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肖斯塔科维奇《第二交响曲》看意识形态的艺术化呈现

张 磊，臧 婷

(哈尔滨音乐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西方艺术音乐发端于教堂，经过不断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其风格特征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历史进程不断更新变换。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表达的是对上帝的崇敬之情，音乐风格散漫悠长；巴洛克时期音乐不仅歌颂上帝同时也表达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音乐风格华丽；古典主义时期，主调音乐兴起，音乐从教堂走向厅堂，器乐得到更多的发展，更注重音乐的形式美；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是古典时期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强调个人情感，更加强调与文学相联系，因此标题音乐兴起并得到发展，挖掘音乐具象表达方式，东欧、北欧作曲家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俄罗斯艺术音乐走进世界舞台。

到了20世纪，进入现代音乐时期，世纪之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人们重新思考音乐的意义，从以往共性写作向个性写作发展，逐渐呈现出风格各异、色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原始主义等各种风格与思潮，与浪漫主义音乐对比音乐不再以表达情感为主要目的，而是客观地反映世界，反映作曲家的主观思想。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苏维埃”的诞生打碎了旧的世界，为世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1922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改变了世界格局，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苏联整个社会。生活在苏联的作曲家们开始为新世界写作音乐，开始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思想根基写作音乐，反映现实社会，歌颂时代发展。自此，音乐艺术与政治相联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联系，成为了20世纪独树一帜的新风尚，使苏联成为了以德奥体系为主导的艺术音乐之外的又一个新的高地。这些音乐的创作充分体现了作曲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感，也使艺术音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艺术，而成为了具有为政治和社会服务意义的革命武器。

肖斯塔科维奇出生于沙皇俄国时期，成长于新社会，其创作生涯一直和整个苏联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肖斯塔科维奇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既符合政治要求、社会需要，也符合自己的艺术追求。他不断探索传统与现代、抽象与具象、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寻求平衡，以满足自身创作需求。他深知自己的作品必须紧跟时代脉搏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适应，因此，历史事件以及战争成为了他重要的创作题材。同时，为了表达具象的音乐内容，带有歌词的声乐形式也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一、肖斯塔科维奇《第二交响曲》

肖斯塔科维奇《第二交响曲》(Symphony No.2 B Major Op.14)完成于1927年，副标题为“致十月的交响献礼”( To October-a Symphpnic Dedication)，这部作品是受教育人民委员会宣传处的邀请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创作的，是一部构思缜密、极具张力、感染力强、感情变化极大的单乐章交响曲。

这部作品的写作和肖斯塔科维奇童年经历有一定关联。据肖斯塔科维奇回忆：“那事发生在同年(指1917年)2月。他们在街上驱散一群人。一个哥萨克人用马刀杀了一个男孩，这事非常可怕。我跑回家告诉了他们(指肖斯塔科维奇的父母)。……我忘不了那个男孩，永远忘记不了。我几次想用音乐把这件事写下来。我小时候写过一首钢琴曲叫作《悼念革命牺牲者的葬礼进行曲》。后来，我的《第二》和《第十二》交响曲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还不只那两首交响乐。”[1]45-46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肖斯塔科维奇1917年亲身经历的这个屠杀事件对《第二交响曲》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交响曲描写的是群众集会剧场庆典的盛况，开始表现的是俄罗斯民族黑暗历史的混沌状态，接续是抵抗与战争，最后是集体的欢呼，赞颂“十月革命”。交响曲加入了合唱，歌词来自于贝吉蒙斯基(A.Bezimensky)写作的革命诗歌，使这部作品的意识形态主旨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表达。1927年11月5日，由尼古拉·马尔可(Nikolay Malko)指挥列宁格勒爱乐交响乐团和列宁格勒国立学院合唱团首演于列宁格勒爱乐协会大音乐厅[2]23。

肖斯塔科维奇写作《第二交响曲》，委约是最直接的原因。另外的原因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十月革命”后的文化背景比较复杂，充满着矛盾与对立，既有以无产阶级文化启蒙为主旨而组成的“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RAMP)，也有以倡导先锋派音乐而成立的“现代音乐协会”(ASM)。肖斯塔科维奇写作的《第一交响曲》虽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并未得到这两个协会的推崇。肖斯塔科维奇写作《第二交响曲》时采用线性对位不协和音响，充分彰显现代音乐的写作技术，可以说是对“现代音乐协会”对他批判的一个有力回应。以“十月革命”为题材，描写盛大的庆典活动，充分体现苏维埃革命精神，是对“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的一个呼应。

