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有温度的批评： 师陀散文研究及创新之可能

江红

【摘要】 师陀散文研究的文献综述是其散文研究的基础。自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李健吾关于师陀散文的述评已经出现，范培松、庄汉新等人对其散文的论述不胜枚举。论述经历了对其散文简单归类，到以民俗学等跨学科视角关照其散文内容，聚焦其散文的乡土主题，到年轻学者以尊重作者“在文学上我反对遵从任何流派”的主张，以贴近作者创作时的心境和心理诉求的方式做有温度的批评，开创了师陀散文研究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 师陀散文;研究综述;有温度的批评;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3-0028-03

师陀散文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唐湜等人对其作品的评点式批评。李健吾于1948年3月15日在《文讯》第8卷第3期发表的《读〈里门拾记〉》一文中坦言“被芦焚先生的文章的独特风格吸引”;唐湜则称师陀为“炉火纯青的散文家”;当师陀散文集《看人集》作为开明文学新刊出版时，该书编辑认为：“作者文笔优美，富于诗意，而且思想深邃，蕴涵了许多人生的哲理。所以本书不但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也是一种智慧的启发。”上述评论可谓画龙点睛，却大致流于感觉和印象，虽然对其散文的整体风格作了初步的概括，但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建国后师陀散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几个较权威的散文史著作中。这些散文史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作为散文家的师陀及其散文，也许是基于篇幅的限制等因素，对师陀散文的主题、风格、思想特色等均无独立细致分析，往往在论述“京派”散文或散文的写实潮流时，将之作为“京派”散文或“乡土派”散文的一个例证。

如范培松先生所著《中国现代散文史》及庄汉新先生编著《中国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均将师陀散文归入“京派”散文之列。

范著先是在《京派散文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一节提及师陀：“由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期，逐渐以《大公报》文艺周刊为阵地，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但却很有特色的散文作家群，他们是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废名、李健吾、芦焚（师陀）……人们也就呼之为京派散文”，认为京派散文的文化选择“是整个农业大文化的滞重深厚的背负，也是对现代文明，尤其是都市文明的排斥;京派散文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重情感，轻效应，以倾向的模糊，对理性迂回排斥。”

同时在《京派作家榜》一节中论述作为“京派”散文家的师陀及其散文。庄著同样在论述30年代北方的“京派”作家群时将师陀归入其中。

且不论这些散文史论著将师陀归入“京派”散文作家是否得当，其中的某些判断也存在诸多失误。如范先生所说的“以《大公报》文艺周刊为阵地”的“京派作家群”，此论断用于其他作家尚可，用于师陀则不准确。

据翻阅旧期刊统计，师陀现已发现的62篇散文中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主编）和《大公报·文艺》（萧乾主编）上的只有《做戏文学》（1934年1月20日第34期）、《京派与海派》（1934年2月10日第41期）、《夜》 （1934年8月15日第39期）、《拾记里门的前后》（1936年12月21日第270期）、《虹庙行》（1937年4月21日第326期），共计5篇。

值得注意的是，这5篇散文均没有范先生所论的“京派”散文的“重情感，轻效应，以倾向的模糊，对理性迂回排斥” 的印记。

如《做戏文学》甚至以尖锐的笔调冷嘲热讽标榜“不左不右”的杂志和所谓为文态度超然的文人;《虹庙行》也以忧国忧民的深沉语调揭露底层民众的现实苦难;《京派与海派》中更是明确表示“‘京派’和‘海派’依旧不过概念上的存在，认真区别很难办到。”

实际上，师陀的散文大都发表在巴金主编的一些纯文学刊物或一些综合刊物的创刊号上，显示了作为文坛新秀的师陀独立的艺术追求和思想状态，如《钓石下》《劳生之舟》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蛙鸣》发表在小品杂志《文饭小品》上，《白鸽》《探索者》《爱的花束》《这世界》发表在《今代文艺》创刊号上，《期待》发表在《文艺杂志》的创刊号上。

由此可见，师陀散文大多发表在“京派”除《大公报》之外的其他刊物上，且其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散文风格与范先生所概括的“京派”散文风格也存在巨大差异。

与范培松先生和庄汉新先生将师陀散文粗线条地归入“京派”散文不同，近年的诸多论著则从“乡土”散文的角度来观照师陀散文。

俞元桂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版）》多次论及作为散文创作者的芦焚，但不再使用“京派”作家群这一概念，认为芦焚是属于“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相抗衡之外的，散文创作集中在《大公报·文艺》《文学季刊》《水星》上，反映出比较一致的特色：内容坚实，形式讲究，以质取胜的一群”。

这种定位无疑是中肯的，但是在论述师陀的散文作品时，却局限于将其放在“乡土内地的返顾与忧患”的背景中，认为“芦焚唱的是内地乡村破产的挽歌，给人的感觉是忧郁和沉重。”

钱洲军的《芦焚早期乡土散文艺术底蕴探析》则将芦焚的“乡土”散文与“京派”作家的“乡土”散文做比较，分析了芦焚散文艺术上打上的“京派”烙印 。

陈德锦（香港）的《中国现代乡土散文史論》在阐释“乡土作家和乡土社会的关系”时，分析师陀的《果园城记》以半虚构、半写实的笔法，变换角度、架设距离使对乡土的批评达到客观化，并运用李健吾的现代文学批评方法（对作品修辞性的完整性和作家的心理倾向的分析）分析师陀乡土作品之乡土感情的矛盾性及其成因 。

