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永城段遗迹初探

包伟柯 王鸿驰 李继斌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 郑州 450000；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 郑州 450000；3.焦作市文物勘探队，河南 焦作 454002）

隋唐大运河是隋炀帝初期开凿的连接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的水利建筑工程，又被称之为“通济渠”。《隋书·食货志》记载“炀帝即位……始建东都……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1]从空间上来看，隋唐大运河在河南段境内的分布又可细分为西部洛河段和东部汴河段两部分，汴河段大运河流经商丘永城境内被称之为“通济渠永城段”。

永城位于河南省最东部，属黄淮平原腹地，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距黄河最近145公里，为历次黄河夺淮入海决溢、泛滥的必经之地，是历史上著名的黄泛区。隋唐大运河流经永城境内部分河道也因此被泥沙淹埋于地下。

通济渠永城段是隋唐大运流经河南地区的重要一段，西北接大运河夏邑段，向东南流经马牧、酇阳、十八里、城关、候岭等5个乡镇，止于S325省界收费站东300米处，最后流入安徽省濉溪县境，全长50余公里（图一）。

永城境内S325省道依运河河道南岸河堤修建，经多次翻修、拓宽工程，对运河河道及两侧河堤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或占压。此外，运河线穿老城而过，流经村镇两侧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房屋占压情况，尤其是在城关镇区域运河故道基本上都被老城房屋所叠压。截止目前，仅部分地段还依稀看见运河遗迹，如马牧镇郑店村东至马牧村西、酇阳镇李店村东、酇阳镇东西大街东至杨庄村、十八里镇十八里村、侯岭乡永宿收费站西段等。此次考古钻探亦证实了北宋神宗年间日本高僧成寻巡礼五台山、天台山时从杭州至开封途径永城时所走运河线路“亳州永城—甫城—酇阳—迎应亭（今夏邑会亭镇）”[2]的有关记载。

1993年10月，商丘市文物工作队和永城市文管会对侯岭乡谢酒店村运河故道进行试掘，发现河堤填土为相对较硬的黑褐色土，其内夹杂有料礓石，河床内淤满纯净的泥沙，河床底部被河水冲刷得较为光滑。河床内下部淤沙中出土有隋唐时期的瓷器、陶器、铜钱等遗物，河床内上部出土有宋代瓷器、陶器、铜钱等[3]。

2018年5月至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永城市文化局对流经永城段的大运河故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以求从整体上把握永城段内大运河河道的地层堆积情况和文化遗存分布、保存状况。经勘探证实，受历史上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永城段大运河现存河道遗迹剖面呈倒梯形，上口残宽35～48米，下底宽18～23米，河堤残宽12～15米，残深5.3～5.7米，保存较好地段深达7.1米。河道内地层堆积较为简单，从上至下依次为扰土层、浅黄色冲积砂层、黑褐色淤泥土，不同区位地层深度和厚度略有差别。

酇阳市桥，《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未四点，过三十四里，去亳州一百里云云。有大桥，名酇阳市桥。过三百步，又有大桥。此镇亳州酂县内，不停船，过镇了。”该游记是北宋时期，日本僧人成寻乘船沿汴河北上区东京开封求法取经时，根据沿途见闻所著。酇阳老街十字街口南北向街道为一条老街，东西向街道是在运河故道之上建设而成，那么古街道与运河故道相交之处，很有可能就是跨越运河连接两岸街道的酂阳市桥。通过对可探区域进行加密钻探基本确认了石材分布范围，即分布于酇阳邮政银行院内东西总长10.84米，南北宽9米，距地表1.8米、3.2米、3.4米不等，在邮政银行院外东侧建筑物间过道靠南部还发现有腐朽的木材，疑为配套木构件。经资料查实，这些石材和配套木构件一般用做桥墩或桥梁的基础，是建桥所需的必备用材。由此可以判断此处很可能就是酇阳市桥残存遗迹。

运河沉船的发掘及相关文物的出土对古代漕运体系和商品交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永城市文物工作者针对运河沉船遗址的发掘研究事宜也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1982年永城县文化馆对县西十八里乡彭楼村东500米处古汴河故道内宋代药草木船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了铜镜、石磨、陶药碾、陶钵、瓷碗等一批文物。1996年5月，永城市政府311国道北侧侯岭乡乡政府约20米处对唐代初期商船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木船保存基本完好，主要由船艏、船艉、船舱、船舷和船底组成。共清理出土遗物54件，以瓷器为主，少量釉陶器和铜钱、竹席、柳条筐等。在2018年对隋唐大运河永城段古河道调查中又发现了四艘木质沉船，其中有一处便是位于酇阳十字街口东110米路南。与之相伴而出的还有一块青石石锚，近三角形，顶端带一穿孔，表面附着有泥沙（图二）。其形制与安徽柳孜隋唐大运河码头出土的石锚完全一致。《天工开物·锤锻·锚》：“凡舟行遇风难泊，则全身系命于锚。”石锚是一种停船器具，古代的锚是一块大石头或是装满石头的篓筐，用绳系住沉入水底，靠其重量使船停泊，在唐宋时期普遍使用。

呼庄斗门遗址，斗门是一种类似水闸功能的水利工程，多用在平原地区，其规模及作用一般比水闸小，主要功能是排涝、灌溉。[4]。调查发现侯岭乡呼庄村呼庄汉墓台地南一处断面，南距隋唐大运河故道580米处。断面呈倒梯形，较规整，具有明显的人工开挖特征，口部距地表0.4米深，上口宽3.3米，下底宽1.5米，深1.4米，较规整，填土为细砂淤积。断面往南北两侧延伸，应为一条沟渠，部分地段因早年开挖“还金湖”取土遭到破坏。布设探孔往南查找其延伸线，在呼庄村中部大运河主线北堤下2.1米深发现一处砖石修筑的宽0.8米的暗道，两侧堆积填土有夯打痕迹，该暗道应为一节水的闸渠口，与沟渠相连。

结合暗道的形制结构和沟渠线路走向可推测运河河道向北流向沟渠的节水闸口即为史籍中记载的“斗门”或“辅渠”。呼庄斗门遗迹的发现，不仅印证了“至道元年（995年）汴渠旧设节水斗门一百七十有六”等有关文献的记载，更有助于深化认识大运河在保证漕运的前提兼具泄洪、灌溉的历史功用。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体现了我国当时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是一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5]，通济渠永城段的通航促进了沿线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时至今日，永城段大运河河道历经1400多年仍可有线路可循，许多河道保持着早期人工河道的痕迹。新发现的酇阳市桥、沉船和呼庄斗门等重要遗迹，充分说明了永城地处隋唐大运河南北经贸往来的一个重要节点，真实地见证了唐宋时期永城段大运河的繁荣景象。但是，通济渠永城段遗产要素的遗存形态因城乡建设、经济发展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面临着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等问题。新时期，为响应国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倡议，促进大运河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有效保护传承利用，应将通济渠永城段大运河文化资源纳入到大运河河南段整体项目的保护和整治工作中，统筹规划统一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保护规划、加强大运河遗产发掘保护和做好大运河遗产的后续展示利用工作，从而为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最终为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