苏联时期的艺术发展离不开当时意识形态的主导，作曲家不可能只考虑自身的艺术追求，无视当时的文化背景，音乐的形式与内容必须和当时的意识形态相适应。对于苏维埃政党而言首要考虑的并不是艺术造诣，而是艺术作品是否符合现实的政治方向，是否和国家的发展及前途命运相联系。《第二交响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肖斯塔科维奇既考虑到了艺术性，同时更彰显了政治性，并将意识形态通过巧妙的构思以及娴熟的写作技术艺术化地加以呈现。也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这部交响曲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二、创作技法

(一)曲式结构

这部交响曲为单乐章，并加入了合唱。可认为是有序的自由曲式，其自由曲式结构为ABACD，有序表现为全曲可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带再现的三部性结构，第二部分相当于二部曲式。其结构图示如图1。

《第二交响曲》并没有选择多乐章交响曲形式，因为如果是多乐章就会使内容安排上受到各乐章固有表现特质的限制，同时使作品变得缺乏连贯性。可以说单乐章自由曲式结构的应用是肖斯塔科维奇结合音乐内容表达做出的恰当的选择，是他遵循内容决定形式这一指导思想的重要体现，反映出他秉承艺术规律，将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构建作品的能力。

结构引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AA的变奏反复BA1连接C连接D小节1—4344—8788—106107—198199—215216—260261—356357—368369—402速度LargoAllegroPoco meno mossoAllegroVivaceMeno mossoModerato织体线性对位主调线性对位主调为主,伴有模仿复调调性无调性,多调性、不用调号记谱用调号,G-e-bA-f-E-#cB-f-C-B说明黑暗时期革命萌芽时期积蓄力量集会回忆,黎明革命斗争庆典

图1

(二)主题及其发展

《第二交响曲》的主题处理由两种方式构成，一种是规避传统的主题发展手法，在引子和第一部分的B段表现突出。旋律连绵不断地发展，总有新的因素出现，避免重复与模进。各个声部在横向上避免传统的发展手法，而在纵向上也没有构成传统的和弦，每个声部都是个性化的独立发展而形成纵向上音响的结合。这是和传统交响曲以展开手法为主导极其对立的做法，是这部作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一种处理方式是传统的处理方式，最突出的表现是“太阳”动机的发展，贯穿于全曲。“太阳”动机开始出现时并非完整，直到90小节开始逐渐完整，特别是到317小节“太阳”动机全部出现，预示着革命胜利的到来，人民大众期盼的太阳应运而生，带领着人民大众孕育并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传统主题发展手法出现在主调织体为主的部分，主要运用了重复、模进等手法。

(三)线性对位

“线性对位”是20世纪初明确提出的一种对位技术，有别于传统的“对位”。“线性对位”在1917年由瑞士音乐理论家恩斯特·库尔特(Ernst Kurth)提出，“线性对位”强调更多的是旋律的横向进行，纵向音响不再以传统和声控制为依据，是一种综合的、多向性的强调音高和节奏对立与平衡的写作技术。音乐的发展由线条组成，每个线条都由动能独自驱动，又在内部统一起来。这一写法与传统对位的最大差异是更加注重声部进行，注重每一个旋律的线性发展，同时也不脱离统一性和完整性；这一写作手法的最大优势是作曲家获得了自由，不再受纵向传统和声的限制。

《第二交响曲》运用“线性对位”写作，彰显肖斯塔科维奇结构主义的创作理念。所有的音乐内容在完美的形式下通过缜密构思和设计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把一些抽象的声音组合和各种节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不同材料各具特点的旋律线条达到了最完美的契合。交响曲中线性对位集中用在了引子和第一部分的B段。

谱例1

这是引子部分的第18小节。由高到低，第一声部是连续的三连音十六分音符，每拍6个音；第二声部是十六分音符与三连音十六分音符的结合，每拍5个音；第三声部是三连音十六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的结合，每拍也是5个音，但方向上近似于倒影进行；第四声部是连续的十六分音符，每拍4个音；第五声部是三连音八分音符，每拍3个音；第六声部是连续八分音符，每拍2个音；第七声部是连续四分音符，每拍1个音。这样的形态，线性对位的特征非常清晰，同时每个声部有规律的节奏组织也彰显了结构主义的特征。在音响上七个不同节奏声部叠加在一起使“沉闷”“混乱”的效果达到了极致。这一段落是无调性和多调性的结合，多调性结合既体现在横向进行上也体现在纵向叠置中。纵向上音响也极不协和，传统对位不协和音解决的逻辑完全丧失，节奏的形态千变万化，交织在一起，由此，各个乐器共同营造出一种暗淡、怪异的音响效果，尤其是结合打击乐发出的持续不断的震音充满了不安与不详。