上述论著或将师陀作为“京派”散文作家之一;或将之划归“乡土派”散文的代表作家之列;更有从“京派”与“乡土派”二重视角对师陀散文之特质及其内在矛盾，但均存其“同”而未能辨其“异”，在充分肯定师陀散文的“京派”特征与乡土特征的同时，却忽略了其所独具的既异于“京派”散文，又区别于其他“乡土写实派”散文的某些特点。

除此之外，对于师陀为何是“京派”或者乡土“写实派”散文家，其散文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京派”或者乡土“写实派”散文的思想艺术特征，是否具备或者具备多少迥异于“京派”或者“写实派”散文的独特性等问题，都未做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

可喜的是，师陀散文研究某些最新成果，已突破了此前的僵局，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如某些最新论文开始挖掘师陀散文独特的情绪内涵，出现了从文化批评的视角观照师陀散文的新动向 ，可惜仍然停留在尝试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最值得关注的倒是海外的师陀散文研究。众所周知，最早对师陀在新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予以定位的是海外的夏志清先生，其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首次将师陀与张爱玲并提，并重点论述师陀移居上海后创作的《果园城记》《马兰》《结婚》等多部作品。

夏氏对于师陀的评价深深地影响了海外其他学者，以至于师陀至今仍然备受海外研究者关注，并出现了一些视野开阔、见解独到、别开生面的论著。

其中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张英进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耿德华先生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论及师陀的文字颇为精到，如张著再次论述了《果园城记》的非政治化的叙述模式以及作为民俗学者的叙述者师陀;耿著则不但将师陀作为沦陷区一个重要作家设为专章进行论述，而且开始关注师陀的散文集《上海手札》。

师陀之所以备受海外研究者的青睐，夏志清论著的影响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为内在的缘由在于，师陀是上海沦陷区一位产量颇丰的作家，在于他是一位对生命体验极其虔诚和对历史人生极其执著的作家，更在于他执意游离于主流文化制约之外的勇气与胆识以及投影在其文本中的异质因素，而这种异质因素在其散文中则突出表现为浓重的反思意味。

可以说，正是师陀散文中的这种反思意味使其散文异于对“理性迂回排斥”的“京派”散文，也正是因为这种反思倾向，其乡土散文才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怀旧之旅，而是基于知识分子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对乡土世界的一次深情的凝视，是在前一时期的乡土散文的情绪内涵与表现方式的影响的焦虑中，反思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乡土世界的伦理情感、知识分子与乡土世界的关系及其价值取向的得失。

换言之，师陀散文远远不是“乡土”散文这一范畴可以含纳的，因为师陀散文往往是在一种情绪焦虑、文化焦虑中企图在现代散文的主题传统、形式传统中突围。

其散文包括众多主题，涉及包括乡土主题在内的有关知识分子命运、人类生命本体的思考、战争环境中人类的精神世界与民族精神、人类不断跋涉的人生宿命的思考等等更深刻的散文主题。

如果说“京派”作家是因处于一种政治化与商业化因素不断侵袭文坛的焦虑中，为了超越文学的政治化与商业化而追求“为文学而文学”的学院派立场，从而走向“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和“作为斗争的一翼”的二元对立，形成专心追求散文艺术的完美的“京派”散文，完成对上述两极的影响的焦虑的超越，那么，师陀散文则是其在“五四”以来散文传统的整体焦虑中，以重新反思前一时期散文的主题、形式和思想内涵的创作实践，形成其独特的具有浓重反思意味的散文体式。

正是在此意义上，师陀先生一再强调“在文学上我反对遵从任何流派（我所以要说出来，因为这大概是我说这种话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从事文学工作，他的任务不在能否增长完成一种流派或方法，一种极平常的我相信是任何人明白的道理，是利用各方法完成自己，或者说达成写作目的。”

所以，研究者如果一厢情愿地将师陀散文粗线条地归入“京派”散文或者“乡土派”散文，必将遮蔽师陀“自己”的创作个性及其艺术实践的独特性，无法捕捉师陀散文中所弥漫的本雅明所说的那一种“气味”，即文学作品得以在其中创造和表现自己的那种既不能“再生产”，也不能完全被“复制”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从而使得其散文承载的更深沉的现实思考和哲理内涵，更复杂的心理欲求以及其所呈现出多种韵致与深刻内涵交织的丰富图景被遮蔽。

综上所述所，师陀散文研究最初只是将其简单归类，显然这一类研究“未能触碰现实——实存的人生或文字营造出的世界”，评论家冷静超然、不动声色地站在“土地”之外 ，逐渐拉大了批评与人生、与文学的距离。

海外学者则将其作品或置于沦陷区文学背景之下，或以民俗学的视角关照其作品，看似回归了文本本身，却始终脱不开一个他者视角，无法贴近作者创作时的心境和心理诉求，失了批评的温度。

相较之下，第二类研究则到回归文本分析，再将文本置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以更高的诚意贴近作家心境。融入了作家的创作心路，进行有“温度”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以精准的语言、适合的方式再现作家的生命体验，呈现作家敏感精深的灵魂触觉，作品带给人的喜怒笑怨，和文字背后人生的暗香浮动，完成评论家在文字中生发出对宇宙对人心对作者的爱恨交织、悲天悯人，完成一次文学批评的创新创作。

参考文献：

[1]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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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版）[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5]钱洲军.芦焚早期乡土散文艺术底蕴探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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