然脱落的过程中了。因为这个时候自然和社会分属于不同的界面，但是从实践上推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与自然联系的有机性永远不能为零，否则完全脱离自然的社会就不存在了。可以确知，不论人类怎样努力抑制，我们始终生活在社会从自然脱落的过程之中，只不过这个过程特别漫长，漫长到直到自然与社会共同覆灭的那一刻。从空间维度上讲，脱落可以使我们确知，人类永远生活在社会从自然脱落的区间里。不管我们生活的社会呈现为何种样态，抑或发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生活的地方是确定的，也是需要我们用脱落命题加以确信的，那就是社会从自然脱落的过程区间是人类别无选择的地方。单从脱落命题的逻辑结构推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由于自然的自然与人为的变化，由于社会的自然与人为的变化，会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病毒和病毒疫情，会不会出现不为人们所知的风险与危机，会不会出现……？脱落命题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会。

尽管我们生活在诡异无常、风险溢出的社会从自然脱落的过程区间里，尽管我们在无常的突发风险（不管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是其他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会紧张不安并付出代价，但是社会终归会胜利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人类社会历史规律。问题是不能陶醉于或者说不能过分陶醉于这种注定的胜利，因为自然的报复会使人类社会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

2. 不要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过程区间里，不论取得多么美好的生活，战胜多少自然灾害和病疫，这些胜利都隐含了风险。所以，不要过分陶醉于这种胜利之中。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9页。

我们不能陶醉，更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恩格斯强调：“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绝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9页;第770771页。不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就必须认识和改造使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部社会制度。恩格斯当时指出：“这还需要对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蔓延，是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报复。它再一次告诫人们，对于恩格斯当年发出的“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的警告，应保持警钟长鸣。在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特别是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应检视这种资本现代性的机制，通过改变资本机制下的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方式，走上一条天人和谐、自然社会共生的文明发展道路。

3. 从“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生存与生活的营养

“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一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性结论，强调人类社会要与先天本性相合。“天人合一”是一种思想和文化，同时也是一种自然与社会关联的适时状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亦十分广泛，比如有“天人同类”“天人同相”“天人同数”“天人感应（相应）”“天人同构”“天地气交”“先天后人”“天人同一”等说法和思想。如，《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黄帝内经》中亦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实际就是关于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思想。天人合一、人地和谐、同在共存是中国传统哲学提供的处理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最高准则。如果能够按照先哲提供的处理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原则，自然与社会尽管有各自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社会也不至于从自然中脱落下来，社会与自然的联系的有机度也不会越来越被人为地降低，人们也不至于现在生活在高风险社会中。应对各种突发风险，就应该从“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生存与生活的营养，同自然建立起和谐的“天人关系”。

4. 在“自然社会生命共同体”中生存与生活

自然与社会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部分，而是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相关系列观点，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自然社会共在体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在这个概念基础上的自然社会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方案。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贯彻新的发展理念，让人与自然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实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社会观。这既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事实判断，又是包含明确实践导向的价值判断。⑥郗戈、荣鑫：《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1期，第8897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客观现实的事实把握。“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4页。习近平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确立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的观念。这一“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华。⑥

人及其社会皆因自然而生，人及其社会都是自然发展的产物，社会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习近平强调，我们应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4页;第525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习近平：《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20日。“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弘扬人民友谊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观点已发展成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观点。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超越了基础性的“物质代谢”关系的理解，而从系统的、整体的高度和发展的角度来把握人与自然关系。构建“生命共同体”必然超越“物质代谢”的基础性物质层面，并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来综合推进。郗戈、荣鑫：《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1期，第8897页。只有真正呈现马克思自然观的独到内涵及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才能真正阐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内涵，才能为超越工业文明和建构生态文明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陆雪飞、王伟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探析》，载《学术论坛》，2019年第5期，第8289、96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上册），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2页。人类社会越进化，面对自然，越要谦逊谨慎。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整个自然界都是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习近平强调：“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与自然是一体化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同存的关系。人作为自然存在之物，社会作为人组成之体，都从自然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以，对自然保持足够的敬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就是为了人自身，就是为了社会自身。习近平强调：“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⑧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表达了人、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人与社会对于自然的主体性地位，而正是由于这种主体性地位，人和社会不会也不能消解和湮灭在自然的力量和进化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它不仅为中国解决生态问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道路，而且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陈雄、吕立志：《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16期，第2526页。

我们正是在自然社会的生命共同体中生存、生产和生活，为了更好地生存、生产和生活，必须遵循自然社会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全面抑制社会从自然中过度脱落，与自然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只有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人类只有尊崇自然、顺从自然和保护自然，才能同自然建立和谐关系。

5. “三生”文明：抑制或延缓脱落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是抑制或延缓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内在逻辑，也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追求。

“三生”融合发展的文明道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内容。从结构逻辑上分析，生活要富裕美好，生产必须发展进步，但是如果没有生态文明，生活富裕、生产发展就会失去基础。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深远，它是我国新时代提出的抑制或延缓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实际上，其深意还不止于此。更为深远的是，这是中国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人民现代性道路。故，从内容结构和历史逻辑分析，在“三生断裂”的资本现代性时段，象征人类贪欲的资本及其机制就是巨型魔掌所释放的内毁性魔力掌控“三生”的内容与方向：生态是从属于可以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的，生产是攫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和结果，生活是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附带性后果。一切为了资本的西方现代性加速着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社会脱落的速度、强度在西方现代社会达到峰值，社会非社会化的进程超乎想象，“社会往哪里走”“自然社会共存体何以可能”困扰着过分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的人们。而“三生”融合发展的“中国道路”提供给穷途末路的资本现代性可以临摹的另外一种样本，同时也给出了抑制或延缓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中国方案”。

“社會从自然中脱落”的命题也表明，抑制“社会从自然中过度脱落”的“中国方案”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实上，要根据社会从自然中脱落的速度、强度来对这个方案进行不断的补充完善。比如，在迈向富裕生活的过程中，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十分重要。例如：拒绝野生动物买卖，禁食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等等。这些措施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还是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内容，同时也可能是防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件的举措，将有助于我们抑制社会从自然中过度脱落。

The Proposition of Social Separ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Marx and Engels View of Natural Social Community

GUO Qiang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The dropout of society from nature is the primary content in the separation propositi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arxism reveals that the possibility and basis of society lie in the degree of organic connection with nature. Although society has its own uniqu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operation rules， natures physical nature and priority status of society are the internal regulations of soci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ue to the logic of capital， nature has been more strongly objectified by human society; humanity is excessively reveling in the victory over nature; finally， the society has gradually dropped from nature.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 the risk of societ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isks， the capitaliz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so forth are the signs of such separation. We live in the process of dropout. The “Chinese Way” and “Chinese Approach”， the methods to integ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affluence in life， can curb the dropout.

Marx; Engels; the view of natural social community; the proposition of social sepa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