B段，类似于赋格的写作形式，线性对位最突出地表现在141—197小节，声部由少到多，织体由疏到密。各个声部更加独立，不再用三连音节奏，主要是由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自由组合而成。相互对立的各个声部在方向上、时值上、分句上、音程进行上构成对抗，结合快板的速度，音乐层层推进极具冲击力。

(四)合唱形式

《第二交响曲》第二部分加入了合唱形式，虽然音乐上仍然带有“结构主义”[3]特征，但带有歌词的具象性的表达突显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用人声升华直抒胸臆地表达了作曲家的政治立场和坚定信念，因为歌词比单纯的旋律更能够直接地表达出作曲家的思想。

合唱部分歌词的标题是“十月”，具体内容(1)注：此中文歌词翻译自《第二交响曲》总谱扉页的英文歌词。参见：肖斯塔科维奇.第二交响曲.汉堡：汉斯·西科尔斯基音乐出版社(Musikverlag Hans Sikorski，Hamburg)，1984。如下：

我们继续前行，我们需要工作和面包。我们的内心因绝望而万念俱灰。工厂的烟囱高耸入云，就像无数只紧握着但却无力的拳头。让我们恐慌的是沉默、痛苦与压抑。

但是，比枪炮声更加响亮的是我们痛苦的呐喊，我们痛苦的呐喊打破了沉寂。奥！列宁！你在苦难的背后磨练了意志。你用疲惫的双手锻造了意志。列宁，我们明白，我们的命运就是“斗争”。

斗争，你把我们带到最后决胜之战。斗争，你给了我们事业上的胜利。这战胜黑暗与压迫的胜利，没有人能从我们的手中夺走。让我们每个人都在斗争中变得更加年轻和勇敢。胜利的名字是“十月”。

十月！渴望已久的太阳的先驱。十月！革命岁月的先声。十月！工作、快乐和歌声。十月！田野里的快乐和机器的轰鸣声。这是几代人的旗帜和他们的时代印记：十月、公社、列宁。

正如肖斯塔科维奇所说：“加上歌词那就是‘内容’；没有歌词那就是‘形式主义’。”[4]101这就是这首交响乐中“合唱”形式的意义和价值。“合唱”正是在这种观念下被赋予了音乐内容表达的使命。

(五)调式、调性

肖斯塔科维奇作为20世纪现代音乐的践行者，势必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音乐的创新。作为推崇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者，他的作品不仅将传统与现代音乐技法相结合，同时将革命因素、民间因素也纳入其中。

在《第二交响曲》中，肖斯塔科维奇采用爱奥尼亚、弗里几亚和利底亚调式等代替大小调式。这些古老调式的应用，特别是爱奥尼亚调式的应用加强了音乐的民族色彩，赋予音响以严峻的风格。一个主题片段内纵向、横向不同调式交织，使调式结构变得更加复杂，音响更加丰富，结合其他表现因素对悲剧性、阴沉情绪的表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音响作为一种表达情感的重要因素，一直得到作曲家的重视。音乐最能打动人的抑或者说是最能表现和抒发个人情感的地方，音响效果是关键因素。这首作品中情感的对立，不同调式所造成的多种不协和的音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调性方面，开始无调性、多调性，C段经过三次的关系大小调交替后十分清晰地在B大调上陈述。这一调性布局是这部交响曲的又一特征，也正因此这部交响曲被称为B大调交响曲，凸显了传统的调性构思理念，以结束调性作为全曲调性确定的依据。

三、意识形态的艺术化呈现

纵观西方音乐创作风格的演变，作曲家们在经历了共性写作的创作实践之后，逐渐走向了凸显自身才能的创作道路，既个性写作。但是，肖斯塔科维奇所处的苏联社会，苏维埃在1920年10月29日发布了《艺术领域的基本政策》的文件，文件中讲道：“各种艺术都应受到国家和党的监督”，并提出要保证“艺术作品高度的思想性和革命性”[4]35。这就意味着艺术家们必须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文化建设要求进行创作，作品必须符合苏维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设定的内容。

