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行业中泛娱乐化低俗化现象探究

秦阳 郭姝妤

摘 要：“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德罗在《双城记》里的这句话用到娱乐产业似乎也成立。娱乐高度发展的当下，娱乐巨头、商业资本纷纷涌入娱乐市场，寻找人们渴望的情绪宣泄口，在激发市场活力和“粉丝”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了艺术的泛娱乐化，其后果就是，我们成为了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的“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关键词：影视行业；泛娱乐化；低俗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5-0122-01

一、前言

2018 年 4 月，新华社刊发《向着网络强国阔步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网信事业发展述评》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1]这段话引人深思，目前我国的综艺节目存在严重同质化、过度娱乐化、重引进轻原创等问题。娱乐化似乎成为了电视节目创作的“集体无意识”。浅薄的娱乐、消遣功能代替了艺术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陶冶功能，艺术走向了一个极端、畸形的倾向，这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媚俗”，也是拉扎斯菲爾德所说的“麻醉作用”。

二、原创能力不足，同质现象严重

1935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出正是机械复制的手段，导致艺术作品光晕的消解。时下正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电视节目的模式可以复制，成为了可以交易的“工业产品”。在我国电视荧幕上，凡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节目均借鉴了海外模式。由于原创节目研发周期长，播出效果不具有可控性，所以借鉴海外成功的节目生产方式便成为了最具性价比的选择，但是，正如德国作家李希滕伯格所言：“辉煌杰作的唯一缺点就是，他们通常成为一批平庸之作问世的根苗。”节目的跟风雷同极大地缩短了其本身的生命周期，也极大地透支了观众的热情。2009年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一经播出，紧随其后，《非诚勿扰》《新相亲大会》《乡约》等婚恋类交友节目火速升温。与此同时，2018年，观察类节目从《我家那小子》《心动的信号》开始，到后来《遇见你真好》《女儿们的恋爱》等节目也组团来袭。目前我国的文艺市场，呈现出一种“有高原、缺高峰”悖论交织的文化特征。千篇一律，克隆模仿，导致艺术独一无二的光晕面临消解，同质化现象泛滥。

三、立意导向错误，追求眼球经济

罗兰·巴特说：“我们对世界的评价，不再取决于高贵和低贱的对立，而是旧与新的对立。”人们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传统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都受到了质疑甚至忽略，电视节目本是反映时代精神和生活本质的视频，但是某些电视节目却为了追求眼球效应，故意设置庸俗环节，如在现今收视率较好的《爱情保卫战》《金牌调解》两档卫视节目中，经常把类似“妻子视狗如命，老公竟成第三者！”“坐高铁上门，打一顿媳妇再回家”“妻子流产竟然是姐姐下药？” 等耸人听闻的语句当作节目的标题；一些电视新闻节目为了达到吸引受众、取乐受众的目的，报道中时常出现要素不全、来源不确定、事实不清，以及人为使新闻情节化、故事化，将事实局部夸大的现象。这些人为设置娱乐元素的做法，就是为了制造“噱头”，以吸引观众眼球。[2]还有近几年频频出现的许多恶搞历史、恶搞文化的作品，如2019年某卫视播出的新版《封神演义》中，精明能干的姜子牙带有了一丝搞笑色彩，历史上祸国殃民的妲己变成了保护百姓且具有家国情怀的正面人物，九尾狐妖王子虚的妩媚程度令人惊叹不已。其创作者对经典的恶搞遭到了官方媒体和广大网友的指责。究其原因，是一些编剧和导演对知识的匮乏，以及迎合观众心理的观念。影视剧泛娱乐化虽然会增强观众的观看意向，但是偏离事实的影视剧，也会给观众带来错误的信息，甚至可能造成人们的认识出现偏差。由此暴露出泛娱乐化语境下电视文化的生态困境，应该引起我们对媒介伦理的警觉和反思。

四、攀比追星盛行，铺张浪费成态

泛娱乐化的大背景下，有一种叫作“明星”的产品大放异彩。明星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出了全民狂欢、全民追星的文娱景象，推动了泛娱乐化现象的产生。一些明星自带“粉丝”流量，拥有大量忠实受众，依赖于“粉丝经济”的流量变现，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3]明星是一种有效的营销资源，善加运用，可以有效增加节目的看点和吸引力，但是过度明星化虽然直接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却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给青少年带来广而有害的影响。同时，明星阵容助长了只重排场、不重内容、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当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时，就会导致文化精神的枯萎。”

五、影视节目应对泛娱乐化的策略

（一）文化引领内涵，摆脱模式依赖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艺术的生命，也是坚持文化自信必修的时代课题。文艺工作者要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摆脱对境外模式的依赖心理，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强调电视节目的趣味性不一定意味着要降低格调，电视节目应该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节目模式。比如《奔跑吧兄弟》的前期拍摄尽管是中韩携手，但是策划团队更注重的是整合出中国风味的独特创意，将观众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尽可能地穿插在每一集的剧情设置中，到有中国地域特色的地点拍摄，在游戏环节中也加入了中国的本土道具，使节目在趣味横生的同时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力推“诗改歌”原创之举，将传统诗词经典和现代歌曲的声乐节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传统文化再放光芒。河北电视台《中国好家风》紧紧抓住了传统文化中的“家风”这个核心概念，旨在传播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讲述至情至性家风故事的基础上，加入了家风观察员和家风特派员的元素，他们和主持人、受访家庭一起探讨，弘扬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好家风。

（二）增加素人元素，追求人文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社会主义文艺，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電视节目不应该成为比拼明星的场所，而应该展现普通人的劳动和生活。我们在批判电视节目的种种问题的同时，也欣喜地看到一大批接近百姓生活的节目在不断涌现出来。例如央视的《等着我》，是一个以素人为主题的寻亲节目，通过媒体来寻人。其成功也为电视媒体的公益之路提供了借鉴。北京卫视的《暖暖的新家》是其倾力打造的聚焦百姓生活的真人秀节目。在帮助家庭完成装修梦想的同时，讲述不同的家庭在装修中温暖人心的故事。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文艺，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离不开人民的哺育和生活的滋养，坚持文化自信，必须将人民作为永恒的主角。

（三）加强政府监管，健全评价体系

不难看出，目前的电视媒介在没有道德罪恶感意识束缚和惩戒机制的情况下，正在肆无忌惮地制造包装精美的精神垃圾，媒介伦理的缺失已经形成当前中国电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可见，完善的文化机制和评价体系尤为重要。

2018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要严格控制偶像养成类节目；2019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原创视听节目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通知》，使市场的规范有了回暖的迹象，市场整顿和政策监管应当继续发挥“牵头羊”的作用，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作为有力的管理部门，政府要积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应该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注重对艺人价值观的引导，鼓励全社会共同监督。

六、结语

在高度商业化的文化语境中，在现代媒介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如何扬长避短，避免掉进娱乐的“黑洞”和审美的失意，是一个值得冷静思考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吴晶，王思北，胡浩.向着网络强国阔步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网信事业发展述评[N].新华每日电讯，2018-04-20.

[2] 邱明光.试论媒体融合时代电视媒体应对泛娱乐化倾向的策略[J].东南传播，2019（10）：1-3.

[3] 程会通.再谈“泛娱乐化”传播现象之成因[J].视听，2019（6）：117-118.

作者简介：秦阳（1997—），男，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研究方向：广播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