苏联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艺术领域的方方面面必须遵从政治领域所设定的维度的情况下，无论是艺术构思、创作技法，还是艺术形式、表演形式和表达内容等，都必须将社会意识形态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考量。

克列姆辽夫曾对艺术是什么做出这样的回答：“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现象，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像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一样，也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5]

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无产阶级刚刚夺取政权，推崇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曲家形成了两大阵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曲家们越发感觉到在音乐创作时必须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组织将艺术的“艺术性”与“政治性”两者兼顾，这些作曲家既要避免复杂的现代主义也要避免简单的功利主义；第二，他们面临着整个国家不同身份的听众，作曲家不论选择什么技法进行创作，难以做到让所有人满意，必须做好面对非理性评价的心理准备；第三，苏联社会并非完全封闭，世界潮流也影响着这里的文化生活，在20年代后期演出的剧目中常常会出现西欧的作品，这也使得作曲家写作时也要有创新的成分，和西欧接轨；第四，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纯抽象的艺术形式如交响乐受欢迎的程度下降，因此作曲家在写作乐队作品时必须考虑标题性体裁，如带有标题的音诗，或者是突显民族色彩的幻想曲等；第五，从官方角度，鼓励写作能够表达具体内容的标题音乐。列宁就曾阐明新政府官方的艺术观点：“艺术属于人民。它深深地植根于广大工人群众中。它必须受到他们的理解和热爱。它必须生根于他们的情感、观念和期望，并与之共同生长。”[6]由此可以看出，苏联作曲家创作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而肖斯塔科维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第二交响曲》的写作，将意识形态艺术化地加以呈现，既是现代的也是现实的，既坚持了自身艺术理想，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可以说完全符合上述的政治要求和创作立意。

(一)音乐叙事和曲式结构紧密结合彰显意识形态的内涵

《第二交响曲》可谓是一部交响叙事诗，通过音乐表现手段揭示作品内容，通过曲式结构的进程展开叙事情节，进而艺术化地彰显意识形态的内涵。

1.引子，描写黑暗时期，渲染气氛。在定音鼓极弱(ppp)力度滚奏的衬托下低音提琴进入，呈现阴森、恐怖的音响效果。然后逐渐从低到高弦乐队的各个声部进入，层层叠加，呈现出越来越沉闷、压抑的情绪。23小节开始，铜管进入，24小节独奏小号加弱音器演奏旋律，和浓密的织体构成对比，旋律忧郁、徘徊不定。34小节，短笛和长笛演奏八度重叠的旋律，逐渐引出A段。

2.A段和A的变奏反复，革命萌芽时期。开始是低音提琴和大提琴八度重叠以附点节奏为主动感极强的旋律。67小节出现呐喊的音调，呼唤“太阳”的出现，在71小节达到一个顶点，力度标记为很强(ff)。69小节出现“太阳”的动机，此后71、74、75小节再次出现，是全曲的点睛之笔，结合歌词可以判断，“太阳”代表的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代表苏维埃领袖——列宁，而“十月革命”就是“太阳”出现之前的先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基础。86小节乐队齐奏似乎代表群众形象，而87小节定音鼓以很强(ff)力度的猛击代表的是新力量演说家的出现[2]29。

A的变奏反复，用的是“太阳”动机的材料，如90小节开始大号的旋律，101小节第一、第二小提琴以及中提琴演奏的旋律。这一段落在结构上具有连接的作用。

3.B段，积蓄力量。采用复调手法，109小节开始声部进入的形式类似于三声部赋格曲的呈示部，但三个声部的旋律各自独立运动，直到140小节结束。141小节开始类似于赋格曲中间部的形态，纵向上乐器数量逐渐增多，横向上的节奏逐渐变得更加密集与复杂，每个声部仍然十分独立，音乐内容上表现的是不断地积蓄力量。最后推出198小节极强(fff)力度的定音鼓，仿佛是演说家发号施令一样引出下一个段落。

4.A1段，描写集会情景。199—207小节4支圆号以超强(ffff)力度吹奏出庆典性欢呼。从213小节一直延续到下一个结构部分223小节的中提琴声部出现一个沉思性的旋律，婀娜、妩媚，似乎是黑暗时期腐朽统治者生活的一种再现与讽刺。

5.连接，回忆到黎明。具有第二部分引子的功能，预示着一场革命的到来。这一段落虽短但内容丰富。从237小节开始单簧管的旋律体现为牧歌的风格，旋律进行中在240小节再次出现“太阳”的动机，253小节单簧管旋律结束。伴随着单簧管旋律的结束，在252小节同时出现小提琴独奏，这是黎明时分唤醒人们注意的革命者的独白。

6.C段和连接，革命斗争。合唱进入，开始使用调号记谱，调性清晰，和声明确，特别是歌词的作用，意识形态表达无疑、清晰可见，符合政治要求，符合艺术反映人民大众心声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261小节出现的#F音为工厂汽笛声，然后引出合唱部分。合唱部分第一段，也就是歌词的第一段，263—286小节，G大调，开始是男低音声部宣叙调风格的演唱，曲调来自于被广大劳动者广泛传唱的一首苏维埃革命歌曲。第一段歌词结束后的连接部分，287—291小节，开始由圆号和小号先后演奏的旋律是歌唱性的旋律，进行曲风格的革命歌曲。第二段，292—317小节，调性布局是e-bA-f-E，295小节开始是大众赞歌风格的四部混声合唱，300小节歌词中出现“列宁”的名字，第二段停在317小节的第一拍，歌词是“斗争”。从317小节的第二拍开始是连接，由圆号和小号先后奏出“太阳” 的动机，331小节“太阳”的动机由长号奏出。第三段，337—359小节，#c 小调，351小节工厂的汽笛声再次响起，第三段停在极强(fff)力度持续八拍半的长音上，最后结束于359小节。在合唱持续长音的同时，357小节开始已经是连接部分，钟琴声部奏出“太阳” 动机，并逐渐转向B大调的第四段。

7.D段，盛大庆典。是歌词的第四段，369—402小节，调性布局是B-f-C-B。如果说前三段类似于分节歌的话，那么第四段就是副歌。庆典一开始就是“太阳” 的动机，由合唱演唱，旋律在女高音声部。合唱结束于392小节，接续是管弦乐队的尾奏部分，最后在定音鼓的滚奏声中由乐队全奏结束全曲。

音乐叙事通过曲式的进程展开，主导动机明确的指向性，不断地重复具有了符号化的意义，起到了强化内容的作用。不同旋律、不同和声、不同调性的转换，不同力度、不同织体形态以及不同乐器、不同音色的组合等，都对意识形态内涵的彰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主题及发展手法和意识形态表达完美契合

《第二交响曲》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题发展手法，一种是反传统的规避各种传统主题发展手法而构成的主题，即不采用“展开”手段而构成主题并完成音乐的陈述；另一种是和传统的发展手法紧密相联，充分发挥其特征为内容表达服务。

第一种主题发展手法主要用于引子和第一部分B段。横向上看，每一拍、每一小节、每一句音乐的出现都是新的；纵向上看，每一个声部的音乐又都是新的，音乐向前发展，纵横两个维度以新的材料交织在一起，充分地表现了混乱的无秩序的社会局面。

第二种主题发展手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太阳的主题。

谱例2

谱例2是总谱317小节处圆号演奏的完整的“太阳”动机。在此之前这个动机已经出现了6次，之后又出现了4次，共计出现了11次之多，几乎贯穿了全曲。从这个线索来观察，整部交响曲的脉络是黑暗时期、呼唤太阳、太阳出现、在太阳的引领下积蓄力量、斗争，最后是以“太阳”主题写作的胜利庆典，歌颂“十月革命”。“太阳”主题的贯穿和发展，凸显了意识形态的表达，不仅歌颂了“十月革命”，也歌颂了“十月革命”的引领者。

谱例3

谱例4

谱例5

谱例3、4、5都是不同形式的“太阳”的动机。谱例3是98—101小节，由第一、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第五次演奏“太阳”动机；谱例4是237—243小节，“太阳”动机由单簧管第六次奏出；谱例5是369—373小节，是“太阳”动机的最后一次出现，由女高音演唱。

传统的主题发展手法还表现在其他地方。

谱例6

谱例6是44—48小节，由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八度重叠演奏这个旋律，充满了重复和模进的主题发展手法，休止符和大跳的并用构成了强有力的节奏，充满了斗志和斗争的力量。

谱例7

谱例7是67—72小节，由小号演奏，同样运用了传统的主题发展手法，但在乐句开始处不重复地运用了12个音，是当时勋伯格刚刚发明的十二音的写作手法，这是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这段旋律从幽暗、低沉的氛围中过渡过来，和引子音乐形成鲜明对比，犹如喧闹集市上高声的呐喊，呼唤“太阳”的出现，接续“太阳”动机在69—72小节连续出现两次，第二次出现是谱例中注明“动机”的地方。

总之，作者运用“太阳”动机贯穿发展表达符合意识形态的音乐内容，运用传统的主题发展手法营造恰当的情绪与气氛。

(三)线性对位对意识形态艺术化呈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在现代作曲技术方兴未艾之际，在传统作曲技法占据一定优势的情况下，想发掘一个能够表达混沌、黑暗、混乱的技术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而肖斯塔科维奇恰恰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创作理念，抓住了“线性对位”的表现特征，巧妙地运用到创作中并将其发挥至极致，符合意识形态要求，揭露旧社会的丑陋无序。众多旋律在同一个时间内，各自发展，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性，使旧世界杂乱无序的混乱场景跃然纸上，效果鲜明。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线性对位的应用，那么作品在这一层面的表达必将黯然失色。因此线性对位的应用对意识形态的艺术化呈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因为线性对位，复杂的音响才使得第二部分的革命斗争和庆典显得更加突出，更加惹人注目，达到了欲扬先抑的效果。

(四)合唱形式的运用明确了意识形态的主旨

《第二交响曲》的第二部分，完全由合唱主导，合唱中歌词具象地表达了意识形态设定的政治内容。歌词中的关键词痛苦、压抑、年轻、勇敢、快乐等，是对情绪的把握；打破、磨练、锻造等，彰显了自我锤炼和坚定的意志；呐喊、斗争、胜利、黑暗、十月、田野、机器、公社等，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斗争的方方面面。出现“列宁”的名字，似乎是太阳的象征。

肖斯塔科维奇能将合唱和交响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种选择已经使作品在意识形态的呈现上占据了主动，再加上他出神入化的写作手法使音响深入人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思想内涵。

四、社会反响

肖斯塔科维奇《第二交响曲》，是“俄罗斯”交响乐转变成“苏维埃”交响乐的重要作品之一，此后，这一体裁的创作，几乎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4]112-113。无疑，肖斯塔科维奇的这部交响乐对苏维埃交响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此，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从主观上看，肖斯塔科维奇有着紧跟时代的积极思想，他虽然出自于学院派，但却能够将自身的技术优势转化为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音乐作品，将艺术性融汇到意识形态的表达中。他的思想没有被“象牙塔”所束缚，没有受到“纯音乐”“纯艺术”的羁绊，而是将形式与内容紧密结合为社会服务。他曾说过：“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一个艺术家竟要远离人民把自己关闭起来，而到头来，人民就是他的听众。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为尽可能多的人民服务。我经常努力使自己的意思尽可能广泛地被人理解，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的过错。”[4]172

肖斯塔科维奇在《第二交响曲》的创作上同样践行了这一点，虽然在器乐部分更多地表现为现代技法的彰显，运用了线性对位等现代写作技术，似乎是形式主义的表达，但一声真实的“工厂汽笛”打破了所谓“形式主义”的外壳，拉开了众人盛大集会的序幕，可谓是现实主义的写照，清晰地表达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构思，表达了对“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和欢呼。

客观上，苏维埃文艺思想指引着肖斯塔科维奇走上与同时代其他国家作曲家不同的道路，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像苏联这样重视艺术音乐的创作，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正是苏维埃时期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苏维埃社会一致认同的是：“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音乐……我们，作为革命者，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列宁本人说：‘音乐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手段。’音乐或许不是群众的领导者，然而，他肯定是一种组织的力量！因为音乐具有一种激起特殊的情感的力量……即使是交响乐形式，它似乎是比其他任何形式更加脱离文学成分的，可以说它对政治也是有关系的……音乐的目的不再是它自己，而是斗争中有生命力的武器。”[4]172

同时，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精神气质也决定了意识形态表达的必然性，审美主体的审美需求促成了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联，在审美主客体之间，有效表达意识形态主旨成为了二者达成共识的契合点。“由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点，艺术即使不是说教，也总要‘言之有物’。”[7]这就决定了不论是审美主体还是审美客体的主宰者都将音乐内容和意识形态的表达作为一种需求，因此造就了音乐作品具象表达的必然性。

不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意识形态的表达都是《第二交响曲》的核心推动力，其写作目的十分明确。因此，这部交响曲在首演后，社会各界反映强烈，虽然有来自各方面不同的声音，但音乐内容明确的指向性以及所形成的社会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也因此《第二交响曲》在十月革命10周年时荣获列宁格勒音乐大赛一等奖[8]。

在随后的评论中对《第二交响曲》有这样的表述：“交响曲的歌词是直率的、明确的，而纯粹器乐部分却是极其复杂、不协和，有时故意诉诸理智……这种音乐语言使人觉得是合时的。就在这一次，不仅是现代派的，而且有无产阶级派的评论家都承认作品以强劲的气势表现了革命观念。戏剧性的、宣言式的风格被认为是合理的；刺耳的声音好像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烦乱。”[4]107

人们能够从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中体会到情感的波动，触及事件的发展，感受到一幅幅的画面，很容易地将音乐与音乐内容相联系。“……曲中有一声工厂汽笛声，以此为最后一个乐段做准备，还有一段合唱团的吟唱，鼓在旁边敲着——以及诉诸列宁革命背后的抗议精神与理想的‘海报意识’。”[9]这是审美主体最真实的感受与描述。

对于这部作品，对于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在苏维埃社会引起的社会反响一直以来都是起伏跌宕、波澜壮阔。他的音乐最大特点之一便是具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充分地、准确地表达思想情感以及叙事的情节。在这个方面对肖斯塔科维奇有着极高的评价：“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是崇高的感情、奇异的方式、深刻的抒情与朴素的叙述的结合。听者几乎都能理解音乐中的‘情节’，即使他没有多少音乐修养和经验。”[1]27可以说，肖斯塔科维奇做到了将高超的作曲技术隐藏于作品的背景之中，将最易接受的作用于人们听觉的最感性的东西推至前景，真正做到了曲高而不和寡，使人能够真切地感受音乐的魅力与内容，并从中获得审美享受，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获得心灵的启迪。

由于《第二交响曲》明确的意识形态的表达，以至于1932年在美国费城和1962年在英国伦敦的演出，都将第二部分合唱全部删除，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这部作品意识形态清晰表达的强大影响力和威慑力。

五、结 语

20世纪初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伴随着工业革命以及现代音乐的兴起，作曲家跟随时代的洪流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肖斯塔科维奇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将自己的艺术生命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和时代紧密结合，选择了一条和社会发展相契合的正确的创作道路，写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不愧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阿多诺认为“社会是艺术的本源，即使是最纯粹的音乐，也不能置身于社会之外”[10]。肖斯塔科维奇正是这一美学观点的践行者，《第二交响曲》正是这一美学观点的充分体现。他将音乐创作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用音响符号以恰当的手法去表达思想情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形式理性和内容理性一直是作曲家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在肖斯塔科维奇所处的苏联社会，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他深知形式理性和内容理性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二者往往相互排斥，如果过于追求形式上的严谨和逻辑，音乐内容的可描述性必然受到影响；如果过于追求内容的理性，势必会造成作品的艺术性的欠缺。因此必须将二者兼顾达到完美的平衡。《第二交响曲》正是这样的作品，将形式理性和内容理性发挥到极致，既符合自身对艺术水准的苛求，又符合现实社会对艺术家的要求，艺术化地反映了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作曲家最重要的品质，也是值得后来者学习借鉴的最重要的方面。

《第二交响曲》运用交响曲体裁，单乐章，一气呵成，从抽象到具象，从结构主义到现实主义，从描写黑暗到颂歌光明，从复调到主调，从无调性到调性鲜明，从器乐到合唱，缜密构思，立意高远。是内容表达的要求造就了形式美，是恰当的形式成就了内容的表达，二者相辅相成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将意识形态艺术化地呈现给世人。这部交响曲既不是高高在上的只追求艺术理想的纯艺术品，也不是粗制滥造媚俗、庸俗的肤浅之作，集艺术性、政治性、思想性于一身，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肖斯塔科维奇通过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他的艺术道路的正确性，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得到体现，对于现今的艺术家而言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激励后来人在创作上和时代紧密结合，既志存高远，坚守艺术理想、学术理想，同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抒写伟大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